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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户时代是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明清新书风的传入，使得日本书坛上形成了继平安时代以后，第二次大规模学习“唐样”书风的局面，且对日本书坛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江户时代;“唐样”书法;书论;碑学
一、前言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自古就保留着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极其深远。日本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统治政权的支持和鼓励，中国朱子学说得以迅速发展并全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的繁荣带来了科教事业的发展，教授汉学、书法的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诸如以幕府大名为中心而成立的藩校，在江户时期就达三百余所，教育内容除儒学经典之外，还兼有诗、书、画、棋、射术、剑术等诸艺;另，以教授庶民子弟为主的初等民间教育机构“寺子屋”，也在全国得以开办，且数量众多，据统计，幕末时期已近一万五千余所，因此文字的普及得到了快速提高，随着文字大众化进程的推进，文字的识读和使用已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专利，江户时期的日本迎来了文字共有化时代。此外由于明末遗民及清人的东渡，共同促进了日本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发展，日本书坛也出现了再次学习“唐样”书法的高潮。
二、江户时期的日本书坛
日本自平安时代起，开始与中国有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曾派出大量遣唐使来到中国，遣唐使们把中国文化带进日本的同时，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随之也被“请”进，这一时期以“平安三笔”（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为代表的“唐样”书法家的出现，标志着“唐样”书法在日本迎来第一次的高潮，伴随着平安中后期日本假名文字的出现，日本书坛上又形成了与“唐样”书法相对立的“和样”书法，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平安三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从此，“唐样”与“和样”书法共同贯穿着整个日本书法史，到了江户初期，在日本书坛上唯独可以称颂的“和样”书家恐怕只有“宽永三笔”（近卫信尹、本阿弥光悦、松花堂昭乘）了，之后由于明末遗民的东渡以及德川幕府奖励儒学，汉学风潮再度兴起，也由此助长了“唐样”书风在日本的发展，形成了诸如江户早期的“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稍后的北岛雪山、细井广泽以及江户后期的“幕末三笔”（卷菱湖、贯名海屋、市河米庵）等“唐样”书法家群，与此同时，“唐样”书法在日本迎来了第二次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唐样”书法又与平安时代的“唐样”书法有着很大的区别，江户时期的“唐样”书法家大多是以中国明清新书风为其书法基调，这与平安时期书家所追寻的魏晋和大唐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虽然这一时期依然存在以“御家流”和“持明院流”为代表的“和样”书风，但却很难与风靡的“唐样”书风相抗行。
三、江户时代“唐样”书法家群体的出现
前文已述，幕府因政治所需奖励儒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带动了汉学的兴盛，日本儒者文士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已蔚然成风，而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更是被他们拿来标榜自己汉学素养的工具，如果说江户以前书法家的主体是皇室、贵族、僧侣书家，那么此时这些文人雅士们，作为新的知识阶层在江户书坛上已经渐渐具备了左右一切的威望，并成为了书法主流的引导者。纵观日本江户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拥有超高书法技艺水平的士族知识分子，诸如：伊藤仁斋、北岛雪山、松尾芭蕉、细井广泽、新井白石、荻生徂徕、卷菱湖、市河米庵、贯名海屋等人，他们不是皇室贵族，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些是出身卑微属社会底层之人，他们身份各异，包括经学家、文学家、医者等，但他们又拥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唐样”书法家，并作为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对江户时代“唐样”书风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北岛雪山（1636-1697）幼名三立，号雪山，才学巨富，藏书甚多，人称曰书厨。“性嗜豪饮，戏笔成文，狂吟放浪，不抱绳墨”、“为人洒落，有晋人风”，[1]雪山少年时期学习朱子学，后游学于长崎，与林春斋、木下顺庵等儒者多有往来并讨论阳明学，又向黄檗名僧隐元、独立等请教书法，书艺大进，适时逢明人余立德“始游于长崎，自是已降，屡相往来，前后客于雪山旅社凡三次，其自文衡山所四传笔法授之雪山。”[2]文中所言“四传笔法”即为“拨镫法”，《先哲丛谈后编》亦有记有：“雪山始学书于西湖戴曼公，得立德法，尽弃旧习也。”[3]由此可知，北岛雪山“唐样”书法的取法对象皆是明人，从中亦不难看出其对文徵明等人书风仰慕和推崇，另外，通过其存世书法《庭训往来》、《唐诗条屏》等作品来看，其书法风格带有强烈的明人那种遒劲秀丽的书风格调。北岛雪山对“唐样”书法的贡献一方面展现在自身的“唐样”书学素养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其影响了一大批日本的“唐样”书家，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细井广泽。
细井广泽（1658—1735）名知慎，字公瑾，号广泽，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书法家，篆刻家，好陽明之学。 “广泽少年好书迹”，[4]且在当世大儒板井渐轩门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达五年之久，后结识了北岛雪山，遂拜其为师，大量浏览摹写中国法帖，着力研究中国的书法名家成就以为己用，又因受北岛雪山影响，进而以明代文徵明书法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在日本推广文徵明书风可谓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观其书论《观鹅百谭》前三谈：第一，王右军换鹅道德经;第二，赵集贤得晋人脉;第三文衡山与赵公抗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细井广泽其书学思想主张是从文徵明上溯赵子昂远追王右军，是以“二王”帖学体系为宗的，细井广泽在《观鹅百谭》的一百谈中提及文徵明的次数高达13次，可想而知他对文徵明书法的看重和仰慕，另观细井广泽存世作品《千字文》《古诗十九首》、《赤壁赋》、《兰亭序》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内容题材也曾被文徵明写过，这可能也是细井广泽对前辈的致敬吧。
日本书法史进入到江户后期，“唐样”书法队伍中则出现了“幕末三笔”这样的领军人物，他们同样是具备很深的汉文化素养，卷菱湖拜入龟田鹏斎门下研习儒学，贯名海屋在怀德院学习朱子学，市河米庵承家学，又都具有着高超的书法技艺，广收门徒，对江户末期“唐样”书法的普及与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江户时代书法理论的构建
日本书法理论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中国书学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之上的。日本平安时代开始有了关于书法理论的著述，书论内容大都是局限于“教长口传”的用笔、结构等技术性层面描述，这样也然我们窥探到彼时日本的书论水准;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书法理论著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内容上都渐渐丰富起来，日本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西川宁先生在其编著的《日本书论集成》中收录江户时代书论近八十篇，这是日本江户以前各朝代所不及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未被收录其中，通过对江户时代书论的收集阅读、分析整理，我们可以了解到，江户时期的书论除了借鉴日本前朝书论以及中国书论内容或形式之外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及创新。
首先，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日本书法总是以“教长口传”的方式流传的缘故，所以诸如《弘法大师书派系图》这样带有极强系谱意识的著作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江户时代文人的一种特殊嗜好，即以书法大师为旗帜，表明自己书学系统的渊源或者说是权威性，时至今日这种门派意识一直影响着日本书坛。
其次，对中国书论、典籍引用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议论色彩之浓烈都是前朝所不能匹敌的，诸如书家森尹祥所著《书道训》对张怀瓘《翰林禁经》、孙过庭《书谱》用语的大量引用，穗积保著《能书事迹》中对《旧唐书》、《宋史》、《中山传信录》等中国典籍的引用，细井广泽《观鹅百谭》对《宣和书谱》、《书史会要》的引用，另外《观鹅百谭》中所提及书家四百余人，百分之九十又为中国书法家，我们不得不为当代的书家这种宏富的学识所叹服。
第三则是论述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小盐幽照所著《笔道秘传抄》采用问答形式进行论述，在日本书法史论上也是前无仅有的，细井广泽《拨镫真诠》则叙述了诸多并不为书家所熟知的内容诸如：
……无奈国之古贤无执笔之法，甚为悲恨，自三韩传入，才知究竟……又我国执笔之法自弘法始，弘法渡唐，意不仅止于笔法……故渡唐前归朝后，其宿习单钩笔法未曾有变……[5]
从中一方面证实了日本早期书法、汉字、笔法并不是直接由中国传入，而是由中国传至三韩，又间接传入日本，另外文中也提到空海渡唐前后都是单钩执笔，所以从中又可窥探我国唐朝人的执笔习惯，应该也是单钩执笔比较多吧。
第四，已有向清代模式转换的趋势。诸如萩野鸠谷及其门生编著的《学书捷径》明显可以感觉到此书的概论性更强，教育教学意义更为浓厚;泽田东江所著《东江先生书话》就明显带有追求中国明清士大夫笔记随感之趣的著述格调;此外不得不提及的就是狩谷掖斋诸多论述信札，虽然没有编辑成篇，但在江户时代书论史上也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信札中所提及的碑帖之学的诸多观点已明显具备清代考据学的特性。
综上，可以看出日本书法发展到江户时期其理论体系已经日趋成熟，这一方面是书法发展自身规律的需要和体现，同时又是众多日本“唐样”书法家集体探索、努力的结果。
五、“唐样”书风对明治时代“碑学旋风”的推进
江户时期由于明末遗民的东渡以及朱子学说的兴盛，使得日本文人更加倾慕于中国文化，这样则奠定了“唐样”书风能够在日本风靡流行的文化基础，另外，这一时期的“唐样”书法是以江户儒者为中心展开的，北岛雪山、细井广泽等作为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代表，以自身的博学多才、书法艺术造诣以及丰富的理论著作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推广介绍文徵明、赵孟頫等人的书法，鼓吹“唐样”书法，使得“唐样”书法如波涛般，广泛涌入当世文人学者们的书斋案头，当然，从整个江户时代从中国输入日本集帖的数量来看，又岂止是“涌入书斋案头”。据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所著《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一书中，我们了解到，整个江户时期，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书法集帖次数为465次[6]，种类达150多种，数目近4000部，当然这还只是登记在册的，不算单帖、印谱之类，如此庞大的需求数量，足可见当时日本对“唐样”的痴迷程度，所以说“唐样”书法的受众范围绝不只是局限于当世的文人书家。
众所周知，在江戶时代之前的日本书坛上，篆隶书法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的状态，即使传说书法五体兼善的空海大师，也没有留下可被后世拿来标榜的篆隶作品，但是日本书法史走进江户时代，却不乏篆隶、印刻大家，诸如高天漪、细井广泽、榊原篁洲、池永一峰、赵陶斋、韩天寿等书坛巨窠，更有《篆体异同歌》、《奇文不载酒》、《篆刻千字文》、《正续印章备考》、《篆说》、《隶说》、《十体源流》等关于篆隶书论、印谱、字典的宏富巨制。如此种种，表明江户时期篆隶、印刻之学已被唤醒，这无疑能更进一步的证明了江户时期在日本书史上的重要性，当然这种“觉醒”不可以说是与江户时代众多“唐样”书家的共同努力及吹捧不无关系，是他们让江户书风不至于过分单调，他们对江户时代篆隶书的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一书整理记录，江户时代260年间，从中国输入日本的集帖《问经堂法帖》总计12次，多达1883部，几乎占到总输入集贴数量的二分之一，我们知道《问经堂法帖》是清人钱泳模勒古代所见隶书的集帖，这么大的数量平安时代没有，镰仓、室町时代也没有，而恰恰时出现在江户时代，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中国“考据学”或“碑学”的影响，那么日本的“碑学”从江户时代就开始了吗？任何艺术的创新，都应该是建立在前人积累基础之上的，如若没有江户时代书家对篆隶之学的努力，想必后来的杨守敬纵然是携万卷书册赴日，也未必能掀起“碑学旋风”吧。
六、结语
江户时期是日本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唐样”书法在日本备受关注和推崇，从皇室贵族、大名武士到文人学者、普通庶民，无不风从影至，其繁荣态势是日本历朝所未有的，与此同时，江户书坛上涌现出众多“唐样”书法家，他们大多身兼众技，书通诸体，又广收门徒，为“唐样”书法在日本的普及和推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此外又对日本书论体系的重新建构以及篆隶之学觉醒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日）武藤厳男：《稿本肥後先哲遺蹟·巻三》，普及舎， 1894年版，第111页
[2]（日）東條耕子：《先哲叢談後編·卷三》，東学堂書店，1886年版，第36
页
[3]（日）東條耕子：《先哲叢談後編·卷三》，東学堂書店，1886年版，第37
页
[4]（日）得斎原义胤：《先哲像传·笔林部四》，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5]陈振濂：《日本书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
[6]馬成芬：《江戸時代の日本に輸入された中国の集帖について》[J]，『文化交渉』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2014年，第3号
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2002
[2]韩天雍.《日本篆刻艺术》[M].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3]米峰.《德川时代的社会结构及思想变迁》[D].吉林大学，2003
[4]贾佳.《日本书法教育的历史考察》[D].南开大学，2013
[5]李杨洋.《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军国政治》[D].贵州师范大学，2014
[6]祁小春.《唐代书法及其风潮对日本的影响》[J]，书法之友，1996年，第6期
[7][日]岩坪充雄.《唐様法帖の書誌学的問題点》[J]，文京学院大学外国語学部短期大学紀要，2006年，第5号
[8][日]西川寧編.《日本書論集成》[M]. 汲古書院，1978
[9][日]高野辰之.《藝海游弋》[M].東京堂，1940
[10][日]中田勇次郎.《中国書道全集》[M].平凡社，1986
[11][日]小松茂美.《日本書流全史》[M].講談社，1970
[12][日]平山觀月.《新日本書道史》[M].有朋堂，1968
[13][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M]. 関西大学東西
【关键词】：江户时代;“唐样”书法;书论;碑学
一、前言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自古就保留着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极其深远。日本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统治政权的支持和鼓励，中国朱子学说得以迅速发展并全面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的繁荣带来了科教事业的发展，教授汉学、书法的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诸如以幕府大名为中心而成立的藩校，在江户时期就达三百余所，教育内容除儒学经典之外，还兼有诗、书、画、棋、射术、剑术等诸艺;另，以教授庶民子弟为主的初等民间教育机构“寺子屋”，也在全国得以开办，且数量众多，据统计，幕末时期已近一万五千余所，因此文字的普及得到了快速提高，随着文字大众化进程的推进，文字的识读和使用已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专利，江户时期的日本迎来了文字共有化时代。此外由于明末遗民及清人的东渡，共同促进了日本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发展，日本书坛也出现了再次学习“唐样”书法的高潮。
二、江户时期的日本书坛
日本自平安时代起，开始与中国有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曾派出大量遣唐使来到中国，遣唐使们把中国文化带进日本的同时，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随之也被“请”进，这一时期以“平安三笔”（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为代表的“唐样”书法家的出现，标志着“唐样”书法在日本迎来第一次的高潮，伴随着平安中后期日本假名文字的出现，日本书坛上又形成了与“唐样”书法相对立的“和样”书法，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平安三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从此，“唐样”与“和样”书法共同贯穿着整个日本书法史，到了江户初期，在日本书坛上唯独可以称颂的“和样”书家恐怕只有“宽永三笔”（近卫信尹、本阿弥光悦、松花堂昭乘）了，之后由于明末遗民的东渡以及德川幕府奖励儒学，汉学风潮再度兴起，也由此助长了“唐样”书风在日本的发展，形成了诸如江户早期的“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稍后的北岛雪山、细井广泽以及江户后期的“幕末三笔”（卷菱湖、贯名海屋、市河米庵）等“唐样”书法家群，与此同时，“唐样”书法在日本迎来了第二次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唐样”书法又与平安时代的“唐样”书法有着很大的区别，江户时期的“唐样”书法家大多是以中国明清新书风为其书法基调，这与平安时期书家所追寻的魏晋和大唐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虽然这一时期依然存在以“御家流”和“持明院流”为代表的“和样”书风，但却很难与风靡的“唐样”书风相抗行。
三、江户时代“唐样”书法家群体的出现
前文已述，幕府因政治所需奖励儒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带动了汉学的兴盛，日本儒者文士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已蔚然成风，而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更是被他们拿来标榜自己汉学素养的工具，如果说江户以前书法家的主体是皇室、贵族、僧侣书家，那么此时这些文人雅士们，作为新的知识阶层在江户书坛上已经渐渐具备了左右一切的威望，并成为了书法主流的引导者。纵观日本江户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拥有超高书法技艺水平的士族知识分子，诸如：伊藤仁斋、北岛雪山、松尾芭蕉、细井广泽、新井白石、荻生徂徕、卷菱湖、市河米庵、贯名海屋等人，他们不是皇室贵族，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些是出身卑微属社会底层之人，他们身份各异，包括经学家、文学家、医者等，但他们又拥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唐样”书法家，并作为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对江户时代“唐样”书风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北岛雪山（1636-1697）幼名三立，号雪山，才学巨富，藏书甚多，人称曰书厨。“性嗜豪饮，戏笔成文，狂吟放浪，不抱绳墨”、“为人洒落，有晋人风”，[1]雪山少年时期学习朱子学，后游学于长崎，与林春斋、木下顺庵等儒者多有往来并讨论阳明学，又向黄檗名僧隐元、独立等请教书法，书艺大进，适时逢明人余立德“始游于长崎，自是已降，屡相往来，前后客于雪山旅社凡三次，其自文衡山所四传笔法授之雪山。”[2]文中所言“四传笔法”即为“拨镫法”，《先哲丛谈后编》亦有记有：“雪山始学书于西湖戴曼公，得立德法，尽弃旧习也。”[3]由此可知，北岛雪山“唐样”书法的取法对象皆是明人，从中亦不难看出其对文徵明等人书风仰慕和推崇，另外，通过其存世书法《庭训往来》、《唐诗条屏》等作品来看，其书法风格带有强烈的明人那种遒劲秀丽的书风格调。北岛雪山对“唐样”书法的贡献一方面展现在自身的“唐样”书学素养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其影响了一大批日本的“唐样”书家，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细井广泽。
细井广泽（1658—1735）名知慎，字公瑾，号广泽，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家，书法家，篆刻家，好陽明之学。 “广泽少年好书迹”，[4]且在当世大儒板井渐轩门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达五年之久，后结识了北岛雪山，遂拜其为师，大量浏览摹写中国法帖，着力研究中国的书法名家成就以为己用，又因受北岛雪山影响，进而以明代文徵明书法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在日本推广文徵明书风可谓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观其书论《观鹅百谭》前三谈：第一，王右军换鹅道德经;第二，赵集贤得晋人脉;第三文衡山与赵公抗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细井广泽其书学思想主张是从文徵明上溯赵子昂远追王右军，是以“二王”帖学体系为宗的，细井广泽在《观鹅百谭》的一百谈中提及文徵明的次数高达13次，可想而知他对文徵明书法的看重和仰慕，另观细井广泽存世作品《千字文》《古诗十九首》、《赤壁赋》、《兰亭序》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内容题材也曾被文徵明写过，这可能也是细井广泽对前辈的致敬吧。
日本书法史进入到江户后期，“唐样”书法队伍中则出现了“幕末三笔”这样的领军人物，他们同样是具备很深的汉文化素养，卷菱湖拜入龟田鹏斎门下研习儒学，贯名海屋在怀德院学习朱子学，市河米庵承家学，又都具有着高超的书法技艺，广收门徒，对江户末期“唐样”书法的普及与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江户时代书法理论的构建
日本书法理论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中国书学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之上的。日本平安时代开始有了关于书法理论的著述，书论内容大都是局限于“教长口传”的用笔、结构等技术性层面描述，这样也然我们窥探到彼时日本的书论水准;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书法理论著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内容上都渐渐丰富起来，日本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西川宁先生在其编著的《日本书论集成》中收录江户时代书论近八十篇，这是日本江户以前各朝代所不及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未被收录其中，通过对江户时代书论的收集阅读、分析整理，我们可以了解到，江户时期的书论除了借鉴日本前朝书论以及中国书论内容或形式之外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及创新。
首先，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日本书法总是以“教长口传”的方式流传的缘故，所以诸如《弘法大师书派系图》这样带有极强系谱意识的著作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江户时代文人的一种特殊嗜好，即以书法大师为旗帜，表明自己书学系统的渊源或者说是权威性，时至今日这种门派意识一直影响着日本书坛。
其次，对中国书论、典籍引用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议论色彩之浓烈都是前朝所不能匹敌的，诸如书家森尹祥所著《书道训》对张怀瓘《翰林禁经》、孙过庭《书谱》用语的大量引用，穗积保著《能书事迹》中对《旧唐书》、《宋史》、《中山传信录》等中国典籍的引用，细井广泽《观鹅百谭》对《宣和书谱》、《书史会要》的引用，另外《观鹅百谭》中所提及书家四百余人，百分之九十又为中国书法家，我们不得不为当代的书家这种宏富的学识所叹服。
第三则是论述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小盐幽照所著《笔道秘传抄》采用问答形式进行论述，在日本书法史论上也是前无仅有的，细井广泽《拨镫真诠》则叙述了诸多并不为书家所熟知的内容诸如：
……无奈国之古贤无执笔之法，甚为悲恨，自三韩传入，才知究竟……又我国执笔之法自弘法始，弘法渡唐，意不仅止于笔法……故渡唐前归朝后，其宿习单钩笔法未曾有变……[5]
从中一方面证实了日本早期书法、汉字、笔法并不是直接由中国传入，而是由中国传至三韩，又间接传入日本，另外文中也提到空海渡唐前后都是单钩执笔，所以从中又可窥探我国唐朝人的执笔习惯，应该也是单钩执笔比较多吧。
第四，已有向清代模式转换的趋势。诸如萩野鸠谷及其门生编著的《学书捷径》明显可以感觉到此书的概论性更强，教育教学意义更为浓厚;泽田东江所著《东江先生书话》就明显带有追求中国明清士大夫笔记随感之趣的著述格调;此外不得不提及的就是狩谷掖斋诸多论述信札，虽然没有编辑成篇，但在江户时代书论史上也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信札中所提及的碑帖之学的诸多观点已明显具备清代考据学的特性。
综上，可以看出日本书法发展到江户时期其理论体系已经日趋成熟，这一方面是书法发展自身规律的需要和体现，同时又是众多日本“唐样”书法家集体探索、努力的结果。
五、“唐样”书风对明治时代“碑学旋风”的推进
江户时期由于明末遗民的东渡以及朱子学说的兴盛，使得日本文人更加倾慕于中国文化，这样则奠定了“唐样”书风能够在日本风靡流行的文化基础，另外，这一时期的“唐样”书法是以江户儒者为中心展开的，北岛雪山、细井广泽等作为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代表，以自身的博学多才、书法艺术造诣以及丰富的理论著作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推广介绍文徵明、赵孟頫等人的书法，鼓吹“唐样”书法，使得“唐样”书法如波涛般，广泛涌入当世文人学者们的书斋案头，当然，从整个江户时代从中国输入日本集帖的数量来看，又岂止是“涌入书斋案头”。据日本学者大庭修先生所著《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一书中，我们了解到，整个江户时期，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书法集帖次数为465次[6]，种类达150多种，数目近4000部，当然这还只是登记在册的，不算单帖、印谱之类，如此庞大的需求数量，足可见当时日本对“唐样”的痴迷程度，所以说“唐样”书法的受众范围绝不只是局限于当世的文人书家。
众所周知，在江戶时代之前的日本书坛上，篆隶书法可以说是无人问津的状态，即使传说书法五体兼善的空海大师，也没有留下可被后世拿来标榜的篆隶作品，但是日本书法史走进江户时代，却不乏篆隶、印刻大家，诸如高天漪、细井广泽、榊原篁洲、池永一峰、赵陶斋、韩天寿等书坛巨窠，更有《篆体异同歌》、《奇文不载酒》、《篆刻千字文》、《正续印章备考》、《篆说》、《隶说》、《十体源流》等关于篆隶书论、印谱、字典的宏富巨制。如此种种，表明江户时期篆隶、印刻之学已被唤醒，这无疑能更进一步的证明了江户时期在日本书史上的重要性，当然这种“觉醒”不可以说是与江户时代众多“唐样”书家的共同努力及吹捧不无关系，是他们让江户书风不至于过分单调，他们对江户时代篆隶书的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一书整理记录，江户时代260年间，从中国输入日本的集帖《问经堂法帖》总计12次，多达1883部，几乎占到总输入集贴数量的二分之一，我们知道《问经堂法帖》是清人钱泳模勒古代所见隶书的集帖，这么大的数量平安时代没有，镰仓、室町时代也没有，而恰恰时出现在江户时代，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中国“考据学”或“碑学”的影响，那么日本的“碑学”从江户时代就开始了吗？任何艺术的创新，都应该是建立在前人积累基础之上的，如若没有江户时代书家对篆隶之学的努力，想必后来的杨守敬纵然是携万卷书册赴日，也未必能掀起“碑学旋风”吧。
六、结语
江户时期是日本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唐样”书法在日本备受关注和推崇，从皇室贵族、大名武士到文人学者、普通庶民，无不风从影至，其繁荣态势是日本历朝所未有的，与此同时，江户书坛上涌现出众多“唐样”书法家，他们大多身兼众技，书通诸体，又广收门徒，为“唐样”书法在日本的普及和推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此外又对日本书论体系的重新建构以及篆隶之学觉醒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日）武藤厳男：《稿本肥後先哲遺蹟·巻三》，普及舎， 1894年版，第111页
[2]（日）東條耕子：《先哲叢談後編·卷三》，東学堂書店，1886年版，第36
页
[3]（日）東條耕子：《先哲叢談後編·卷三》，東学堂書店，1886年版，第37
页
[4]（日）得斎原义胤：《先哲像传·笔林部四》，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5]陈振濂：《日本书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
[6]馬成芬：《江戸時代の日本に輸入された中国の集帖について》[J]，『文化交渉』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2014年，第3号
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2002
[2]韩天雍.《日本篆刻艺术》[M].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3]米峰.《德川时代的社会结构及思想变迁》[D].吉林大学，2003
[4]贾佳.《日本书法教育的历史考察》[D].南开大学，2013
[5]李杨洋.《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军国政治》[D].贵州师范大学，2014
[6]祁小春.《唐代书法及其风潮对日本的影响》[J]，书法之友，1996年，第6期
[7][日]岩坪充雄.《唐様法帖の書誌学的問題点》[J]，文京学院大学外国語学部短期大学紀要，2006年，第5号
[8][日]西川寧編.《日本書論集成》[M]. 汲古書院，1978
[9][日]高野辰之.《藝海游弋》[M].東京堂，1940
[10][日]中田勇次郎.《中国書道全集》[M].平凡社，1986
[11][日]小松茂美.《日本書流全史》[M].講談社，1970
[12][日]平山觀月.《新日本書道史》[M].有朋堂，1968
[13][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M]. 関西大学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