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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薛荣久接触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从此开启了长达42年世贸研究教学。从被动研究到主动研究，并转变成一种使命，薛荣久在推动我国“复关”、入世方面做出的努力，令人敬佩。
开启研究：研读英文资料 重新看待世贸
谈起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世贸研究之路的，薛荣久打开了话匣子。1974，他借调到外贸部国际组，为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准备发言稿材料，由于英文有些基础，第一次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关于GATT英文资料，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改变原有在大学、研究生时期和文革前接受的观点和看法。
“我认为GATT定位为‘富人俱乐部’不够准确，对IMF和IBRD也改变了看法”。这也使薛荣久开始深入思考GATT的起点，隐约意识到中国应该重新看待GATT。
1976年，他回校后继续借阅书籍，加强对GATT的认识和研究。1979年，薛荣久受邀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中青年学术研讨会，发表了“正确认识关贸总协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演讲，并陆续在学校《国际贸易问题》杂志上撰写有关文章。
1982年到198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时，他又看了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回校后在国际贸易教材中对GATT进行了介绍，加强了对GATT的认识。
筹建组织：为中国“复关”入世奔走努力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86年7月，中国向贸易协定正式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由于薛荣久长期关注和研究GATT，成为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参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的答疑，深入了解中国“复关”的背景、条件和中国工作组对中国关注的问题，从学术研究转向中国如何“复关”的研究，深感到中国“复关”前途光明，但不容易。
基于上述看法，1991年，薛荣久担任国际贸易系主任后，在学校支持和外贸部批准后，筹建对外经贸大学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这是国内大学首建的研究组织。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在一年的过渡期后完全取代关贸总协定。1996年，该研究会也随之更名为世贸组织研究会，薛荣久担任会长。
与此同时，他倡议、谋划，由外贸部批准，在香港华润公司沈觉人董事长赞助下，与国家专家局合作下，1996年“中国与世贸”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世贸组织的3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大型企业领导人500多人参加。
2000年，对外经贸大学世贸组织研究中心成立，薛荣久担任主任。2000年8月该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中心。
2003年后，他与中国“复关”和“入世”首席谈判代表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等筹建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成为商务部主管的从事世界贸易组织全国性学术团体，薛荣久被特聘为副会长。
通过这些组织，他对全国高校、中央和地方官员与各类企业宣讲世贸组织，为迎接中国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培养人才：推动经贸教育改革及人才培养
在筹建上述中心和学会的同时，薛荣久还在中国经贸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入世谈判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当时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薛荣久深感人才急缺的紧迫性，因此加紧了这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薛荣久向学校建言，以世贸组织国际贸易领域为基础，进行经贸教育改革，虽然没有全部被采纳，但是敦促学校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另一方面，薛荣久努力培养WTO方向的博士生。1993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际贸易博士生导师后，开始招收世贸组织方向博士生，培养了博士生30多位。
他骄傲地说：“这些博士现在均已经成为我国世贸组织研究的后起之秀、教学和公职骨干。”其中，中国第一个WTO专业博士刘光溪自始至终参与了2003年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工作。
另外，薛荣久还在大学创建了WTO课程。为提高学生素质，2003年后，在对外经贸大学本科创建新课《世贸组织概论》，并撰写出相应教材，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出《世贸组织专题》课程。
关于今年中国关注的热点——“替代国”价格条款按期终止的问题。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的做法应当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有些成员借口中国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不想按期终止这个条款。
薛荣久认为，到今年年底15条条款必须要终止。若不终止，中国就可以根据世贸组织的法律维权。“我认为不能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该条款按期终止挂钩，不要与不愿按期终止该条款，有意混淆二者之间关系的成员和媒体纠缠。因为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的市场经济概念和定义，而且一些成员还把这个内容政治化”。在薛荣久看来，中国根据本身发展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吸收国外市场发展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抛弃市场经济下的失灵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把无形手与有形手有机结合，防止市场失灵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效益显著，使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仍然保持高中位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
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就此而言，薛荣久认为入世15年后，中国有些政府部门对WTO规则尚未充分掌握，在决策中考虑不够；此外，中国企业对世贸组织的规则利用、了解，充分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的主动性不太足。他建议，应该让中国企业界变成中国入世以后各种多边贸易谈判的载体，包括中国入世谈判方针的确定应该多考虑中国企业本身，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言。
总体评价：WTO是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理想平台
“中国入世是对外开放的新起点”。薛荣久认为，中国入世后作用是全面和整体的，包括经济的快速发展、法规意识的增强、政府职能的转化、国民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的转换、国际影响力的加大等。正是入世15年带来的巨大发展，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中国入世最大的收获是规则意识加强，但规则意识薄弱仍是最大问题”。而中国在规则意识方面的进步对于今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十分有利。薛荣久建议，“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的贸易规则并不完善，中国可以参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积极参加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这样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赢得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他认为，如今WTO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想平台。第一，中国经历了从WTO的新成员到成为核心成员之一，对于WTO规则从接受到履行，从履行到参与规则制定，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中国入世以后，如实履行义务、充分享受权利、积极参与谈判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可信的赞誉，影响力日益加大。第三，中国已经成为贸易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WTO成员。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辐射力和贡献力。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居于主导地位。第四，中国与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都具有利益的交汇点，具有很大的协调力，其枢纽地位高于其他WTO成员。第五，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良好目标的确定、完善和可行性。
编辑|王秋蓉 [email protected]
开启研究：研读英文资料 重新看待世贸
谈起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世贸研究之路的，薛荣久打开了话匣子。1974，他借调到外贸部国际组，为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准备发言稿材料，由于英文有些基础，第一次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关于GATT英文资料，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改变原有在大学、研究生时期和文革前接受的观点和看法。
“我认为GATT定位为‘富人俱乐部’不够准确，对IMF和IBRD也改变了看法”。这也使薛荣久开始深入思考GATT的起点，隐约意识到中国应该重新看待GATT。
1976年，他回校后继续借阅书籍，加强对GATT的认识和研究。1979年，薛荣久受邀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中青年学术研讨会，发表了“正确认识关贸总协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演讲，并陆续在学校《国际贸易问题》杂志上撰写有关文章。
1982年到198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时，他又看了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回校后在国际贸易教材中对GATT进行了介绍，加强了对GATT的认识。
筹建组织：为中国“复关”入世奔走努力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1986年7月，中国向贸易协定正式提出恢复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由于薛荣久长期关注和研究GATT，成为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参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的答疑，深入了解中国“复关”的背景、条件和中国工作组对中国关注的问题，从学术研究转向中国如何“复关”的研究，深感到中国“复关”前途光明，但不容易。
基于上述看法，1991年，薛荣久担任国际贸易系主任后，在学校支持和外贸部批准后，筹建对外经贸大学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这是国内大学首建的研究组织。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在一年的过渡期后完全取代关贸总协定。1996年，该研究会也随之更名为世贸组织研究会，薛荣久担任会长。
与此同时，他倡议、谋划，由外贸部批准，在香港华润公司沈觉人董事长赞助下，与国家专家局合作下，1996年“中国与世贸”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世贸组织的3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和大型企业领导人500多人参加。
2000年，对外经贸大学世贸组织研究中心成立，薛荣久担任主任。2000年8月该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中心。
2003年后，他与中国“复关”和“入世”首席谈判代表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等筹建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成为商务部主管的从事世界贸易组织全国性学术团体，薛荣久被特聘为副会长。
通过这些组织，他对全国高校、中央和地方官员与各类企业宣讲世贸组织，为迎接中国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做好准备。
培养人才：推动经贸教育改革及人才培养
在筹建上述中心和学会的同时，薛荣久还在中国经贸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入世谈判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当时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薛荣久深感人才急缺的紧迫性，因此加紧了这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薛荣久向学校建言，以世贸组织国际贸易领域为基础，进行经贸教育改革，虽然没有全部被采纳，但是敦促学校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另一方面，薛荣久努力培养WTO方向的博士生。1993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际贸易博士生导师后，开始招收世贸组织方向博士生，培养了博士生30多位。
他骄傲地说：“这些博士现在均已经成为我国世贸组织研究的后起之秀、教学和公职骨干。”其中，中国第一个WTO专业博士刘光溪自始至终参与了2003年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工作。
另外，薛荣久还在大学创建了WTO课程。为提高学生素质，2003年后，在对外经贸大学本科创建新课《世贸组织概论》，并撰写出相应教材，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出《世贸组织专题》课程。
关于今年中国关注的热点——“替代国”价格条款按期终止的问题。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的做法应当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有些成员借口中国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不想按期终止这个条款。
薛荣久认为，到今年年底15条条款必须要终止。若不终止，中国就可以根据世贸组织的法律维权。“我认为不能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该条款按期终止挂钩，不要与不愿按期终止该条款，有意混淆二者之间关系的成员和媒体纠缠。因为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的市场经济概念和定义，而且一些成员还把这个内容政治化”。在薛荣久看来，中国根据本身发展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吸收国外市场发展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抛弃市场经济下的失灵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把无形手与有形手有机结合，防止市场失灵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效益显著，使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仍然保持高中位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
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就此而言，薛荣久认为入世15年后，中国有些政府部门对WTO规则尚未充分掌握，在决策中考虑不够；此外，中国企业对世贸组织的规则利用、了解，充分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的主动性不太足。他建议，应该让中国企业界变成中国入世以后各种多边贸易谈判的载体，包括中国入世谈判方针的确定应该多考虑中国企业本身，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言。
总体评价：WTO是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理想平台
“中国入世是对外开放的新起点”。薛荣久认为，中国入世后作用是全面和整体的，包括经济的快速发展、法规意识的增强、政府职能的转化、国民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的转换、国际影响力的加大等。正是入世15年带来的巨大发展，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中国入世最大的收获是规则意识加强，但规则意识薄弱仍是最大问题”。而中国在规则意识方面的进步对于今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十分有利。薛荣久建议，“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的贸易规则并不完善，中国可以参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积极参加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这样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赢得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他认为，如今WTO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想平台。第一，中国经历了从WTO的新成员到成为核心成员之一，对于WTO规则从接受到履行，从履行到参与规则制定，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中国入世以后，如实履行义务、充分享受权利、积极参与谈判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可信的赞誉，影响力日益加大。第三，中国已经成为贸易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WTO成员。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辐射力和贡献力。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居于主导地位。第四，中国与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都具有利益的交汇点，具有很大的协调力，其枢纽地位高于其他WTO成员。第五，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良好目标的确定、完善和可行性。
编辑|王秋蓉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