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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一个人的和声》，诗学专著和诗论集《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即出）《尴尬的一代》《无能的右手》《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从“广场”到“地方”》《变动、修辞与想象》《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等十余部。编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诗坛的引渡者》《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天天诗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 27卷）等。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滇池”文学奖、《山花》年度论文奖、《星星》年度批评家、“后天”双年奖（评论奖）等。
我们在地球上都只出生一次，而我们沉溺于太多的模仿和摆姿势，几乎没有意识到真理。
——切斯瓦夫·米沃什
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
——巴勃罗·聂鲁达
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1977年的时候，伟大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切斯瓦夫·米沃什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莫大的又永远充满着困惑和无解的难题：“我原来是谁？我现在是谁？”
1
此刻，我的提问则是：“谁是雷平阳？雷平阳是谁？”
“拉格利，你知道拉格利这个人吗？”
2012年，距拉格利与昭通神父神秘失踪147年后的一天，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家茶馆里，建筑规划师章远问我。他的问话让我吃惊、好奇。我还没回答他，他接着说：“墓碑上刻着拉格利名字的坟墓里，埋了两个人……”
这是雷平阳最近的一篇随笔《远征》的开头。我肯定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拉格利”，我也曾经在昭通做过短暂停留但是没有看到过什么教堂和神父，反倒是对雷平阳破败的蛛网密布的乡下老屋印象深刻。我也曾和雷平阳、海男、张庆国、李小松、段爱松、周明全以及云南的其他朋友在翠湖边喝茶聊天，时而抬头看着万里之外飞来的西伯利亚的海鸥在盘旋和从游人手中取食，还有那些穿梭不已的黑压压的陌生人群。但是，“诗人”在世俗社会的眼中仍然是无比尴尬的一个陌生词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这一奇怪的字眼总会招惹来不解和异样的目光，“虽然会绣花但不识字的母亲不知道儿子在昆明干什么，村子里的人问雷平阳的母亲，诗人是干什么的？她的母亲说，我也不晓得是干啥子的。在离他的家乡一公里的平滩子，说起雷平阳的父亲，一个姓王的老人说有点印象。雷平阳说，在他的家乡，有点印象就是没有印象。问是否知道雷平阳，这个姓王的老人说，知道知道，雷平阳是周家庄的宰猪匠。”（黄代本：《雷平阳：为云南的大山立传》）
接下来，再接着看雷平阳的《远征》这篇散文。该文的精神路向与雷平阳的其他散文相似，继续指向了一个地方空间的历史化的时间，其中遍布着空白和疑问。那么当我们把视线转向雷平阳，那么我想问的是，“你知道雷平阳这个人吗？”估计会有人说知道，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雷平阳还是比较喜欢热闹的，至于文艺青年尤其是文艺女青年们对他也是敬仰有之。也有人会说，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雷平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在他的诗歌、散文以及早期的小说中认识了这个人，还知道了欧家营、昭通以及云南。我想，这些肯定或否定、清晰或模糊的回答，实则从现实交往和精神文本的角度一起呈现出一个复义的或者相互支撑、彼此补充的“雷平阳形象”。而作为一个作家，雷平阳多年来还尽了一个最大的责任，这就是他一次次在文本中重建自我、人性、大地伦理、地方性知识以及精神世界，但它们又一次次被无情地摧毁，然后他又再次站出来拿起词语和灵魂的一砖一瓦予以在废墟上重建。更为重要的是雷平阳不仅在文本世界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缝隙、孔洞甚至刀刃和阴影，而且在现实的观照中他给予云南这片红土地以及中国土地的不只是词语的馈赠，而几乎是建立起了一座语言的纪念碑和普世性的生存景观和“世界文学”，“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品，尽管它们所讲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依然还是意味深长的。同样，一部文学译著的存在也证明，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2
接下来的问题仍然是：雷平阳是谁？谁是雷平阳？
多年之前，沉河在《影子主人雷平阳》一文的开头就提出过这个问题：“雷平阳是谁？他是你的兄弟。说不清，道不明。同时，他是一个影子主人，这有些来历。我写过的唯一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它说某城来了一队灵魂考察组，结果他们遍寻无获，离开的路上，回头眺望，发现城市里的某个房间飘逸出一丝灵魂的轻烟。那个飘逸出轻烟的房子里居住的就是影子主人。雷平阳是他的城市的影子主人，他统率着云贵高原的山山水水，城市村庄里出没的幽灵，并伸出长长的手来和我相握，到其他的城市和其他兄弟朋友相握。”
显然有两个甚至更多个“雷平阳”。无论是现实中的雷平阳还是文字世界中的雷平阳，他们都是如此地复杂，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的，既是可见可感的又是不可见不可知的。任何一位传记作家，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也永远无法完备地还原传主的全部真实，任何一个人都有只属于他个人的秘密和精神指纹锁。连米沃什自己都说过：“没有几个人是我可以向他们吐露我的希望和恐惧的。”（《我是谁？》）
阅读和评价雷平阳的文学世界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要试图呈现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立体和完整、可信的雷平阳更是难上加难。我越来越相信关于一个作家的“综合研究”“整体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传记”的性质和阅读效果，尽管米沃什也只是承认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此次，我之所以答应《滇池》杂志写关于雷平阳系列文章的邀约，一则在于我多年来和《滇池》以及雷平阳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二来在于我觉得与其写一些碎片式的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时感式文字还不如去聚焦一个类似于“总体性诗人”或“诗人中的诗人”更为有效。2020年的开端无疑成了非常时刻，而在这一非常时刻读诗歌总会让人心存不安，对越来越失去了精神难度的诗歌我更是充满了不信任感。尽管诗人们越来越强调诗歌的个人化和主体意识，但是诗歌在流于时感和表层现象的同时也导致了活力和效力的缺失。在时感写作流行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有效写作”。在我看来，这一写作首先直面自我又直抵生存现场和时代场域，进而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和历史档案。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而后者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它功能，才能使得个人文本与同时代人的其他文本標志化地区别开来。而这最终是由一个诗人的精神视野和取景框所决定的，即使是再日常不过的事物放置在不一样的位置和不一样的空间它的精神效果和象征力量会完全不同。 在我看来，通过雷平阳的复杂人生经历以及同样复杂的文本世界我们还能够发现同时代人的语言史、生存史、思想档案、现实与历史空间的隐秘构造以及有待于进一步揭示的幽暗纹理或更深处的秘密，“里尔克极不适宜这个时代。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没有做别的，他只是使德语诗歌破天荒第一次臻于完美罢了。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他是层峦叠嶂中的一座，在这些群山之上，精神的命运超越了各个时代远去……他属于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而不属于时光的世纪经纬。”（罗伯特·穆西尔：《无个性的人》）这也是对我心目当中“诗人形象”“诗人中的诗人”以及“诗歌功能”的维护：“诗人把自己视为一个脱离服务于虚假价值观的社会的人，一个‘地狱城市’的居民，或者，不妨称为荒原的居民，并满怀激情反对它。他是唯一追求真正价值观的人，意识到周围的虚假性，并且必须因为这种意识而受苦。”（米沃什：《冷静思考帕斯捷尔纳克》）近年来，我越来越反感于条分缕析的学报体、体大虑周的文学史通病以及学院派们的文章作风和研究积习，我越来越倾心于“诗人批评家”的工作，这要感谢我的人生和诗学的双重导师陈超先生。文学批评是自由的、开放的有灵魂的，能够看见一个人的生命热度以及才、胆、识、力，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家更应该具有文体自足意识和创造力。与此同时，批评家的文字必须是可读的、可感的，就像很多伟大诗人写出的随笔、散文以及不可复制的批评文字一样。为了区别于以往我的研究方法，此次研究雷平阳我采用了“关键词”和“词条”的方式，他们更符合我当前的批评方式和诗学趣味，也许一个个点、一条条细线连缀在一切就构成了一个写作者的文学地图和精神档案，甚至我还有着试图还原一个复杂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肖像的愿景。但愿，我能越来越接近另一个丰富而忧悒的灵魂。
而我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于对诗人和诗人批评家的评传和记传体式的描述，甚至有些乐此不疲，我也相信在阅读和评论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个越来越清晰甚至也可能区别于别人印象里的雷平阳以及他的文字乌托邦和精神世界。尽管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包括诗人传记）未必就天然地具有接近真实或揭示现实的文体优先权，“虽然诗人传记本身的意义可能是很出色的作品，特别是对这或那种天才的崇拜者，但这种意义往往根本澄清不了诗作的内容。可能使诗模糊不清。可以重构环境：监狱、迫害、流放。但结果——在艺术思想上——不能重构”（《布罗茨基谈话录》）。“传记”往往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但恰恰是那些不太相信传记的人去完成传记，也许是这一必要的还原的忧虑使得他们的叙述和考证更具有精神层面的真实，“诗人的传记多不可信，它们甫一出版便成为虚构，如小说一般设置了情节、事件和对话的前后呼应。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在于泛泛谈论其生平，而是对他的一举一动有所会心，因此常常难以言传。如果传主是一名诗人，那么精心炮制的生平经历反而会把他的诗作变成次要情节，读者也只能从脸谱化的叙述中获得愉悦。”（德里克·沃尔科特：《论罗伯特·洛威尔》）确实，“真实”“现实”以及“还原”的过程必然是离不开写作者的修辞、虚构和想象的参与的。甚至布罗茨基还说过“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布罗茨基谈话录》），即使是作家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必完全可靠，“传记作家们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以为通过自己辛勤的工作，就可以还原或者部分还原撰写人物的真实经历”“还原的作用在化学中也许切实可行，在历史和传记中，这其实是一个被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真实。我的解释是，即使资料和图片一丝不苟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即使书面或者口述的回忆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细节，问题是当时的情感如何再现？这些回忆材料的使用如何放弃他们今天的立场？如何去获得回忆材料本身所处的时代经验？一句话就是如何去放弃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去获得传记人物在其人生的某一时刻的细微情感。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试图去揭示某个过去时代时，总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深深地烙印，就是其本人的回忆也同样如此。”（余华：《关于回忆和回忆录》）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是完美的，甚至即使最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记忆和写作也会心存不满——比如德里克·沃尔科特直到晚年写出《白鹭》这样的“终极之诗”之后才缓解了写作的不满和深深的焦虑感，但是我越来越坚信在这个时代有必要去关注和跟踪这些整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因为他们正在与时代和历史甚至未来进行对话，他们预支了未来读者和未来的世界景象。与此同时，我还想借此全面阅读雷平阳的机会与雷平阳进行深度的精神对话，当然这一对话过程更多是在文本与文本的缝隙和摩擦之中完成的，尽管对现实生活中的雷平阳我并不陌生，甚至在精神共通的层面也许比其他人更为了解他。由此，我写作关于“雷平阳词条”的系列研究文章就变得愈加紧迫和必要，我也相信写作一部诗人传论的重要性，甚至它和诗人本人的回忆录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一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与传主的生存经历、精神境遇以及非虚构文本和虚构文本之间的精神对话，“传记作家的回忆录，与诗人的回忆录，绝不相同。前者也许阅历有限，但着力如实记述，为我们精确再现许多细节。后者则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巴勃罗·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3
雷平阳是谁？
多年来，我看到的雷平阳在现实中已然发生了一些或显或隐的变化，比如皺纹深度、面部表情、说话语气、服装类型、行动姿势以及行事作风等等。有一段时间雷平阳失眠比较严重，整个人显得有气无力，话也越来越少。2019年，雷平阳更是苦不堪言，住进了医院做了手术……自此雷平阳电话不接、手机换号、微信停用，很多人说雷平阳神奇地“失联”了。2019年10月18日，雷平阳经北京去多米尼加，当晚我们俩以及臧棣、江汀在作协附近的一个火锅店小聚了一下，雷平阳的酒量和饭量还在继续保持，看来身体是恢复了。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的三十多年的写作时间里，雷平阳的文本面貌以及他的文学观念和世界观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部分以及没有变化的一直持守的部分一起形成了雷平阳的现实面貌和精神肖像，也使得他标志性甚至风格化地区别于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这些差别和标识来自于他在一直葆有的独立精神禀赋，来自于以他刻骨蚀心的“大地伦理”和“乡愁情结”，来自于他徘徊在废墟和旷野的特有的讲述故事的表情和叙述方式，来自于他始终对现代性景观的警惕和对复杂人性和现实的深度描写，来自于昭通、云南以及整个中国空间和精神场域的一个个闪亮的针尖式的细节以及“黑暗传”一样无处不在的“乡愁”和寓言，来自于他从未放弃的“小地方人的癖性”、诗性正义和文字道德的操守。 雷平阳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甚至有些人公开表示不喜欢甚至反感雷平阳的诗歌，觉得太像散文了。对于一个丰富甚至复杂的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基本上总会遇到这些负面的争议性的声音，这很正常。但是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阅读和评价方式显然大大伤害了诗歌，相反那么多的平庸诗人和平庸诗作被推向了以自媒体平台为核心空间的受众面前。与此同时，对那些不喜欢雷平阳的读者、诗人乃至评论家而言，其中并不排除惯性阅读的成分，比如他们老掉牙的诗歌观念，比如认为诗歌应该是美的、应该是诗意的、应该是透明的，或者说他们认可的是那些太像诗歌的诗。而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发展，我们暂且不要谈论更大范围的“世界诗歌”，很多人会消化不了，诗歌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开放的程度，光靠单一的写作方式、个人趣味或者煽情的心灵鸡汤式的手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诗人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写作经验的多向度的现实。这个时代，喜欢一个诗人或批评一个诗人都已经变得如此随意、任性而又如此苛刻、吹毛求疵、不负责任，又如此明目张胆、大言不惭、真理在握。即使是那些假装内行的批评者看似在一丝不苟地拿某某诗人的文本说事，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漏洞百出，完全是一些不懂诗歌的门外汉而又大言不惭的人在对诗歌和诗人指指点点、指手画脚。荒谬吗？可恨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荒谬，一点都不可恨，因为汉语新诗一直是在这样的阅读和评论氛围中艰难地走过来的。雷平阳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而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位“强力诗人”，而“强力诗人”的标志就是他要形成属于自己特有的诗学传统和思想方式。更为重要的他为同时代人的写作提供了一份参照和啟示录，尤其是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下为我们考察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中国诗歌提供了有力的切口和通道。写作也是行动，雷平阳尤为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4
谁是雷平阳？
2016年的夏末秋初，我跟随雷平阳第一次来到了昭通。走在昭通街头，一行人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竟然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诗人在滚沸人世中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一个诗人的诗歌观念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诗人该如何去“发现”无处不在的日常现实、人性渊薮和精神自我？也许，此刻的滇东北会给出一个答案。
我看到很多着灰衣、黑衣的老年人静坐在路边而犹如落满了灰尘的泥塑，他们浑浊的眼睛近乎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某处，确实是呆如木鸡。我还看到很多不明职业和身份的年轻人在路上闲逛、游荡、徘徊。路边是形形色色、高高低低的商铺、餐馆、药店，尤其是那些针灸店、按摩店、药店和中药铺更是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小城居然有如此多的药铺还真是比较少见。在一个黑黢黢的石板路小巷的入口，我竟然看到一个近乎已经失传的行业——代书。一个中年妇女局促不安地坐在小板凳上，那个写信人已经写完信正读给这个妇女听。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你很难相信这个近乎古老的场景是真实的——犹如幻象。呆坐者、沉默者、观察者、游荡者、疗救者、病人、代书人、失语者，也许这些形形色色的形象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形象叠加在一起才能构成这个时代无比广阔又无比复杂的现实本相和精神面影。当然，也许这也只是如此庞大的现实空间的一个局部或小小的针尖般的细节。我想，诗歌的观念和有效实践也大抵应该从这里、从这些人、从这些面孔、从这些场景、从这些空间悄然而本能地萌发、生长出来……从诗歌的生发学来说，雷平阳的写作正大抵如此。
雷平阳还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这是一个着黑衣的招魂师。他是这个时代最擅长写作笔记体和寓言的人。目击道存，倘恍幻象。雷平阳是一个始终及物、在场的目击者，也是语言秘密的效忠者。这种写作方式完全是一个人与语言、生存和时代不断搏杀的结果。他有着为世界立法的执念、为历史写挽歌的求真意志以及为人性、灵魂作传的精神词源和思想重力。在这个漶散莫名的时代，他一直试图在重建一个纸上的和废墟上的荒野和精神家园。而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中的代表。
我在这里还是想再重申和明确，我想借助雷平阳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份生存证词、精神备忘录、“羞耻诗学”以及诗人独一无二的记忆二维码和符码条，而这份精神档案或备忘录只能在“总体性诗人”“无边的现实主义者”这里才能找到。在不断阅读雷平阳甚至反复细读同一个文本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坚信在当下的时感写作的时代更需要的是写作的“有效”和“总体性”，这也永远是“诗与真”“词与物”对诗人的要求。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诗人必须是见证者，也即诗人要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得人和历史同时复活。关于雷平阳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以及访谈已不在少数，甚至昭通学院的杨昭先生还写有关乎雷平阳的专书《诗人的魂路图——雷平阳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我也没有能力超越别人的观感和评判，但是我又一直试图在雷平阳那里寻找到一些特殊的影像，甚至这些影像不只是属于雷平阳一个人的，而是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写作者和生活中的人有关。质言之，雷平阳的散文和诗歌以及早期的小说写作已然具有了打通个人、旁人、时代以及历史的性质。
5
在我看来，随着写作的成熟和风格学的定型雷平阳作为是总体性诗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他一直都在明确和强化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和精神方向。与此同时，雷平阳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决不轻松的“羞耻的诗学”。而阅读当下的诗人，我越来越看重的是精神成色和思想载力。我这样说并不是忽视技艺、修辞和想象力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是旨在强调当下时代的诗人大体有意或无意地降低了精神难度，相反我看到了很多精致的大脑已经同质化的时代经验和写作经验。那么多被禁锢的头脑！这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极不相称甚至大相径庭。这个时代的一部分诗人和作家却“贡献”出了过多的“伪教堂”和“思想余唾”，里面供奉的是写作者的市侩气和文字投机者的炫耀与自得，而谈不上真正的自洽、自觉、自立、自省、自悔和自赎。城市化生活的日常消耗、资本文化的天鹅绒幻觉或者消费苦难的写作伦理取代了文学的难度和自由的程度，沉默的舌头空空荡荡。也许当代不乏“野狐禅”的妄语和自大狂式的乌托邦断语，但是带有精神启示录意义的诗人和诗学从业者却一再阙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当代诗歌的耻辱。这一耻辱既是诗学层面的又是现实经验中的，它关乎一个写作者的诗性正义和语言良知，关乎一个诗人在诗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往返甚至博弈、龃龉。由此，我想到了米沃什的一段话，这既是对诗歌、身体和生命状态的叩访，也是对终极意义上诗人角色、社会责任、现实境遇、公众印象的一种无不艰难的认知，“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我嫉妒那些从不写诗的人，他们因此被我视作正常人——然而我又错了，因为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能称得上正常”。雷平阳同样呈现了见证者的目光以及作案现场式的记录档案，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个与人、人性、现实、时间、空间以及历史有关的白日梦般的寓言汇聚成了羞耻的诗学。羞耻，首先来自于自我的正视，其次来自于周边环境以及人群、时代语境与羞耻者之间的隔膜甚至格格不入，“我生于云南山中，四十余年未曾离开。自慰的理由：一，天边的慢日子，不急，不慌，不用握紧拳头;二，生活在寺庙林立的地方，听得见温暖的诵经声，看得见佛塔和袈裟;三，母亲守着的水井，水还清冽甘甜，山坳上的家山，清明节，走了的人还会回来团圆……我知道，这样的理由，更适合六百年前的人们。今天，把它们说出，我必须在深夜，无人，无光，耳朵全都关闭了，惊异的目光被黑暗中的睡眠收走了。如果我必须在大庭广众或对着话筒、镜头说出它们，我必须装得像个说谎者，或装成一个遗少。这令我心痛，仿佛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夺走了我说话的自由，而我也屈从了，隐隐地觉得，说出它们，乃是一种耻辱。人有病，天知否？不过，我还是一直在不停地说出。从肺腑出发，途径喉咙，舌头一弹，一句句人的声音，便飞向了世界。”（雷平阳：《在文成山中》）是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很多时代也都是如此，要不也不会有杜甫、里尔克、卡夫卡、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希尼和米沃什这样的伟大诗人的诞生）的诗人所缺乏的正是“羞耻感”和敬畏之心——对语言和精神的双重敬畏。任何一个写作者，无论是面向个体生存的细节——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大诗、宏大的抒情诗、叙事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这涉及到诗歌的个人性与普世性、时效性与长久性、现实（本事）成分与修辞能力。就写作经验以及阅读经验而言，汉语诗人的窘境已猝然降临。在整体性结构不复存在的情势下，诗歌的命名性、发现性和生成性都已变得艰难异常。块茎取代了时间顺序、空间秩序（中心）和线性法则之后强化的是个体的伦理——去中心、去秩序、去整合。这同样是值得重新评估的另一种中心论的变体。在“个体”被无限放大的诗歌写作背景下，我们目睹的却是一个个闪亮的或蒙尘隐匿的“碎片”。
在云南西双版纳的雨林中，一场大雨刚过，道路泥泞，雷平阳对我再次谈起了大象的坟冢。实际上在世界法则面前大象的坟冢和蝼蚁的洞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庞然大物的诞生和死去以及更为殊异的精神自尊和羞耻的诗学必然赢得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一直希望中国的诗人能够出现方向性的终极写作者，也就是像叶芝、里尔克、沃尔科特以及杜甫式的“诗人中的诗人”。那么，他们是否已经出现还是有待来日？我想，诗人应该对这个问题更为关注。
责任编辑 李小松
我们在地球上都只出生一次，而我们沉溺于太多的模仿和摆姿势，几乎没有意识到真理。
——切斯瓦夫·米沃什
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
——巴勃罗·聂鲁达
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1977年的时候，伟大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切斯瓦夫·米沃什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莫大的又永远充满着困惑和无解的难题：“我原来是谁？我现在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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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的提问则是：“谁是雷平阳？雷平阳是谁？”
“拉格利，你知道拉格利这个人吗？”
2012年，距拉格利与昭通神父神秘失踪147年后的一天，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家茶馆里，建筑规划师章远问我。他的问话让我吃惊、好奇。我还没回答他，他接着说：“墓碑上刻着拉格利名字的坟墓里，埋了两个人……”
这是雷平阳最近的一篇随笔《远征》的开头。我肯定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拉格利”，我也曾经在昭通做过短暂停留但是没有看到过什么教堂和神父，反倒是对雷平阳破败的蛛网密布的乡下老屋印象深刻。我也曾和雷平阳、海男、张庆国、李小松、段爱松、周明全以及云南的其他朋友在翠湖边喝茶聊天，时而抬头看着万里之外飞来的西伯利亚的海鸥在盘旋和从游人手中取食，还有那些穿梭不已的黑压压的陌生人群。但是，“诗人”在世俗社会的眼中仍然是无比尴尬的一个陌生词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这一奇怪的字眼总会招惹来不解和异样的目光，“虽然会绣花但不识字的母亲不知道儿子在昆明干什么，村子里的人问雷平阳的母亲，诗人是干什么的？她的母亲说，我也不晓得是干啥子的。在离他的家乡一公里的平滩子，说起雷平阳的父亲，一个姓王的老人说有点印象。雷平阳说，在他的家乡，有点印象就是没有印象。问是否知道雷平阳，这个姓王的老人说，知道知道，雷平阳是周家庄的宰猪匠。”（黄代本：《雷平阳：为云南的大山立传》）
接下来，再接着看雷平阳的《远征》这篇散文。该文的精神路向与雷平阳的其他散文相似，继续指向了一个地方空间的历史化的时间，其中遍布着空白和疑问。那么当我们把视线转向雷平阳，那么我想问的是，“你知道雷平阳这个人吗？”估计会有人说知道，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雷平阳还是比较喜欢热闹的，至于文艺青年尤其是文艺女青年们对他也是敬仰有之。也有人会说，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雷平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在他的诗歌、散文以及早期的小说中认识了这个人，还知道了欧家营、昭通以及云南。我想，这些肯定或否定、清晰或模糊的回答，实则从现实交往和精神文本的角度一起呈现出一个复义的或者相互支撑、彼此补充的“雷平阳形象”。而作为一个作家，雷平阳多年来还尽了一个最大的责任，这就是他一次次在文本中重建自我、人性、大地伦理、地方性知识以及精神世界，但它们又一次次被无情地摧毁，然后他又再次站出来拿起词语和灵魂的一砖一瓦予以在废墟上重建。更为重要的是雷平阳不仅在文本世界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缝隙、孔洞甚至刀刃和阴影，而且在现实的观照中他给予云南这片红土地以及中国土地的不只是词语的馈赠，而几乎是建立起了一座语言的纪念碑和普世性的生存景观和“世界文学”，“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品，尽管它们所讲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依然还是意味深长的。同样，一部文学译著的存在也证明，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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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仍然是：雷平阳是谁？谁是雷平阳？
多年之前，沉河在《影子主人雷平阳》一文的开头就提出过这个问题：“雷平阳是谁？他是你的兄弟。说不清，道不明。同时，他是一个影子主人，这有些来历。我写过的唯一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它说某城来了一队灵魂考察组，结果他们遍寻无获，离开的路上，回头眺望，发现城市里的某个房间飘逸出一丝灵魂的轻烟。那个飘逸出轻烟的房子里居住的就是影子主人。雷平阳是他的城市的影子主人，他统率着云贵高原的山山水水，城市村庄里出没的幽灵，并伸出长长的手来和我相握，到其他的城市和其他兄弟朋友相握。”
显然有两个甚至更多个“雷平阳”。无论是现实中的雷平阳还是文字世界中的雷平阳，他们都是如此地复杂，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的，既是可见可感的又是不可见不可知的。任何一位传记作家，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也永远无法完备地还原传主的全部真实，任何一个人都有只属于他个人的秘密和精神指纹锁。连米沃什自己都说过：“没有几个人是我可以向他们吐露我的希望和恐惧的。”（《我是谁？》）
阅读和评价雷平阳的文学世界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要试图呈现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立体和完整、可信的雷平阳更是难上加难。我越来越相信关于一个作家的“综合研究”“整体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传记”的性质和阅读效果，尽管米沃什也只是承认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此次，我之所以答应《滇池》杂志写关于雷平阳系列文章的邀约，一则在于我多年来和《滇池》以及雷平阳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二来在于我觉得与其写一些碎片式的毫无建设性可言的时感式文字还不如去聚焦一个类似于“总体性诗人”或“诗人中的诗人”更为有效。2020年的开端无疑成了非常时刻，而在这一非常时刻读诗歌总会让人心存不安，对越来越失去了精神难度的诗歌我更是充满了不信任感。尽管诗人们越来越强调诗歌的个人化和主体意识，但是诗歌在流于时感和表层现象的同时也导致了活力和效力的缺失。在时感写作流行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有效写作”。在我看来，这一写作首先直面自我又直抵生存现场和时代场域，进而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和历史档案。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而后者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它功能，才能使得个人文本与同时代人的其他文本標志化地区别开来。而这最终是由一个诗人的精神视野和取景框所决定的，即使是再日常不过的事物放置在不一样的位置和不一样的空间它的精神效果和象征力量会完全不同。 在我看来，通过雷平阳的复杂人生经历以及同样复杂的文本世界我们还能够发现同时代人的语言史、生存史、思想档案、现实与历史空间的隐秘构造以及有待于进一步揭示的幽暗纹理或更深处的秘密，“里尔克极不适宜这个时代。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没有做别的，他只是使德语诗歌破天荒第一次臻于完美罢了。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他是层峦叠嶂中的一座，在这些群山之上，精神的命运超越了各个时代远去……他属于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而不属于时光的世纪经纬。”（罗伯特·穆西尔：《无个性的人》）这也是对我心目当中“诗人形象”“诗人中的诗人”以及“诗歌功能”的维护：“诗人把自己视为一个脱离服务于虚假价值观的社会的人，一个‘地狱城市’的居民，或者，不妨称为荒原的居民，并满怀激情反对它。他是唯一追求真正价值观的人，意识到周围的虚假性，并且必须因为这种意识而受苦。”（米沃什：《冷静思考帕斯捷尔纳克》）近年来，我越来越反感于条分缕析的学报体、体大虑周的文学史通病以及学院派们的文章作风和研究积习，我越来越倾心于“诗人批评家”的工作，这要感谢我的人生和诗学的双重导师陈超先生。文学批评是自由的、开放的有灵魂的，能够看见一个人的生命热度以及才、胆、识、力，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家更应该具有文体自足意识和创造力。与此同时，批评家的文字必须是可读的、可感的，就像很多伟大诗人写出的随笔、散文以及不可复制的批评文字一样。为了区别于以往我的研究方法，此次研究雷平阳我采用了“关键词”和“词条”的方式，他们更符合我当前的批评方式和诗学趣味，也许一个个点、一条条细线连缀在一切就构成了一个写作者的文学地图和精神档案，甚至我还有着试图还原一个复杂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肖像的愿景。但愿，我能越来越接近另一个丰富而忧悒的灵魂。
而我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于对诗人和诗人批评家的评传和记传体式的描述，甚至有些乐此不疲，我也相信在阅读和评论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个越来越清晰甚至也可能区别于别人印象里的雷平阳以及他的文字乌托邦和精神世界。尽管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包括诗人传记）未必就天然地具有接近真实或揭示现实的文体优先权，“虽然诗人传记本身的意义可能是很出色的作品，特别是对这或那种天才的崇拜者，但这种意义往往根本澄清不了诗作的内容。可能使诗模糊不清。可以重构环境：监狱、迫害、流放。但结果——在艺术思想上——不能重构”（《布罗茨基谈话录》）。“传记”往往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但恰恰是那些不太相信传记的人去完成传记，也许是这一必要的还原的忧虑使得他们的叙述和考证更具有精神层面的真实，“诗人的传记多不可信，它们甫一出版便成为虚构，如小说一般设置了情节、事件和对话的前后呼应。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在于泛泛谈论其生平，而是对他的一举一动有所会心，因此常常难以言传。如果传主是一名诗人，那么精心炮制的生平经历反而会把他的诗作变成次要情节，读者也只能从脸谱化的叙述中获得愉悦。”（德里克·沃尔科特：《论罗伯特·洛威尔》）确实，“真实”“现实”以及“还原”的过程必然是离不开写作者的修辞、虚构和想象的参与的。甚至布罗茨基还说过“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布罗茨基谈话录》），即使是作家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必完全可靠，“传记作家们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以为通过自己辛勤的工作，就可以还原或者部分还原撰写人物的真实经历”“还原的作用在化学中也许切实可行，在历史和传记中，这其实是一个被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真实。我的解释是，即使资料和图片一丝不苟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即使书面或者口述的回忆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细节，问题是当时的情感如何再现？这些回忆材料的使用如何放弃他们今天的立场？如何去获得回忆材料本身所处的时代经验？一句话就是如何去放弃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去获得传记人物在其人生的某一时刻的细微情感。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试图去揭示某个过去时代时，总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深深地烙印，就是其本人的回忆也同样如此。”（余华：《关于回忆和回忆录》）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是完美的，甚至即使最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记忆和写作也会心存不满——比如德里克·沃尔科特直到晚年写出《白鹭》这样的“终极之诗”之后才缓解了写作的不满和深深的焦虑感，但是我越来越坚信在这个时代有必要去关注和跟踪这些整体性和方向感的诗人，因为他们正在与时代和历史甚至未来进行对话，他们预支了未来读者和未来的世界景象。与此同时，我还想借此全面阅读雷平阳的机会与雷平阳进行深度的精神对话，当然这一对话过程更多是在文本与文本的缝隙和摩擦之中完成的，尽管对现实生活中的雷平阳我并不陌生，甚至在精神共通的层面也许比其他人更为了解他。由此，我写作关于“雷平阳词条”的系列研究文章就变得愈加紧迫和必要，我也相信写作一部诗人传论的重要性，甚至它和诗人本人的回忆录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一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与传主的生存经历、精神境遇以及非虚构文本和虚构文本之间的精神对话，“传记作家的回忆录，与诗人的回忆录，绝不相同。前者也许阅历有限，但着力如实记述，为我们精确再现许多细节。后者则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巴勃罗·聂鲁达：《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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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阳是谁？
多年来，我看到的雷平阳在现实中已然发生了一些或显或隐的变化，比如皺纹深度、面部表情、说话语气、服装类型、行动姿势以及行事作风等等。有一段时间雷平阳失眠比较严重，整个人显得有气无力，话也越来越少。2019年，雷平阳更是苦不堪言，住进了医院做了手术……自此雷平阳电话不接、手机换号、微信停用，很多人说雷平阳神奇地“失联”了。2019年10月18日，雷平阳经北京去多米尼加，当晚我们俩以及臧棣、江汀在作协附近的一个火锅店小聚了一下，雷平阳的酒量和饭量还在继续保持，看来身体是恢复了。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的三十多年的写作时间里，雷平阳的文本面貌以及他的文学观念和世界观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部分以及没有变化的一直持守的部分一起形成了雷平阳的现实面貌和精神肖像，也使得他标志性甚至风格化地区别于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这些差别和标识来自于他在一直葆有的独立精神禀赋，来自于以他刻骨蚀心的“大地伦理”和“乡愁情结”，来自于他徘徊在废墟和旷野的特有的讲述故事的表情和叙述方式，来自于他始终对现代性景观的警惕和对复杂人性和现实的深度描写，来自于昭通、云南以及整个中国空间和精神场域的一个个闪亮的针尖式的细节以及“黑暗传”一样无处不在的“乡愁”和寓言，来自于他从未放弃的“小地方人的癖性”、诗性正义和文字道德的操守。 雷平阳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甚至有些人公开表示不喜欢甚至反感雷平阳的诗歌，觉得太像散文了。对于一个丰富甚至复杂的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基本上总会遇到这些负面的争议性的声音，这很正常。但是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阅读和评价方式显然大大伤害了诗歌，相反那么多的平庸诗人和平庸诗作被推向了以自媒体平台为核心空间的受众面前。与此同时，对那些不喜欢雷平阳的读者、诗人乃至评论家而言，其中并不排除惯性阅读的成分，比如他们老掉牙的诗歌观念，比如认为诗歌应该是美的、应该是诗意的、应该是透明的，或者说他们认可的是那些太像诗歌的诗。而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发展，我们暂且不要谈论更大范围的“世界诗歌”，很多人会消化不了，诗歌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开放的程度，光靠单一的写作方式、个人趣味或者煽情的心灵鸡汤式的手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诗人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写作经验的多向度的现实。这个时代，喜欢一个诗人或批评一个诗人都已经变得如此随意、任性而又如此苛刻、吹毛求疵、不负责任，又如此明目张胆、大言不惭、真理在握。即使是那些假装内行的批评者看似在一丝不苟地拿某某诗人的文本说事，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漏洞百出，完全是一些不懂诗歌的门外汉而又大言不惭的人在对诗歌和诗人指指点点、指手画脚。荒谬吗？可恨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荒谬，一点都不可恨，因为汉语新诗一直是在这样的阅读和评论氛围中艰难地走过来的。雷平阳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而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位“强力诗人”，而“强力诗人”的标志就是他要形成属于自己特有的诗学传统和思想方式。更为重要的他为同时代人的写作提供了一份参照和啟示录，尤其是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下为我们考察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中国诗歌提供了有力的切口和通道。写作也是行动，雷平阳尤为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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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雷平阳？
2016年的夏末秋初，我跟随雷平阳第一次来到了昭通。走在昭通街头，一行人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竟然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诗人在滚沸人世中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一个诗人的诗歌观念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诗人该如何去“发现”无处不在的日常现实、人性渊薮和精神自我？也许，此刻的滇东北会给出一个答案。
我看到很多着灰衣、黑衣的老年人静坐在路边而犹如落满了灰尘的泥塑，他们浑浊的眼睛近乎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某处，确实是呆如木鸡。我还看到很多不明职业和身份的年轻人在路上闲逛、游荡、徘徊。路边是形形色色、高高低低的商铺、餐馆、药店，尤其是那些针灸店、按摩店、药店和中药铺更是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小城居然有如此多的药铺还真是比较少见。在一个黑黢黢的石板路小巷的入口，我竟然看到一个近乎已经失传的行业——代书。一个中年妇女局促不安地坐在小板凳上，那个写信人已经写完信正读给这个妇女听。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你很难相信这个近乎古老的场景是真实的——犹如幻象。呆坐者、沉默者、观察者、游荡者、疗救者、病人、代书人、失语者，也许这些形形色色的形象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形象叠加在一起才能构成这个时代无比广阔又无比复杂的现实本相和精神面影。当然，也许这也只是如此庞大的现实空间的一个局部或小小的针尖般的细节。我想，诗歌的观念和有效实践也大抵应该从这里、从这些人、从这些面孔、从这些场景、从这些空间悄然而本能地萌发、生长出来……从诗歌的生发学来说，雷平阳的写作正大抵如此。
雷平阳还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这是一个着黑衣的招魂师。他是这个时代最擅长写作笔记体和寓言的人。目击道存，倘恍幻象。雷平阳是一个始终及物、在场的目击者，也是语言秘密的效忠者。这种写作方式完全是一个人与语言、生存和时代不断搏杀的结果。他有着为世界立法的执念、为历史写挽歌的求真意志以及为人性、灵魂作传的精神词源和思想重力。在这个漶散莫名的时代，他一直试图在重建一个纸上的和废墟上的荒野和精神家园。而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中的代表。
我在这里还是想再重申和明确，我想借助雷平阳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份生存证词、精神备忘录、“羞耻诗学”以及诗人独一无二的记忆二维码和符码条，而这份精神档案或备忘录只能在“总体性诗人”“无边的现实主义者”这里才能找到。在不断阅读雷平阳甚至反复细读同一个文本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坚信在当下的时感写作的时代更需要的是写作的“有效”和“总体性”，这也永远是“诗与真”“词与物”对诗人的要求。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诗人必须是见证者，也即诗人要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得人和历史同时复活。关于雷平阳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以及访谈已不在少数，甚至昭通学院的杨昭先生还写有关乎雷平阳的专书《诗人的魂路图——雷平阳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我也没有能力超越别人的观感和评判，但是我又一直试图在雷平阳那里寻找到一些特殊的影像，甚至这些影像不只是属于雷平阳一个人的，而是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写作者和生活中的人有关。质言之，雷平阳的散文和诗歌以及早期的小说写作已然具有了打通个人、旁人、时代以及历史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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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随着写作的成熟和风格学的定型雷平阳作为是总体性诗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他一直都在明确和强化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和精神方向。与此同时，雷平阳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决不轻松的“羞耻的诗学”。而阅读当下的诗人，我越来越看重的是精神成色和思想载力。我这样说并不是忽视技艺、修辞和想象力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是旨在强调当下时代的诗人大体有意或无意地降低了精神难度，相反我看到了很多精致的大脑已经同质化的时代经验和写作经验。那么多被禁锢的头脑！这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极不相称甚至大相径庭。这个时代的一部分诗人和作家却“贡献”出了过多的“伪教堂”和“思想余唾”，里面供奉的是写作者的市侩气和文字投机者的炫耀与自得，而谈不上真正的自洽、自觉、自立、自省、自悔和自赎。城市化生活的日常消耗、资本文化的天鹅绒幻觉或者消费苦难的写作伦理取代了文学的难度和自由的程度，沉默的舌头空空荡荡。也许当代不乏“野狐禅”的妄语和自大狂式的乌托邦断语，但是带有精神启示录意义的诗人和诗学从业者却一再阙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当代诗歌的耻辱。这一耻辱既是诗学层面的又是现实经验中的，它关乎一个写作者的诗性正义和语言良知，关乎一个诗人在诗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往返甚至博弈、龃龉。由此，我想到了米沃什的一段话，这既是对诗歌、身体和生命状态的叩访，也是对终极意义上诗人角色、社会责任、现实境遇、公众印象的一种无不艰难的认知，“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我嫉妒那些从不写诗的人，他们因此被我视作正常人——然而我又错了，因为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能称得上正常”。雷平阳同样呈现了见证者的目光以及作案现场式的记录档案，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个与人、人性、现实、时间、空间以及历史有关的白日梦般的寓言汇聚成了羞耻的诗学。羞耻，首先来自于自我的正视，其次来自于周边环境以及人群、时代语境与羞耻者之间的隔膜甚至格格不入，“我生于云南山中，四十余年未曾离开。自慰的理由：一，天边的慢日子，不急，不慌，不用握紧拳头;二，生活在寺庙林立的地方，听得见温暖的诵经声，看得见佛塔和袈裟;三，母亲守着的水井，水还清冽甘甜，山坳上的家山，清明节，走了的人还会回来团圆……我知道，这样的理由，更适合六百年前的人们。今天，把它们说出，我必须在深夜，无人，无光，耳朵全都关闭了，惊异的目光被黑暗中的睡眠收走了。如果我必须在大庭广众或对着话筒、镜头说出它们，我必须装得像个说谎者，或装成一个遗少。这令我心痛，仿佛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夺走了我说话的自由，而我也屈从了，隐隐地觉得，说出它们，乃是一种耻辱。人有病，天知否？不过，我还是一直在不停地说出。从肺腑出发，途径喉咙，舌头一弹，一句句人的声音，便飞向了世界。”（雷平阳：《在文成山中》）是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很多时代也都是如此，要不也不会有杜甫、里尔克、卡夫卡、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希尼和米沃什这样的伟大诗人的诞生）的诗人所缺乏的正是“羞耻感”和敬畏之心——对语言和精神的双重敬畏。任何一个写作者，无论是面向个体生存的细节——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大诗、宏大的抒情诗、叙事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这涉及到诗歌的个人性与普世性、时效性与长久性、现实（本事）成分与修辞能力。就写作经验以及阅读经验而言，汉语诗人的窘境已猝然降临。在整体性结构不复存在的情势下，诗歌的命名性、发现性和生成性都已变得艰难异常。块茎取代了时间顺序、空间秩序（中心）和线性法则之后强化的是个体的伦理——去中心、去秩序、去整合。这同样是值得重新评估的另一种中心论的变体。在“个体”被无限放大的诗歌写作背景下，我们目睹的却是一个个闪亮的或蒙尘隐匿的“碎片”。
在云南西双版纳的雨林中，一场大雨刚过，道路泥泞，雷平阳对我再次谈起了大象的坟冢。实际上在世界法则面前大象的坟冢和蝼蚁的洞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庞然大物的诞生和死去以及更为殊异的精神自尊和羞耻的诗学必然赢得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一直希望中国的诗人能够出现方向性的终极写作者，也就是像叶芝、里尔克、沃尔科特以及杜甫式的“诗人中的诗人”。那么，他们是否已经出现还是有待来日？我想，诗人应该对这个问题更为关注。
责任编辑 李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