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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只存在于今天，而非以往任何历史空间的古建筑群落。十余座深宅大院沿街排开，从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孙丕扬的官邸家府、清东阁大学士阎敬铭的宅院祖祠，崔家槐院、耿家老宅、樊家旧居、毛家大院等完整院落，再到农耕始祖的后稷庙和人间百戏的梨园舞台，花雕青砖，石狮抱鼓，一路看来，恍若时光倒转，重回明清……
其实，这里只是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所收藏40座经典性古民居的一部分，原来分散于各地，是一个人使它们“走”到了一起。
王勇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进陕西省委会委员。“北看故宫、西看关博”，说的就是他那座背靠秦岭、建在关中的民俗艺术博物院。
“不能砸！这是先人留下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陕西省长安县郭杜镇赤兰桥村村口，28岁的王勇超朝着远处看了一眼，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长安望西安，只有10元钱进了城，王勇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一家街道办的安装队当会计。不幸的是，安装队没过半年便无力支撑下去了。
他鼓足勇气找到有关领导。人家听他毛遂自荐要当什么队长，想再弄个更大点儿的安装队，个个都瞪圆了眼睛：凭什么？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不干怎么知道自己行还是不行。人没有背景时，自己就是背景。所以，他干啥都特别舍得豁出命来干。头三年，他就通过陕西省科委组织的给排水工程师考试，把自己变成了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
有人说王勇超和民俗艺术特别有缘，他说民俗艺术和他特别有缘。新安装队成立不久，王勇超来到关中东府一个县城寻找新的建筑项目，刚在小饭馆坐下，发现外面有人围在一户人家门前看热闹，凑过去一瞅，他愣住了。只见买下拴马桩的那个文物贩子正扯着嗓子叫人砸桩。那家伙扔出300元钱，只要胡人驭狮的精美桩头。
“不能砸！这是先人留下的。”王勇超上前一把拦下高举的铁锤。听他出600元，差点儿砸桩的两个农民乐了，转身又抱来好几根。他不知道，自己刚刚花高价抢救下来的竟然是明代青石拴马桩，更不了解拴马桩市场行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如今，驻守在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8600多根历代拴马桩，气势磅礴，自成一阵，被誉为“地上兵马俑”。王勇超说，这是他当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8600余根伫立的拴马桩
拴马桩作为西北民俗的标志物，又称望桩，也叫石桩，粗看不过是一根雕有人兽桩头的方形石柱，细瞧故事就多了。
早年间西北马贵，作为家庭地位与财富象征的拴马桩亦不便宜，看上眼的少说要3600文钱，当时够买3亩地。进入20世纪70年代，拴马桩无马可拴，不论桩身大小桩头雕刻多美，西安有卖的，一根不过30至70元。现在贵了，前不久北京古玩市场上出现过两件，有点残的那根要价5万元，品相好的20万元，还是一口价。有收藏家据此算了一笔账，无论按照哪个价格计算，仅凭拴马桩收藏一项，市场价值已经超过王勇超建馆投资的近4个亿。
说起这些放大可作镇宅避邪、缩小可为国玺印纽的拴马桩，哪个没让他千寻百觅，甚至担惊受怕。那些年，拴马桩好买，想多收集点儿却没那么容易。买个一两根叫玩儿，买几百、上千根呢？当时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他不明白，想把钱花在正道上会这么难。那段时间，他怎么都笑不起来。最理解他的人还是冯骥才，他对王勇超奋力抢救拴马桩行动的评价是：没有让文物贩子给瓜分了。“瓜分”一说，曾经刺痛多少国人的心。
到今天，抢救保护回来的8600余根拴马桩庄严伫立在南五台山脚下。
成立民间文物普查队
一个人的收藏极限是多少？王勇超想都没想过，历史遗落在三秦大地上的好东西虽多，再不抓紧时间，恐怕只能听故事了。
一次，王勇超耳闻蒲城农村有两个好看的石门礅被一个外省人买走，几番打听才知已经运出省界，他赶忙驾车追过去，最后多掏了近5倍的钱，才把这对雕刻精美的海水人物抱鼓石门礅留在关中。
经历的多了，王勇超想出一个办法：他把公司的员工组成一支民间文物普查工作队，开启了中国文物界由民营企业家进行民间文物普查工作的先河。
为了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普查，王勇超投入自己所能投入的一切，在三秦大地上纵横数十万公里。数万余人次地毯式的普查登记结果，让他对区域内大到明清古民居、祖祠、戏楼，小至上马石、饮马槽、石人、石鼓等民间所存周秦汉唐以来文物有了一本详尽的明细账，整理出包括各种地方戏曲、工艺作坊、礼仪俗规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况，还额外征集到数万件各类民俗文物。
创办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
1998年10月，王勇超做出一个文物界和企业界前所未闻的决定：创办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2002年6月，经西安文物局等政府部门批准，中国第一家民办民俗艺术博物院宣告成立，王勇超任院长。
跳过了私人办博物院的道道难坎儿，扑面而来的更大难题却是花钱征地。几经周折，院址由原定老家郭杜镇转到隋唐佛教圣地南五台山下。2003年6月1日，王勇超收藏的古民居第一院——崔家槐院，在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西京雄镇”复建竣工。上梁的那天，一些年轻员工在鞭炮声中哭了。王勇超的眼睛湿润起来，没想到这些孩子对这份事业如此上心，看来自己真的是做对了。
曾几何时，古民居收藏还是一个梦。王勇超在进行民间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官宅民院，除了建筑格局还算完整，内部早已陈旧不堪，有的即使被挂牌保护，往往因户主无力修缮而任其自然湮灭。为了更好地保护位于大荔县的阎敬铭故居，王勇超千方百计寻找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阎家后代，逐个登门拜访。回头再看看这些建筑风格古朴恢宏的古民居，再瞧瞧上面特色鲜明的砖雕、石雕、木雕，让王勇超倍感自豪。
曾经的同行都说，要是不折腾石头和老房子，王勇超的企业早已进入500强了。他先后卖掉旗下6家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却没舍得给儿子买过一部手机。当听说儿子捡到一个“小灵通”，他马上让儿子回去站在原地别动，失主不来不能回家。
儿子考上大学，想要一台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他问班上有多少學生有电脑，儿子老老实实回答“一半”，他说，你就继续当另外一半吧。“富了收藏穷了家”，王勇超对家人心存愧疚，他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简朴。他解释说，习惯了。
在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不止一位中央领导对王勇超说：“你为抢救和保护中华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王勇超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他付出多少都值。
让古民居不再像被遗忘的孤儿
面对这座每走一步满眼历史，每看一眼满处文物的关中宝地，中国古建筑界的专家们更推崇王勇超在抢救与保护古民居方面开创的“关中模式”，即单体迁移、整体复建、群体重构的全新理念，这一重在重点抢救与集中保护并行的新尝试，示范意义巨大。
这意味着，古民居不再像被遗忘的孤儿，不再因为满身褴褛而遭抛弃或自然消亡，它们完全可以重新容光焕发。实践中，如何打破这些深宅大院固有的文化隔阂和宅院之间的建筑差异，使其成为一段复苏更新的历史景象，需要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艺术眼光，还要有足够的胆识和胸怀。
王勇超努力并成功了。一个触目可及、触手可摸的“中国梦”，就这样被树立在现实空间的醒目位置上，还有因此被誉为“当代古建艺术之父”的王勇超。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文化在，民族在。王勇超的认识很明确，他说，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都将文化放在重要位置上，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到“民生工程”，因为它能让一个民族产生自信，继而自强。
一个人建起一座博物院，王勇超靠的正是文化的力量。
（摘自《民主》）
其实，这里只是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所收藏40座经典性古民居的一部分，原来分散于各地，是一个人使它们“走”到了一起。
王勇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进陕西省委会委员。“北看故宫、西看关博”，说的就是他那座背靠秦岭、建在关中的民俗艺术博物院。
“不能砸！这是先人留下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陕西省长安县郭杜镇赤兰桥村村口，28岁的王勇超朝着远处看了一眼，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口袋。长安望西安，只有10元钱进了城，王勇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一家街道办的安装队当会计。不幸的是，安装队没过半年便无力支撑下去了。
他鼓足勇气找到有关领导。人家听他毛遂自荐要当什么队长，想再弄个更大点儿的安装队，个个都瞪圆了眼睛：凭什么？他的想法非常简单，不干怎么知道自己行还是不行。人没有背景时，自己就是背景。所以，他干啥都特别舍得豁出命来干。头三年，他就通过陕西省科委组织的给排水工程师考试，把自己变成了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
有人说王勇超和民俗艺术特别有缘，他说民俗艺术和他特别有缘。新安装队成立不久，王勇超来到关中东府一个县城寻找新的建筑项目，刚在小饭馆坐下，发现外面有人围在一户人家门前看热闹，凑过去一瞅，他愣住了。只见买下拴马桩的那个文物贩子正扯着嗓子叫人砸桩。那家伙扔出300元钱，只要胡人驭狮的精美桩头。
“不能砸！这是先人留下的。”王勇超上前一把拦下高举的铁锤。听他出600元，差点儿砸桩的两个农民乐了，转身又抱来好几根。他不知道，自己刚刚花高价抢救下来的竟然是明代青石拴马桩，更不了解拴马桩市场行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如今，驻守在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8600多根历代拴马桩，气势磅礴，自成一阵，被誉为“地上兵马俑”。王勇超说，这是他当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8600余根伫立的拴马桩
拴马桩作为西北民俗的标志物，又称望桩，也叫石桩，粗看不过是一根雕有人兽桩头的方形石柱，细瞧故事就多了。
早年间西北马贵，作为家庭地位与财富象征的拴马桩亦不便宜，看上眼的少说要3600文钱，当时够买3亩地。进入20世纪70年代，拴马桩无马可拴，不论桩身大小桩头雕刻多美，西安有卖的，一根不过30至70元。现在贵了，前不久北京古玩市场上出现过两件，有点残的那根要价5万元，品相好的20万元，还是一口价。有收藏家据此算了一笔账，无论按照哪个价格计算，仅凭拴马桩收藏一项，市场价值已经超过王勇超建馆投资的近4个亿。
说起这些放大可作镇宅避邪、缩小可为国玺印纽的拴马桩，哪个没让他千寻百觅，甚至担惊受怕。那些年，拴马桩好买，想多收集点儿却没那么容易。买个一两根叫玩儿，买几百、上千根呢？当时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他不明白，想把钱花在正道上会这么难。那段时间，他怎么都笑不起来。最理解他的人还是冯骥才，他对王勇超奋力抢救拴马桩行动的评价是：没有让文物贩子给瓜分了。“瓜分”一说，曾经刺痛多少国人的心。
到今天，抢救保护回来的8600余根拴马桩庄严伫立在南五台山脚下。
成立民间文物普查队
一个人的收藏极限是多少？王勇超想都没想过，历史遗落在三秦大地上的好东西虽多，再不抓紧时间，恐怕只能听故事了。
一次，王勇超耳闻蒲城农村有两个好看的石门礅被一个外省人买走，几番打听才知已经运出省界，他赶忙驾车追过去，最后多掏了近5倍的钱，才把这对雕刻精美的海水人物抱鼓石门礅留在关中。
经历的多了，王勇超想出一个办法：他把公司的员工组成一支民间文物普查工作队，开启了中国文物界由民营企业家进行民间文物普查工作的先河。
为了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普查，王勇超投入自己所能投入的一切，在三秦大地上纵横数十万公里。数万余人次地毯式的普查登记结果，让他对区域内大到明清古民居、祖祠、戏楼，小至上马石、饮马槽、石人、石鼓等民间所存周秦汉唐以来文物有了一本详尽的明细账，整理出包括各种地方戏曲、工艺作坊、礼仪俗规等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况，还额外征集到数万件各类民俗文物。
创办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
1998年10月，王勇超做出一个文物界和企业界前所未闻的决定：创办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2002年6月，经西安文物局等政府部门批准，中国第一家民办民俗艺术博物院宣告成立，王勇超任院长。
跳过了私人办博物院的道道难坎儿，扑面而来的更大难题却是花钱征地。几经周折，院址由原定老家郭杜镇转到隋唐佛教圣地南五台山下。2003年6月1日，王勇超收藏的古民居第一院——崔家槐院，在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西京雄镇”复建竣工。上梁的那天，一些年轻员工在鞭炮声中哭了。王勇超的眼睛湿润起来，没想到这些孩子对这份事业如此上心，看来自己真的是做对了。
曾几何时，古民居收藏还是一个梦。王勇超在进行民间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官宅民院，除了建筑格局还算完整，内部早已陈旧不堪，有的即使被挂牌保护，往往因户主无力修缮而任其自然湮灭。为了更好地保护位于大荔县的阎敬铭故居，王勇超千方百计寻找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阎家后代，逐个登门拜访。回头再看看这些建筑风格古朴恢宏的古民居，再瞧瞧上面特色鲜明的砖雕、石雕、木雕，让王勇超倍感自豪。
曾经的同行都说，要是不折腾石头和老房子，王勇超的企业早已进入500强了。他先后卖掉旗下6家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却没舍得给儿子买过一部手机。当听说儿子捡到一个“小灵通”，他马上让儿子回去站在原地别动，失主不来不能回家。
儿子考上大学，想要一台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他问班上有多少學生有电脑，儿子老老实实回答“一半”，他说，你就继续当另外一半吧。“富了收藏穷了家”，王勇超对家人心存愧疚，他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简朴。他解释说，习惯了。
在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不止一位中央领导对王勇超说：“你为抢救和保护中华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王勇超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他付出多少都值。
让古民居不再像被遗忘的孤儿
面对这座每走一步满眼历史，每看一眼满处文物的关中宝地，中国古建筑界的专家们更推崇王勇超在抢救与保护古民居方面开创的“关中模式”，即单体迁移、整体复建、群体重构的全新理念，这一重在重点抢救与集中保护并行的新尝试，示范意义巨大。
这意味着，古民居不再像被遗忘的孤儿，不再因为满身褴褛而遭抛弃或自然消亡，它们完全可以重新容光焕发。实践中，如何打破这些深宅大院固有的文化隔阂和宅院之间的建筑差异，使其成为一段复苏更新的历史景象，需要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艺术眼光，还要有足够的胆识和胸怀。
王勇超努力并成功了。一个触目可及、触手可摸的“中国梦”，就这样被树立在现实空间的醒目位置上，还有因此被誉为“当代古建艺术之父”的王勇超。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文化在，民族在。王勇超的认识很明确，他说，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都将文化放在重要位置上，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到“民生工程”，因为它能让一个民族产生自信，继而自强。
一个人建起一座博物院，王勇超靠的正是文化的力量。
（摘自《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