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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时期有效药品及制造原料受制于日人之手，不免影响到台湾用药人的选择，以及形成台湾医师与药师必须仰赖先进日本制药的印象。但造成台湾医药专业水平低下的原因，却是种种殖民法令和医疗实际操作上的影响。由于殖民地法规制订的延迟与限制，当时台湾药师的地位及数量一直无法与医师相抗衡。这不仅是因为台湾殖民医学教育体系中完全缺乏药师训练所致，有人亦认为这是由于合法传统草药店经营模式随中医数量衰退而没落的缘故。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医药权力关系的落差远大于日本国内。尽管有1891年《日本药局方》的改版修订，允许草本药品成为合法处方药物，但这样的改变若无足够的专业药师以及资本雄厚的制药业者存在，仍旧无法支应实际用药需求的科学中药方，遑论完全替代价格昂贵的进口西药。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药师虽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取得合法执业地位而有职业团体的态势，然而和在台医师数量相比，药师人数尚少，且无教育训练机制存在，发展科学汉方与一般成药所需之专业药理基础实无由存在。尤有甚之，医疗人力的不足加上台湾社会实际的医疗需求，致令许多药事专业人员从事不合法的医疗行为。尽管这些药事人员仍可谓秉持善念行事，但毕竟违法，只得游走于警察与官厅的禁令之外，“寄药包”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弥补了民间医疗资源不足的困窘。所谓“寄药包”或称“药品宅急便”、“行动药房”，指的就是制药厂商将一些家庭常备药品放在外观就像大纸袋一样的药袋中，民众如有需要，业务员就将药包寄放在民众家里，每过一段时间业务员会到民众家里结账，民众多称呼其为“寄药仔”，账款是依据民众用掉多少药品才算多少钱，业务员并且会定期到民众家里检查药包内之药品是否过期，取走过期药品并且补入新货。“寄药包”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战后发展成台湾民众相当依赖的医疗管道，直至7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呈现颓势，近年来有关“寄药包”的报道仍时有所闻，但比之全盛时期已有天壤之别。“寄药包”这个行业，在医疗水平低下且交通资源缺乏的当时，某种程度提供了不少家庭民众日常健康上的照顾。
“寄药包”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的确有其生存空间及迫切的需求因素，也因而造福不少穷乡僻壤及偏远郊外地区的家庭。尤其三更半夜时分，发生高烧、腹泻、外伤等症状，可以应急派上用场，减轻病痛的折磨及心理负担，着实维护不少民众的健康，也为当时的医疗体系贡献匪浅。笔者曾访问到彰化线西下犁村的李先生夫妇，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伴至今仍是寄药包的受用者，他们家现在还有嘉义东荣制药的药袋，里头有一剂“镇痛散”的成药，专治头痛发烧神经痛的症状，老人家因为居住在农村，又三更半夜也不好麻烦儿孙，于是药袋里头的家庭平安药成为临时救急的选择，他们认为疗效真的很好，左邻右舍都如此肯定。
“寄药包”主要提供常民合格药厂制造的万用药、常备药，让民众得以应付日常微恙，与“卖药团”、“王禄仔仙”相比，娱乐性明显不够，但是在用药安全以及兼顾身心的医疗服务方面，却明显胜于后两者。多数台湾民众对于用药的观念，很多是建立在“寄药包”的服务上，寄药包仔寄放药包时，同时指导了民众用药的方式及准则，甚至药包外以图像式的引导告诉不识字的民众，头痛、感冒、胃痛、烧烫伤、创伤该服用或外敷何种药品。而其中万用药的观念对于日后台湾人的用药习惯影响更是重大，以现今的用药观点，每一种药都有他的副作用。以“感冒”为例，医师诊断感冒多对症下药，渐进控制症状，当身体产生足够之抗体，杀死病毒，感冒即痊愈。然而感冒的症状各不相同如咳嗽、流鼻水、鼻塞、发烧、头痛，而寄藥包里所提供的成药，多是将所有症状一网打尽，与医生的对症下药明显不同，之后台湾民众为一劳永逸，于是养成一种生病即自行至药局买药服用的习惯。当然，药局亦多提供疗效广泛的药品，意图以少数药品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症状，寄药包里的药品疗效也多是如此广泛，加上其强调药效温和，无副作用，以至于民众们逐渐养成爱服成药的习惯。
年长一辈的台湾民众多有使用大药袋里药品的回忆，例如：小时候趁四下无人，挖开蜡嘴，偷吃被小孩视为珍贵的凉凉甜甜的带有咸橄榄味的胃散：大人为治小孩癞痢头，将其额头贴上圆吊膏；或者被蚊虫咬伤时，阿嬷立刻将红药膏擦满小腿上，远看就像红豆冰；晚上婴儿哭闹不停时，长辈立刻递来的惊风散：小孩喊着肚子痛时，爸爸立刻将强胃散和着开水服下。因此，台湾民众逐渐养成一种服药的习惯：即泻肚子就吃正露丸，流鼻涕喝感冒糖浆，头痛时喝着既呛又辣的济众水。小时候，笔者阿嬷常会在太阳穴上擦一种健民药厂生产的木装五鹤标薄荷锭，其疗效是治头晕，甚至抹于鼻前以提神，更多时候抹在肚脐上治疗肚子痛，薄荷锭甚至可以治疗蚊虫咬伤，真是十足的万用药。
寄药包至今仍影响我们甚深，例如今日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备用许多基本的家庭成药，如面速力达母、征露丸、绿油精、白花油、万金油、胃散等，这些药品其实早就出现在寄药包的大药袋里，沿用至今仍广受欢迎。
寄药包影响台湾民众养成生病后通常以自疗为主，求诊为辅的特殊医疗习性，小病服用成药，大病时才寻求医师协助。寄药包是将各类药品组合放置在民众家中，由民众自行依身体状况判定符合药袋中注明的效能或主治症状，再行选择服用何种药品。于服用寄药包中的药品之后，民众依据自觉是否有疗效与病情是否恶化，而进一步决定是否向医师求诊。也就是说寄药包其实赋予常民一种在医疗过程中相当大的自疗权力，并保留常民相当弹性的选择用药空间，包含用不用药、何时用药、用何种药等，也形成自疗考量通常优先于求诊的一种特殊医疗文化。
（选自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古早药包》）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药师虽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取得合法执业地位而有职业团体的态势，然而和在台医师数量相比，药师人数尚少，且无教育训练机制存在，发展科学汉方与一般成药所需之专业药理基础实无由存在。尤有甚之，医疗人力的不足加上台湾社会实际的医疗需求，致令许多药事专业人员从事不合法的医疗行为。尽管这些药事人员仍可谓秉持善念行事，但毕竟违法，只得游走于警察与官厅的禁令之外，“寄药包”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弥补了民间医疗资源不足的困窘。所谓“寄药包”或称“药品宅急便”、“行动药房”，指的就是制药厂商将一些家庭常备药品放在外观就像大纸袋一样的药袋中，民众如有需要，业务员就将药包寄放在民众家里，每过一段时间业务员会到民众家里结账，民众多称呼其为“寄药仔”，账款是依据民众用掉多少药品才算多少钱，业务员并且会定期到民众家里检查药包内之药品是否过期，取走过期药品并且补入新货。“寄药包”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战后发展成台湾民众相当依赖的医疗管道，直至7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呈现颓势，近年来有关“寄药包”的报道仍时有所闻，但比之全盛时期已有天壤之别。“寄药包”这个行业，在医疗水平低下且交通资源缺乏的当时，某种程度提供了不少家庭民众日常健康上的照顾。
“寄药包”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的确有其生存空间及迫切的需求因素，也因而造福不少穷乡僻壤及偏远郊外地区的家庭。尤其三更半夜时分，发生高烧、腹泻、外伤等症状，可以应急派上用场，减轻病痛的折磨及心理负担，着实维护不少民众的健康，也为当时的医疗体系贡献匪浅。笔者曾访问到彰化线西下犁村的李先生夫妇，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伴至今仍是寄药包的受用者，他们家现在还有嘉义东荣制药的药袋，里头有一剂“镇痛散”的成药，专治头痛发烧神经痛的症状，老人家因为居住在农村，又三更半夜也不好麻烦儿孙，于是药袋里头的家庭平安药成为临时救急的选择，他们认为疗效真的很好，左邻右舍都如此肯定。
“寄药包”主要提供常民合格药厂制造的万用药、常备药，让民众得以应付日常微恙，与“卖药团”、“王禄仔仙”相比，娱乐性明显不够，但是在用药安全以及兼顾身心的医疗服务方面，却明显胜于后两者。多数台湾民众对于用药的观念，很多是建立在“寄药包”的服务上，寄药包仔寄放药包时，同时指导了民众用药的方式及准则，甚至药包外以图像式的引导告诉不识字的民众，头痛、感冒、胃痛、烧烫伤、创伤该服用或外敷何种药品。而其中万用药的观念对于日后台湾人的用药习惯影响更是重大，以现今的用药观点，每一种药都有他的副作用。以“感冒”为例，医师诊断感冒多对症下药，渐进控制症状，当身体产生足够之抗体，杀死病毒，感冒即痊愈。然而感冒的症状各不相同如咳嗽、流鼻水、鼻塞、发烧、头痛，而寄藥包里所提供的成药，多是将所有症状一网打尽，与医生的对症下药明显不同，之后台湾民众为一劳永逸，于是养成一种生病即自行至药局买药服用的习惯。当然，药局亦多提供疗效广泛的药品，意图以少数药品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症状，寄药包里的药品疗效也多是如此广泛，加上其强调药效温和，无副作用，以至于民众们逐渐养成爱服成药的习惯。
年长一辈的台湾民众多有使用大药袋里药品的回忆，例如：小时候趁四下无人，挖开蜡嘴，偷吃被小孩视为珍贵的凉凉甜甜的带有咸橄榄味的胃散：大人为治小孩癞痢头，将其额头贴上圆吊膏；或者被蚊虫咬伤时，阿嬷立刻将红药膏擦满小腿上，远看就像红豆冰；晚上婴儿哭闹不停时，长辈立刻递来的惊风散：小孩喊着肚子痛时，爸爸立刻将强胃散和着开水服下。因此，台湾民众逐渐养成一种服药的习惯：即泻肚子就吃正露丸，流鼻涕喝感冒糖浆，头痛时喝着既呛又辣的济众水。小时候，笔者阿嬷常会在太阳穴上擦一种健民药厂生产的木装五鹤标薄荷锭，其疗效是治头晕，甚至抹于鼻前以提神，更多时候抹在肚脐上治疗肚子痛，薄荷锭甚至可以治疗蚊虫咬伤，真是十足的万用药。
寄药包至今仍影响我们甚深，例如今日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备用许多基本的家庭成药，如面速力达母、征露丸、绿油精、白花油、万金油、胃散等，这些药品其实早就出现在寄药包的大药袋里，沿用至今仍广受欢迎。
寄药包影响台湾民众养成生病后通常以自疗为主，求诊为辅的特殊医疗习性，小病服用成药，大病时才寻求医师协助。寄药包是将各类药品组合放置在民众家中，由民众自行依身体状况判定符合药袋中注明的效能或主治症状，再行选择服用何种药品。于服用寄药包中的药品之后，民众依据自觉是否有疗效与病情是否恶化，而进一步决定是否向医师求诊。也就是说寄药包其实赋予常民一种在医疗过程中相当大的自疗权力，并保留常民相当弹性的选择用药空间，包含用不用药、何时用药、用何种药等，也形成自疗考量通常优先于求诊的一种特殊医疗文化。
（选自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古早药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