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乘地铁，发现车厢内有幅广告，是为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所提供的三项服务，广告词颇有意思：“懒得走路你就打电话吧；懒得说话你就上网吧；懒得上网你就发短信吧。”真是一样比一样方便的办法，当然同时也是一招比一招懒惰的办法。可这正好符合人的习性。
　　由此联想到专利，有关专利的发明还不就是让人省力省劲吗。综观每项发明创新，除了符合有利于节能减排要求外，在客观上不是更大程度地纵容人的懒惰从而扩展人的休闲轻松吗?!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举个舅舅评价外甥的例子。一位母亲对自己教书的哥哥说，瞧我这儿子，让他用吸尘器吸地，他就用脚踩一下开关，懒得弯下腰。而这位舅舅则说，好，这就是我外甥的发明创造点，他知道如何去省力气。……
　　再来看申请专利的发明内容：小到曲别针，大到火箭，它们都是发明，只是程度不同，难度系数有所差异。只要有新意，有所发明，有所创新，都可以申请并获得专利。同时，都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适应人性的懒惰。这就是生活与专利的密切关系。
　　专利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就以本文开头的三项服务载体，电话、计算机和手机为例，这其中包含着多少件专利!一个用于讲课的小小指示器身上就有100多件专利。
　　发明及其申请专利上还有更深的内涵。现实生活中，对新发明要申请专利，这已没有异议；而将已有的创新重新进行组合申请专利却还有争议，甚至还产生这样的疑虑，已知公用的东西还能拿来申请专利，这算什么本事，要比咱们就比实践中创新的新东西。
　　其实不然，如乒乓大家徐寅生所讲：“创新就是要有点新意。不要把创新看成难得不得了的事儿，好像只有造原子弹才叫创新，把常规武器改装一下就不叫创新。实在没有什么可创新，把技术、战术重新组合一下，哪怕吓唬一下对手也好。我过去打球，实在想不出新招，就来一个下蹲发球，其实我发不好，可是下蹲球一发，对方就搞不清楚了，他以为我练过下蹲球，是新招。”这是专利与体育生活的典型关系，亦可见重新组合与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文体相通，在文艺界也是如此。张艺谋就认为电影的“不务正业”有助于电影的创作，每接触一个地方，都能对那里的人文历史有更深的了解，这是一个提高自我修养的过程。
　　上升到社会文化高度，追求利益和幸福是人类的天性，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抓住了人类的这一特点和弱点，用名与利的办法使其焕发出巨大的热情，故有这一命题：即创新是知识产权的源泉，而知识产权则是创新的动力。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创新，从而达到了知识产权这一制度创新的目的。
　　升华到经济理论，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联系到斯密的这种观点，娱乐生产商自然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想创造艺术品，但发现艺术品能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时，他就会努力地去创作艺术品了，进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大浪淘沙过后，无论是精品艺术品，还是超越平常人思想的精英人物，都是少数的。这就是“纯属意外”所代表的偶然现象和“亦属必然”所反映的客观规律。
　　《科技日报》的第四版是“科技改变生活”；《科学时报》在诠释其办报宗旨时也说，要使科学从科学家的科学工作和政治家的科学决策，再步入到社会大众的科学生活，最终让科学飞入寻常百姓家，变专业报纸为大众报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发明是科技的基本活动，创新是专利不竭的源泉，专利是科技的结晶：科学改变生活，生活离不开科技，专利是其重要的内容，专利与生活的关系也是如此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