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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0、80年代的美国经济上的滞涨促使文化的矛盾变得尖锐，《克莱默夫妇》作为80年代美国家庭题材电影的成功典范，实际上是美国保守主义针对左翼女性主义的一次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演说。80年代新好莱坞电影也呈现出更隐蔽的意识形态特征。此片通过叙事上和人物建构上有意识地结构性空白和裂隙，将传统男性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合乎时宜地缝合于影片文本之中，在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中，从一开始就谎言般地将女性主义置于非平等的对话位置，完成了对女性主义主体地位的再现。
【关键词】：克莱默夫妇;女性主义;保守主义;腹语术;结构性空白和裂隙
引言
影片《克莱默夫妇》无疑受到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认同，同时也在票房里赚足了同情的泪水和感动。甚至于女性主义者也会认同于影片中想象中的和解。而无论是女性主义电影分析，还是意识形态批评，重要的一点便是摆脱对电影幻境的迷恋认同，反思父权文化，指出电影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电影文本的结构性空白和裂隙，在享受过观影的艺术洗礼后，重新回归于理性的现实。
一.女性人物和故事发展的结构性裂隙和空白
作为片头画面出现的片名<Kramer vs. Kramer>，其实就带有了较强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能够看到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命名，影片也从头到尾省略讲述了克莱默夫人本来的姓氏，而这种家庭姓氏是对于男性的从属。这种利用片名先入为主的制片层面的宣传，其实是在观众进入影院前，以及影片刚刚开场的字幕上就给了观众先入为主的对男权社会家庭认同的立场和态度。
在克莱默夫人这个人物上表述上，是叙述者小于人物的，观众对于克莱默夫人的了解是较少的，影片先展现了克莱默夫人的动作，之后才慢慢揭开其原因。开场戏的核心戏剧动作就是克莱默夫人要离开，但是每一个镜头却都表现着她的不舍，与孩子分别，料理好家务，情感上渲染到观众都不希望克莱默夫人离去，能够看到她的离去后，这一切美好都将不在，可她还是毅然决然走了，而并没去展现克莱默夫人的纵向活动，心理活动，戏剧动机。观者和叙述着躲在人物外面看人物的一个横向截面。反观克莱默先生的开场，叙述者基本等于人物，我们能够多方面地了解他体面的艺术设计工作工作，他的幽默，他获得了升职，他心里时刻惦记着家要按时回家，这一切积极形象都被观众获取到，这就有利于观众移情于克莱默先生，进入对家庭男权，父权的认同轨迹上。
克莱默夫人离去这一激励事件的设计，选在了一个十分巧合的时机，克莱默先生刚刚升职，非常喜悦地希望和夫人分享这一好消息的时候，夫人突然选择离去。观众便会为克莱默先生感到惋惜，克莱默夫人离去的原因也是侧面的讲述，只是通过了电影中很没有说服力的形式——对白，來进行简略的呈现。
随后的大量篇幅，都是讲述女性的离去对于一个家庭崩溃性的灾难，克莱默夫人的形象则一直被扁平化，克莱默夫人没有任何机会在银幕上“展现自己的原因”，而克莱默先生则彻彻底底展现出了一个不断拼命努力为家庭为孩子的形象。克莱默先生顶着巨大工作压力，认真对待孩子，重学家务。其中重点体现出男性在家务上的劣势，其实就是侧面体现女性在家务上的先天优势。而这一点，也是对克莱默夫人极端女性主义行为腹语术形式的嘲讽。
二.新好莱坞的电影腹语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回归
自苏联蒙太奇学派起，电影艺术的目的和形式，就存在着利用电影蒙太奇，乃至通过理性蒙太奇来说明生活，判断生活，引导观众的观点。得益于欧洲电影后，好莱坞电影的主题、题材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扩容。在叛逆偏激的早期新好莱坞自我地书写后，父权般的保守主义还是得以回归，这时期的新好莱坞电影可以通过更隐蔽流畅的叙事手法，更生活化的表演方式，更自由真实的镜头语言，将更复杂的意识形态完美地缝合于电影之中。而正如法国《电影手册》在《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一文所指出，美国内部的政党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两党之争，始终以财团，巨额资金背景的方式联系着昔日好莱坞大制片公司的创作路线与现实倾向。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滞涨期。人们对于经济生活的担忧也巩固了重要领域里保守主义势力的地位。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严酷环境下，他们更渴望经济发展的平稳，生产力的解放，这就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明确的社会分工，教育的顺利进行。
由此应运而生的女性主义思潮，强调妇女个人价值的实现，各方面与男性平等。就像历史上一样，民主与平等的斗争过程短时间内总会带来经济的大幅减速，家庭的解体会限制男性的生产效率，也会大大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在此时显然显得不合时宜。
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盛行，运动的结果不仅通过立法废除了种族隔离，也使得自由平等的思潮广为流行。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兴起，“此次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批判社会中女性仍然受歧视现象以及强调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特殊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探求女性的社会本质和文化构成，消除男权思维模式下对女性刻板形象的主观臆想[2]”。女性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带来离婚率上升，家庭的破裂激发了社会矛盾。这种威胁家庭的左翼思想，对于美国局势是火上浇油。“在80年代，共和党和重要努力之一，就是推动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变化，重振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希望保守主义代替扩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美国社会思潮的主流[3]”。好莱坞电影作为这一时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介，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更多保守主义烙印。
在电影制片领域，也带有更多的保守主义倾向，被看到其巨大的影响力的新好莱坞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输出媒介具有巨大价值。最早“新好莱坞”提倡者的艺术观念受到冲击，“像《邦尼与克莱德》《毕业生》这类早期观念激进的电影，构成了一次对“父辈”的反叛……他们将“父辈”定义为美国，保守主义，既得利益阶级，雅皮士，对以父亲为核心的美国家庭，是一种“俄狄浦斯式愤怒。”[4]女性主义也作为这种左翼思潮的一个文化分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冲击。经济的不稳促涨了人们的变革情绪，产生的大量具有女性主义倾向和其他左翼思想的影片受到尤其是中下层阶级的欢迎。
1980年的第5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颁发给了应运而生的《克莱默夫妇》，这部影片用结构精巧的腹语言说，试图拉拢女性主义者，令其在清醒与迷离间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它甚至没有将女性主义放置于平等平和的立场上进行讨论，没有给女性主义以应有的话语权，女性主义一直处于“缺席”。精彩的是，它深得新好莱坞电影叙事艺术的真谛，在“理性蒙太奇”的深层下却运用与之相反的戏剧性，平和自然地叙述了女性主义对于滞涨经济中的美国家庭是多么的雪上加霜，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并不是以一方获胜作为结束，而是高超的伪“和解”——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包容的态度，成功完成了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演说。其流畅自然叙事中的腹语术，绕过观众意识抵抗的导演技巧和合乎时宜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也成为其获奖的重要原因。这样的美好结局也不得不令人想到与之相似，却晚之15年的《阿甘正传》。
注释：
[1]P.187《电影批评》——戴锦华
[2]《克莱默夫妇》的女性主义解读——宋辉
[3][4]《从反叛圣歌到心灵鸡汤——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家庭观回归与公路电影转型》————李彬
【关键词】：克莱默夫妇;女性主义;保守主义;腹语术;结构性空白和裂隙
引言
影片《克莱默夫妇》无疑受到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认同，同时也在票房里赚足了同情的泪水和感动。甚至于女性主义者也会认同于影片中想象中的和解。而无论是女性主义电影分析，还是意识形态批评，重要的一点便是摆脱对电影幻境的迷恋认同，反思父权文化，指出电影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电影文本的结构性空白和裂隙，在享受过观影的艺术洗礼后，重新回归于理性的现实。
一.女性人物和故事发展的结构性裂隙和空白
作为片头画面出现的片名<Kramer vs. Kramer>，其实就带有了较强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能够看到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命名，影片也从头到尾省略讲述了克莱默夫人本来的姓氏，而这种家庭姓氏是对于男性的从属。这种利用片名先入为主的制片层面的宣传，其实是在观众进入影院前，以及影片刚刚开场的字幕上就给了观众先入为主的对男权社会家庭认同的立场和态度。
在克莱默夫人这个人物上表述上，是叙述者小于人物的，观众对于克莱默夫人的了解是较少的，影片先展现了克莱默夫人的动作，之后才慢慢揭开其原因。开场戏的核心戏剧动作就是克莱默夫人要离开，但是每一个镜头却都表现着她的不舍，与孩子分别，料理好家务，情感上渲染到观众都不希望克莱默夫人离去，能够看到她的离去后，这一切美好都将不在，可她还是毅然决然走了，而并没去展现克莱默夫人的纵向活动，心理活动，戏剧动机。观者和叙述着躲在人物外面看人物的一个横向截面。反观克莱默先生的开场，叙述者基本等于人物，我们能够多方面地了解他体面的艺术设计工作工作，他的幽默，他获得了升职，他心里时刻惦记着家要按时回家，这一切积极形象都被观众获取到，这就有利于观众移情于克莱默先生，进入对家庭男权，父权的认同轨迹上。
克莱默夫人离去这一激励事件的设计，选在了一个十分巧合的时机，克莱默先生刚刚升职，非常喜悦地希望和夫人分享这一好消息的时候，夫人突然选择离去。观众便会为克莱默先生感到惋惜，克莱默夫人离去的原因也是侧面的讲述，只是通过了电影中很没有说服力的形式——对白，來进行简略的呈现。
随后的大量篇幅，都是讲述女性的离去对于一个家庭崩溃性的灾难，克莱默夫人的形象则一直被扁平化，克莱默夫人没有任何机会在银幕上“展现自己的原因”，而克莱默先生则彻彻底底展现出了一个不断拼命努力为家庭为孩子的形象。克莱默先生顶着巨大工作压力，认真对待孩子，重学家务。其中重点体现出男性在家务上的劣势，其实就是侧面体现女性在家务上的先天优势。而这一点，也是对克莱默夫人极端女性主义行为腹语术形式的嘲讽。
二.新好莱坞的电影腹语和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回归
自苏联蒙太奇学派起，电影艺术的目的和形式，就存在着利用电影蒙太奇，乃至通过理性蒙太奇来说明生活，判断生活，引导观众的观点。得益于欧洲电影后，好莱坞电影的主题、题材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扩容。在叛逆偏激的早期新好莱坞自我地书写后，父权般的保守主义还是得以回归，这时期的新好莱坞电影可以通过更隐蔽流畅的叙事手法，更生活化的表演方式，更自由真实的镜头语言，将更复杂的意识形态完美地缝合于电影之中。而正如法国《电影手册》在《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一文所指出，美国内部的政党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两党之争，始终以财团，巨额资金背景的方式联系着昔日好莱坞大制片公司的创作路线与现实倾向。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滞涨期。人们对于经济生活的担忧也巩固了重要领域里保守主义势力的地位。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严酷环境下，他们更渴望经济发展的平稳，生产力的解放，这就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明确的社会分工，教育的顺利进行。
由此应运而生的女性主义思潮，强调妇女个人价值的实现，各方面与男性平等。就像历史上一样，民主与平等的斗争过程短时间内总会带来经济的大幅减速，家庭的解体会限制男性的生产效率，也会大大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在此时显然显得不合时宜。
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盛行，运动的结果不仅通过立法废除了种族隔离，也使得自由平等的思潮广为流行。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兴起，“此次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批判社会中女性仍然受歧视现象以及强调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特殊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探求女性的社会本质和文化构成，消除男权思维模式下对女性刻板形象的主观臆想[2]”。女性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带来离婚率上升，家庭的破裂激发了社会矛盾。这种威胁家庭的左翼思想，对于美国局势是火上浇油。“在80年代，共和党和重要努力之一，就是推动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变化，重振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希望保守主义代替扩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美国社会思潮的主流[3]”。好莱坞电影作为这一时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介，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更多保守主义烙印。
在电影制片领域，也带有更多的保守主义倾向，被看到其巨大的影响力的新好莱坞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输出媒介具有巨大价值。最早“新好莱坞”提倡者的艺术观念受到冲击，“像《邦尼与克莱德》《毕业生》这类早期观念激进的电影，构成了一次对“父辈”的反叛……他们将“父辈”定义为美国，保守主义，既得利益阶级，雅皮士，对以父亲为核心的美国家庭，是一种“俄狄浦斯式愤怒。”[4]女性主义也作为这种左翼思潮的一个文化分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冲击。经济的不稳促涨了人们的变革情绪，产生的大量具有女性主义倾向和其他左翼思想的影片受到尤其是中下层阶级的欢迎。
1980年的第5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颁发给了应运而生的《克莱默夫妇》，这部影片用结构精巧的腹语言说，试图拉拢女性主义者，令其在清醒与迷离间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它甚至没有将女性主义放置于平等平和的立场上进行讨论，没有给女性主义以应有的话语权，女性主义一直处于“缺席”。精彩的是，它深得新好莱坞电影叙事艺术的真谛，在“理性蒙太奇”的深层下却运用与之相反的戏剧性，平和自然地叙述了女性主义对于滞涨经济中的美国家庭是多么的雪上加霜，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并不是以一方获胜作为结束，而是高超的伪“和解”——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包容的态度，成功完成了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演说。其流畅自然叙事中的腹语术，绕过观众意识抵抗的导演技巧和合乎时宜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也成为其获奖的重要原因。这样的美好结局也不得不令人想到与之相似，却晚之15年的《阿甘正传》。
注释：
[1]P.187《电影批评》——戴锦华
[2]《克莱默夫妇》的女性主义解读——宋辉
[3][4]《从反叛圣歌到心灵鸡汤——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家庭观回归与公路电影转型》————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