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生活图景，一语概之：女织男耕。“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乘机杼。”田夫蚕妾、牛郎织女，乃最典型的人生单元，亦是最完美的衣食组合与温饱设计，堪称天意。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华夏先民的栖息史，五千年的村野炊烟，就这么飘飘袅袅，在“锄禾日当午”的挥汗和“唧唧复唧唧”的织声中，走到了二十世纪。恐怕谁也没想到，突然，它像滴空了水的漏钟一样，停了。
　　这个朴素的生活方程、貌似永恒的家务公式，逻辑解散了，使命结束了。城市，彻底步入男不耕女不织的“大脱产”时代。乡村，耕虽依旧，织却消匿。这是技术飞跃和社会分工之果，无可非议。
　　对“女织”的蒸发，我略感惋惜。我指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她，我看重的是“织”的情感内容和性别审美。抛开古织，说个我们熟悉的情景吧——
　　当一位女性在为恋人、丈夫、孩子织一件毛衣、围巾或袜子时，她用手指和棒针、用密密麻麻的经纬和几个月聚精会神——所完成的仅仅是一个东西吗？
　　当然不，这更像一场无声的抒情。她用温婉和柔韌，用细腻和漫长，用遐想和劳累，实现了一桩女性独有的心愿。每一针、每一环，都是一记笔划、一个字眼，她把所有心思都织了进去，融入这件最贴身的东西里去了。
　　这比花要美，比甜言蜜语动听，比珠宝首饰贵重。为此，她的手可能会磨茧，但她不在乎，心里甜。
　　多数时候，“男耕女织”一词，让我想起的并非劳动分工，而是“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夫唱妇随”“琴瑟相伴”之类的温暖与忠诚……我被一股天然的伴侣之美所薰染，所感动。
　　一梭一缕一寸痴，丝丝编就阳春意。如果说，上天派给男性的差事是果腹，那女人的角色则是暖身。除了生育，“织”即成了古代女子最大的事业。乃社会事业、生计事业，亦是婚姻事业、情感事业。
　　织的背后，你总隐约看到那个字：情。无论春染梢头的豆蔻、贤妻良母的人妇，还是离愁黯景的痴妾、发婚姻牢骚的怨女，手中都有一情感道具：飞梭、织机或绣针。
　　而在《孔雀东南飞》中，有一段自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是一个普通少女的成长简历和才艺档案。蚕、织、裁、缝、绣——乃天下女子的技能必修课。即便家境再优，凤娇名媛，顶多免去蚕纺之苦，纤绣之灵则不可少。换言之，即削弱体力劳动，深化脑力劳动。
　　我不以为此乃封建糟粕或性别压迫，我觉得这是人生美学，乃女性的主动选择和天赋所赐，乃女性灵魂之闪光。织的衣、纳的袜、绣的巾，可浸的是情、是意，是对生活的憧憬和幸福感。密密麻麻的线脚、纤巧灵盈的游走，织就的是女子的美和美德。
　　所以，以织品传情递意，作媒介和信物，即成了女子专利，成了流传几千年的红颜技巧。直至八十年代末，我在乡下还遇见过那种瑰丽的手绣鞋垫，按说，鞋垫这种藏匿至深、最难公开的东西，即使绣上鸳鸯牡丹，又有何用呢？当然有用。
　　母亲这辈子织了多少件衣物？数不清，至少上百件吧。母亲年龄大了，眼花了，织得便少了。几年前，春节回家，母亲说，这是她最后一件线活了，留给孙子们。第二年春节，母亲却还在织，她说再织几件。
　　有一个母织的故事，曾让我泪流满面。吉林白山一位家境贫寒、以烙煎饼为生的母亲，得知自己患绝症后，15个月里与死神赛跑，终于为9岁儿子织完了25岁前需要的所有毛裤。
　　看着那幅照片，一个小小的孩子守着遗像，床上一排排长短不一的毛裤，我流泪了。也许，这位母亲想的是，等儿子25岁时，就能穿上另一个女人织的衣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