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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多元化社会，都市曲艺面临怎样的困境？如何生存与发展？日前，“多元文化中都市曲艺的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在“中国曲艺之乡”嘉定区安亭镇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曲协、上海市文联、嘉定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嘉定区文广局和安亭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名家、高校学者等汇聚一堂，对都市曲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曲艺现状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都市曲艺的生存之道
崔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多元文化我们是改变不了的，艺术形态的多样化也改变不了。那么都市曲艺怎样生存？今天我讲的是关于生存之道的三个关系。第一，剧场和团队的关系。我认为都市文化生存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团队，而是场地。当年赵本山提出绿色二人转后，他就收徒，收完徒他又说成立一个团吧。我说成立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一个场地。赵本山听了我的建议，去找了沈阳市长，他租下一个阵地，就是现在的刘老根大舞台。后来我跟他说，一个场地容易赔钱，多几个，演员可以走场，后来他在沈阳办了三个，坚持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场场爆满一直到今天，如今有了10个刘老根大舞台。现在一年刘老根大舞台的收入有一个多亿。大家算一下我们上海这样的都市，包括其他的都市，有多少场地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娱乐需求，太少了。
第二，打造产品和两个效益的关系。都市曲艺的发展重要的是打造符合我们今天大众需求和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打造这种优秀文化产品和我们说的主流文化体制内要打造艺术精品是两个概念。我们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相结合，没有经济效益站不住，但是首先你的产品得站住脚。同时，两个效益不能打架，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不是喜闻乐见了？大众就不喜欢不买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就没有社会效益？和主流价值文化观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的。王蒙先生跟我说过，赵本山有他的“狡猾”，他在靠近主流文化时悄悄进行了农民的文化革命，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为工农兵服务，但是真正的农民文化登上了大舞台，又有人看着不顺眼。赵本山靠近了主流文化，同时把东北农民文化端出来了。所以受欢迎的走市场的不一定是低俗、庸俗、媚俗的。
第三，推出人才和推出作品的关系。要注重推出名角，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当时给我们讲课的侯宝林先生、高元钧先生、骆玉笙先生等，都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地区要想发展，一定要推出那么几个优秀的曲艺家，旗帜性人物。曲艺作品包括我个人的一些作品，因为是赵本山演，是黄宏、宋丹丹、潘长江、范伟他们演，就流传起来了。若是一般的演员演，肯定反响平平，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在都市曲艺里要推出我们的明星，有了著名的曲艺家，我们的作品才可以流传于世。
李伟建（国家一级演员，北京曲协副主席）：我主要从四个方面谈。第一，文化越多元越应该扎根本土文化，这是一个关键的课题。不管有多少种曲艺形式来过上海，最后都要淡出，最终留在上海不变的是上海说唱、评弹、滑稽戏和独角戏等，所以越多元越扎根本土文化才是当务之急，才是一个智慧之举。
第二，在都市文化当中曲艺要想生存和发展，现在提的比较多的就是创新。我不反对创新，但是目前更多的不是创新问题，而是继承得不够好。我们的曲艺前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这些绝活可以说是撒手锏，拿到世界上、全国各地去演，拿出去就能够打响的。现在的曲艺演员有没有这样的撒手锏？过去的很多作品放到今天来听依然有它的艺术价值和很高的欣赏性。我们现在的作品刚播效果很好，再播第二次，观众就说别播了，还是播一点马三立的吧，为什么，因为不经听，含金量不高。我们现在的曲艺就是面临一个好好继承的问题。没有良好的继承，创新也是没有根的。
第三，曲艺创作要注重文化内涵，摒弃网络抄袭。我们现在的抄袭太严重了，这几年相声小剧团演出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拿网上的段子罗列起来平端到舞台上，没什么艺术价值，这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当然网络的写手、网络的段子有网民的智慧，我们很难超越和逾越这个智慧，但是这不是我们抄袭的借口。
第四，曲艺要想创新，首先要按照艺术规律来发展。曲艺是一个慢功，不能着急，今天出了一个人，明天就创新，后天就成腕，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谈到生死问题时，就比较容易着急，就忘了我们应该掌握的和应该传承到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向前辈学习，学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火了，今天出去怎么给人家签名，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外在，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文化价值和作品当中的含金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认认真真去揣摩、研究和提高的地方。
曲艺的多元并存与单一深入
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回头看曲艺历史，我们发现它原本就是人群扎根的地方才有的。曲艺原本是都市化的。对于今天都市曲艺的发展，方言乡音还是关键。最可以表达乡音的就是曲艺。郭德纲可能来上海演一场，票价可以卖到2千多，如果他常年在上海，每天都卖2千多是不可能的。而王汝刚在上海有他永久性的观众在。普通话有它推广的强势，方言也有它的强势。但是又不能够死守方言，要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的受众。当下不同的城市，尤其在上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高校特别多，众多的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公司企业这个行业群体很多，还有一个是老龄群体多，那么曲艺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来进行创作和表演，不一定创作一个作品接下来就走向全国，要所有人喜欢。这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没有问题，但是要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曲艺有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还有宗教功能，那么对于学校学生这个群体就可以专门创作一些教育功能强的；面对老龄群体，就可以创作一些关于上海老文化的作品；面对一般的市民群体，我们可以多创作一些段子让他们有更多的欢笑声。我们把功能适当分类的话，也可以做到曲艺本身的多元。
同时，曲艺内部也可以是多元并存的，有的人喜欢通过声音来传播，有的人借助网络，这些都可以。因为不同的传播手段，每一个曲艺类别发展成什么样，也值得思考。二人转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小剧场的二人转，有通过电视和电影的二人转，还有在东北的乡土的二人转，现在二人转有这么大的影响，没有哪一种把另一种完全的取代和压制住，每一个曲艺的能力本身就有它的多元化的存在，传播和传承形式的多元化。 梅平（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对于一种文化类别，一个曲种，乃至一个艺术乐团，一个艺术家组织，像我们这样的曲协，要立足于当今的社会，这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对于具体的创作个体，也就是具体的演员、作者应该允许他们单一深入、单一发展。
去年年底我们谈到了曲艺的坚守和放弃，谈到了一些老艺术家、老观众面对新作品拂袖而去的状况。老艺术家和老观众对新作品的不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一些中青年演员的创新作品有缺陷，火候不到，传承不够；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些老先生的思维方式和观赏习惯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已经欣赏不了这些改变甚至是颠覆了他们习惯思维的新作品。作为立志于创新的中青年演员和作者应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作品，要掌握好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系，取得尽可能多的观众的认可。但是如果实在得不到这部分老观众的认可，也可以放弃他们。坚守和放弃从来都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观众总是要分流的，总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因此演员可以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和喜好，以单一深入的方式确定自己究竟为哪些层次、哪些喜好、哪些追求的观众服务，从多元文化的阳关大道中寻找一条曲径通幽的小道，寻找一个符合他们自己，也符合某一类观众的曲艺方向。
对于那些只演传统曲目，努力维持传统曲目、原汁原味的演员，我们要理解他们，毕竟创新还是要从优秀传统曲目中来汲取营养的，我们需要一部分演员来守住传统。对于那些只为年轻白领演出，并努力求新求变的演员，我们不要指责他们背离传统，要鼓励他们创新，当然要提醒他们继承和创新永远是一脉相承的。对于那些只为精英人群，只在高端演出场所演出的演员，我们不要批评他们缺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广大人民群众也是由各个层面的人群组成的，但要告诫他们不要就此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那只是服务对象的不同。
当这些单一深入的方面合起来就是多元文化，就是多元艺术对多元观众的多元服务。每一个演员、作者做好单一的自己，服务好自己所应对的那部分单一的观众，就能在多元文化这个大千世界中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相声的危机与生机
李立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相声表演艺术家）：对于曲艺来说，尤其是对于相声而言，艰难之中总有生机，一旦水土适宜了就会繁衍。近年虽然国营团队日渐萎靡，可是民营团队却应运而生，不仅在京津冀鲁活跃，而且迅速向外辐射，并且走出了传统的相声领地，大踏步走向了江浙沪，扎根于川黔豫，占据了陕甘宁新，一大批有影响的团队在艰难之中创业，经过一段艰苦的打拼现在都是红红火火，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演员。尤其是苗阜、王声，一段《歪批山海经》，有的地方播的是《满腹经纶》，享誉全国。各地优秀演员的成功除了基本功扎实，舞台经常锤炼外，我以为观念新和接地气是最根本的前提。
各个地区、各个都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魔都”上海和“帝都”北京在思维方式和文化需求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各地的相声发展要思考如何把自己融入到本土的人文环境中，适应当地的欣赏水平，把相声扎根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在这个方面，各地的演员和作者都在努力培养着自己的地区风格，使今天的相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丰富局面。这些本土化的相声不仅保持了相声的根本属性，维护了相声的DNA，而且更加拓宽了相声的受众范围，提高了相声的市场占有率。过去我们许多的老艺人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相声继承的一个最实际的表现。此外，相声本土化仅就语言而言，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走了味听不懂。以《歪批山海经》为例，浓浓的陕西味，既受到了西北观众的热捧，同时也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像这一类有特色的作品各地不少，它们不再是靠着网络笑话和流行语言取乐于观众。他们的作品牢牢抓住了今天，经过不断打磨已经成为经常上演的保留作品。
但是今天相声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是作品问题。新作品少，佳作就更稀少，评奖的不少，常演的不多。得到一个作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都演，有掐头去尾演的，有“穿鞋带帽”演的，有张冠李戴演的，随便在哪个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具体的作者是谁，原创是谁，他们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参加评奖时，就曾不止一次地评过我自己的作品，参评者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这种现象在当今曲艺界也不是个案，让我们许多作者很伤心。所以应该重视原创，这样既体现了原作者的价值，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心结，既推动了创作繁荣，更促进了业内团结。
张祖健（上海大学教授）：建国以后从侯宝林这一代开始到马三立、马季，到姜昆等等，他们造就了相声艺术的特点。其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因为他们的传播站在北京，站在政治的高度，依靠大众传媒，所以他们把大众传媒的专业主义，对社会责任的守望以及新闻性、人民性等等拉到相声艺术的肩膀上。同时，对相声的结构也带来了变化，因为你是通过全国传媒来组织观众欣赏的，所以必须在思想上、内容上、艺术形式上面要有自己为主、发出内容的一个自觉，我把它称之为那一代相声的主叫，就是打电话主叫的模式。这个主叫的模式层次造就了相声艺术的辉煌。但是现在对于80后、90后，主叫力减弱，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现在北京德云社等小剧场崛起，这是全球城市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选择他要看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现在的那拨相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小剧场和互联网结合组成了弱关系的观众群。他们通过网上找兴趣相同的东西然后发表意见，人与人，观众与观众之间可能不认识，但是是以兴趣为主，这是新一代有消费能力的人通过弱关系组成的网络的欣赏力量。
第二，谈谈小剧场。现在小剧场观众基本上是底层的，即使是白领也是底层的，他们打工不容易，生活不容易，随时要看老板的脸色，所以70后以郭德纲为主，80后以王自健为主等，他们的那些相声在小剧场里关起门来讲，什么都可以宣泄。但是这些相声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们和大众传媒的关系基本上是有敌意的。我查了一下大众传媒公开播放的相声，目前还是以第一代主叫型的相声为主，第二代被叫型的、完全跟着小剧场里面的观众情绪来发挥的《钉子户》之类的作品，在大众的公共传播上面不大敢播。被叫型的新一代相声结构再往前走一步，它也有艺术上的可取之处。它不是原来的主叫型相声那样塑造一个主题、一个故事情节、一个人物，而是逗捧合作起来，和剧场里那些观众的常识、生活的常规、社会的常理进行博弈，它说出社会的荒唐和不合理，当然它塑造的东西也可能是夸张甚至是荒诞的，这些东西恰恰与社会基层的观众是有强烈共鸣的。 上海曲艺的生存与发展
葛明铭（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都市曲艺面对我们的都市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归纳了6个方面：
第一，从过去面对的群体受众变成了个体受众。过去上海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的条件适合邻里，哪怕是看戏也是左邻右舍五六个人一起去。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包场越来越少，居住环境独门独户。第二，从过去的面对方言认同的受众到现在是面对缺少方言认同的受众。曲艺的载体是语言，上海的人口结构从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话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样的方言现状必然会给我们的曲艺带来极大的冲击。第三，从过去面对的是传承的受众，到现在面对的是没有传承的受众。过去很多家庭都是父母带着孩子去看戏，孩子因此逐步喜爱上曲艺，但是现在的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选择，我们面对的是缺少家庭文化传承的一代。第四，从过去面对的文化消费缺乏选择的受众到面对文化消费多元选择的受众。第五，从过去面对特殊的城市环境到面对日益同质化的城市环境。同质化的城市要保住原有的曲艺品种都很困难，要产生新的曲艺品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第六，从过去面对浅代沟的年轻受众到面对深代沟的受众。过去曲艺工作者面对的是一家两代甚至是一家三代来看曲艺，作品同样能够让三代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而到了现在，不仅两代人有代沟，而且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不同，面对这样的代沟我们的曲艺工作者可以填得了吗？能跟得上时代步伐吗？
所以，我有三点主张，都市曲艺的突围和发展：一是形式创新，必须要挑战观众审美意识的疲劳感，因为曲艺确实有一种垂垂老矣的感觉；第二，上海都市曲艺还是要回归剧场，以剧场演出为主。同时上电视、下社区、进网络，要多管齐下；第三，上海曲艺要弘扬海派风格，要引领时代。
范林元（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当今曲艺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第一个是维权缺失，侵权泛滥。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同时，文艺界遇到的首当其冲的是大量的作品被侵权的问题，只要打开电脑点击视频网站，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随意地在电脑上被人欣赏、评头论足。非但在网上有，在马路旁小店里花100元钱可以买一个几十集的全版。各种形形色色的盗版侵权数不胜数，所以权益保护的工作任重道远。
第二是生态失衡，危机丛生。我们沪上有两大曲艺门类：独脚戏、滑稽和评弹，上海有3个滑稽剧团，4个评弹团。滑稽剧团在建制上还算完整，在目前的上海滩上也有影响力，但与繁荣和振兴的要求差距很大。现今大多数被观众熟悉的年轻演员基本上是由电视传播获得知名度的，他们对电视传播有依赖性。但是电视作品是剪接的艺术，与真正的舞台艺术和老一辈艺术家那种与观众面对面、依靠精气神一气呵成的表演功力相比，有天壤之别。何况有些人靠的是银屏上出现次数多让观众认识，底气更不足，难以成为家，而一个曲种的传承和发展靠新的能量是远远不够的。再看沪上的评弹，恐怕不是用困难两个字可以概括的。首先4个评弹团在近一两年内关门了3个，单位建制都撤销了，演员不是转岗就是提前退休，专业人才在不断流失。
第三是缺乏互信，事业受损。江浙沪曲坛近年来噪声不断，争论不休。比如有关独脚戏是源于杭州还是上海的争论；评弹又分苏州评弹和上海评弹的争论；以及相关曲艺表演理论的争论等。表面上似乎是学术的争论，实际上是领军地位和相关利益的争夺，这些争论在当今的情势下是不合时宜的。独脚戏和评弹只是一个文艺载体的称谓，但各具特色的艺术才是载体的本质，正是由于各自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人物才造就了这个载体的辉煌。
总之，我们台下做事不能仍用传统的思路，必须对时代与事业之间的关系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管理者要抛弃对文艺的管制思维，扩大眼界，开拓胸襟，加强判断力，不能以自己个人的得失去断定集体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创作者要出精品，减少功利作业，出群众喜欢的作品，出能够传世的作品。曲艺人只有自己救自己才能走出雾霾，迎来阳光。
常祥霖（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华曲艺学会名誉会长）：上海有最典型的都市文化，上海的曲艺必须依附于典型的上海文化才能够成立。上海是中国曲艺最重大的一个码头，这个码头既含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又含有激情四溢的革命文化，还含有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
上海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来北往的队伍带着各地文化色彩来到了上海滩，形成了上海滩后来的外来宗教，包括西方宗教、民间宗教，以及民间歌谣等众多文化的集合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侯宝林等中央广播艺术团的老艺术家到上海和这里的滑稽戏老前辈，和苏北、江北的艺术家相遇，然后五十年代中期兴起了南北两地的曲艺，那个时候是曲艺的繁盛时期。滑稽、独脚戏本来就是和相声互相交融而诞生的。南北交融，与北京、天津等地的交融，奠基了上海在中国曲艺界遥遥领先的地位。当然，现在上海这个都市仍然蕴含着极大的潜力，在群众当中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和那么多的故事。
上海并不是孤立的，应该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调整自己。上海有时候也是有些自大的，也需要打开虚心求教的窗口，不仅向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要向兰州、甘肃等地学习好的方面，这样上海会更强壮。
王汝刚（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曲艺家协会主席）：这次我们上海曲协被中国曲协的领导评为全国先进，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是一个促进。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亮点，比如我们把专家和艺术家请到市委党校给我们的领导干部做一些艺术讲座，这种方式大家都觉得比较好，让我们领导干部对艺术更加了解，只有了解我们以后，他们在领导我们的工作中会有更加多的感情，更加多的支持。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品牌的演出活动，动了很多脑筋，我们的笔会搞得非常成功，多少年来没有间断过，所以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了一些表扬。但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取得新的进步，这个我们应该思考。今天我们来到安亭镇，看到这里的办公地点、条件都这么好，这是依靠了我们的汽车工业，不过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没有忘记文化，因此我们上海市要建立一个曲艺之乡时，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安亭，使它成为我们上海历史上第一个被评为全国曲艺之乡的地方。
董耀鹏（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安亭是中国曲艺之乡，是小城镇，大眼光。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那都是文化，都是文化的价值观。文化和艺术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的、实践的、理论的、宗教的，这个把握不光是认识，也是一种改造，一种审美。
我是第三次来到安亭，这里是中国曲艺之乡，是我们中国曲艺版图的一个根据地。这是块金字招牌，我希望能够参与一些活动。建曲艺之乡，我就讲五个字。第一，“人”，以人为本，服务民生，不能独善其身、包打天下，要突出这个“人，”曲艺之乡背后的核心是人。第二，突出“文”，文化可以丰富生活，艺术能够提升品质。第三，突出一个“联”字，人民团体非常不容易，他们的工作就是动员各方面的资源，多方联动，共谋发展。第四，突出一个“建”字，重在建设，营造环境。九十年代就突出了这个方针，一定要着眼于建设未来的发展，动员各方面的资源，营造一个曲艺之乡，营造一种文化的氛围。最后，突出一个“乡”字，曲艺之乡一定要突出一个“乡”字，彰显特色，打造品牌，乡情、乡意、乡音、乡景、乡话、乡土，这个就是曲艺之乡的特色。
最后有一个建议，编写一下上海曲艺发展史，梳理一下上海曲艺是怎么传承过来的，包括代表人物和作品，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等，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大家都有一些论点，我们要发挥它们的作用，扩大成果的转化和运用，精神的闪光一旦照入人们的心里，我们就会获得思想的解放。
都市曲艺的生存之道
崔凯（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多元文化我们是改变不了的，艺术形态的多样化也改变不了。那么都市曲艺怎样生存？今天我讲的是关于生存之道的三个关系。第一，剧场和团队的关系。我认为都市文化生存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团队，而是场地。当年赵本山提出绿色二人转后，他就收徒，收完徒他又说成立一个团吧。我说成立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一个场地。赵本山听了我的建议，去找了沈阳市长，他租下一个阵地，就是现在的刘老根大舞台。后来我跟他说，一个场地容易赔钱，多几个，演员可以走场，后来他在沈阳办了三个，坚持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场场爆满一直到今天，如今有了10个刘老根大舞台。现在一年刘老根大舞台的收入有一个多亿。大家算一下我们上海这样的都市，包括其他的都市，有多少场地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娱乐需求，太少了。
第二，打造产品和两个效益的关系。都市曲艺的发展重要的是打造符合我们今天大众需求和时代要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打造这种优秀文化产品和我们说的主流文化体制内要打造艺术精品是两个概念。我们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相结合，没有经济效益站不住，但是首先你的产品得站住脚。同时，两个效益不能打架，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不是喜闻乐见了？大众就不喜欢不买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就没有社会效益？和主流价值文化观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的。王蒙先生跟我说过，赵本山有他的“狡猾”，他在靠近主流文化时悄悄进行了农民的文化革命，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为工农兵服务，但是真正的农民文化登上了大舞台，又有人看着不顺眼。赵本山靠近了主流文化，同时把东北农民文化端出来了。所以受欢迎的走市场的不一定是低俗、庸俗、媚俗的。
第三，推出人才和推出作品的关系。要注重推出名角，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当时给我们讲课的侯宝林先生、高元钧先生、骆玉笙先生等，都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地区要想发展，一定要推出那么几个优秀的曲艺家，旗帜性人物。曲艺作品包括我个人的一些作品，因为是赵本山演，是黄宏、宋丹丹、潘长江、范伟他们演，就流传起来了。若是一般的演员演，肯定反响平平，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在都市曲艺里要推出我们的明星，有了著名的曲艺家，我们的作品才可以流传于世。
李伟建（国家一级演员，北京曲协副主席）：我主要从四个方面谈。第一，文化越多元越应该扎根本土文化，这是一个关键的课题。不管有多少种曲艺形式来过上海，最后都要淡出，最终留在上海不变的是上海说唱、评弹、滑稽戏和独角戏等，所以越多元越扎根本土文化才是当务之急，才是一个智慧之举。
第二，在都市文化当中曲艺要想生存和发展，现在提的比较多的就是创新。我不反对创新，但是目前更多的不是创新问题，而是继承得不够好。我们的曲艺前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这些绝活可以说是撒手锏，拿到世界上、全国各地去演，拿出去就能够打响的。现在的曲艺演员有没有这样的撒手锏？过去的很多作品放到今天来听依然有它的艺术价值和很高的欣赏性。我们现在的作品刚播效果很好，再播第二次，观众就说别播了，还是播一点马三立的吧，为什么，因为不经听，含金量不高。我们现在的曲艺就是面临一个好好继承的问题。没有良好的继承，创新也是没有根的。
第三，曲艺创作要注重文化内涵，摒弃网络抄袭。我们现在的抄袭太严重了，这几年相声小剧团演出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拿网上的段子罗列起来平端到舞台上，没什么艺术价值，这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当然网络的写手、网络的段子有网民的智慧，我们很难超越和逾越这个智慧，但是这不是我们抄袭的借口。
第四，曲艺要想创新，首先要按照艺术规律来发展。曲艺是一个慢功，不能着急，今天出了一个人，明天就创新，后天就成腕，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谈到生死问题时，就比较容易着急，就忘了我们应该掌握的和应该传承到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向前辈学习，学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火了，今天出去怎么给人家签名，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外在，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文化价值和作品当中的含金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认认真真去揣摩、研究和提高的地方。
曲艺的多元并存与单一深入
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回头看曲艺历史，我们发现它原本就是人群扎根的地方才有的。曲艺原本是都市化的。对于今天都市曲艺的发展，方言乡音还是关键。最可以表达乡音的就是曲艺。郭德纲可能来上海演一场，票价可以卖到2千多，如果他常年在上海，每天都卖2千多是不可能的。而王汝刚在上海有他永久性的观众在。普通话有它推广的强势，方言也有它的强势。但是又不能够死守方言，要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的受众。当下不同的城市，尤其在上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高校特别多，众多的中小学的学生群体，公司企业这个行业群体很多，还有一个是老龄群体多，那么曲艺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来进行创作和表演，不一定创作一个作品接下来就走向全国，要所有人喜欢。这是一种梦想，这个梦想没有问题，但是要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曲艺有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还有宗教功能，那么对于学校学生这个群体就可以专门创作一些教育功能强的；面对老龄群体，就可以创作一些关于上海老文化的作品；面对一般的市民群体，我们可以多创作一些段子让他们有更多的欢笑声。我们把功能适当分类的话，也可以做到曲艺本身的多元。
同时，曲艺内部也可以是多元并存的，有的人喜欢通过声音来传播，有的人借助网络，这些都可以。因为不同的传播手段，每一个曲艺类别发展成什么样，也值得思考。二人转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小剧场的二人转，有通过电视和电影的二人转，还有在东北的乡土的二人转，现在二人转有这么大的影响，没有哪一种把另一种完全的取代和压制住，每一个曲艺的能力本身就有它的多元化的存在，传播和传承形式的多元化。 梅平（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对于一种文化类别，一个曲种，乃至一个艺术乐团，一个艺术家组织，像我们这样的曲协，要立足于当今的社会，这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对于具体的创作个体，也就是具体的演员、作者应该允许他们单一深入、单一发展。
去年年底我们谈到了曲艺的坚守和放弃，谈到了一些老艺术家、老观众面对新作品拂袖而去的状况。老艺术家和老观众对新作品的不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一些中青年演员的创新作品有缺陷，火候不到，传承不够；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些老先生的思维方式和观赏习惯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已经欣赏不了这些改变甚至是颠覆了他们习惯思维的新作品。作为立志于创新的中青年演员和作者应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作品，要掌握好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系，取得尽可能多的观众的认可。但是如果实在得不到这部分老观众的认可，也可以放弃他们。坚守和放弃从来都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观众总是要分流的，总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因此演员可以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和喜好，以单一深入的方式确定自己究竟为哪些层次、哪些喜好、哪些追求的观众服务，从多元文化的阳关大道中寻找一条曲径通幽的小道，寻找一个符合他们自己，也符合某一类观众的曲艺方向。
对于那些只演传统曲目，努力维持传统曲目、原汁原味的演员，我们要理解他们，毕竟创新还是要从优秀传统曲目中来汲取营养的，我们需要一部分演员来守住传统。对于那些只为年轻白领演出，并努力求新求变的演员，我们不要指责他们背离传统，要鼓励他们创新，当然要提醒他们继承和创新永远是一脉相承的。对于那些只为精英人群，只在高端演出场所演出的演员，我们不要批评他们缺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广大人民群众也是由各个层面的人群组成的，但要告诫他们不要就此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那只是服务对象的不同。
当这些单一深入的方面合起来就是多元文化，就是多元艺术对多元观众的多元服务。每一个演员、作者做好单一的自己，服务好自己所应对的那部分单一的观众，就能在多元文化这个大千世界中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相声的危机与生机
李立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相声表演艺术家）：对于曲艺来说，尤其是对于相声而言，艰难之中总有生机，一旦水土适宜了就会繁衍。近年虽然国营团队日渐萎靡，可是民营团队却应运而生，不仅在京津冀鲁活跃，而且迅速向外辐射，并且走出了传统的相声领地，大踏步走向了江浙沪，扎根于川黔豫，占据了陕甘宁新，一大批有影响的团队在艰难之中创业，经过一段艰苦的打拼现在都是红红火火，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演员。尤其是苗阜、王声，一段《歪批山海经》，有的地方播的是《满腹经纶》，享誉全国。各地优秀演员的成功除了基本功扎实，舞台经常锤炼外，我以为观念新和接地气是最根本的前提。
各个地区、各个都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魔都”上海和“帝都”北京在思维方式和文化需求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各地的相声发展要思考如何把自己融入到本土的人文环境中，适应当地的欣赏水平，把相声扎根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在这个方面，各地的演员和作者都在努力培养着自己的地区风格，使今天的相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丰富局面。这些本土化的相声不仅保持了相声的根本属性，维护了相声的DNA，而且更加拓宽了相声的受众范围，提高了相声的市场占有率。过去我们许多的老艺人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相声继承的一个最实际的表现。此外，相声本土化仅就语言而言，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走了味听不懂。以《歪批山海经》为例，浓浓的陕西味，既受到了西北观众的热捧，同时也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像这一类有特色的作品各地不少，它们不再是靠着网络笑话和流行语言取乐于观众。他们的作品牢牢抓住了今天，经过不断打磨已经成为经常上演的保留作品。
但是今天相声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是作品问题。新作品少，佳作就更稀少，评奖的不少，常演的不多。得到一个作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都演，有掐头去尾演的，有“穿鞋带帽”演的，有张冠李戴演的，随便在哪个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具体的作者是谁，原创是谁，他们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参加评奖时，就曾不止一次地评过我自己的作品，参评者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这种现象在当今曲艺界也不是个案，让我们许多作者很伤心。所以应该重视原创，这样既体现了原作者的价值，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心结，既推动了创作繁荣，更促进了业内团结。
张祖健（上海大学教授）：建国以后从侯宝林这一代开始到马三立、马季，到姜昆等等，他们造就了相声艺术的特点。其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因为他们的传播站在北京，站在政治的高度，依靠大众传媒，所以他们把大众传媒的专业主义，对社会责任的守望以及新闻性、人民性等等拉到相声艺术的肩膀上。同时，对相声的结构也带来了变化，因为你是通过全国传媒来组织观众欣赏的，所以必须在思想上、内容上、艺术形式上面要有自己为主、发出内容的一个自觉，我把它称之为那一代相声的主叫，就是打电话主叫的模式。这个主叫的模式层次造就了相声艺术的辉煌。但是现在对于80后、90后，主叫力减弱，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现在北京德云社等小剧场崛起，这是全球城市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选择他要看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现在的那拨相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小剧场和互联网结合组成了弱关系的观众群。他们通过网上找兴趣相同的东西然后发表意见，人与人，观众与观众之间可能不认识，但是是以兴趣为主，这是新一代有消费能力的人通过弱关系组成的网络的欣赏力量。
第二，谈谈小剧场。现在小剧场观众基本上是底层的，即使是白领也是底层的，他们打工不容易，生活不容易，随时要看老板的脸色，所以70后以郭德纲为主，80后以王自健为主等，他们的那些相声在小剧场里关起门来讲，什么都可以宣泄。但是这些相声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们和大众传媒的关系基本上是有敌意的。我查了一下大众传媒公开播放的相声，目前还是以第一代主叫型的相声为主，第二代被叫型的、完全跟着小剧场里面的观众情绪来发挥的《钉子户》之类的作品，在大众的公共传播上面不大敢播。被叫型的新一代相声结构再往前走一步，它也有艺术上的可取之处。它不是原来的主叫型相声那样塑造一个主题、一个故事情节、一个人物，而是逗捧合作起来，和剧场里那些观众的常识、生活的常规、社会的常理进行博弈，它说出社会的荒唐和不合理，当然它塑造的东西也可能是夸张甚至是荒诞的，这些东西恰恰与社会基层的观众是有强烈共鸣的。 上海曲艺的生存与发展
葛明铭（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都市曲艺面对我们的都市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归纳了6个方面：
第一，从过去面对的群体受众变成了个体受众。过去上海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的条件适合邻里，哪怕是看戏也是左邻右舍五六个人一起去。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包场越来越少，居住环境独门独户。第二，从过去的面对方言认同的受众到现在是面对缺少方言认同的受众。曲艺的载体是语言，上海的人口结构从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话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样的方言现状必然会给我们的曲艺带来极大的冲击。第三，从过去面对的是传承的受众，到现在面对的是没有传承的受众。过去很多家庭都是父母带着孩子去看戏，孩子因此逐步喜爱上曲艺，但是现在的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选择，我们面对的是缺少家庭文化传承的一代。第四，从过去面对的文化消费缺乏选择的受众到面对文化消费多元选择的受众。第五，从过去面对特殊的城市环境到面对日益同质化的城市环境。同质化的城市要保住原有的曲艺品种都很困难，要产生新的曲艺品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第六，从过去面对浅代沟的年轻受众到面对深代沟的受众。过去曲艺工作者面对的是一家两代甚至是一家三代来看曲艺，作品同样能够让三代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而到了现在，不仅两代人有代沟，而且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不同，面对这样的代沟我们的曲艺工作者可以填得了吗？能跟得上时代步伐吗？
所以，我有三点主张，都市曲艺的突围和发展：一是形式创新，必须要挑战观众审美意识的疲劳感，因为曲艺确实有一种垂垂老矣的感觉；第二，上海都市曲艺还是要回归剧场，以剧场演出为主。同时上电视、下社区、进网络，要多管齐下；第三，上海曲艺要弘扬海派风格，要引领时代。
范林元（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当今曲艺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第一个是维权缺失，侵权泛滥。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同时，文艺界遇到的首当其冲的是大量的作品被侵权的问题，只要打开电脑点击视频网站，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随意地在电脑上被人欣赏、评头论足。非但在网上有，在马路旁小店里花100元钱可以买一个几十集的全版。各种形形色色的盗版侵权数不胜数，所以权益保护的工作任重道远。
第二是生态失衡，危机丛生。我们沪上有两大曲艺门类：独脚戏、滑稽和评弹，上海有3个滑稽剧团，4个评弹团。滑稽剧团在建制上还算完整，在目前的上海滩上也有影响力，但与繁荣和振兴的要求差距很大。现今大多数被观众熟悉的年轻演员基本上是由电视传播获得知名度的，他们对电视传播有依赖性。但是电视作品是剪接的艺术，与真正的舞台艺术和老一辈艺术家那种与观众面对面、依靠精气神一气呵成的表演功力相比，有天壤之别。何况有些人靠的是银屏上出现次数多让观众认识，底气更不足，难以成为家，而一个曲种的传承和发展靠新的能量是远远不够的。再看沪上的评弹，恐怕不是用困难两个字可以概括的。首先4个评弹团在近一两年内关门了3个，单位建制都撤销了，演员不是转岗就是提前退休，专业人才在不断流失。
第三是缺乏互信，事业受损。江浙沪曲坛近年来噪声不断，争论不休。比如有关独脚戏是源于杭州还是上海的争论；评弹又分苏州评弹和上海评弹的争论；以及相关曲艺表演理论的争论等。表面上似乎是学术的争论，实际上是领军地位和相关利益的争夺，这些争论在当今的情势下是不合时宜的。独脚戏和评弹只是一个文艺载体的称谓，但各具特色的艺术才是载体的本质，正是由于各自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人物才造就了这个载体的辉煌。
总之，我们台下做事不能仍用传统的思路，必须对时代与事业之间的关系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管理者要抛弃对文艺的管制思维，扩大眼界，开拓胸襟，加强判断力，不能以自己个人的得失去断定集体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创作者要出精品，减少功利作业，出群众喜欢的作品，出能够传世的作品。曲艺人只有自己救自己才能走出雾霾，迎来阳光。
常祥霖（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华曲艺学会名誉会长）：上海有最典型的都市文化，上海的曲艺必须依附于典型的上海文化才能够成立。上海是中国曲艺最重大的一个码头，这个码头既含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又含有激情四溢的革命文化，还含有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
上海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来北往的队伍带着各地文化色彩来到了上海滩，形成了上海滩后来的外来宗教，包括西方宗教、民间宗教，以及民间歌谣等众多文化的集合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侯宝林等中央广播艺术团的老艺术家到上海和这里的滑稽戏老前辈，和苏北、江北的艺术家相遇，然后五十年代中期兴起了南北两地的曲艺，那个时候是曲艺的繁盛时期。滑稽、独脚戏本来就是和相声互相交融而诞生的。南北交融，与北京、天津等地的交融，奠基了上海在中国曲艺界遥遥领先的地位。当然，现在上海这个都市仍然蕴含着极大的潜力，在群众当中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和那么多的故事。
上海并不是孤立的，应该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调整自己。上海有时候也是有些自大的，也需要打开虚心求教的窗口，不仅向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要向兰州、甘肃等地学习好的方面，这样上海会更强壮。
王汝刚（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曲艺家协会主席）：这次我们上海曲协被中国曲协的领导评为全国先进，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是一个促进。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亮点，比如我们把专家和艺术家请到市委党校给我们的领导干部做一些艺术讲座，这种方式大家都觉得比较好，让我们领导干部对艺术更加了解，只有了解我们以后，他们在领导我们的工作中会有更加多的感情，更加多的支持。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品牌的演出活动，动了很多脑筋，我们的笔会搞得非常成功，多少年来没有间断过，所以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了一些表扬。但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取得新的进步，这个我们应该思考。今天我们来到安亭镇，看到这里的办公地点、条件都这么好，这是依靠了我们的汽车工业，不过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们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没有忘记文化，因此我们上海市要建立一个曲艺之乡时，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安亭，使它成为我们上海历史上第一个被评为全国曲艺之乡的地方。
董耀鹏（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安亭是中国曲艺之乡，是小城镇，大眼光。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那都是文化，都是文化的价值观。文化和艺术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的、实践的、理论的、宗教的，这个把握不光是认识，也是一种改造，一种审美。
我是第三次来到安亭，这里是中国曲艺之乡，是我们中国曲艺版图的一个根据地。这是块金字招牌，我希望能够参与一些活动。建曲艺之乡，我就讲五个字。第一，“人”，以人为本，服务民生，不能独善其身、包打天下，要突出这个“人，”曲艺之乡背后的核心是人。第二，突出“文”，文化可以丰富生活，艺术能够提升品质。第三，突出一个“联”字，人民团体非常不容易，他们的工作就是动员各方面的资源，多方联动，共谋发展。第四，突出一个“建”字，重在建设，营造环境。九十年代就突出了这个方针，一定要着眼于建设未来的发展，动员各方面的资源，营造一个曲艺之乡，营造一种文化的氛围。最后，突出一个“乡”字，曲艺之乡一定要突出一个“乡”字，彰显特色，打造品牌，乡情、乡意、乡音、乡景、乡话、乡土，这个就是曲艺之乡的特色。
最后有一个建议，编写一下上海曲艺发展史，梳理一下上海曲艺是怎么传承过来的，包括代表人物和作品，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等，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大家都有一些论点，我们要发挥它们的作用，扩大成果的转化和运用，精神的闪光一旦照入人们的心里，我们就会获得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