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语文教材向来以“文选型”为主流、为正宗，因而对语文教材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便落实为“选文”问题的讨论。因此确定“选文”的分类，让其在语文教材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语文教材的编撰方面是极为重要的。
　　目前，在国家两个新课标全面实施的教育大背景下，王荣生教授富有创造性地将语文教材的选文分为四种类型：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本文试就“定篇”类选文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定篇”类选文的作用
　　从我国语文教材发展史看，在现代语文思想教育家中，对“定篇”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的，大概朱自清先生算得上一位。 朱自清先生曾明确地指出： “文言文的诵读，该只是了解和欣赏而止。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文言文”看作是经典，再把经典扩大为“定篇”，那么定篇的用法也就很好理解了。
　　王荣生教授认为：“从进入教材的方式看，作为‘定篇’的教材应该是直接地、原汁原味地搬进，并且成为该部分教材其它内容的环绕中心。”原汁原味的搬进并不是指必须一字不改，而是不能改变文章意义，不能让文章表达的意思被改变。 如张晓风《行道树》，选进课文的时候被“掐头去尾”了，但着并不影响文章所表达的内涵，所以也是原汁原味的。
　　语文课程肩负着两个重任： 一是培育包含文学、文化的人文素养；二是培养听、说、读、写这四方面的语文能力。在这里，王荣生教授指出：“‘定篇’不承担任何的附加的任务，它的功能就是培养文学、文化的人文素养。”就是 “彻底、清晰、明确地领会”作品所承载的文学、文化内容。换句话说，文学、文化素养在语文课程内容中是有特定所指的，即以“定篇”为载体的学习内容。 学习定篇是学习定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如鲁迅的文章，就是要让学生感受到鲁迅精神的伟大和艺术的不朽，绝不是仅仅让学生懂得文体、写作手法之类的。
　　尽管在实际的了解和欣赏的教学过程中，“定篇”不可避免的发挥出多方面的功能。但是以“定篇”身份进入语文教材的世界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文学作品，其本身就是语文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语文“课程内容”的一大项目。它就具有了特殊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功能，承担着在特定时候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定篇”看成是工具。
　　上文已经提到，在教材的选文中，“定篇”的功能就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就是让学生全面、彻底、深刻、清晰地理解作品本身， 从审美和人格方面塑造学生的人文底蕴。但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由于教材选文一直顶替着课程内容，按惯例，教材的篇目，实际上往往扮演着“定篇”的角色。“定篇”，就变成了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基本篇目” 。自现代以来，按这种惯例或当时的教育政策，将这些“基本篇目” 事实上视作“定篇”，教材中必有，教学中必教。
　　二、“定篇”类选文的教学
　　王荣生教授认为：“在我国的语文教材体系中，課程内容表现为注释、助读（导读或提示、旁批或点评）文字，尤其是课后练习题的指令。 ”由于“定篇”处理方式的目的是“使学生彻底、清晰、明确地领会作品” ，这种方式生成的课程内容就是“文化、文学学者对该作品的权威解说” ，目的就是让学生积累文学和文化素养。“定篇”教学应依照文化、文学专门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权威解读“透彻理解”作品，并“无必要也不可能将所有观照角度的所有内涵都开发为语文课程内容” 。
　　所以“定篇”的教学应从文章到文学再到文化。如《逍遥游》一文，应该先让学生品味文中重要词句的精妙，借着体会文章的艺术，然后感受其中表达的人生的意义，最后再挖掘其文章的底蕴。前两者是为后两者服务的，一切的疏通字词，品味句子的过程都是为了终极目标情感底蕴的把握。
　　对“定篇”的文本解读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这答案的“标准”，往往不是唯一的，固定的，应该是施蛰存先生所说的“全国最有权威的学者”。 换句话说。凡是当前学术界所推崇、所认可的，都是“标准”的“答案”。“定篇”应该包括“定篇”本身和历朝历代对“定篇”的评价。 如李商隐的《锦瑟》： 有认为是爱情诗的，有认为是悼亡诗的，有认为是咏物诗的，有认为是政治诗的，还有认为是论诗诗的。如果当作“定篇”，只要上述种种说法目前还没有被学术否决，就应该将尚书的种种阐释一并编入教材。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定篇”的目的就是让青少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语文水平。 朱自清曾说对学生“必须加以强制的训练”。所以“定篇”不应该迁就任何一个学生。不管学生的家庭背景如何、他的文化底蕴如何，每个学生都应该按一样的标准去学习”定篇“。
　　这似乎与现代语文的多元化解读有冲突，但是我们追求的多元化是多元的思考、多元的创新，多元的探讨，是多元的境界，而不是目标。定篇要达到的从文章到文学到文化的过程可以其中的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达到的学生的人文素养、情感道德与审美的目标必须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