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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沈从文；书信；日记；精神状态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7）12—0087—01
1949年初，北京的冬天还没有过去，随着《斥反动文人》在北大校园传抄、张贴，作家沈从文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沈从文从作者郭沫若的疾言厉色中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然，仅仅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不可能让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身安全的惶恐和对新政权的疑虑，只是原因之一。对于作家沈从文而言，也许真正使他坠入深渊的，是对自身文艺生命的不安和迷惘。
1949年1月中旬，沈从文陷入精神失常。关于原因，学界众说纷纭，但是郭沫若的那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沈从文陷入错乱的导火索。这段时间大概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刻。对人身安全的惶恐，对文学道路的犹疑，“往何处去”的迷惘发展到了极点。
到1949年下半年，沈从文的精神渐渐“回复正常”，沈从文最终没有毁灭，这也就意味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他必须考虑之后的人生道路。
“……就通泛看法来说，或反而以为是自己已站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经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扑，也还站得住。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
……我已起始在动，一种完全自发的动。这第一步自然还是并不容易迈步，因为我心实在受了伤，你不明白，致我于此的社会因子也不明白。我的动，是在成全一些人，成全一种久在误解中存在和发展的情绪，而加以解除的努力。”[ 沈从文日记，1949年9月12日 ]
沈从文的这则日记充满了矛盾，甚至可以说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这大概是沈从文对于未来去向的首次表态。在这封信中，他表示自己不是为人所迫，即使是走投无路，“也还站得住”，又说自己的“动”，是在成全，其实是对“郭沫若们”的辩白，近乎于站队和自我保护的手段。
沈从文在特殊的环境下，经过漫长的思想挣扎，意识到了靠近群众和多数派对于写作和生存的必要性。对于“靠近人民”，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直是真正从人民群众中获得经验的。其实“人民”还是那个“人民”，只是从今以后，也许他只能用另一种，也是唯一一种话语方式去靠近人民了。这一时期之后，“国家”和“人民”成了沈从文日记和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1950年，沈从文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不多，一个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一个是到厨房里坐坐、去帮忙，拉几句家常。在毕业总结里，沈从文说自己是“越学越空虚，越不想说话了”。
这是一段漫长的恢复期和适应期，有些像是将成型已久的轮廓重新打磨，好把自己装进一个新的模子里。尽管他并不消极堕落，甚至是强迫自己去积极向上，但种种的不适应都让他觉得艰难。
“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
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走出了“精神失常”的阴霾，由于无法获得精神上真正的安宁和满足，文艺生命枯竭，他的精神状态并不好，朋友丁玲即使愿意向他提供帮助，却也不大情愿单独面见他，因为不愿看他“萎靡不振”的样子。
丁玲在给同事的信中说：“……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搞创作是有困难的。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比较好。看现在这样子，还是不想在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人怎么办？我一个人不想见他，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萎靡不振，仿相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地说吧。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 郑欣淼：《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馆》，《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2015年5月版 457页～458页]
沈从文的好友丁玲，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这个时候，丁玲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是复杂的，一方面，她是故交、旧友，另一方面，她又完全属于那个对他来说比较陌生的阵营，同时，沈从文又需要丁玲来靠近這个新的政权。沈从文为了跟上形势，把丁玲的书作为必修读物。
1950年12月，沈从文从革大毕业，选择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正努力从对历史文物的研究中找回在文学创作上失去的热情，试图找回内心的平衡。尽管“生活可怕的平板”，当他同一群群陌生人一同参观文物，并为他们讲解的时候，他还是能感受到一丝充实，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沈从文为什么选择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在不得不放弃写作的日子里，文物研究成为了他毕生的事业，也许还是与他“历史中间物”的意识有关。
“你年轻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地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
为了下一代与未来，这是沈从文一贯的想法，这一段仿佛笑意中藏着眼泪的话，似乎表明他正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方式参与这个黄金时代，让自己也变成这个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的一部分，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并不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关门时，照例还有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医生构里格蹀的黄鹂，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孤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渴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他在尽自己所能去感受、学习，尽管依然会觉得孤独和空虚。这样的孤独和空虚，不只属于他一个人，那是一个时代里一部分人注定要面对的命运。
“你放心，我一定凡事好好做去，和龍龙虎虎也做了保证，要来为国家做几年事情，不会使他们失望的。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体力，莫拖倒，可以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
“在船上学习文件，越学越感到自己渺小无知。必须小心谨慎地从领导上学习处理工作，方可少犯错误。我似乎十分单独而又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船上水手杂乱歌呼，简直是一片音乐，秀与雄并，而与环境有如此调和，伟大之至，感人之至。天渐入暮，山一一转成黛蓝，有些部分又如透明，有些部分却紫白相互映照，有如生命，离奇得很。” [ 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北京；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日，巫山；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北京]
“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砍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正的历史却是一条河。”[ 沈从文家书·湘行书简，致张兆和，历史是一条河 ，1934年1月18日第二信]
1951年，在前往四川参加土改的路上，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这是沈从文一段新的生命旅程。沈从文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自己的狭隘和人民的伟大，一夜之间他把自己长达十年的艰苦的精神求索全部否定，他决心无限靠近人民，向人民学习，
“……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件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 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出发前，他征求好友丁玲的意见，丁玲告诉他：“凡是对党有利的事情就做，不利的就不做。”
后来的岁月中，尽管沈从文一路摇摇欲坠，却最终幸运地走了过来。在这些不平淡的日子里，除了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终于也没写出什么令他自己满意、令时代满意，也令喜欢他、欣赏他的读者们惊艳的文学作品。他几乎完全地放弃了写作。这位中国的托尔斯泰，也许自己未曾想到，在身后的许多年里，当老读者想到他，当新的读者认识他，还是因为那部被他归入“胡写”的《边城》。
编辑：马德佳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7）12—0087—01
1949年初，北京的冬天还没有过去，随着《斥反动文人》在北大校园传抄、张贴，作家沈从文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沈从文从作者郭沫若的疾言厉色中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然，仅仅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不可能让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身安全的惶恐和对新政权的疑虑，只是原因之一。对于作家沈从文而言，也许真正使他坠入深渊的，是对自身文艺生命的不安和迷惘。
1949年1月中旬，沈从文陷入精神失常。关于原因，学界众说纷纭，但是郭沫若的那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沈从文陷入错乱的导火索。这段时间大概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刻。对人身安全的惶恐，对文学道路的犹疑，“往何处去”的迷惘发展到了极点。
到1949年下半年，沈从文的精神渐渐“回复正常”，沈从文最终没有毁灭，这也就意味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他必须考虑之后的人生道路。
“……就通泛看法来说，或反而以为是自己已站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经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扑，也还站得住。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
……我已起始在动，一种完全自发的动。这第一步自然还是并不容易迈步，因为我心实在受了伤，你不明白，致我于此的社会因子也不明白。我的动，是在成全一些人，成全一种久在误解中存在和发展的情绪，而加以解除的努力。”[ 沈从文日记，1949年9月12日 ]
沈从文的这则日记充满了矛盾，甚至可以说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这大概是沈从文对于未来去向的首次表态。在这封信中，他表示自己不是为人所迫，即使是走投无路，“也还站得住”，又说自己的“动”，是在成全，其实是对“郭沫若们”的辩白，近乎于站队和自我保护的手段。
沈从文在特殊的环境下，经过漫长的思想挣扎，意识到了靠近群众和多数派对于写作和生存的必要性。对于“靠近人民”，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直是真正从人民群众中获得经验的。其实“人民”还是那个“人民”，只是从今以后，也许他只能用另一种，也是唯一一种话语方式去靠近人民了。这一时期之后，“国家”和“人民”成了沈从文日记和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1950年，沈从文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政治学习。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不多，一个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一个是到厨房里坐坐、去帮忙，拉几句家常。在毕业总结里，沈从文说自己是“越学越空虚，越不想说话了”。
这是一段漫长的恢复期和适应期，有些像是将成型已久的轮廓重新打磨，好把自己装进一个新的模子里。尽管他并不消极堕落，甚至是强迫自己去积极向上，但种种的不适应都让他觉得艰难。
“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
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走出了“精神失常”的阴霾，由于无法获得精神上真正的安宁和满足，文艺生命枯竭，他的精神状态并不好，朋友丁玲即使愿意向他提供帮助，却也不大情愿单独面见他，因为不愿看他“萎靡不振”的样子。
丁玲在给同事的信中说：“……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搞创作是有困难的。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比较好。看现在这样子，还是不想在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人怎么办？我一个人不想见他，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萎靡不振，仿相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地说吧。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 郑欣淼：《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馆》，《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2015年5月版 457页～458页]
沈从文的好友丁玲，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这个时候，丁玲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是复杂的，一方面，她是故交、旧友，另一方面，她又完全属于那个对他来说比较陌生的阵营，同时，沈从文又需要丁玲来靠近這个新的政权。沈从文为了跟上形势，把丁玲的书作为必修读物。
1950年12月，沈从文从革大毕业，选择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正努力从对历史文物的研究中找回在文学创作上失去的热情，试图找回内心的平衡。尽管“生活可怕的平板”，当他同一群群陌生人一同参观文物，并为他们讲解的时候，他还是能感受到一丝充实，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沈从文为什么选择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在不得不放弃写作的日子里，文物研究成为了他毕生的事业，也许还是与他“历史中间物”的意识有关。
“你年轻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地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
为了下一代与未来，这是沈从文一贯的想法，这一段仿佛笑意中藏着眼泪的话，似乎表明他正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方式参与这个黄金时代，让自己也变成这个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的一部分，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并不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关门时，照例还有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医生构里格蹀的黄鹂，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孤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渴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他在尽自己所能去感受、学习，尽管依然会觉得孤独和空虚。这样的孤独和空虚，不只属于他一个人，那是一个时代里一部分人注定要面对的命运。
“你放心，我一定凡事好好做去，和龍龙虎虎也做了保证，要来为国家做几年事情，不会使他们失望的。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体力，莫拖倒，可以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
“在船上学习文件，越学越感到自己渺小无知。必须小心谨慎地从领导上学习处理工作，方可少犯错误。我似乎十分单独而又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船上水手杂乱歌呼，简直是一片音乐，秀与雄并，而与环境有如此调和，伟大之至，感人之至。天渐入暮，山一一转成黛蓝，有些部分又如透明，有些部分却紫白相互映照，有如生命，离奇得很。” [ 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北京；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日，巫山；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北京]
“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砍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正的历史却是一条河。”[ 沈从文家书·湘行书简，致张兆和，历史是一条河 ，1934年1月18日第二信]
1951年，在前往四川参加土改的路上，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这是沈从文一段新的生命旅程。沈从文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自己的狭隘和人民的伟大，一夜之间他把自己长达十年的艰苦的精神求索全部否定，他决心无限靠近人民，向人民学习，
“……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件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沈从文家书·川行书简 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出发前，他征求好友丁玲的意见，丁玲告诉他：“凡是对党有利的事情就做，不利的就不做。”
后来的岁月中，尽管沈从文一路摇摇欲坠，却最终幸运地走了过来。在这些不平淡的日子里，除了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终于也没写出什么令他自己满意、令时代满意，也令喜欢他、欣赏他的读者们惊艳的文学作品。他几乎完全地放弃了写作。这位中国的托尔斯泰，也许自己未曾想到，在身后的许多年里，当老读者想到他，当新的读者认识他，还是因为那部被他归入“胡写”的《边城》。
编辑：马德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