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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几乎年年都是企业家的多事之秋。做得不好的企业,会遭遇“裁员门”、“维权门”;生意不错的大亨,又很容易在公共话题上惹来是非、激起公愤。由王石的“捐款门”到最近唐骏的“学历门”和陈久霖的“复出门”,商场上的名人们总是很容易受伤。而翻开一本最近出版的《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其中,作者与12位知名企业家的深入对话,给人们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观察标本。平日里,任志强的面孔生硬而不近人情,只要他出面,必道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柳传志在企业界的形象已经固化,就像家族中供奉的长老像,教父的权威与地位无可置疑,但是沧桑至此已难以抹去;冯仑习惯用一张风马牛的笑脸试图掩盖一切,就算有人说他笑里藏刀也苦无证据;王中军的淡定中略显一些拘谨,似乎想向所有人展示华谊兄弟在娱乐产业能千秋万代的佐证;张树新已淡出江湖,但江湖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传说……
中国企业家已然脸谱化了。在各种数据、各种文字的演绎下,他们脸谱化的程度如此之重,甚至都可以异化成一副扑克牌,以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还不知道他们时就开始赞美或者开炮,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因此都每每失去准星。
其实,我们所看见的这一批企业家,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明显,他们歌颂改革,但改革又让他们带上“镣铐”;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意图摆脱宙斯的阴影;他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试图取得火种,同时又沉溺于被自己的说教所感动……白天,他们慷慨激扬;晚上,面对官商双轨的跑道,他们需要思考。一边是现有轨道的牵制,一边是他们期待的康庄大道,但却荒草丛生,他们常不知何去何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他们边跑边思考,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会发现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只是大家都在沉睡中,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思考。太多的人只见得他们白天的脸谱而忽略他们真实的灵魂。而他们则在保留脸谱的同时,一直在修炼,在与自己的探讨、搏击中寻找和塑造一个更丰富的灵魂。
苏小和说他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慨叹做生意太过艰难;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某官员倒台避之唯恐不及。“最有企业家特征”的温州商人也与官员“觥筹交错”,有人说,“官”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且只有他们有,所以,企业和“官”结合才能也肯定能更好地生存。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取笑乃至谴责这种在夹缝中寻求空间的企业家,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他们,煽动一种仇富情绪。寻找一种杀富济贫的简单的公平,无疑是更不足取的选择,等于是开历史的倒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整体福祉也更高。
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和诚信环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中国交易费用过高,而在西方交易费用很低。在中国,当企业家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综合风险积累越来越大。如果摆脱行政资源导向的商业体制,如何建立一个精英与大众良好的沟通方法,如何为更多的中小商人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成长为值得尊敬的企业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难题。
中国企业家已然脸谱化了。在各种数据、各种文字的演绎下,他们脸谱化的程度如此之重,甚至都可以异化成一副扑克牌,以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了还不知道他们时就开始赞美或者开炮,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因此都每每失去准星。
其实,我们所看见的这一批企业家,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明显,他们歌颂改革,但改革又让他们带上“镣铐”;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意图摆脱宙斯的阴影;他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试图取得火种,同时又沉溺于被自己的说教所感动……白天,他们慷慨激扬;晚上,面对官商双轨的跑道,他们需要思考。一边是现有轨道的牵制,一边是他们期待的康庄大道,但却荒草丛生,他们常不知何去何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他们边跑边思考,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会发现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只是大家都在沉睡中,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思考。太多的人只见得他们白天的脸谱而忽略他们真实的灵魂。而他们则在保留脸谱的同时,一直在修炼,在与自己的探讨、搏击中寻找和塑造一个更丰富的灵魂。
苏小和说他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慨叹做生意太过艰难;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某官员倒台避之唯恐不及。“最有企业家特征”的温州商人也与官员“觥筹交错”,有人说,“官”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且只有他们有,所以,企业和“官”结合才能也肯定能更好地生存。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取笑乃至谴责这种在夹缝中寻求空间的企业家,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他们,煽动一种仇富情绪。寻找一种杀富济贫的简单的公平,无疑是更不足取的选择,等于是开历史的倒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整体福祉也更高。
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企业家面临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和诚信环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中国交易费用过高,而在西方交易费用很低。在中国,当企业家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综合风险积累越来越大。如果摆脱行政资源导向的商业体制,如何建立一个精英与大众良好的沟通方法,如何为更多的中小商人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成长为值得尊敬的企业家,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