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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玲 乔 潮作者简介：李小玲（1965年-），女，陕西富平人，西安市庆安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与研究。
乔 潮（1956-），男，陕西西安人，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从思想上理论上剖析腐败产生的不良心理诱因，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从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落实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反腐倡廉；腐败心理；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自从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以来，腐败从来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性问题，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形式、方法、特点有差异罢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加上对外开放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体制、法制和各项政策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新的历史性变革的考验，致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久治不愈。本文试从腐败产生的主观方面，即行为人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种种心理误区做以剖析。
一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和行为是统一体，有什么样的心理，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反之，从人的行为表现也可以透视人的心理状态。腐败行为的存在同腐败分子的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且相互影响。
（一）失衡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倾斜，产生了“有钱有能耐，无钱便无能”的失衡心理。他们不以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大小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是以占有金钱、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全然不顾君子爱财是否“取之有道”。于是有人便把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和工具，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人看不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勤政为民，廉洁自律这一基本事实，视支流为主流，视少数为多数，视局部为全部，认为“大家都在捞，不捞白不捞”，在贪财捞物上相互攀比，唯恐自己“吃亏”，于是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如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名下的个人资产总计超过了5000万元。如果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计算，林福久在鞍山市检察院和公安局任职的十年时间里，每年敛财500万元，日均捞进一万多。[1］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疯狂敛财的这位警官在本单位还大力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
（二）侥幸心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些掌权者在第一次钱权交易时，心里也是非常紧张的，由于公共权力监控制度不够完善，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暂时尚未被发觉、处理，这些人便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勇气产生怀疑。认为“上下都一样”“法不治众”，认为反腐败是“火车进站，吼得凶，走得慢”。于是产生“大家都在捞，捞了不白捞”的侥幸心理和从众心理。更有甚者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这无疑成了他们进一步走向腐败的催化剂，助长了某些掌权者的私欲膨胀心理，心存侥幸是腐败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
（三）投机心理
有些人信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千方百计钻各种法规、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进行贪污，把掌权时期看作谋取私利的“黄金时期”，趁机疯捞。如广东惠州市原公安局长吴华立为卖淫女赴港签证，9个月敛财6000万，平均每天22万多，并68次到澳门豪赌。[2］受此影响，以至于有些老同志也“晚节不保”，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沦为人民的罪人。另外还存在一种“赚钱为集体，咋干都可以”的狭隘心理误区。有些企业领导和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合法经营思想，置国家、集体大利而不顾，为本行业、本部门、小集团的利益，为走私贩私、制假售假、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即使出了事，追究的也是集体责任。在这些人眼里，党性原则，个人名誉都不如物质利益“实惠”，“党票”和地位也只是捞取金钱的必备条件，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以至违反党纪国法，或者行贿与受贿者订立攻守同盟，做出有损社会、国家的行为。
（四）特权心理
凡是想滥用权钱的人，都想法设法抗法、避法，置法律的尊严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或直接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办事，或假公济私，搞权钱交易；有些地方党政领导，把执法机关看成是政府的下属机构，任意干涉，以权代法；有的人以为单位立下汗马功劳，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多拿点算得了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这些人特权心理的生动写照。如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任县委书记仅八个月，就借调整干部、提拔推荐考核干部之机，大肆敛财500多万。[3］还有一些人由于法制观念淡薄，明知自己要办的事违反法律和政策，却错误地认为“事在人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四处行贿受贿。
（五）自私心理
腐败分子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他们为了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进行受贿索贿等犯罪行为。有些人甚至已养成一种恶习，一天不贪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时刻想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我”字。坚信“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开展了一场疯狂的“捞钱运动”，捞钱后再转移到国外。如原河北省对外贸易厅李友灿，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受贿4744万元，平均每个月受贿达22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巨贪的受贿数额。他最多一次拿了1640万元，一车拉不了，他就拉了三趟。太多的钞票运输，存放都成了问题，为此他特意在北京某小区花50万元买下一套房子，不为住，就为存钱。[4］二
腐败是依附于社会组织细胞上的一个毒瘤。建国初期，我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全国震动。现在我们处理了那么多大案要案，包括一些大官要员，为什么腐败现象依然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瞭望》周刊刊文认为，教育不严、管理不严、监管不严使腐败分子不断孳生。
从腐败分子的种种心理活动分析入手，在治理途径上有以下问题需要着重把握。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净化不良心理产生的环境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强化党的各级干部的执政责任心，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目标趋向。首先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时俱进，立党为公，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来抓。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校、党委要发挥主渠道作用，不能流于形式。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提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为全党增强战胜和抵御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思想，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其次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树立向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形象，多从正面加以宣传和引导，当然也不能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回避。只有这样，人们的心理回归才会不断的沿着正确的价值取向方向发展。
（二）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劫除不良心理产生的“病灶”。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结合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遵守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道德风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价值观念。“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通过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基本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和规范从政行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着力解决“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监督制度缺陷问题。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病灶”，用制度去管人，而不是用人管人。“权力需要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2006年8月10日，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为民自1996年来，挪用公款1.1亿余元赴境外赌博，输掉人民币9000多万元，为何豪赌几年当地纪检部门却能“毫不知情”呢？推行阳光行政，以权力约束权力，罢免权比监督权更重要。公民监督需要实实在在的权力，包括知情权，质询权，最主要的是举报人的工作、家庭及生命财产依法受到保护。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也是对国际反腐败经验的借鉴。注重预防，是目前国际上应对腐败的普遍做法。考察世界许多国家比较成功的做法，也大多着眼于预防。北欧一些国家腐败案发案率比较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注重对公职人员和国民的廉洁教育，逐步建立了一套预防腐败的制度。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如果没有人监督，对国王是不能信任的——虽然我们十分聪明，曾经对专制君主政体关门下锁，但同时我们也十分愚蠢，曾让国王掌握了钥匙。”这一常识的要义警示我们：如果监督的“钥匙”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即使我们建立了种种监督制度，监督也是形同虚设。因为只有被监督者自愿地打开接受监督的“大门”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大门”后的东西。由于监督的缺位，一些监督者也难逃被打击报复的厄运，这样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我们应借鉴邻国印度的经验，平心而论，印度的腐败并不比中国大陆少，但印度的反腐力度也很大，反腐实招迭出。其中有建立垂直的反贪机构，中央统一指挥，不受地方节制，独立行使反贪职能，另外鼓励和保护举报。印反贪局中央警戒委员会设立了举报网站，把法庭公开立案的、受到贪污控诉的高官名字全部搬上因特网官方主页上，发动群众举报并保护举报者。还有集中治理要害部门的腐败。印度全国范围的肃贪行动主要集中在税务、海关、市政、医疗和护照发放等容易产生腐败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经常轮换岗位，以防熟能生“贪”。惩治已经很严厉，为什么有人不怕？专家指出，关键是贪腐官员被抓比例太小，令其有侥幸心理，要从源头上治腐必须公众参与，尤其是利害人的参与。2009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腾讯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1983人参加）显示，95.8%的网友愿与腐败打持久战。
（三）健全民主法制，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打好不良心理产生的“预防针”。
“天下之事，不难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近年来，一大批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为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依据。首先要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将那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充实到执法队伍中来。再次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发挥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监察机关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人大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等一系列监督制约机制，依法治“吏”。重视个人伦理向制度伦理的转变，让规则看守世界。规则不仅保证着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公平公正，带给他们高效率，甚至保证着他们心灵的自由。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的民主法制意识，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四）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相统一，增强防治不良心理产生的“免疫力”。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力度。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办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为个人、小团体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违纪违法的案件，注意查办发生在基层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案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83万余件，结案175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万余人。[5］2004年在全党全国通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典型案件的查办和惩处腐败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2004年在不同的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受访群众中有74.44%的人对反腐败成效表示认同；69.36%的人认为腐败现象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68.86%的人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这三项指标比1996年的调查结果分别提高了12、13和1.0个百分点。[6］这说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程度正在逐步提高。日前，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一个名为“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根据“千人问卷”调查显示，“腐败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为第一挑战。十六大以来通过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所作的结论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程度不同地得到遏制。但是，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能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腐败现象。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也能够不断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执政为民，推进依法治国，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丑恶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关庚寅.中国第一大款警察［N］.西安晚报，2005—05—27（26）.
［2］广东惠州原公安局长受审［N］.西安晚报，2005—10—11（4）.
［3］山西卖官书记案［N］.西安晚报，2005—11—22西安晚报（10）.
［4］晓鸣.国内死囚第一贪官大案内幕［N］.华商报，2004—10—24（24）.
［5］文盛堂.通向廉政之路［J］.新华文摘，2007，（7）3—4.
［6］柯夫.老百姓关心的17个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6：144—145.
李小玲 乔 潮作者简介：李小玲（1965年-），女，陕西富平人，西安市庆安中学高级教师，长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与研究。
乔 潮（1956-），男，陕西西安人，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从思想上理论上剖析腐败产生的不良心理诱因，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从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落实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反腐倡廉；腐败心理；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自从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以来，腐败从来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性问题，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形式、方法、特点有差异罢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加上对外开放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体制、法制和各项政策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新的历史性变革的考验，致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久治不愈。本文试从腐败产生的主观方面，即行为人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种种心理误区做以剖析。
一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心理和行为是统一体，有什么样的心理，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反之，从人的行为表现也可以透视人的心理状态。腐败行为的存在同腐败分子的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且相互影响。
（一）失衡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倾斜，产生了“有钱有能耐，无钱便无能”的失衡心理。他们不以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大小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是以占有金钱、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全然不顾君子爱财是否“取之有道”。于是有人便把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和工具，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人看不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勤政为民，廉洁自律这一基本事实，视支流为主流，视少数为多数，视局部为全部，认为“大家都在捞，不捞白不捞”，在贪财捞物上相互攀比，唯恐自己“吃亏”，于是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如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名下的个人资产总计超过了5000万元。如果从1993年4月到2003年5月计算，林福久在鞍山市检察院和公安局任职的十年时间里，每年敛财500万元，日均捞进一万多。[1］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疯狂敛财的这位警官在本单位还大力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
（二）侥幸心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些掌权者在第一次钱权交易时，心里也是非常紧张的，由于公共权力监控制度不够完善，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暂时尚未被发觉、处理，这些人便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勇气产生怀疑。认为“上下都一样”“法不治众”，认为反腐败是“火车进站，吼得凶，走得慢”。于是产生“大家都在捞，捞了不白捞”的侥幸心理和从众心理。更有甚者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这无疑成了他们进一步走向腐败的催化剂，助长了某些掌权者的私欲膨胀心理，心存侥幸是腐败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
（三）投机心理
有些人信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千方百计钻各种法规、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进行贪污，把掌权时期看作谋取私利的“黄金时期”，趁机疯捞。如广东惠州市原公安局长吴华立为卖淫女赴港签证，9个月敛财6000万，平均每天22万多，并68次到澳门豪赌。[2］受此影响，以至于有些老同志也“晚节不保”，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沦为人民的罪人。另外还存在一种“赚钱为集体，咋干都可以”的狭隘心理误区。有些企业领导和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合法经营思想，置国家、集体大利而不顾，为本行业、本部门、小集团的利益，为走私贩私、制假售假、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即使出了事，追究的也是集体责任。在这些人眼里，党性原则，个人名誉都不如物质利益“实惠”，“党票”和地位也只是捞取金钱的必备条件，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以至违反党纪国法，或者行贿与受贿者订立攻守同盟，做出有损社会、国家的行为。
（四）特权心理
凡是想滥用权钱的人，都想法设法抗法、避法，置法律的尊严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或直接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办事，或假公济私，搞权钱交易；有些地方党政领导，把执法机关看成是政府的下属机构，任意干涉，以权代法；有的人以为单位立下汗马功劳，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多拿点算得了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这些人特权心理的生动写照。如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任县委书记仅八个月，就借调整干部、提拔推荐考核干部之机，大肆敛财500多万。[3］还有一些人由于法制观念淡薄，明知自己要办的事违反法律和政策，却错误地认为“事在人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四处行贿受贿。
（五）自私心理
腐败分子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他们为了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进行受贿索贿等犯罪行为。有些人甚至已养成一种恶习，一天不贪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时刻想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我”字。坚信“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开展了一场疯狂的“捞钱运动”，捞钱后再转移到国外。如原河北省对外贸易厅李友灿，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受贿4744万元，平均每个月受贿达22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巨贪的受贿数额。他最多一次拿了1640万元，一车拉不了，他就拉了三趟。太多的钞票运输，存放都成了问题，为此他特意在北京某小区花50万元买下一套房子，不为住，就为存钱。[4］二
腐败是依附于社会组织细胞上的一个毒瘤。建国初期，我们杀了刘青山、张子善，全国震动。现在我们处理了那么多大案要案，包括一些大官要员，为什么腐败现象依然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瞭望》周刊刊文认为，教育不严、管理不严、监管不严使腐败分子不断孳生。
从腐败分子的种种心理活动分析入手，在治理途径上有以下问题需要着重把握。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净化不良心理产生的环境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强化党的各级干部的执政责任心，营造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心理目标趋向。首先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时俱进，立党为公，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来抓。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校、党委要发挥主渠道作用，不能流于形式。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提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为全党增强战胜和抵御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思想，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其次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树立向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形象，多从正面加以宣传和引导，当然也不能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加以回避。只有这样，人们的心理回归才会不断的沿着正确的价值取向方向发展。
（二）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劫除不良心理产生的“病灶”。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结合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遵守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道德风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价值观念。“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通过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基本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和规范从政行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着力解决“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监督制度缺陷问题。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病灶”，用制度去管人，而不是用人管人。“权力需要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2006年8月10日，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为民自1996年来，挪用公款1.1亿余元赴境外赌博，输掉人民币9000多万元，为何豪赌几年当地纪检部门却能“毫不知情”呢？推行阳光行政，以权力约束权力，罢免权比监督权更重要。公民监督需要实实在在的权力，包括知情权，质询权，最主要的是举报人的工作、家庭及生命财产依法受到保护。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也是对国际反腐败经验的借鉴。注重预防，是目前国际上应对腐败的普遍做法。考察世界许多国家比较成功的做法，也大多着眼于预防。北欧一些国家腐败案发案率比较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注重对公职人员和国民的廉洁教育，逐步建立了一套预防腐败的制度。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如果没有人监督，对国王是不能信任的——虽然我们十分聪明，曾经对专制君主政体关门下锁，但同时我们也十分愚蠢，曾让国王掌握了钥匙。”这一常识的要义警示我们：如果监督的“钥匙”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即使我们建立了种种监督制度，监督也是形同虚设。因为只有被监督者自愿地打开接受监督的“大门”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大门”后的东西。由于监督的缺位，一些监督者也难逃被打击报复的厄运，这样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我们应借鉴邻国印度的经验，平心而论，印度的腐败并不比中国大陆少，但印度的反腐力度也很大，反腐实招迭出。其中有建立垂直的反贪机构，中央统一指挥，不受地方节制，独立行使反贪职能，另外鼓励和保护举报。印反贪局中央警戒委员会设立了举报网站，把法庭公开立案的、受到贪污控诉的高官名字全部搬上因特网官方主页上，发动群众举报并保护举报者。还有集中治理要害部门的腐败。印度全国范围的肃贪行动主要集中在税务、海关、市政、医疗和护照发放等容易产生腐败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经常轮换岗位，以防熟能生“贪”。惩治已经很严厉，为什么有人不怕？专家指出，关键是贪腐官员被抓比例太小，令其有侥幸心理，要从源头上治腐必须公众参与，尤其是利害人的参与。2009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腾讯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1983人参加）显示，95.8%的网友愿与腐败打持久战。
（三）健全民主法制，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打好不良心理产生的“预防针”。
“天下之事，不难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近年来，一大批法律法规陆续出台，为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依据。首先要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将那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充实到执法队伍中来。再次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发挥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监察机关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人大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等一系列监督制约机制，依法治“吏”。重视个人伦理向制度伦理的转变，让规则看守世界。规则不仅保证着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公平公正，带给他们高效率，甚至保证着他们心灵的自由。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的民主法制意识，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四）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相统一，增强防治不良心理产生的“免疫力”。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我们要按照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力度。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查办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为个人、小团体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违纪违法的案件，注意查办发生在基层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案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83万余件，结案175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万余人。[5］2004年在全党全国通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典型案件的查办和惩处腐败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2004年在不同的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受访群众中有74.44%的人对反腐败成效表示认同；69.36%的人认为腐败现象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68.86%的人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这三项指标比1996年的调查结果分别提高了12、13和1.0个百分点。[6］这说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程度正在逐步提高。日前，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发起一个名为“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根据“千人问卷”调查显示，“腐败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为第一挑战。十六大以来通过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所作的结论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程度不同地得到遏制。但是，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能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腐败现象。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也能够不断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执政为民，推进依法治国，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丑恶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关庚寅.中国第一大款警察［N］.西安晚报，2005—05—27（26）.
［2］广东惠州原公安局长受审［N］.西安晚报，2005—10—11（4）.
［3］山西卖官书记案［N］.西安晚报，2005—11—22西安晚报（10）.
［4］晓鸣.国内死囚第一贪官大案内幕［N］.华商报，2004—10—24（24）.
［5］文盛堂.通向廉政之路［J］.新华文摘，2007，（7）3—4.
［6］柯夫.老百姓关心的17个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6：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