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一读至‘不’绝句”，于是便成了“伤人乎不？问马”。同样的“不”出现在句子末尾并代表“否”的含义，这种句末语气疑问副词在南朝的《世说新语》中有出现：“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曰：‘君得哀家梨，当复不蒸食不？’”“王、刘与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堪不甚，举手拨去。既还，王长史语刘曰：‘伊讵可以形色加人不？’”这里的“不”是作为句末语气词，并不承担实际的意义。《廉颇蔺相如列传》“尚能饭否？”也是同理。然而，这种说法表面上虽然看似成立，但是在《论语》全书中，能在句末表示疑问语气副词的基本上只有“乎”、“与”或是直接收尾不存在句末语气词，如“二三子以我为隐乎？”“管仲非仁者与？”“夫子何为？”而“乎不（否）”这样的结尾句式却从未出现过，在秦以后方可查询踪迹。金人王若虚在《论语辨惑》中也对此种谬论作了批驳，他说：
　　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 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
　　用“伤人乎不”的断句，不仅仅在语法上不合常理，更在语义上出现严重偏差：伤人了吗？问马怎么样。完全不通顺的逻辑思维，足以证明这种断句方式的荒谬之处。
　　同时，另有一种说法来自唐人李匡乂所著《资暇集》，他的结论是“伤人乎，不，问马”。这样的句子拆分将其分离为三部分，直观上给人的体会便是两人对答，一人问“伤人乎”，一人答“不”，结果是“问马”。这种断句的方法，看似符合古籍书写习惯，所以一开始的分析并不会否定这种断句格式的正确性。同时，这种方法也将句子的侧重点转移到“问马”上，似乎迎合了大众对于孔子“仁爱”、“泛爱”的想象。然而，经过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在上古古籍的对话书写中，习惯性地会标明对话两人的发言状态，比如“曰”、“对曰”一类。这种情况几乎成为了一种默认状态。再看《论语》里的对话，也必定会分清对话双方的发言顺序，且一定会出现“曰”、“对曰”的提示词。例如：“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秦以后的对话有时会直接省略对话的动作，但也不是大多数，在《论语》里这种情况便没有出现过。因而这种分析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
　　因而，从句法角度上分析，“不问马”并没有直接错误。这种断句符合当时的时代情况，并且也与《论语》的表达方式一致。
　　有关孔子的儒家仁爱思想，主要立足点都在于“人”。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末期，人力资源可谓是重中之重。从上层建筑的军士力量、统治阶层，到下层的平民百姓，人的重要性似乎都不言而喻。而在“物”的方面，儒家虽然不是大肆宣扬，但是将对于人的仁爱之心延伸到万事万物上，也是儒家的默认观念。孔子自身没有直接宣扬对于“物”的仁爱观，但是他对于“物”也是充满了怜爱之心。“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于钓鱼，只能一次一次地进行，而不是一网撒下去，导致对于鱼群生存繁衍的致命打击;打猎捕鸟，不能射向它们的巢穴。对于万事万物，儒家的态度是讲求一定程度的节制，而不是纵欲纵情，破坏了原有的平衡。
　　再说“厩焚”这样一个特殊场景。火灾之下，关心人的安危自然被放置在首位，牲畜在此刻可以概括为生活财产。孔子的一句“伤人乎”不仅仅是处于人之常情的表现，在“厩焚”这样一种完全称不上与孔子息息相关的事情面前，孔子的关心也只能体现他关心弟子、怀有仁爱之心。如果硬是纠结马在孔子心中的重要性，便不必选择这样一种特定的场景。日常生活中对于万事万物的体恤便足以证明。
　　另外，结合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不问马”这种看似不关心万物生灵的行为根本不能从事实上成立。春秋战国时期，常常以马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论语·先进》中，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相对而谈治国之事时，子路便提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国，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便可知在当时的儒家治国思想中，马的作用应该是位列前茅的。一些诸侯国甚至以拥有名马为荣：晋献公以拥有“屈产之乘马”为晋宝。这些都是马的社会价值的缩影。
　　不得不说，历朝历代都有大家和专业人士对于“问马”还是“不问马”展开有关语法、儒家思想方面的讨论。这种学术方面的探讨出发点是好的，“问马”便有利于塑造一个相对完美的孔子形象，但是这种一定程度上扭曲文学典籍事实的做法实在不可取。如果坚信“问马”派的正确，那么不论怎样分析论证都会从相似的文献中找到可以支撑的论点，而忽略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原文所处的真实语境。
　　例如，传播较广的“不其实是后”的说法。王淑岷先生认为，“伤人乎不问马”一语中的“不”字实际上与“后”字同义，他说：“‘伤人乎？ 不问马。’犹言‘伤人乎？后问马”。然而，在“不”与“后”可以相互替换的纷争中，有学者从“后凋也”等例证中反推出这种替换的失真性与牵强。
　　因而，孔子“不问马”从语法、用词的角度考虑，具有一定的事实性和合理性。同时，“不问马”不可能与孔子不怜惜万物相对等，也不可能从一个小小的“不问马”的身上去否定圣人“仁者爱人”的形象。“问马”这件事所处的语义环境本身就不与对于万物的关怀产生联系，因而大多数的学者论证的侧重点从一開始便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对于这种求证方法的引用，我们必须要保持更加严谨和认真的态度。
　　作者简介
　　李尔雅（1999—），女，汉族，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主要研究语言学方向。
　　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