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符号学，顾名思义是对符号进行解读获得知识的学科，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符号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随着对符号的使用，也逐渐出现了以分析符号为手段解读社会文化的研究，近百年符号学这门学科有着长足的发展。徐悲鸿作为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位重量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和爱国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艺术从业者，他将中西方的绘画理论相融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从符号学的视角，运用皮尔斯的理论来解读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的创作情感。
　　关键词：符号学;徐悲鸿;《愚公移山》
　　一、皮尔斯符号学理念
　　皮尔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符号学家，他与瑞士的符号学家索绪尔分别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但是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理念不同，他提出的三分构造体系，使符号学体系更具有延展性。相对于索绪尔的“二元论”，皮尔斯在实证观察、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建立的符号学三元构造体系认为，“符号活动”由三个缺一不可的因素构成——再现体、对象、解释项，而这三个因素不可被拆除单独运作，并且相互连贯。以玫瑰花为例，出示一张玫瑰花的图案（再现体），联想到现实的玫瑰花（符号对象），然后脑海反映出玫瑰花代表的爱情的意义（符号的解释项）。如果缺少再现体，我们无法凭空得到一个对象，如果缺少对象，则我们无法从一个再现体得到表达解释项。因此根据以上所说，皮尔斯将整个“符号活动”当作一个三元关系，符号只有在再现体、符号对象以及符号的解释项所构成的三元关系中，才能够被视为符号。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类似于将索绪尔提出的“二元论”中的符旨分为对象和解释项，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三元论”不再是单一指向性的符徽指向符旨，而是再现体指向对象，接收者进行解释，所以解释项是在接受者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根据接收者经验的差别得到的解释也不同。
　　二、徐悲鸿与《愚公移山》
　　徐悲鸿，是我国20世纪初的一位美术大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在油画、中国画、书法、美术理论、美术教育等多个领域均有着卓越的成就。徐悲鸿在继承我国优秀的艺术传统思想基础上，留学欧洲刻苦勤奋地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术并进行融合交汇，将西方的绘画理论融入中国传统的创作理念中，以质朴宁静的笔触使传统绘画迸发出新的生机。1937年，徐悲鸿为寻找中国美术崛起之策，受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赴国际大学讲述和交流美术，其间完成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并在印度多次举办展览，《愚公移山》（图1）为访印度时期徐悲鸿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愚公移山》油画作品源于徐悲鸿1940年在印度完成的中国画作品，随后创作了同样题材的油画作品，这幅画是在我国抗战时期，徐悲鸿赴南洋旅行中富有现实主义民族精神的代表创作，是徐悲鸿所创作的作品中富有油画民族化现实主义精神标志的代表。徐悲鸿凭借扎实的绘画技巧和民族现实主义表现精神，通过中国古代典故诠释艺术主题精神，表达深感祖国处于危难之中、期待人民崛起坚持抗战的爱国精神，和全世界热爱和平国家必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恒心和坚决意志。
　　三、运用皮尔斯符号学解读徐悲鸿的《愚公移山》
　　皮尔斯的符号学中共列举了八种三元关系，例如三分法、三要素等。三分法包含像似符号、指向符号、规约符号。像似符号代表着符号的近似性，如肖像画、雕塑、拟声词等;指向符号指向事物之间有直接关联，例如烟的指向符号是火;规约符号是社会约定俗成下的符号，需接收者事先习得符号与意义的关系，例如红色十字象征救助，白鸽象征和平。皮尔斯的三要素由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构成。其中再现体是符号表现的外在形式，近似于索绪尔的符徽;对象是符号所指涉确定存在的实体关系;解释项则诠释着符号的象征意义，近似于索绪尔的符旨。本文根据皮尔斯符号学的三要素，对徐悲鸿的油画作品《愚公移山》进行解读。
　　（一）皮尔斯符号学三要素——再现体
　　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中，再现体是符号的外在形式，本小结将阐述《愚公移山》创作直接表达给观众的内容，综合基本信息对该作品作最直观的解读。《愚公移山》以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为主题，描绘了古代劳动人民开凿大山、掘土凿石的场景，画面中人物动态生动，人体紧绷的肌肉与充满动势的造型，加强了画面的冲击感。作品从右至左，分别刻画了青年、中年、老年、儿童和妇女等形象，画面右边三名青年将铁耙高高地举起，身体重心向前倾倒，嘴巴紧闭，全身散发着青壮年的气力。画面中心的三名中年男子，与右边的青年不同，虽然没有青年人健美的身軀，但多年的劳作使他们的动作老练，弯腰掘土的男子面色沉稳、动作娴熟，与三名青年人的动势产生呼应，形成了一组连环画面，将挥锄掘土的一系列动作展现出来。中间身着白裤的中年男子，口中喊着号子，将锄头高高举起;左边的男子仿佛听到号子一样，将铁耙举过头顶，咬紧牙关，屈膝收腹一股蓄势待发的状态，像是绷紧的弓箭。
　　与右边紧密的构图相比，左边的构图相对疏散，画面中拄着锄头的愚公与一名妇女正在交谈，身旁围绕着两个小孩，挑着两筐碎石的男子正在走向运输石料的大象，背景的竹林与人物巧妙融合，使得本来紧张、热血的画面多了一份和谐与温情。画面中的愚公面向妇人，手指向孩童，仿佛在告诉妇人要教导儿童像他的父辈一样，坚韧不拔、敢于坚持。该创作全局构图张弛有度，人物塑造结实生动，幼小的孩童与强壮的男人形成强烈的对比，稚嫩与力量在画面上有机统一。
　　（二）皮尔斯符号学三要素——对象
　　根据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论所说，“符号和它的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现实上的对应关系”，本小结将分析本文中再现体所指的对象。从徐悲鸿曾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创作的看法，他主张创作应该多从思想上关注社会现象和真实生活的人民大众。该作品于1937年开始创作，当时我国正处在反侵略战争的开始，全民抗战众志成城，全国上下齐心抗击侵略者，以当时的社会形式结合《愚公移山》的主题，可以分析出该作品是以抗战时期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进行创作的。
　　画面中挥舞着锄头、铁耙，奋力工作的青壮年指向着当时面对侵略者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劳苦大众，他们面对像大山一样的敌人没有退缩，而是拿起自己的武器奋力抵抗。而愚公则代表有着先进思想的先驱，作为开拓者，他将先进的思想传播给人民，带领人们对抗大山;妇人代表着接受先进思想的群众;两个孩子代表了战后新兴的未来;而阻碍道路的两座大山则指的是侵略者。
　　（三）皮尔斯符号学三要素——解释项
　　在皮尔斯符号学中解释项是将符号所要表达的内容，根据已获取的经验进行分析解读。“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列子·汤问》，该故事在中国流传已久，各朝各代都有文人对其进行解读，一是感叹愚公质朴单纯的内心，二是表扬其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面对问题勇于解决的态度，三是古代交通闭塞，对铺桥修路行为的赞扬。而本文所讲的《愚公移山》是徐悲鸿于1937年开始创作至1940年创作完成的作品，该作品创作期间正值中国人民处在抗日救国最危难的时刻。1938年《文化建设原则纲要》一文的出现，无疑确定了文化抗战的总纲，该文中提到鼓励艺术家创作时以国家民族为主，以鼓励抗战士气、振奋民心为重，希望各界艺术从业者可以用先贤历史英雄为题进行创作，以此作为对抗侵略者的手段。并且在1939年时，一篇《愚公移山的故事——什么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彻底将“愚公移山”的故事与抗战紧密联系，表明要打倒侵略者这座大山，这一代人没有完成还有下一代人，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愚公移山”这则寓言起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其故事结尾借助“神力”移走大山的情节，表达了在当时劳动人们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是通过“神力”移走的大山，但是其本质是依靠人民不断的努力才得到的结果。徐悲鸿在传统的寓言故事主题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结合时代和社会背景使其创作中增加了民族精神的色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愚公移山》这幅作品是当时中国人民面对外敌入侵时百折不挠的精神表达，是人民群众面对大山般的敌人时奋斗的情感再现，是现实主义民族精神的有力体现。
　　四、结语
　　徐悲鸿在《愚公移山》中突破性地将西方油画中的写实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将中西绘画理念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这幅作品体现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在抗战时期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它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超于它的艺术价值。直到现在，以《愚公移山》为范本所做的浮雕依然悬挂在国家博物馆的大厅里，它是我国抗战精神的一种象征，是一个民族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