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梦见自己在热带雨林里跟着一群鸵鸟呼哧带喘地逃避鳄鱼，不知怎的就被它们衔着衣角飞到半空，在越过树梢的片刻它们齐刷刷地松口，害她重重跌落下去。”
　　看了李晓晨的两篇小说，不知道为何我的脑海中总是盘旋着其中一篇中的这个梦境，可能与它出现了多次有关——当作者一再重复某个意象，自然有她的考虑，当然也会给读者留下印象。不过，于我而言，这个梦境的萦绕不去倒并不是它引发了对于文本意旨的某种启示，而是它所传递出来的混乱、无厘头以及某种程度上由吊诡而引发的不适——总觉得会发生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那种不安感却依然存在。后来，我忽然明白过来，这个梦境正好叠映上了这两篇小说给我的总体印象。它们是矛盾的、不可理喻而又自成一格的，并不是说它们是某种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流或者时空错位所造成的美学效果，而是它们在散淡叙述中偶尔显露出来的日常生活的诡异之处，散发出氤氲而暧昧的氛围。
　　《二十一楼》的叙述和语调是非常写实的，在广告公司公关部上班的荆枝看房买房的经历，中间穿插了与室友莎莎的欢喜冤家的共处、同闺密六郎的貌离神合的往来、与相亲对象不动声色的交锋，以及和中介及房主钩心斗角的讨价还价，那些喝酒、吃饭、爱情或者婚姻的精打细算、谈判与付款时的细腻心思，都附着了当下城市生活的切实经验。尽管买房子是主要情节，但它只是在整个小说的后半部分才出现，前面是城市白领女性的各种琐碎日常，也并没有埋伏特别明晰的线索，并且在行文中充斥了饭店、厨艺、星座、塔罗牌之类流行元素。从短篇小说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叙述偏离了常规的操作，但又不是“生活流”式的要呈现某种状态——它更像是一个单身女子的流水账。即便在购房预付款与过户过程中，阴差阳错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结果有惊无险，不过是单身女子思虑过度造成的无事生非。所以，要从小说中找到某个明确的主题非常困难，它就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城市经历，当事人的大惊小怪在外人看来也许不过云淡风轻。
　　《去岛屿》倒是恰恰相反，女主碧君的经历与行为颇有浪漫离奇色彩，但小说处理得又漫不经心。碧君是一个公司职员，到一个海岛出差，因为对于美食的爱好，偶然结识了大学教师吴阿友，两个人就同居以至于结婚了，原因是碧君想要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的不可理喻的愿望。这中间插入了一段碧君的家庭往事，暗示了可能原生家庭造成了她这种性格：父亲隐约的出轨、母亲暗藏的不满、姐姐无法宣泄的愤恨、姐妹间貌合神离的感情……但其中人物动机与行为之间的连通性和说服力并不是很强，因为一方面，碧君基本上算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我喜欢这种完全放松的自由惬意。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和谁在一起，天地都很宽阔。”在吴阿友的眼中，她却有种“英武之气”，“像森林，高山，和故乡的那条大河”；另一方面，她对于感情与家庭并没有显示出过多热情，甚至此前可能与来接待她的本地公司员工有过鱼水之欢，却又有着偏执狂式的生殖欲，几乎是将吴阿友作为一个精子提供机，以至于不惮空间阻隔就结了婚。
　　一切看上去都令人费解。吴阿友试图去理解发生的一切，“在他基本上可以集齐十二星座的恋爱中，碧君和她们都不太一样。她看上去早早越过了少女的年纪，不过仍然带着不经世事的透明和纯粹，你才以为可以行云流水，她却突然像只小动物一样抽身而去。你因此和她一起责备自己，然后她便以一种更自然的接近表明实际上对此并不介意。几番来来往往，吴阿友已经有点吃不准这个女人到底在打算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其实她和别的那些一样，只是更加敏感和不安。”这种解释并没有安慰到他，因为他也谈不上对她多深的感情，在孩子出生后还在疑惑为什么当初吃一次海鲜的邂逅就造成了如此的局面。
　　当一个短篇小说充满旁逸斜出的细节，而又留下关键性的空白的时候，那种泥沙俱下的素材叠加可能是由于作者缺乏剪裁和控制造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不把小说当作一个故事来看，那么这种含混会焕发出奇异的质地，因为生活本身可能就是非理性的——生活中的人又有多少是规划清明而不是盲目的行动呢？
　　这样回头再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这两个小说中出现的人都是面目模糊的。他们并无洞察世事与观察社会的能力与欲望，只是随波逐流地生活着，要工作便工作，要相亲便相亲，要买房便买房，要做爱便做爱，要生孩子便生孩子，既谈不上理性，也谈不上激情，仅仅就是行动，而行动也没有指向于对意义或者思想的追求。这让我想到，《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让他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叫喊道：“我们的时代反正充满着行动的力量。它再也不愿意看到思想，而是只还愿意看到行动。这种可怕的行动力量只来源于人们无所事事。我是指在内心。但是归根到底每一个人也在外表上一辈子只在重复做同一个行动：他熟悉一门职业并不断进取。我以为，这就又涉及你先前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有行动的力量，这很简单，而寻找行动的意义，这就很艰难！”大约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现代大众社会的时代精神，带有普遍性，是社会内在分化和多元化导致的个体缺乏总体性身份与认同的结果。
　　意义系统的匮乏，是因为之前那些曾经融合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形式与结构丧失了，那个形式与结构曾经提供给人们一整套意象与符号，从而使得人们在身体、精神与生活中获得某种一致性与完整性，但是自从它之后崩解，人们都成了片段性的存在。目前我们仍然身处在这种过渡阶段，还没有一种替代性的观念与结构产生。《二十一楼》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情节，售房的那家女主人跟荆枝说“打算卖了房子去大理，开个民宿享享清福，上些年纪就不打算再拼命，带着孩子野生野活”，但荆枝其实在一个朋友的类似经历中知道大理并没有那么容易讨生活，也就是说，女主人并不是怀有关于“诗与远方”的憧憬，而是被“精修过的图片和视频”所蛊惑，她活在了一种表象之中。荆枝并没有比她强多少，碧君也是这样的人，只有短期要解决的具体事务，而没有长期目标与高远的追求。她们都是无个性的人。
　　或者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存在主义年代，人们已经不再追究人生的“真相”，不再相信生活有某种“本质”与真理，人也没有一个“自我”等待着被发现。但是，关于“真相”“本质”“自我”的表述，却是媒体中常见的话术，仿佛有个自我的本真性存在，如同一块魔力宝石，只要找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从此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积极饱满地生活下去了。很不幸，那个“自我”其实是想象与幻觉，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行为、关系、行动，是有限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文学显示出其勘破鸡汤话语的超越与冷峻。
　　这种新存在主义区别于原先存在主义理念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由某种理性明确规划而通过实践形成某种主体，而是坦然面对人的有限性，就像巴雷特在对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大师”逐一进行分析后，又补充论述了否定性、有限性与人性的问题。“人的有限性是人类存在里的这个‘不’的‘在’。那种理解不了否定性存在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充分理解人的有限性的。诚然，有限性是一个有关人的局限的问题，而局限则总是涉及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或不能够‘是’的东西。然而，我们的有限性并不僅仅是我们各种局限的总和；毋宁说人的有限性这个事实把我们带到了人的中心，在这里肯定的和否定的存在彼此重合、相互渗透，甚至一个人的力量同他的精神痛苦，他的‘视’同他的‘盲’，他的真理同他的非真理，他的存在同他的非存在也彼此重合。如果不理解人的有限性，也就理解不了人性。”
　　在勾勒出无个性人的有限性中，我觉得李晓晨的这两篇作品颇有可以称道之处，尽管她可能是不自明的（这本身就体现出了写作者的有限性）。我和她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关于作家的思想力的不可强求，她也认为作家能够把握并描摹出“敏锐的印象”就够了。作者有其自己的写作动机与具体的写作行为，无法深测，作为读者而言，我倒是希望她能够逐渐自觉地进行系列的写作，像她小说中的那些次要角色莎莎、六郎、女房主，她们也携带着自己的经历与过往，如果能将她们的行状描摹出来，就构成了一幅当代城市女子图鉴。有一段时间，因为网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播放，引发了各种自媒体公众号关于“图鉴”的各类衍生之文，但更多是类型与刻板印象的戏拟，如果小说能够重写出我们时代新存在主义式的“女子图鉴”，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无数的有限性，未必能构成总体性，但可以敞开生活的各种面相；无个性的人麇集，也许不能形成典型形象，却能在不经意中传达出一个时代的情绪与心态。
　　责任编辑 赵文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