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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性格代表着一个人的特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它对一个人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冯·洪堡的性格形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关系,洪堡的生活轨迹中,特别是在他的教育思想、施政决策以及柏林大学的创建中,都带有其明显的性格特征,他的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性格使然。
关键词:性格形成;家庭环境;洪堡性格;思想追求
作者简介:刘春(1972-),男,河北邢台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湖北 武汉 430065)杨虹(1983-),女,山西临汾人,河北省邢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质量技术监督。(河北 邢台 054000)
一、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性格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在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现实反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7岁左右是性格形成的最主要阶段,而家庭是儿童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家庭不仅仅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物质环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精神环境”,如果缺少了这两者,那么儿童的成长将很受影响。所以家庭因素对儿童性格形成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第一,儿童出生后的十几年时间大都在家庭度过,父母的一言一行、育儿方式和家庭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端变故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第二,儿童早期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儿童的一些认知和行为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一旦定型,以后就很难得到纠正。如我们常说的“三岁看大,八岁到老”就是人们对个人成长规律的精僻见解,儿童如果脱离母爱或没有正常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就不容易在人性方面有好的发展,所以家庭应该担负起儿童在“关键期”的学习、教育、引导的责任。第三,性格的形成是有连贯性的。后期的发展离不开早期的影响,一个人早期的某些品质可能会对其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健全的早期教育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四,早期的学习教育,对儿童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训练儿童系统地有明确目的地学习,以及独立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可以培养其坚定、顽强的性格意志。如体育课,不仅能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也能培养学生的意志力与勇敢的精神。第五,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儿童是在某种文化熏陶与期望的塑造中,在某种社会政治地位与某种特定(特殊)的经济地位中被教养出来的。可以说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社会与经济地位都会对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威廉·冯·洪堡(以下简称洪堡)的成长经历
洪堡于1767年出生于波茨坦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和父亲均是普鲁士军官,1738年其祖父由于军功而升入贵族阶层,退任后,他的儿子即洪堡的父亲亚历山大·格奥尔格被腓特烈二世任命为太子王妃的大管家。1766年亚历山大·格奥尔格与来自于雨格诺派的富寡妇伊丽莎白结婚,通过这次婚姻亚历山大·格奥尔格成为泰格尔宫的主人,洪堡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可以说家庭的显赫贵族地位、富足殷实的经济状况,足以保证他的健康成长,并接受新思想、先进理念与优良的教育。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非常关心,聘请了非常知名的人物作为他的教师,其中有数位是启蒙运动中的著名学者,如第一位家庭教师坎普后来成为启蒙主义教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早年的家庭教育中接受了启蒙哲学思想和约翰·洛克、让·卢梭等人的民主平等的思想教育。1787年,洪堡开始在法兰克福学习有关财政学和法学课程,为其能踏入仕途作准备。1788年,洪堡转学至哥廷根大学,这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里,他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攻读哲学、历史和古代语言,并阅读了康德陆续发表的作品。在进入大学前,他已受过自然经济、统计、自然法和哲学的私人教育,可以说优越的家庭条件对他的健全的人格及外向型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13岁时,他已经能够流利地说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并广泛阅读了使用这些语言的最重要的作者的作品。另外,通过孔特的安排,洪堡进入了兴趣广泛的医生马库斯·赫兹的家里,赫兹在他的家里教授洪堡哲学和物理,更为重要的是,洪堡由此进入了赫兹夫人的沙龙,这使其能够接触上层社会,结交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人士,增长阅历、见识,开阔视野,为其以后的仕途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正如洪堡母亲的初衷一样,希望他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成为有势力的大臣。他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他的自主、独立、自由的性格特点也在其学习中表现出来。按其母亲的计划,洪堡要学法学,后来在孔特的指导下进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可一个学期后,洪堡便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进入哥廷根大学。在哥廷根,洪堡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开始学习哲学、历史、古语言。洪堡的母亲伊丽莎白死后,将财产继承给他,使得他能够在经济上享受独立与自由。可以说其所处的政治地位的优越和经济上的富足,保证了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无后顾之忧,也才能支持其到各地旅行,为其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这样的家庭出身与成长环境培养了他的独立自由、勇敢进取的性格特点。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鲜明、特立独行、若不满足其要求动辄以辞职相要挟的思想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三、柏林大学的建立及社会背景
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大学被视为是僵化保守的机构,是中世纪的残留,已满足不了国家对具有专业和实用知识的官吏的需要。改革传统大学,加强其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共识。1797年普鲁士主管教育的大臣马索夫开始推行全面的教育改革,首先是对在柏林建立的若干所实用性专业学校,如采矿学校(1770年建)、兽医学校(1790年建)、建筑学校(1799年建)、艺术学校(1796年建)及外科学校(1724年建)等进行改革,同时在柏林建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想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经费等原因,这一计划被迫搁浅。在18、19世纪之交,约半数的德国大学关闭或转为其他学校,正如一位大学史学家所说:1800年前后,德国大学似乎已走到了尽头,陷入了重重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件突发的危机事件。1807年,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军队,被迫签署了《提尔西特合约》。根据这一合约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法军进驻普鲁士首都柏林。普鲁士随着国土的丧失也失去了七所大学,连最好的大学哈勒大学也被法军关闭。哈勒大学校长带领部分教授撤离首都柏林,谒见在东部小城麦默尔主持朝政的普王威廉三世,请求以哈勒大学的教师为基础在柏林重建大学,在这一国家危亡的背景下,普鲁士国王说:“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所谓精神的力量,指的就是大学及大学的精神,即筹建中的柏林大学,可见柏林大学就诞生于这不同寻常的危难之际,这是当时德国人无奈的一种情绪表达。
应该说,正是由于战争的失败,国家被迫割地赔款,国土沦丧,使当时的德国精英阶层的心理受到极大的打击与压抑。所以提出:“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用精神追求来代替无奈的物质失去,从心理学角度讲,其实就是一种移置与替代,以弥补他们的价值追求与自尊心受到的伤害,用精神代替物质的体验,来寻求一种升华,在现实生活中拒绝承认有关疼苦事实的存在,可以逃避现实,不必面对生活中那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和无法达成的愿望,从而减轻内心焦虑。当人们使用升华机制时,其实是找到了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来转换潜意识中被禁止的欲望。
四、洪堡的教育思想及改革
洪堡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普鲁士的惨败和1806年法国占领柏林这些历史事件。1806年秋,他写信给当时普鲁士的外交部长说:“我从未追求功名,始终对我居住的、我所热爱的国家感到满足,从没有希望达到别的地位。但是现在我对在这里无所作为和不能为受威胁的祖国尽力而感到惭愧。”直到1808年10月,才在冯·斯坦开始进行的普鲁士改革中接管“文化和公共教育”部门。但是此时的普鲁士已经割地赔款、国库耗尽,成为拿破仑的一个附庸国。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为了走出困境,冯·斯坦确立了大学的一系列的改革思想:科学、自由、寂寞等,之所以追求这样的目标是对当时国家所处困境的无奈选择,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分裂,使人们因此失去精神的支撑,为了重新找回人们的信心,有必要提出新的思想与理论主张。也就是在那时,在德国社会深刻变动的背景下,新思想的提出便具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思想领域,事务生活和精神或观念生活的对立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问题,认为事务生活意味着物质、功用、服从、狭隘和庸俗,而精神生活则与自由、高尚、全面相联系,受到特别的推崇。不难看出,这在当时是纯粹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精神贵族的意识,虽然洪堡等反对等级性的教育,把精神修养看做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修养对文化、科学和艺术的依赖及其与精神和内心的关联,使得修养变为精英式的修养,论者们通常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正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承载精神修养观念的社会阶层,即新兴的市民阶层,在当时德国特有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建立其业绩、主张其权利,因而只能靠思想文化上的成就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增强对国家的影响力,以抚慰其空虚的内心世界。他们强调精神和内心世界,这实质上是在表达自身的社会利益。这一点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在内的整个德国市民文化形成的社会前提,否则,如果仅仅是“为精神而精神”的话,那么洪堡的成长经历与其现实生活恰恰说明了他本身的“自相矛盾”。
他的教育改革内容包括小学、中学、高级中学和大学教程、教师培训和考试制度。代表他改革措施高峰的是他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他主张:除了教学外,大学还有研究的任务,学生与教师直接参加研究工作,而且在教学和研究上大学拥有比较大的自由,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国家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错误”,国家有义务为大学提供保障。但是,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失败就让国家失去了七所大学,国家尊严尽失,更难于为大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保障。他所主张的大学的精神、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是以科学修养为目标,以自由、寂寞为实现目的的途经与方式。在洪堡看来,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与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所以,国家应当创造保障大学繁荣所需的条件,并任其发展,而不是让大学直接地服从于国家的种种实际需要。他对自由的理解是大学教师应不受国家的管束,不受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应享受完全的自由,大学生与教师一样也应有充分的自由,大学生自主地从事其科学的思考,可以接受教师的指导,也可独立研究,甚至“听课径可偶尔为之”。其实学术自由的要求在当时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的,这些学术自由的观念过于理想化,难以全部付诸实践。
当时的社会战乱,学者无一处安身之所,所以只有能保持寂寞,善于独处,才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教育、修养身心及培养个性的途经。显然在当时的观念及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学术和学者,寂寞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除了这一普遍的时代背景,对寂寞的强调,显然也是新兴德国市民阶层的利益所在,他们赖以巩固其社会地位的不是政治或经济成就,而是文化和学术,他们因此被称为“以修养立身的市民阶层”。他们普遍轻视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将精神学术和艺术生活视为高尚、理想的生活,关于寂寞的主张正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追求。
其实,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人所追求的精神的物化,那是人们寻求到的一种精神寄托。正如有人所说,德国的大学思想改革或柏林大学的建立,从一开始即为一种革命性力量,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带有理想的乌托邦色彩,但正是这种理想成分赋予了德国大学以革命性的力量。
对于身处乱世又极具想法,追求自由与个性,崇尚自我张扬的洪堡来说,乱世恰恰给了他成就的机会。乱世出英雄,可以说都是性格使然。
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的历史规律,一个人能看清、适应并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潮流,那么他肯定是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与时代的佼佼者,洪堡便是这一杰出的代表。正因如此,有人认为柏林大学的最终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洪堡个人的努力。
正是由于洪堡有实地考察研究与学习的经历,有着这方面的感受、感悟与体认,所以他才大力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注重实践,注重实证研究,崇尚个性与自由,强调自主学习,甚至认为学生听课也是偶尔为之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他的个人成长的经历与经验,可以说是个性与普遍性的完美统一,更代表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心理诉求与愿望的表达。正是由于他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有了这样的经历与感受,所以他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
因此,有人批评洪堡的理想教育来自他本人贵族优越的生活,出于财政上的约束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根本无法普及,洪堡本人也强调他所受到的良好的个人教育在其他情况下得以改变后才能实行,所以没有实际的普遍意义。
纵观洪堡的一生,从青年一直到老年,我们不难看出其一生的思想轨迹与现实追求,无不在自由主义精神主导之下。他一生身在仕途,但频繁辞职对他的追求并无大碍。他能多次辞职而又能被一再委任,笔者认为这都与朝中无人以及他的贵族身份和地位是分不开的。若没有国家对他的支持与保护(财产与自由)他又何以这样有恃无恐?他想摆脱国家却又受到国家的照顾,若没有国家,可想而知,他的一切思想与追求都将化为泡影。正是国家太弱而个人太强,所以他才能凌驾超越于国家之上。
洪堡对国家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又恨又无奈的态度,正是由于国家的弱势,所以才促使了他的思想性格的张扬,在他所著的《论国家作用》一书中,他的思想自由的主张可以说表达得淋漓尽致。《论国家作用》的主题是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在他看来,人在国家里处于中心的位置,“真正的理智并不希望人处于别的其他状况,它只希望给人带来这样的状况,不仅每一个单一的人享受着从他自身按照其原有的特征发展自己的最不受束缚的的自由,而且在其中,身体的本质不会从人们手中接受其他的形态,每一个人都根据他的需要和他的喜好,自己随心所欲地赋予它一种形态,这样做时仅仅受到他的力量和他的权利局限的限制”。
在《论国家作用》一书中,他无处不彰显他对人的个性的张扬与自我的追求与满足。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的正面福利尤其是物质福利的关心是有害的,在公民的教育上,他也认为公共教育是有害的,应该推行一种最自由的、尽可能少针对公民情况的教育即私人教育等,这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大都反映出他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体验,反映了他的偏好与倾向。
所以,有很多人对洪堡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认为他高估了理性,坚信人性之善,认为他完全脱离了现实。甚至有人认为洪堡是有着与国家为敌想法的人,但笔者认为他恰恰只有忘记了或否认了他在国家中的贵族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富足,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的思想主张带着美好而理想的成分,与现实社会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洪堡的个人性格与特定的心理活动因素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以才出现了德国那个时期的洪堡时代,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发展与变化是合力的结果,忽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过于放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或者相反,都是不科学、不公正的,只有全面、客观、多角度地分析和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才能推动社会历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成云.心理学(本科——高等师范院校教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3]梁宁建.当代心理学理论与重要实验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中)
关键词:性格形成;家庭环境;洪堡性格;思想追求
作者简介:刘春(1972-),男,河北邢台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湖北 武汉 430065)杨虹(1983-),女,山西临汾人,河北省邢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质量技术监督。(河北 邢台 054000)
一、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性格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在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现实反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7岁左右是性格形成的最主要阶段,而家庭是儿童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家庭不仅仅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物质环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精神环境”,如果缺少了这两者,那么儿童的成长将很受影响。所以家庭因素对儿童性格形成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第一,儿童出生后的十几年时间大都在家庭度过,父母的一言一行、育儿方式和家庭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端变故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第二,儿童早期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儿童的一些认知和行为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一旦定型,以后就很难得到纠正。如我们常说的“三岁看大,八岁到老”就是人们对个人成长规律的精僻见解,儿童如果脱离母爱或没有正常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就不容易在人性方面有好的发展,所以家庭应该担负起儿童在“关键期”的学习、教育、引导的责任。第三,性格的形成是有连贯性的。后期的发展离不开早期的影响,一个人早期的某些品质可能会对其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健全的早期教育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四,早期的学习教育,对儿童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训练儿童系统地有明确目的地学习,以及独立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可以培养其坚定、顽强的性格意志。如体育课,不仅能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也能培养学生的意志力与勇敢的精神。第五,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儿童是在某种文化熏陶与期望的塑造中,在某种社会政治地位与某种特定(特殊)的经济地位中被教养出来的。可以说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社会与经济地位都会对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威廉·冯·洪堡(以下简称洪堡)的成长经历
洪堡于1767年出生于波茨坦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和父亲均是普鲁士军官,1738年其祖父由于军功而升入贵族阶层,退任后,他的儿子即洪堡的父亲亚历山大·格奥尔格被腓特烈二世任命为太子王妃的大管家。1766年亚历山大·格奥尔格与来自于雨格诺派的富寡妇伊丽莎白结婚,通过这次婚姻亚历山大·格奥尔格成为泰格尔宫的主人,洪堡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可以说家庭的显赫贵族地位、富足殷实的经济状况,足以保证他的健康成长,并接受新思想、先进理念与优良的教育。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非常关心,聘请了非常知名的人物作为他的教师,其中有数位是启蒙运动中的著名学者,如第一位家庭教师坎普后来成为启蒙主义教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早年的家庭教育中接受了启蒙哲学思想和约翰·洛克、让·卢梭等人的民主平等的思想教育。1787年,洪堡开始在法兰克福学习有关财政学和法学课程,为其能踏入仕途作准备。1788年,洪堡转学至哥廷根大学,这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里,他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攻读哲学、历史和古代语言,并阅读了康德陆续发表的作品。在进入大学前,他已受过自然经济、统计、自然法和哲学的私人教育,可以说优越的家庭条件对他的健全的人格及外向型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13岁时,他已经能够流利地说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并广泛阅读了使用这些语言的最重要的作者的作品。另外,通过孔特的安排,洪堡进入了兴趣广泛的医生马库斯·赫兹的家里,赫兹在他的家里教授洪堡哲学和物理,更为重要的是,洪堡由此进入了赫兹夫人的沙龙,这使其能够接触上层社会,结交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人士,增长阅历、见识,开阔视野,为其以后的仕途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正如洪堡母亲的初衷一样,希望他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成为有势力的大臣。他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他的自主、独立、自由的性格特点也在其学习中表现出来。按其母亲的计划,洪堡要学法学,后来在孔特的指导下进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可一个学期后,洪堡便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进入哥廷根大学。在哥廷根,洪堡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开始学习哲学、历史、古语言。洪堡的母亲伊丽莎白死后,将财产继承给他,使得他能够在经济上享受独立与自由。可以说其所处的政治地位的优越和经济上的富足,保证了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理想而无后顾之忧,也才能支持其到各地旅行,为其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这样的家庭出身与成长环境培养了他的独立自由、勇敢进取的性格特点。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鲜明、特立独行、若不满足其要求动辄以辞职相要挟的思想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三、柏林大学的建立及社会背景
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大学被视为是僵化保守的机构,是中世纪的残留,已满足不了国家对具有专业和实用知识的官吏的需要。改革传统大学,加强其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共识。1797年普鲁士主管教育的大臣马索夫开始推行全面的教育改革,首先是对在柏林建立的若干所实用性专业学校,如采矿学校(1770年建)、兽医学校(1790年建)、建筑学校(1799年建)、艺术学校(1796年建)及外科学校(1724年建)等进行改革,同时在柏林建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想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经费等原因,这一计划被迫搁浅。在18、19世纪之交,约半数的德国大学关闭或转为其他学校,正如一位大学史学家所说:1800年前后,德国大学似乎已走到了尽头,陷入了重重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件突发的危机事件。1807年,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军队,被迫签署了《提尔西特合约》。根据这一合约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法军进驻普鲁士首都柏林。普鲁士随着国土的丧失也失去了七所大学,连最好的大学哈勒大学也被法军关闭。哈勒大学校长带领部分教授撤离首都柏林,谒见在东部小城麦默尔主持朝政的普王威廉三世,请求以哈勒大学的教师为基础在柏林重建大学,在这一国家危亡的背景下,普鲁士国王说:“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所谓精神的力量,指的就是大学及大学的精神,即筹建中的柏林大学,可见柏林大学就诞生于这不同寻常的危难之际,这是当时德国人无奈的一种情绪表达。
应该说,正是由于战争的失败,国家被迫割地赔款,国土沦丧,使当时的德国精英阶层的心理受到极大的打击与压抑。所以提出:“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用精神追求来代替无奈的物质失去,从心理学角度讲,其实就是一种移置与替代,以弥补他们的价值追求与自尊心受到的伤害,用精神代替物质的体验,来寻求一种升华,在现实生活中拒绝承认有关疼苦事实的存在,可以逃避现实,不必面对生活中那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和无法达成的愿望,从而减轻内心焦虑。当人们使用升华机制时,其实是找到了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来转换潜意识中被禁止的欲望。
四、洪堡的教育思想及改革
洪堡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普鲁士的惨败和1806年法国占领柏林这些历史事件。1806年秋,他写信给当时普鲁士的外交部长说:“我从未追求功名,始终对我居住的、我所热爱的国家感到满足,从没有希望达到别的地位。但是现在我对在这里无所作为和不能为受威胁的祖国尽力而感到惭愧。”直到1808年10月,才在冯·斯坦开始进行的普鲁士改革中接管“文化和公共教育”部门。但是此时的普鲁士已经割地赔款、国库耗尽,成为拿破仑的一个附庸国。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为了走出困境,冯·斯坦确立了大学的一系列的改革思想:科学、自由、寂寞等,之所以追求这样的目标是对当时国家所处困境的无奈选择,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分裂,使人们因此失去精神的支撑,为了重新找回人们的信心,有必要提出新的思想与理论主张。也就是在那时,在德国社会深刻变动的背景下,新思想的提出便具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思想领域,事务生活和精神或观念生活的对立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问题,认为事务生活意味着物质、功用、服从、狭隘和庸俗,而精神生活则与自由、高尚、全面相联系,受到特别的推崇。不难看出,这在当时是纯粹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精神贵族的意识,虽然洪堡等反对等级性的教育,把精神修养看做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修养对文化、科学和艺术的依赖及其与精神和内心的关联,使得修养变为精英式的修养,论者们通常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正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承载精神修养观念的社会阶层,即新兴的市民阶层,在当时德国特有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建立其业绩、主张其权利,因而只能靠思想文化上的成就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增强对国家的影响力,以抚慰其空虚的内心世界。他们强调精神和内心世界,这实质上是在表达自身的社会利益。这一点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在内的整个德国市民文化形成的社会前提,否则,如果仅仅是“为精神而精神”的话,那么洪堡的成长经历与其现实生活恰恰说明了他本身的“自相矛盾”。
他的教育改革内容包括小学、中学、高级中学和大学教程、教师培训和考试制度。代表他改革措施高峰的是他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他主张:除了教学外,大学还有研究的任务,学生与教师直接参加研究工作,而且在教学和研究上大学拥有比较大的自由,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国家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错误”,国家有义务为大学提供保障。但是,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失败就让国家失去了七所大学,国家尊严尽失,更难于为大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保障。他所主张的大学的精神、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是以科学修养为目标,以自由、寂寞为实现目的的途经与方式。在洪堡看来,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与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所以,国家应当创造保障大学繁荣所需的条件,并任其发展,而不是让大学直接地服从于国家的种种实际需要。他对自由的理解是大学教师应不受国家的管束,不受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应享受完全的自由,大学生与教师一样也应有充分的自由,大学生自主地从事其科学的思考,可以接受教师的指导,也可独立研究,甚至“听课径可偶尔为之”。其实学术自由的要求在当时主要是针对国家而言的,这些学术自由的观念过于理想化,难以全部付诸实践。
当时的社会战乱,学者无一处安身之所,所以只有能保持寂寞,善于独处,才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教育、修养身心及培养个性的途经。显然在当时的观念及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学术和学者,寂寞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除了这一普遍的时代背景,对寂寞的强调,显然也是新兴德国市民阶层的利益所在,他们赖以巩固其社会地位的不是政治或经济成就,而是文化和学术,他们因此被称为“以修养立身的市民阶层”。他们普遍轻视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将精神学术和艺术生活视为高尚、理想的生活,关于寂寞的主张正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追求。
其实,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人所追求的精神的物化,那是人们寻求到的一种精神寄托。正如有人所说,德国的大学思想改革或柏林大学的建立,从一开始即为一种革命性力量,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带有理想的乌托邦色彩,但正是这种理想成分赋予了德国大学以革命性的力量。
对于身处乱世又极具想法,追求自由与个性,崇尚自我张扬的洪堡来说,乱世恰恰给了他成就的机会。乱世出英雄,可以说都是性格使然。
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的历史规律,一个人能看清、适应并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潮流,那么他肯定是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与时代的佼佼者,洪堡便是这一杰出的代表。正因如此,有人认为柏林大学的最终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洪堡个人的努力。
正是由于洪堡有实地考察研究与学习的经历,有着这方面的感受、感悟与体认,所以他才大力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注重实践,注重实证研究,崇尚个性与自由,强调自主学习,甚至认为学生听课也是偶尔为之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他的个人成长的经历与经验,可以说是个性与普遍性的完美统一,更代表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心理诉求与愿望的表达。正是由于他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有了这样的经历与感受,所以他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
因此,有人批评洪堡的理想教育来自他本人贵族优越的生活,出于财政上的约束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根本无法普及,洪堡本人也强调他所受到的良好的个人教育在其他情况下得以改变后才能实行,所以没有实际的普遍意义。
纵观洪堡的一生,从青年一直到老年,我们不难看出其一生的思想轨迹与现实追求,无不在自由主义精神主导之下。他一生身在仕途,但频繁辞职对他的追求并无大碍。他能多次辞职而又能被一再委任,笔者认为这都与朝中无人以及他的贵族身份和地位是分不开的。若没有国家对他的支持与保护(财产与自由)他又何以这样有恃无恐?他想摆脱国家却又受到国家的照顾,若没有国家,可想而知,他的一切思想与追求都将化为泡影。正是国家太弱而个人太强,所以他才能凌驾超越于国家之上。
洪堡对国家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又恨又无奈的态度,正是由于国家的弱势,所以才促使了他的思想性格的张扬,在他所著的《论国家作用》一书中,他的思想自由的主张可以说表达得淋漓尽致。《论国家作用》的主题是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在他看来,人在国家里处于中心的位置,“真正的理智并不希望人处于别的其他状况,它只希望给人带来这样的状况,不仅每一个单一的人享受着从他自身按照其原有的特征发展自己的最不受束缚的的自由,而且在其中,身体的本质不会从人们手中接受其他的形态,每一个人都根据他的需要和他的喜好,自己随心所欲地赋予它一种形态,这样做时仅仅受到他的力量和他的权利局限的限制”。
在《论国家作用》一书中,他无处不彰显他对人的个性的张扬与自我的追求与满足。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的正面福利尤其是物质福利的关心是有害的,在公民的教育上,他也认为公共教育是有害的,应该推行一种最自由的、尽可能少针对公民情况的教育即私人教育等,这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大都反映出他的成长经历与生活体验,反映了他的偏好与倾向。
所以,有很多人对洪堡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认为他高估了理性,坚信人性之善,认为他完全脱离了现实。甚至有人认为洪堡是有着与国家为敌想法的人,但笔者认为他恰恰只有忘记了或否认了他在国家中的贵族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富足,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的思想主张带着美好而理想的成分,与现实社会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洪堡的个人性格与特定的心理活动因素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以才出现了德国那个时期的洪堡时代,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发展与变化是合力的结果,忽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过于放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或者相反,都是不科学、不公正的,只有全面、客观、多角度地分析和看待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才能推动社会历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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