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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名指》是一部以批评家的视野去追问现实问题的小说。本文首先在“可见”的北京城市空间中，选取心理医生杨博奇与作品中几个人物产生交集的异质分化的空间为其横截面;其次是在“隐匿”的现实下，对人物感知世界采用“互文式”现实体验方式的思考，并且对“无名指”含义的探究，成为贯穿整本小说的“问题式”写作的一个表征;最后以对小说中“医一病”同一关系和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并置的讨论，试图去探寻“隐匿”在现代性碎片中的现实与困境，寻找另一种创作与阅读的可能性。
关键词：城市空间;现实;困境
文章编号：978 -7- 80736 - 771 -O（2019）03 - 081 - 04
关于李陀老师这种小说创作的回归，无论是毛尖老师为其小说写的推荐语“拿下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四十年，李陀再次亲身示范;需要重新发明小说”①中的评价，还是石磊所作的评价“这里我将《无名指》认作一部批评家小说，绝非因为这是著名批评家李陀署名的小说，而是因为“批评”乃是内置于这个小说的一种叙事形式——这个小说很大程度上正是靠“批评”组织起来的”②，都可以看到《无名指》这部小说带领我们思考文学创作另一种可能性的空间，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漫游城市，在其“可见”的范罔内，试图去探寻城市经验书写下“隐匿”的现实与困境。因此可以说，李陀老师小说《无名指》寻求的是另一种写作的可能，带给读者的是另一种阅读体验的可能。
一、“可见”的城市空间
《无名指》这部小说以一个海归博士杨博奇的视角为切人点，以杨博奇回国后在北京丌设心理诊所为故事展丌的起点，与在北京这座城市不同群体的人们展丌的交集为核心，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人们在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里，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在“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体悟城市经验，而是否难免拥有“我一再踏足城市，可城市已无立足之地”③之感呢？
（一）诊所所在之地
诚如后现代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所说“我们被沉浸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染缸里，后现代躯体已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失去了维持空间距離的能力”④，当被王颐追问杨博奇的心理诊所的位置为何选择在“金太阳俱乐部”附近的原因时，杨博奇一时语塞，有一种不自知的认同。在这种认识下，“可见”的城市空间，让看似杨博奇和王颐这两类不同的人，获得了某种相似的城市体验。李陀老师选取北京城市空间的坐标与距离，是颇有意味的，而对于杨博奇心理诊所的位置，借由将北岛诗歌只删减一字“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的王颐之口说出，实则是对看似“高尚”的框架体系进行解构，并对满口道德，实则虚伪的“杨博奇们”进行反讽，冈此可以说诊所作为“可见”的北京城市空间的一种表彳正，让小小的诊所与大大的北京城成为无数个“可见”城市空间的象彳正。
（二）与王大海、小玲相遇之地
李陀老师选取的“可见”的城市空间是具有浓缩性质的，这充分体现在杨博奇与新工人王大海及其女儿小玲的相遇之地。可以说，全书所有出现的“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与王大海、小玲的相遇之地是杨博奇最放松的时刻。地下的藏书窒——这个窄小的空间里，是杨博奇第一次遇到小玲的地方，当杨博奇将《夏加尔的画册》借给小玲看时，洞察到小玲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一眼看出在大上飞的模糊人形，而当小玲将小手放进杨博奇的手中时，一种“那么小，又那么柔弱，柔弱得我小心翼翼，都不敢用力去握……从心里升起一阵感动……可以这么特别，这么好”⑤的感觉油然而生。作为知识分子的杨博奇，除了在北京城漫游外，不时来到这个拥挤隐秘的地下城市空间，为自己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地”。而小女孩的不经意间“打扰”，让他通过小女孩的一言一行，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得到了一种身份的确认。通过“可见”的空间，更加证实了自身的“在场性”。
小玲的父亲王大海，则是以新工人的形象与杨博奇相遇。当王大海带小玲来归还画册之时，杨博奇被王大海严肃的表情所吸引，在杨博奇眼中，美味酱骨的大排档，嘈杂聊天的啤酒摊儿，这些具有市井气息却又不断边缘化的地方，成为另一个“可见”的城市空间，显然这与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格格不入，但底层的生活状态也成为“可见”的城市空间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有些评论家认为李陀老师在设计杨博奇与王大海的相遇场景过于生硬和刻意，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外部的城市空间仿若一个套叠的圆环，在中国日益城镇化的今天，“可见”的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其影响，已波及到底层空间，石磊老师认为“对于王大海的高度钦佩和赞美的主观印象的获得皆因为对一种乌托邦化了的共同体生活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和脚踏实地的生活形式的怀旧。”⑥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博奇与王大海、小玲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是对曾经集体记忆的怀念，因此可以说底层的生活经验成为“可见”的城市生活的一种必要补充。
（三）与周璎交谈所涉及之地
在整部小说中，“可见”的城市空间贯穿于杨博奇与周璎的每一次相遇、交谈的场景，甚至义本中出现的酒吧、咖啡馆、冰激凌店、肯德基店，大型购物中心，写字楼等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空间也成为两个人物展丌故事的线索和背景，可以看出李陀老师在选择这些“可见”的城市空间是极其用心的。同时对于杨博奇与周璎二人漫步在北京古老街道时的描写采用白描的方式，没有过度的环境渲染。偶然间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也成为二人聊天的话题，杨博奇“问题不在北京，在于破坏，在于你用一种文明的名义去破坏，把一个古老的文明当成路边的废墟”⑦的想法与周璎“所有文明都是废墟，一堆一堆废墟，今大不是废墟，明大也是废墟”⑧的想法存在分歧，隐喻之后二人的分道扬镳。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博奇与周璎二人的每次聊大，涉及的内容无法摆脱一种看似品味和格调上的特殊要求，如对交响音乐的欣赏，对未来城市规划空间的看法，对区别城市是否现代的标准，甚至当杨博奇站在天桥上望着桥下的车流时，会想到曾和华森去芝加哥旅行时，对心向往之的眼前灯光景象的迷恋，而今之一切也已然在中国的城市出现。 与此同时，作者在对周璎房间的描写也不吝惜笔墨，并且将卧室之大与书房之小的空间格局并置在“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书房的窄小原因在于“电脑时代用不着很多书，书是正在淘汰中多余的知识形式，你和世界之间，有一台电脑足矣”⑨，这似乎是新小资文化盛行下对于一切知识意义的消解，将其游戏化的一种途径。同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杨博奇与周璎的再次相遇是在一个关于城市发展的论坛上，而之后晚餐时，两人之间的聊大，让杨博奇更加震惊，周璎口中改变现在无聊、虚伪的生活的方式则是嫁给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钱的人，这看似是周璎为自己选择的一个生活的出口，但实则是无数“周璎们”的一种始终如一的价值立场，故而李陀老师在“可见”的城市空间的选择上也注意到文化领导权转移的现象，并对小资美学霸权发出应有的质疑声，并试图挑战其霸权地位。
二、“隐匿”的现实
李陀老师曾在《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中对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不彻底摆脱现代主义的阴影，不形成新的写作理想和习惯，文学要有大成绩，写作要想比肩曹雪芹，那绝不可能”⑩，所以《无名指》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倡导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一次写作实验，更是对现代主义以来藏匿在人物内心世界现实感的追问与探寻。
（一）“互文”式的现实体验
在《无名指》这部作品中，杨博奇作为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他对现实的体验感并不是来自于自我的生活感知能力，而总是将其放在与艺术经验、知识经验的“互文”中，才能够恢复对现实口常生活的感知。小说中当杨博奇准备离丌地下藏书窒的时候，“走廊里一下子塞满了各种声音，一片喧闹，简直像走进了电影《小武》”⑾的感觉正是通过电影文本的方式去理解现实，这种“互文”式的现实体验不仅体现在对于视觉与听觉兼具的电影义本的“互文性”上，还体现在“纯文学”文本的“互义式”现实体验中。在杨博奇与记者冯筝的一次交谈中，当杨博奇被问及为何会因为家务事而选择离婚时，杨博奇并没有正面回答冯筝的问题，而是以奥尼尔的剧本《早餐之前》作为“证据”，为自己的行为找寻借口。可以说，在这里杨博奇将文学阅读的经验与自身的现实生活相关联，甚至到了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类似的“互文”式“文本”在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中不胜其数，无论是交响乐CD，还是西方绘画，抑或是西方哲学专著，诗歌等出现在知识流浪儿杨博奇与“被观察”的个体、群体一次次的交集中。
可以说，杨博奇的身上具有一种“掉书袋”的气质，对于生活的感知已无法回到“陌生化”的效果，而总是在生活中去找寻艺术的“原型”。会发现杨博奇这种“互义式”的现实体验也是当代作家所面临的一种写作困境，即现实感所建立的基础性问题。可以说现实“文本”与多种艺术、文学等经验“文本”的并置，这种“互文式”的现实体验方式，构成了我们现今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读者阅读的一种潜移默化理解现实的方式。
（二）“无名指”的含义
通读整部小说后，对于小说的题目《无名指》有了更多的疑惑。如果说“无名指”是作者不断强调的一个象征，那为何全书明确提到“无名指”三个字的只有零星的一两处呢？还是作者有意规避“无名指”含义的重要性，以此“召唤”读者对“无名指”指涉的“隐匿”现实的探寻？回到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明确提到“无名指”的地方与“林徽因+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赵苒苒有关，“因为我突然发现，苒苒的无名指上没有了结婚戒指，只留下浅浅的一道细痕”⑿这段文字暗示了苒苒与华森的婚姻已走到尽头，并且为之后苒苒选择出家做了情感铺垫。杨博奇与苒苒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谈论自杀的问题，沉默过后的苒苒低头泡茶“纤细的手指又和杯子洁白的釉色时分时合，一片缭乱”⑩这里作者又一次提到了纤细的手指，“无名指”是人五根手指最不灵活、最虚弱的一根，却被人们当成爱情忠贞的象彳正符号，而“无名”的手指是没有力量的，是否作者有意象彳正这个“隐匿”下虚弱的现实？是否我们也仿若那纤细的手指之名，虚弱、无力地活着，而在时代的现实中“隐匿无名”，最终了无痕迹？这种“隐匿”的现实下“问题式”写作贯穿于整部《无名指》的书写中。
三、无法躲藏的困境
“我一再踏足城市，可城市已无立足之地”之感弥漫在整部《无名指》的宁里行间，无论是作为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心理医生杨博奇，还是与他产生交集、或前来寻医问药的人们，都使得读者可以在碎片的生活表象之后，通过小说呈现的“医生与病人”的同一关系，通过人物之间的张力对话和书信，深思我们这个時代所遭遇的无法躲藏的困境与精神危机。
（一）“医生”与“病人”的同一关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会采用“医生一病人”这种认识装置，去“诊断”所处社会、时代的问题。这种认识装置的采用，暂且不谈作者自身人生经历的背景，会发现这种“看/被看”的关系，无论是冷静的观察者，还是事件的参与者，在这种观察窗口中可以窥见人生百态，同时也是对文学形式的选择去把握社会总体性的一种现实书写，更是对“五四”以来启蒙文学传统的呼应。
在《无名指》这部小说中，与其说杨博奇是心理医生，不如说他也是一个时代的病人。他无法自救，亦无法救他人。“那是一个仪式，不但是和我最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告别，也向心理学这门科学告别”⒁的自我意识在小说的结尾处，成为内在分裂的一种表彳正，自我意识和自我的“镜像”对话是对现实逃避的隐喻。在这里李陀老师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主义的写法，“离那疯子远远的，越远越好……”⒂，这种疯癫叙述的结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与行动的可能，相反是一种对于知识分子话语可行性的追问，以及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所遭受困境的影射，对文学现实感的游离，文学与思想关系的思考，文学如何把握现实这类问题不再只是存留于“医一病”同一关系认识装置之中，更是《无名指》这部小说所提出的问题。
（二）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的并置
《无名指》中抛弃了现代主义所谓的“自由间接引语”，而回归人物对话的传统。小说中杨博奇与金兆山在宛平城外的小酒馆喝酒，二人在觥筹交错间，已忘乎所以，作者用人物的对话方式，让我们看到金兆山此刻不是老板，杨博奇此刻不是心理医生，而是两个朋友酒过三巡后互相袒露自身的真实想法，同时以小酒馆的空间勾连起二人对于时间的回忆。 社会的规约让他们必须扮演好自身的社会角色，而杨博奇内心对于在卢沟桥上看月亮的希冀，本身也说明对于底层生活的寄予，对于曾经一个阶级分化不够明晰时代的追忆，也是李陀老师之所以坚持采用人物对话的原因，因此对话的文学形式也是对原先中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挑战，但在试图回归传统文學时，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呈现赵苒苒、冯筝写给杨博奇的信，信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恢复对话传统的形式出现了悖论呢？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书信的途径的确会比人物口常对话容易许多，并且作者想借由书信说明当下人们交流上的困难“难道不是太多太多的人都因为有了义宁而过着双重生活，一个在语言里，一个在文字里，每一个人都被分裂成两个人”⒃，所以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的不同构成了情节上的张力，也在说明当下个体纠结的情感逻辑与无法摆脱的时代困境。因此，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的并置成为影射当下时代的症候问题。
因此，通过阅读李陀老师的长篇小说《无名指》，让我们看到一个以批评家的视野去追问现实问题的小说家，在“可见”的北京城市空间中，在时间与空间交叠中，通过文学上的反向实验，“想追随曹雪芹，寻找另一种现实主义写作之根，尝试另一种写作”⒄，这种写作的尝试既不同于柏拉图的“模仿说”，也异于奥尔巴赫的“现实再现的摹仿论”，而是思考用文学怎么把握“隐匿”在现代性碎片表象中的现实，以及试图找寻时代困境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无名指》的出现为写作和阅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存在。
注释：
①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背面封皮，
②石磊，乡愁、学徒状态与批评家小说——《无名指》与现实主义方向的重提[J].南方文坛，2018年第五期，第115页，
③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正面封皮，
④詹姆逊，晚期资本丰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 997年第一版，第505页，
⑤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第64页，
⑥石磊，乡愁、学徒状态与批评家小说——《无名指》与现实主义方向的重提[J].南方文坛，201 8年第五期，第1 10页，
⑦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第49页，
⑧同上，
⑨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第184页，
⑩李陀，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J].载“收获”微信公众号，2017年7月29日，
⑾李陀，无名指[M].北京：巾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第64页，
⑿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第274页，
⒀同上.
⒁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 8年8月第一版，第325页，
⒂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 8年8月第一版，第425页，
⒃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 8年8月第一版，第352页，
⒄李陀毛尖，一次文化逆袭：对谈《无名指》[J].南方文坛，201 8年第5期，第1 03页，
参考文献：
[1]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
[2]石磊，乡愁、学徒状态与批评家小说——《无名指》与现实主义方向的重提[J].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
[4]李陀毛尖，一次文化逆袭：对谈《无名指》[J].南方文坛，201 8年第5期.
[5]黄平，如何从现代主义巾拯救“先锋文学”？——细读李陀《无名指》[J].巾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第12期.
[6]李陀，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J].载“收获”微信公众号，20 17年7月29日.
[7]李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波动》修订版序言[J].现代巾文学刊，2012年第4期.
关键词：城市空间;现实;困境
文章编号：978 -7- 80736 - 771 -O（2019）03 - 081 - 04
关于李陀老师这种小说创作的回归，无论是毛尖老师为其小说写的推荐语“拿下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四十年，李陀再次亲身示范;需要重新发明小说”①中的评价，还是石磊所作的评价“这里我将《无名指》认作一部批评家小说，绝非因为这是著名批评家李陀署名的小说，而是因为“批评”乃是内置于这个小说的一种叙事形式——这个小说很大程度上正是靠“批评”组织起来的”②，都可以看到《无名指》这部小说带领我们思考文学创作另一种可能性的空间，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漫游城市，在其“可见”的范罔内，试图去探寻城市经验书写下“隐匿”的现实与困境。因此可以说，李陀老师小说《无名指》寻求的是另一种写作的可能，带给读者的是另一种阅读体验的可能。
一、“可见”的城市空间
《无名指》这部小说以一个海归博士杨博奇的视角为切人点，以杨博奇回国后在北京丌设心理诊所为故事展丌的起点，与在北京这座城市不同群体的人们展丌的交集为核心，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人们在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里，以自身的生活经历，在“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体悟城市经验，而是否难免拥有“我一再踏足城市，可城市已无立足之地”③之感呢？
（一）诊所所在之地
诚如后现代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所说“我们被沉浸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染缸里，后现代躯体已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失去了维持空间距離的能力”④，当被王颐追问杨博奇的心理诊所的位置为何选择在“金太阳俱乐部”附近的原因时，杨博奇一时语塞，有一种不自知的认同。在这种认识下，“可见”的城市空间，让看似杨博奇和王颐这两类不同的人，获得了某种相似的城市体验。李陀老师选取北京城市空间的坐标与距离，是颇有意味的，而对于杨博奇心理诊所的位置，借由将北岛诗歌只删减一字“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的王颐之口说出，实则是对看似“高尚”的框架体系进行解构，并对满口道德，实则虚伪的“杨博奇们”进行反讽，冈此可以说诊所作为“可见”的北京城市空间的一种表彳正，让小小的诊所与大大的北京城成为无数个“可见”城市空间的象彳正。
（二）与王大海、小玲相遇之地
李陀老师选取的“可见”的城市空间是具有浓缩性质的，这充分体现在杨博奇与新工人王大海及其女儿小玲的相遇之地。可以说，全书所有出现的“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与王大海、小玲的相遇之地是杨博奇最放松的时刻。地下的藏书窒——这个窄小的空间里，是杨博奇第一次遇到小玲的地方，当杨博奇将《夏加尔的画册》借给小玲看时，洞察到小玲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一眼看出在大上飞的模糊人形，而当小玲将小手放进杨博奇的手中时，一种“那么小，又那么柔弱，柔弱得我小心翼翼，都不敢用力去握……从心里升起一阵感动……可以这么特别，这么好”⑤的感觉油然而生。作为知识分子的杨博奇，除了在北京城漫游外，不时来到这个拥挤隐秘的地下城市空间，为自己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地”。而小女孩的不经意间“打扰”，让他通过小女孩的一言一行，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得到了一种身份的确认。通过“可见”的空间，更加证实了自身的“在场性”。
小玲的父亲王大海，则是以新工人的形象与杨博奇相遇。当王大海带小玲来归还画册之时，杨博奇被王大海严肃的表情所吸引，在杨博奇眼中，美味酱骨的大排档，嘈杂聊天的啤酒摊儿，这些具有市井气息却又不断边缘化的地方，成为另一个“可见”的城市空间，显然这与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格格不入，但底层的生活状态也成为“可见”的城市空间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有些评论家认为李陀老师在设计杨博奇与王大海的相遇场景过于生硬和刻意，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外部的城市空间仿若一个套叠的圆环，在中国日益城镇化的今天，“可见”的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其影响，已波及到底层空间，石磊老师认为“对于王大海的高度钦佩和赞美的主观印象的获得皆因为对一种乌托邦化了的共同体生活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和脚踏实地的生活形式的怀旧。”⑥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博奇与王大海、小玲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是对曾经集体记忆的怀念，因此可以说底层的生活经验成为“可见”的城市生活的一种必要补充。
（三）与周璎交谈所涉及之地
在整部小说中，“可见”的城市空间贯穿于杨博奇与周璎的每一次相遇、交谈的场景，甚至义本中出现的酒吧、咖啡馆、冰激凌店、肯德基店，大型购物中心，写字楼等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空间也成为两个人物展丌故事的线索和背景，可以看出李陀老师在选择这些“可见”的城市空间是极其用心的。同时对于杨博奇与周璎二人漫步在北京古老街道时的描写采用白描的方式，没有过度的环境渲染。偶然间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也成为二人聊天的话题，杨博奇“问题不在北京，在于破坏，在于你用一种文明的名义去破坏，把一个古老的文明当成路边的废墟”⑦的想法与周璎“所有文明都是废墟，一堆一堆废墟，今大不是废墟，明大也是废墟”⑧的想法存在分歧，隐喻之后二人的分道扬镳。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博奇与周璎二人的每次聊大，涉及的内容无法摆脱一种看似品味和格调上的特殊要求，如对交响音乐的欣赏，对未来城市规划空间的看法，对区别城市是否现代的标准，甚至当杨博奇站在天桥上望着桥下的车流时，会想到曾和华森去芝加哥旅行时，对心向往之的眼前灯光景象的迷恋，而今之一切也已然在中国的城市出现。 与此同时，作者在对周璎房间的描写也不吝惜笔墨，并且将卧室之大与书房之小的空间格局并置在“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书房的窄小原因在于“电脑时代用不着很多书，书是正在淘汰中多余的知识形式，你和世界之间，有一台电脑足矣”⑨，这似乎是新小资文化盛行下对于一切知识意义的消解，将其游戏化的一种途径。同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杨博奇与周璎的再次相遇是在一个关于城市发展的论坛上，而之后晚餐时，两人之间的聊大，让杨博奇更加震惊，周璎口中改变现在无聊、虚伪的生活的方式则是嫁给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钱的人，这看似是周璎为自己选择的一个生活的出口，但实则是无数“周璎们”的一种始终如一的价值立场，故而李陀老师在“可见”的城市空间的选择上也注意到文化领导权转移的现象，并对小资美学霸权发出应有的质疑声，并试图挑战其霸权地位。
二、“隐匿”的现实
李陀老师曾在《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中对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不彻底摆脱现代主义的阴影，不形成新的写作理想和习惯，文学要有大成绩，写作要想比肩曹雪芹，那绝不可能”⑩，所以《无名指》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倡导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一次写作实验，更是对现代主义以来藏匿在人物内心世界现实感的追问与探寻。
（一）“互文”式的现实体验
在《无名指》这部作品中，杨博奇作为一个外部的“观察者”，他对现实的体验感并不是来自于自我的生活感知能力，而总是将其放在与艺术经验、知识经验的“互文”中，才能够恢复对现实口常生活的感知。小说中当杨博奇准备离丌地下藏书窒的时候，“走廊里一下子塞满了各种声音，一片喧闹，简直像走进了电影《小武》”⑾的感觉正是通过电影文本的方式去理解现实，这种“互文”式的现实体验不仅体现在对于视觉与听觉兼具的电影义本的“互文性”上，还体现在“纯文学”文本的“互义式”现实体验中。在杨博奇与记者冯筝的一次交谈中，当杨博奇被问及为何会因为家务事而选择离婚时，杨博奇并没有正面回答冯筝的问题，而是以奥尼尔的剧本《早餐之前》作为“证据”，为自己的行为找寻借口。可以说，在这里杨博奇将文学阅读的经验与自身的现实生活相关联，甚至到了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类似的“互文”式“文本”在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中不胜其数，无论是交响乐CD，还是西方绘画，抑或是西方哲学专著，诗歌等出现在知识流浪儿杨博奇与“被观察”的个体、群体一次次的交集中。
可以说，杨博奇的身上具有一种“掉书袋”的气质，对于生活的感知已无法回到“陌生化”的效果，而总是在生活中去找寻艺术的“原型”。会发现杨博奇这种“互义式”的现实体验也是当代作家所面临的一种写作困境，即现实感所建立的基础性问题。可以说现实“文本”与多种艺术、文学等经验“文本”的并置，这种“互文式”的现实体验方式，构成了我们现今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读者阅读的一种潜移默化理解现实的方式。
（二）“无名指”的含义
通读整部小说后，对于小说的题目《无名指》有了更多的疑惑。如果说“无名指”是作者不断强调的一个象征，那为何全书明确提到“无名指”三个字的只有零星的一两处呢？还是作者有意规避“无名指”含义的重要性，以此“召唤”读者对“无名指”指涉的“隐匿”现实的探寻？回到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明确提到“无名指”的地方与“林徽因+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赵苒苒有关，“因为我突然发现，苒苒的无名指上没有了结婚戒指，只留下浅浅的一道细痕”⑿这段文字暗示了苒苒与华森的婚姻已走到尽头，并且为之后苒苒选择出家做了情感铺垫。杨博奇与苒苒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谈论自杀的问题，沉默过后的苒苒低头泡茶“纤细的手指又和杯子洁白的釉色时分时合，一片缭乱”⑩这里作者又一次提到了纤细的手指，“无名指”是人五根手指最不灵活、最虚弱的一根，却被人们当成爱情忠贞的象彳正符号，而“无名”的手指是没有力量的，是否作者有意象彳正这个“隐匿”下虚弱的现实？是否我们也仿若那纤细的手指之名，虚弱、无力地活着，而在时代的现实中“隐匿无名”，最终了无痕迹？这种“隐匿”的现实下“问题式”写作贯穿于整部《无名指》的书写中。
三、无法躲藏的困境
“我一再踏足城市，可城市已无立足之地”之感弥漫在整部《无名指》的宁里行间，无论是作为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心理医生杨博奇，还是与他产生交集、或前来寻医问药的人们，都使得读者可以在碎片的生活表象之后，通过小说呈现的“医生与病人”的同一关系，通过人物之间的张力对话和书信，深思我们这个時代所遭遇的无法躲藏的困境与精神危机。
（一）“医生”与“病人”的同一关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会采用“医生一病人”这种认识装置，去“诊断”所处社会、时代的问题。这种认识装置的采用，暂且不谈作者自身人生经历的背景，会发现这种“看/被看”的关系，无论是冷静的观察者，还是事件的参与者，在这种观察窗口中可以窥见人生百态，同时也是对文学形式的选择去把握社会总体性的一种现实书写，更是对“五四”以来启蒙文学传统的呼应。
在《无名指》这部小说中，与其说杨博奇是心理医生，不如说他也是一个时代的病人。他无法自救，亦无法救他人。“那是一个仪式，不但是和我最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告别，也向心理学这门科学告别”⒁的自我意识在小说的结尾处，成为内在分裂的一种表彳正，自我意识和自我的“镜像”对话是对现实逃避的隐喻。在这里李陀老师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主义的写法，“离那疯子远远的，越远越好……”⒂，这种疯癫叙述的结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与行动的可能，相反是一种对于知识分子话语可行性的追问，以及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所遭受困境的影射，对文学现实感的游离，文学与思想关系的思考，文学如何把握现实这类问题不再只是存留于“医一病”同一关系认识装置之中，更是《无名指》这部小说所提出的问题。
（二）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的并置
《无名指》中抛弃了现代主义所谓的“自由间接引语”，而回归人物对话的传统。小说中杨博奇与金兆山在宛平城外的小酒馆喝酒，二人在觥筹交错间，已忘乎所以，作者用人物的对话方式，让我们看到金兆山此刻不是老板，杨博奇此刻不是心理医生，而是两个朋友酒过三巡后互相袒露自身的真实想法，同时以小酒馆的空间勾连起二人对于时间的回忆。 社会的规约让他们必须扮演好自身的社会角色，而杨博奇内心对于在卢沟桥上看月亮的希冀，本身也说明对于底层生活的寄予，对于曾经一个阶级分化不够明晰时代的追忆，也是李陀老师之所以坚持采用人物对话的原因，因此对话的文学形式也是对原先中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挑战，但在试图回归传统文學时，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呈现赵苒苒、冯筝写给杨博奇的信，信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恢复对话传统的形式出现了悖论呢？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书信的途径的确会比人物口常对话容易许多，并且作者想借由书信说明当下人们交流上的困难“难道不是太多太多的人都因为有了义宁而过着双重生活，一个在语言里，一个在文字里，每一个人都被分裂成两个人”⒃，所以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的不同构成了情节上的张力，也在说明当下个体纠结的情感逻辑与无法摆脱的时代困境。因此，对话与书信两种文学形式的并置成为影射当下时代的症候问题。
因此，通过阅读李陀老师的长篇小说《无名指》，让我们看到一个以批评家的视野去追问现实问题的小说家，在“可见”的北京城市空间中，在时间与空间交叠中，通过文学上的反向实验，“想追随曹雪芹，寻找另一种现实主义写作之根，尝试另一种写作”⒄，这种写作的尝试既不同于柏拉图的“模仿说”，也异于奥尔巴赫的“现实再现的摹仿论”，而是思考用文学怎么把握“隐匿”在现代性碎片表象中的现实，以及试图找寻时代困境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无名指》的出现为写作和阅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存在。
注释：
①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背面封皮，
②石磊，乡愁、学徒状态与批评家小说——《无名指》与现实主义方向的重提[J].南方文坛，2018年第五期，第115页，
③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正面封皮，
④詹姆逊，晚期资本丰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 997年第一版，第505页，
⑤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第64页，
⑥石磊，乡愁、学徒状态与批评家小说——《无名指》与现实主义方向的重提[J].南方文坛，201 8年第五期，第1 10页，
⑦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第49页，
⑧同上，
⑨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第184页，
⑩李陀，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J].载“收获”微信公众号，2017年7月29日，
⑾李陀，无名指[M].北京：巾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第64页，
⑿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第一版，第274页，
⒀同上.
⒁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 8年8月第一版，第325页，
⒂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 8年8月第一版，第425页，
⒃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 8年8月第一版，第352页，
⒄李陀毛尖，一次文化逆袭：对谈《无名指》[J].南方文坛，201 8年第5期，第1 03页，
参考文献：
[1]李陀，无名指[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 1 8年8月第一版.
[2]石磊，乡愁、学徒状态与批评家小说——《无名指》与现实主义方向的重提[J].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
[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
[4]李陀毛尖，一次文化逆袭：对谈《无名指》[J].南方文坛，201 8年第5期.
[5]黄平，如何从现代主义巾拯救“先锋文学”？——细读李陀《无名指》[J].巾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第12期.
[6]李陀，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J].载“收获”微信公众号，20 17年7月29日.
[7]李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波动》修订版序言[J].现代巾文学刊，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