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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因为编辑抗战时期祖父母的家书资料,我从网络数据库、苏州档案馆、苏州博物馆等处,搜检关于祖母的生平履历及相关资料,竟然新发现了几件祖母早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佚文佚诗。我的祖母,姓张,名一贯,江苏苏州人,1901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五四”前后,正是她在小学与女子师范读书的阶段。毕业后,她做了小学教师,1929年春,与我祖父钱穆(宾四)先生结婚。因为祖父的原因,近年来,祖母张一贯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但都是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身份被提及。这些新发现的佚文佚诗,不仅使我们家人多了一份对母亲、对祖母的了解,也庶几可以补充读者对于钱穆妻子以及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位青年女学生文学素养的了解与认识。
二
新发现的祖母佚文,共有散文三篇,诗三首。
发表最早的一篇文章,载上海《少年杂志》第十卷第二号(1920年),文中写道:
说女子求学之要
1920年
人无论男女,皆当自立。不能自立而徒借父母之庇荫,亲族之周恤,虽丰衣美食,亦可耻也。然则如何始能自立?曰:非求学不可。或曰,女子但能尽其治理家务、教导子女之天赋,即为已足,何必更求学问?呜呼!此大谬也。……今姑勿论其他。即以家庭之间治理家务、教导子女论之,女子苟非略明书算,何能区划家政,使之井井有条?苟非读书明理,何能改良家庭教育?
况今者世局日新,东西各国之女子,无不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凡社会之间,若工场,若商店,若邮电各局,若教育界,若慈善界,若医生、律师等业,无不有女子厕身其间。……我国女子倘仍守无才是德之谬说,以求学为不急之务,吾恐非特女子失其自立之能力,即家庭生计、国家经济亦必受其影响。
我女界同胞,奈何不猛省哉?
文章纵观古今、兼涉中外,从传统观念要求女子“治理家务、教导子女”,到当今世局日新,东西各国女子厕身社会各业界两个方面,说明了新时代女子读书求学、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文章批评“无才是德”的老观念,呼吁女同胞急需“猛省”而求学自强,其宗旨正切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时代新思潮。耐人寻味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早已达成,女子厕身社会各界也相当普及了,而婚姻家庭两性关系中,“女子当自立”的话题,似乎仍然并不过时……
该文作者姓名后面署有“江苏吴县私立明德女学校高等一年生”,有需要说明一下。这个“高等一年生”,不是现在的高等学校(大学),而是当年小学的高等阶段,即所谓高小(高等小学)。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规定,新式小学学制分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上面的“高等一年生”,就是高小一年级。原则上,儿童一般6岁起入小学,依次就读初小与高小。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从旧的私塾家学到新的近代学堂学制转制的过渡时代,所以,从实际情况看,进入新式学堂读书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特别是女学生的年龄,会比较晚一点。根据我表妹在苏州市教育档案查到的资料核实,1918—1921年,即她17岁到20岁间,祖母在明德小学就读高小并毕业。可以说,祖母读高小是比较晚了,而19岁就在《少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得不说,又是比较领先同龄人的。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明德女学校的创办者是吴仲裔,就是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居里夫人”吴健雄的父亲,校址设在吴的家乡太仓浏河镇,吴健雄早年也就读于此。浏河镇离上海只有50公里,其行政区划虽属于吴县,地缘上却是上海的卫星。推测,上面那篇发表在《少年杂志》的文章,应该就是明德的老师甚或就是吴校长,拿到上海去发表的。
1921年,祖母从明德女学校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学习。
这个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二师”,也是有些值得一说的。
民国初年,苏州地界上有影响的新式女校,一是江苏都督程德在盘门新桥巷创立的女二师,这是公立的,首任校长是苏州女教育家杨达权,学校以“诚朴”为校训;另一所私立的女子学校,是名流教育家王谢长达稍早于1905年创办的振华女校,这一私一公两个女校,一时开苏州女子教育风气之新。杨荫榆女士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毕业回国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此女二师任教,是该校的生物解剖教师,并担任教务主任。后来,才去了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才有了鲁迅为她写文章。另外,吴健雄女士,也是女二师的学生,是晚祖母一级1922年入校的,她与祖母可说是明德、二师的双料同学。女二师还有一位有名的女学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女士,她比祖母大一岁,却是学校创立当年1912年就入校的首批学生,三年后,15岁的她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停绌学业,嫁到杭州,当了徐志摩太太,却经历七年不幸的婚姻,终于在1922年与徐离婚。
在女二师时期,祖母留下了两篇文章和一帧图画,分别载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汇刊》第14、15、16期上(图一)。它们分别是:
1 《梅竹》图画,1922年,如图二,作者姓名后署“预科生”;
2 《与人论文书》文,1922年,作者姓名后署“本科一年生”;
3 《听演讲日本震灾感言》文,1923年,作者姓名后署“后师一年生”。
再解释一下学制。当时的师范学校,设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所以,有预科生与本科一年生之说。而1923年,似乎应该是升入本科二年级,怎么出现了一个“后师一年生”?原来,正是在这一年之前,民国学制又有改变,即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废止壬子癸丑学制,颁布新的壬戌学制,把原来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的师范,改为六年制,稱为前期师范三年,后期师范三年。所以,祖母的本科二年级就又变成了后期师范第一年,故有“后师一年生”之名。根据查得的苏州市教育档案资料可核实,1921—1926年,祖母确实是在省立女二师就读并毕业。 与人论文书
1922年5月 本科一年生
某姊如握,昨接来信,敬悉某君自毕业以后,在家专修国文,若骈文,若律诗,尤为注意。妹闻之,不胜钦佩。然惟此是务,未免太为迂拙。夫文为语言之代表,以能说理叙事描情写景为上,而说理叙事描情写景尤以真切为主。所谓骈文、律诗者,不问事理之切实与否,但求声调之铿锵,辞藻之华美,雕琢太甚,铺张过当,往往辞多而意少。若是而研究之,岂不与文之本旨相剌谬乎?鄙意以为,学文之目的,在于文笔自然,文体自由,使良好内容能充分表现,不为形式所束缚。其说理圆到,叙事清晰,描情写景无不合宜之文,即形式不美,格调不高,吾人当奉之为模范,学习之,仿效之。否则,文字虽工,宜掷弃之,焚毁之,不必加以研究也。今世界进化,岂可以陈腐之文,阻碍文学之进步乎?是故,求思想感情之发达,注重观察与经验,为文学家必有之事。至于文字之结构,描写之方法,亦不可不讲。然必先有良好之内容,而后可以着手。如因形式之束缚,而致精神不能自由发展,若骈文、律诗之类,皆非真正之文学也。不识吾姊以为然乎?顺颂 近绥!
文章以书信的形式论说为文之道。有意思的是,在提出“夫文为语言之代表,以能说理叙事描情写景为上,而说理叙事描情写景尤以真切为主”之后,作者接着说“如因形式之束缚,而致精神不能自由发展,若骈文、律诗之类,皆非真正之文学也”,竟然说,骈文、律诗,“皆非真正之文学也”。论说可谓一反传统,大刀阔斧,大胆奇崛。从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传统文学、倡导白话文白话诗的呼声,让人联想起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等等的主张。
听演讲日本震灾感言
1923年后师一年生
天灾流行,无可强避,一定之理也。此次日本震灾,可谓巨矣。昨聆赵紫宸先生演讲,被灾后情形,谓教育实业商业交通等照常办事,少有间断。若建筑,则方在计划。闻东京在五年前,必成一世界最完美之城,军备则急欲裁减云云。予有感于斯焉。夫人之罹灾,固至不幸之事也,然日本遭此灾祸,几为至幸之事。为此说者,似不合理,其实非也。盖日人之勇毅强悍,人皆知之,教育实业等,虽受影响,然秩序规则未尝破坏,不愁难以恢复。建筑则重新经营,可以适应各机关之环境,至若军备裁减,可将军费改充他费,经济不致困乏。其计划若是周密,我恐不及数年,非但能恢复故态,且将执东亚牛耳。回顾我国虽无奇灾而内乱频兴,庶政不修,安能御外?倘日人于痛定之余,乘人不备,我国将何如?我故曰,此次日灾,实促进国势之火线,我国人岂可忽诸?
这篇文章,写在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之后,是因为时为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赵紫宸先生,到女二师演讲东京地震事,所以,有了此文。赵紫宸,是日后甚为知名的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宗教学院院长,也即翻译家赵萝蕤先生的父亲。文章先写到,听闻遭此大震灾后,日本教育、实业、商业、交通等一切均照常辦事,且超前筹划更新、更先进的城市建筑,随后,发表了作者卓有眼光的议论,一则赞誉日本人“勇毅强悍……且将执东亚牛耳”,二则提醒国人不可不以此警醒,急起直追。
总结来看,一个高小女学生、一个初级师范的女学生,写了三篇文章,从小处说,堪称逻辑清晰、笔调洗练,是标准的晚清民初论说类散文。从大处说,三文依次表述了“女子自立”“自由求真”“富强御外”等那个时代的思想主题,庶几可以管窥见豹,让今天的我们再次回味与反思“五四”的精神。
三
三首诗作,同载《知新》杂志第6卷第1期(1923),分别是:《赋得山中一夜雨》《竹》《杂诗》三首,也是在女二师时的作品。
赋得山中一夜雨
一夜萧萧意,泉声入远湾。如何千点雨,不隔万重山。毓秀苍松色,含滋翠柏颜。红尘从此净,白水自相环。处处烟云密,瀯瀯壑谷间。四围成画本,抚景老僧闲。
竹
幽人乐与竹盘桓,暑日闲来我亦欢。暂借古人诗一句,森森竹里复生寒。
前者写雨后山水的毓秀葱翠,兼写心境的悠远闲净;后者写幽篁生寒的夏日竹林,均透出传统的诗情画意。而作者创作格律诗的修养,于此亦可见一斑。
第三首《杂诗》,尤为值得一说。全诗如下:
沪上甫来黎黄陂,大盗窃国入京畿。人民元首竟堪逐,共和政治自此非。愧有电文报章载,裁兵宪制天下欺。项城走卒无良者,阿瞒后裔已可知。爪牙满布防人讨,更谋结党多树私。世有军人不识丁,总统不识实所稀。中国总统却如此,故尔友邦莫不奇。军人素称爱国者,耶徒玉祥洛阳吴。今忽大变所怀志,低首下心把曹扶。军人扶曹岂足责,沽身议员实可诛。仅为区区五千元,不惜猪仔被人呼。一己名誉固丧尽,中华国体焉有余。且看孙文定粤局,北连奉张浙合卢。义旗共举来征伐,大好山河仍还吾。
这首诗一一列举了民国以来军政当局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对之进行分析评说,有的严辞批判,抨击讽刺,有的寄以同情和厚望,最后结以“大好河山仍还吾”,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身份和感情。诗歌发表于1923年,它所涉及的这些民初史实,关涉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冯玉祥、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人物,在当时,可以说,都是鲜活的当代史,是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教科书或课堂讲述的当代历史,这就让人不由得不为作者的政治睿智、洞察力,以及大气磅礴的诗情而赞叹。如此佳构,竟出自一位22岁师范女学生之手!
遥望远天,夜空澄澈,那时明月,犹在眼前。以上这三文三诗,让我了解到,读书时代的祖母,实在是一位有情怀、有抱负的才女学生!而那个时代一位女学生的散佚诗文,也给我们传递了民初学制改革以及“五四”新文化思想风貌等等的时代信息。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