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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晚年在家乡苏州吴县，将名下绝大部分财产——田产干亩——悉数捐出，用以设立范氏义庄。这一设置不但用于族人“嫁娶丧祭等吉凶事故时，发给辅助费用”，同时亦用于救助“贫窘不能度日的乡里、外姻、亲戚”（陈荣照，1984），因而成为中国慈善信托制度的突破性创举（Twitchett，1959），影响了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成为范氏家族可以延续传奇的最突出亮点。
为了实践以义庄设置协助族人和慈善救济的目的，范仲淹一方面挑选族中贤孝子弟作為管理者，确保义庄有良好领导;另一方面又亲自定下十三条规矩，作为义庄运作的指导原则与机制;至于设立义庄的主要用意，则在于赡族、收族和保族，以及救济孤弱贫寡者，从而达到保护族人、凝聚族力，延续子孙血脉的重要目标（清水盛光，1956;陈荣照，1984;廖志豪、李茂高，1995;黄明理，2008;Twitchett，1959）。
但范仲淹于晚年创立的义庄，应该说，只是一个具突破性的起步而已。在那个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年代，义庄如果没有内外强大力量的保护与支撑，很难经得起风吹雨打，更遑论可以延续达干年之久了。而范氏义庄可历久不衰地发展下去的重要原因，从其创立期、兴盛期、挫折期、中兴期四个阶段来看，除了有赖子孙后代薪火相传、同心一德的共同努力，也与朝廷及士大夫阶层对义庄的功在社会甚为肯定和支持有关，所以就算期间曾经历了频繁的改朝换代与战乱，均能持续下去。上期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义庄发展的创立期，本文将介绍范氏义庄后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中国慈善文化和模式带来的影响。
创立期
1049年至11世纪60年代末（略，详见上期）
兴盛期
11世纪60年代末至，4世纪60年代末
范氏义庄的制度，自范纯仁成为领导后，明显更趋完善，而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三兄弟均在朝廷为官，范纯仁本人更曾官至宰相的高位，因而能给义庄更多有利的支持——无形的或有形的。所谓无形支持，当然是因为范氏昆仲在朝贵为大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名望及地位;有形支持则是指范氏第二代的昆仲曾多次完善义庄制度，并作出捐献，增加了义庄的实力。在完善义庄制度上，自1064年范纯仁上书仁宗以要求官府监督义庄后，他还自熙宁六年（1073年）至政和平年（1115年）的一段不短时间内，与两名胞弟（范纯礼和范纯粹）先后对义庄规矩作出了十次增补，令相关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减少流弊（Twitchett，1959;陈荣照，1987）。
较为重要的例子如：范纯仁曾分别于1083年及1095年两次订下新的义庄规矩，规定家族中人不能租赁义田，防止挪用义庄资产，又禁止典卖或抵押义庄资产，给义庄长远发展带来潜在投资风险。除此之外，范纯仁一代还在义庄内附设义学，鼓励族人读书考取科举，并且在制度上加强义庄管理，尤其在义庄中设立了掌庄一职，统领义庄，并在其下设立主奉、提管、主计、典籍等职，确立了义庄的管理制度（王琛，1995）。这些都意味着，范氏义庄在第二代的努力下，有了更为完善的体制，因而可以更好地发展起来（陈荣照，1984;黄明理，2008;Twitchett，1959）。另外，范纯仁等曾多次捐出义田或义宅等，充实义庄资产，例如范纯仁曾于1079年捐出义田千亩，置于范氏义庄的发祥地天平山，壮大范氏义庄的规模与实力（陈照荣，1987;李涵、刘经华，1991;黄明理，2008）。
一如范仲淹的仕途和人生常有起落波折一样，事实上范纯仁也有类似的遭遇和经历，因为宋代变法与党争问题此起彼落，几乎令整个士大夫阶层均卷入其中，因而难免影响了范氏义庄的发展。事实上，就算在范氏义庄兴盛期的300年间，也非一帆风顺，而是常有波浪起伏，但除了改朝易代与战乱频频的无情打击出现一些挫折，造成一些伤害外，其他时间义庄基本上保持着良好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段兴盛期的初期，范纯仁与两名胞弟范纯礼和范纯粹曾为义庄作出不少贡献，尤其是当范纯仁失意于仕途而被贬之时主持大局，令义庄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由于义庄拥有为数不少的义田和义宅，提供的又不只是赠米的救济，还有义学，对当地社会的贡献，自然深受百姓称许。1109年，范氏子孙中的范正卿，更捐出“香火田”（80亩），其收入则主要用于家族祭祀，纪念祖宗（黄明理，2008）。
范氏义庄保持良好发展之时，常受外侮的宋朝，却在金人灭掉西夏后受到更大威胁。到了1125至1127年间，金人更发动了连番大规模侵宋举动，1126年时更直抵京师，掳走了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钱穆，1948）。在其中一次战火中，范纯粹一脉更是没有留下一人，范氏义庄也在战火中大受影响、损失不少，部分子孙更流徙他方。但总体而言，因为吴县并非主要战场没有伤及元气，这也让范氏义庄得以持续发展下去（Twitchett，1959）。
北宋亡后，宗泽等大臣扶持康王赵构为帝，改元建炎，下开南宋的偏安政局，并继续与金人对抗，高呼要收复失地（钱穆，1948）。在那个偏安政局中，范氏义庄继续发展，其中的义庄主簿范良器曾一方面针对战火破坏的义庄房产进行了修葺，另一方面则收回不少荒废义田，恢复义田生产，因而可以保持其赡族救济的慈善事业。接掌的范之柔（翰林编修），则续订义庄规条，杜绝时弊，使义庄能够保持良好运作与发展（黄明理，2008）。
到范良遂担任义庄监簿一职之时，他还曾另置田收租，年约五百余石，名叫小庄，以补义庄之不足。更值得指出的是，南宋宋宁宗在位期间，时任吴县县官的潜说友，出于对范仲淹高风亮节的欣赏与对范氏义庄造福社会的肯定，于1206年上奏宋宁宗，在吴县兴建文正公专祠，获得了朝廷批淮，并赠予田产300亩，作为支持文正公祠的发展，此举自然又给范氏义庄注入更大的发展力量（黄明理，2008）。
南宋末年，由于常受蒙古人侵扰，范氏义庄也难免遭受兵火战乱之灾，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国，建立了元朝，但南宋仍苟延残喘，负隅抵抗（钱穆，1948）。虽然宋朝危在旦夕，但这一阶段，范氏义庄则基本上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时任义庄主奉的范邦瑞，于1277年增置义田150亩，用于增设范氏义学，加大了义庄在兴办学校方面的力量。至此，据清水盛光（1956）的统计，范氏义庄的义田总数，已多达4000亩。到了1279年，一直节节败退的宋帝昺，于崖山跳海自尽，至此赵氏江山划上了句号，但范氏义庄则仍生命力旺盛，继续发展下去。 元世祖忽必烈一统江山后，由于仍任用大批汉族官僚与儒士，又沿袭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仪礼制度，一度提倡儒学（钱穆，1948），因而令范氏义庄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冲击，得以稳定和发展下来。不但如此，范氏义庄更因时任义庄提管的范士贵在朝廷中为官长达38年之久，成为范氏义庄保持兴盛的中坚人物，不但推动了赠米赡族救济的事业，还扩大了义学的服务规模与层面（陈照荣，1987;李涵、刘经华，1991;黄明理，2008）。
值得指出的是，当董嘉仪担任平江路总管时，他曾于1304年上书朝廷，“加封优恤范庄”，并“禁治一切徭役”，获得准许，令范氏义庄仍可在地方上享有崇高地位。到吴秉彝接替董嘉仪为平江路总管时，他曾重修文正公祠，并奏请朝廷，将文正公祠易名为文正书院，并赠田300亩，以其经常性收入支持书院发展（Twitchett，1959;黄明理，2008），一系列政府官员的助力，无疑又给范氏义庄带来更大发展。
毫无疑问，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等完善范氏义庄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在不同时期注入义庄更大经济动力，使范氏义庄有长达300年的兴盛岁月，虽然期间曾经历战乱与朝代变更，但都没有左右其前进与发展的步伐，可见范氏义庄在不同世代范氏子孙的共同努力和经营下，已不断获得强化，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了（Twitchett，1959）。
挫折期
14世纪60年代末至16世纪50年代末
元朝覆亡，明朝立国，并从朱元璋称帝至嘉靖三十五年这段长约200年的历史里，范氏义庄可谓面对巨大挫折，历尽劫难。扼要地说，元末朝政败坏、天灾四起，因此出现了群雄四起、战乱不断的局面，范氏义庄自然也备受冲击。但更为严重的，则是朱元璋一统河山、社会恢复和平之后，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突然颁令，没收了义庄2000亩义田，此举无疑大大削弱了义庄的发展力量。为何朱元璋会在那个时期对范氏义庄下狠手？学术界未有一致说法，其中一个揣测，是因为时任义庄领导人的范元浩没有向朝廷纳税（Twitchett，1959），但真正原因至今未明。
更令义庄受到致命打击的，则是朱元璋还将不少范氏族人流放到外地，这一严重惩处，不但令不少范氏族人蒙受亲人离散之苦，又如 “一盆冷水照头淋”般浇息了范氏族人热心公益、发展义庄之心，同时也吓怕了其他愿意给予范氏义庄提供支援的人。也即是说，明朝的开国皇帝，不但没有如其他朝代的皇帝般对于范氏义庄的赡族救济慈善公益给予正面肯定或支持，还一反常态地向义庄开刀，令不少范氏子孙被迫散居到别的地方，这给范氏义庄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Twitchett，1959;陈照荣，1984）。
据黄明理（2008）的考据，胡暨和周忱先后担任江南巡抚之时，曾协助范氏义庄追复早前遭典賣的义田和重修范氏宗祠，到况钟出任苏州知府时又曾重建文正书院，而范氏后人范希宾更曾置田89亩，但这些看来均只属小修小补、无关痛痒之举，对义庄的发展大局明显没什么重要作用，范氏义庄进入了低潮期。据清人汪碗在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临墓志铭的记载，范氏义庄的田产，在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之时，锐减至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至明季，仅存三之一”（引自陈荣照，1984），清水盛光（1956）估计，明代时，义田已减少到只有1200至1300亩左右，可见明朝初期对范氏义庄的巨大破坏。
进一步的资料显示，吴县县令杨隆任内曾代义庄追回一些遭侵占和典卖的义田，而江南巡抚刘孜更曾优免义庄徭役，甚至重建文正书院的岁寒堂，算是给范氏义庄的发展带来一些助力。但是，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朝廷又颁下命令，规定义田须和一般民田一样，课征赋税，这样的做法，令义田几乎破产，其中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义庄本身的管理者不称职，抑或由于官方对范氏义庄没有好感”（陈荣照，1984），但实情则始终没人知晓。
由于朝廷对义田白勺征税过重，到范惟一（范仲淹第十六世孙，进士出身，官至太璞寺卿）担任义庄主监簿时，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上书江南巡抚方廉，要求正视问题，给予减免。方滚在奏请明世宗后获得准许，对税额作了一定比例的下调，自此令义庄的税务负担减少，得以逐渐恢复元气。至于范惟丕（范仲淹第十六世孙，进士出身，官至光禄寺少卿）担任监薄期间，则一方面重建宗祠，另一方面又获捐一些私产，令义庄的资产重新有了一些增长（陈荣照，1987;黄明理，2008）。
综合以上资料及发展来观察，自元末至明中叶大约200年间，范氏义庄经历了一段为期不短的挫折期，不少范氏子孙曾受打击，甚至被迫四散，离开了苏州吴县，转到全国不同地方生活，此点不但磨练了族人的坚毅意志，也考验其如何继统传宗地赡族、收族和保族决心。而这一命运转折与传奇，日后又成为义庄得以中兴的重要助力。
中兴期
16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
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岁月后，到了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明世宗同意了范惟一的申诉，批准减轻了义庄持有义田的赋税，令范氏义庄终于可以逐步走出低谷，得以日趋兴旺起来，接着更迎来了近400年的中兴期，但这个中兴期的后部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则有近100年的波折，原因与列强侵扰、国力衰退与内乱不绝有关。
明世宗之后，不但先后有减轻义田赋和徭役的政策优惠——例如陈度我任江南巡抚或传光宅任吴县令之时，此外还有捐资修葺范氏宗祠和书院之举——例如邵陛和马从聘先后出任监察御史之时，因而令义庄逐步恢复活力。至于最有助于范氏义庄恢复发展动力的，则非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范允临给义庄做出大量捐输的举动莫属（陈荣照，1984）。
范允临乃范惟丕之子，万历年间（1595年）中进士，接着的仕途颇算顺利，曾官至福建布政司参议，精通书昼，Twitchett（1959：127）指出他先后于1625年及16引年连续两次于横互径、葑门等地置田合共1000亩，注入范氏义庄，所以被指是令义庄实力再次强大起来的重要人物（陈荣照，1984），范氏义庄因此逐步恢复了昔日光辉，有更多实力于赡族救济。可惜，明朝自万历年后国力急速滑落，崇侦时期更是天灾频发，民变四起，最后招来满人入侵，明亡。对于曾给范氏义庄带来巨大伤害的朱氏皇朝倒台，范氏义庄显然没受到什么打击，而是屹立不倒，不久更能再发光辉。 满人入关，1644年宣布大清皇朝立国，清世祖顺治帝即位。此一改朝换代，虽再度出现了异族统治中华大地之局，但并没有像明初那样给范氏义庄带来近乎毁灭性的破坏。恰好相反，由于满清意识到儒家文化有助统治，乃力倡儒学，顺治十年（1653年），更颁布了“免祠田力役之征”的圣谕，给包括范氏义庄在内的民间义庄组织有了远较明朝时较好的发展氛围，令范氏义庄获得了更为良好的中兴势头。期间，范允临之子范必英（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出任范氏义庄主奉期间，曾因义庄日久失修而增修祖祠，并曾续定义庄规矩十则，以纠正义庄制度运行太久所出现的问题。在范氏子孙的连番努力下，范氏义庄在清初已有了更为雄壮的实力，发展步伐算十分稳健了。
更为重要的，是范氏的沈阳分支，尤其是范文程一脉的崛起，他因在协助顺治帝入关灭明一事上立下战功，得到重用。范文程育有六子，其中两子范承谨和范承勋，更令范氏义庄有了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范承漠和范承勋乃范仲淹第十八世孙，前者曾任福建总督、浙江巡抚，后者则曾任福建总督，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两兄弟在康熙朝可谓出将入相、地位显赫，因而给范氏义庄缔造了很好和很有利的中兴机会，一方面，他们两人先后捐出巨资，于1673年及1694年重修范氏义宅，令范氏义庄名声再响，备受社会重视，另一方面则凭着他们的名声，令范氏义庄无论在朝廷或是民间，均受到重视。
正因如此，到康熙四十匹年（1705年）时，当清圣祖南巡，抵达苏州时，更曾亲手疾书“济时良相”匾额，赐予范氏义庄，歌颂范仲淹功绩。此举自然令范氏义庄名声再起，备受全国上下敬重。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更诏令各州县学习先圣，而范仲淹则被列为国家尊崇的圣贤之一（陈荣照，1984），与孔孟、朱熹等同列，社会地位之高，远超历朝，范氏义庄自然亦同获其利，有了更上层楼的有利发展。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杜学林出任吴县县令时，他曾“严厉追讨任何顽佃抗租”者，又“勘理邻人侵占义庄火衖者”（黄明理，2008），以上一系列举措，又让义庄的资产及运作有了一番新的气象。
到了雍正皇帝在位时，他曾发出圣谕，特别嘉许义庄善举，鼓励全国“置义田以赡贫乏”，显示朝廷一心想奖励义庄政策，给予义庄的发展带来鼓舞。到乾隆朝，在朝廷中曾任郎中一职的范安瑶，不但为范氏义庄捐出义田1000亩，又大力开拓义学。不但如此，范安瑶更“特聘任监督总与较理二职，订定‘增定广义庄规矩’，对新设的义学即另订‘广义庄劝学规矩’十六条和‘文正书院会课规条’六条”〔陈荣照，1984），使范氏义庄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综合不同时期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嘉庆二十年时（1815年），范氏义庄已拥有义田4892亩之多（廖志豪、李茂高，1995）。到道光年间（1820年至1850年间），由于时任义庄主奉的范来宗曾一口气另置义田1800多亩，因而令范氏义庄的义田大增。据清水盛光（1956：67）的估计，那时范氏义庄的义田已多达8000畝的高水平了。
鸦片战争后，满清遭到欧美列强的连番侵略，被逼多次割地赔款、开放沿岸海港通商，令社会发展大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范氏义庄则一如既往地成为地区上一股稳定力量。期间，针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与时代发展，大清朝廷曾进行连番变革，可惜均没成功，1894年时在黄海战役中大败于一直被视为倭寇的日本，更使得朝野上下深切反省，并提出了更为全面的 “戊戌变法”，希望力挽狂澜。
可惜，变革尚未全面展开，即因碰到权力斗争而夭折，令满清始终难以摆脱积弱之局。进入新世纪不久，虽然大清朝廷又老调重弹，再倡变法，可惜为时已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经历多番失败后，于1911年终于取得成功，推翻了满清皇朝，中华民国创立（郭廷以，1979）。至此，范氏义庄再次面对改朝易代的变局和挑战。
中华民国创立不久即陷于各方政治角力与内斗，因而并没如多数人所预期般令中国走上和平富强之路。恰好相反，全国各地旋即跨进了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的困局，这也给范氏义庄的发展带来障碍，甚至举步维艰。随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由于日军侵华的战火遍及全国，沿岸地区破坏尤其严重，范氏义庄自然也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不但族人四散、颠沛流离，义庄的财产与义田亦无可避免地遭到掠夺与侵占。抗战胜利后，幸存的族人才重回吴县，范氏义庄自然亦逐步恢复起来。有研究者这样介绍：
范仲淹后裔在苏州枝衍蔓繁。……苏州范氏义庄仍具相当规模，并相定期春秋两祭，对范氏家族产生着极大的凝聚作用。最后几任范氏义庄的执事人员情况如下：
1.义庄主奉（首席负责人）：范伯英，后去北平，1939年亡故于北平;范承昌（亚侃），直到1949年。
2.义庄棣管（掌家法、管教族人）：范子平;范承昌（后升主奉）;范承通，直到1949年。
3.义庄主计（掌财物）：范玉荪，直到1949年（朱明霞，1995）。
概括而言，近400年光景里，虽然期间曾有改朝易代与天灾人祸，令范氏义庄的发展出现不少波折，但其基本局面仍然是稳中有突破，而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义田，则得到了不错的增长，令义庄实力不断壮大，这也有力地说明义庄基本上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尽管范氏义庄自1949年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千载而下尚因其赐而得血食不断’的范氏子孙（宋念慈，1956：3），却是继续绵延、开枝散叶。1989年，范仲淹研究会在苏州举行纪念范仲淹诞生 1000周年的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中外不少研究者与爱好者参加。据研究者暨参与者朱明霞的接触和观察，和“（当时）范氏后裔中最小的属范仲淹的32世孙，最年长的为29世孙。目前（20世纪90年代），范仲淹后裔已遍布五湖四海，并远达海外，在各种岗位上为人类事业作出不同的贡献”（朱明霞，1995：320）。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自范仲淹之后，由于范氏族人经历多番朝代更迭与逃避战乱的迁移，其子孙血裔已不再局限于苏州吴县，而是遍布全球7。朱明霞（1995：318-320）将之分为“八个群块”：其一以苏州为核心，辐射上海、杭州等地;其二为四川支，散布江安和兴文等县;其三为云南支，散布于威信和镇雄等县;其四为贵州支，散布于织金、清正、怀仁等县;其五为豫皖支，散布于伊川、砀山和涡阳等县;其六为闽粤支，散布于上杭、惠州及潮州等县;其七为台湾支，散布于淡防、竹堑、中枥等地;其八为海外支，人数较零散，没有明确分布地。即是说，虽然范氏义庄在1949年后已经不复存在，但其血脉后裔，则不但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四散，就算在海外，亦有了他们的足迹，已非范仲淹一代时只集中于苏州一地，而是遍及全国，甚至全球了。
为了实践以义庄设置协助族人和慈善救济的目的，范仲淹一方面挑选族中贤孝子弟作為管理者，确保义庄有良好领导;另一方面又亲自定下十三条规矩，作为义庄运作的指导原则与机制;至于设立义庄的主要用意，则在于赡族、收族和保族，以及救济孤弱贫寡者，从而达到保护族人、凝聚族力，延续子孙血脉的重要目标（清水盛光，1956;陈荣照，1984;廖志豪、李茂高，1995;黄明理，2008;Twitchett，1959）。
但范仲淹于晚年创立的义庄，应该说，只是一个具突破性的起步而已。在那个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年代，义庄如果没有内外强大力量的保护与支撑，很难经得起风吹雨打，更遑论可以延续达干年之久了。而范氏义庄可历久不衰地发展下去的重要原因，从其创立期、兴盛期、挫折期、中兴期四个阶段来看，除了有赖子孙后代薪火相传、同心一德的共同努力，也与朝廷及士大夫阶层对义庄的功在社会甚为肯定和支持有关，所以就算期间曾经历了频繁的改朝换代与战乱，均能持续下去。上期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义庄发展的创立期，本文将介绍范氏义庄后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中国慈善文化和模式带来的影响。
创立期
1049年至11世纪60年代末（略，详见上期）
兴盛期
11世纪60年代末至，4世纪60年代末
范氏义庄的制度，自范纯仁成为领导后，明显更趋完善，而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三兄弟均在朝廷为官，范纯仁本人更曾官至宰相的高位，因而能给义庄更多有利的支持——无形的或有形的。所谓无形支持，当然是因为范氏昆仲在朝贵为大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名望及地位;有形支持则是指范氏第二代的昆仲曾多次完善义庄制度，并作出捐献，增加了义庄的实力。在完善义庄制度上，自1064年范纯仁上书仁宗以要求官府监督义庄后，他还自熙宁六年（1073年）至政和平年（1115年）的一段不短时间内，与两名胞弟（范纯礼和范纯粹）先后对义庄规矩作出了十次增补，令相关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减少流弊（Twitchett，1959;陈荣照，1987）。
较为重要的例子如：范纯仁曾分别于1083年及1095年两次订下新的义庄规矩，规定家族中人不能租赁义田，防止挪用义庄资产，又禁止典卖或抵押义庄资产，给义庄长远发展带来潜在投资风险。除此之外，范纯仁一代还在义庄内附设义学，鼓励族人读书考取科举，并且在制度上加强义庄管理，尤其在义庄中设立了掌庄一职，统领义庄，并在其下设立主奉、提管、主计、典籍等职，确立了义庄的管理制度（王琛，1995）。这些都意味着，范氏义庄在第二代的努力下，有了更为完善的体制，因而可以更好地发展起来（陈荣照，1984;黄明理，2008;Twitchett，1959）。另外，范纯仁等曾多次捐出义田或义宅等，充实义庄资产，例如范纯仁曾于1079年捐出义田千亩，置于范氏义庄的发祥地天平山，壮大范氏义庄的规模与实力（陈照荣，1987;李涵、刘经华，1991;黄明理，2008）。
一如范仲淹的仕途和人生常有起落波折一样，事实上范纯仁也有类似的遭遇和经历，因为宋代变法与党争问题此起彼落，几乎令整个士大夫阶层均卷入其中，因而难免影响了范氏义庄的发展。事实上，就算在范氏义庄兴盛期的300年间，也非一帆风顺，而是常有波浪起伏，但除了改朝易代与战乱频频的无情打击出现一些挫折，造成一些伤害外，其他时间义庄基本上保持着良好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段兴盛期的初期，范纯仁与两名胞弟范纯礼和范纯粹曾为义庄作出不少贡献，尤其是当范纯仁失意于仕途而被贬之时主持大局，令义庄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由于义庄拥有为数不少的义田和义宅，提供的又不只是赠米的救济，还有义学，对当地社会的贡献，自然深受百姓称许。1109年，范氏子孙中的范正卿，更捐出“香火田”（80亩），其收入则主要用于家族祭祀，纪念祖宗（黄明理，2008）。
范氏义庄保持良好发展之时，常受外侮的宋朝，却在金人灭掉西夏后受到更大威胁。到了1125至1127年间，金人更发动了连番大规模侵宋举动，1126年时更直抵京师，掳走了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钱穆，1948）。在其中一次战火中，范纯粹一脉更是没有留下一人，范氏义庄也在战火中大受影响、损失不少，部分子孙更流徙他方。但总体而言，因为吴县并非主要战场没有伤及元气，这也让范氏义庄得以持续发展下去（Twitchett，1959）。
北宋亡后，宗泽等大臣扶持康王赵构为帝，改元建炎，下开南宋的偏安政局，并继续与金人对抗，高呼要收复失地（钱穆，1948）。在那个偏安政局中，范氏义庄继续发展，其中的义庄主簿范良器曾一方面针对战火破坏的义庄房产进行了修葺，另一方面则收回不少荒废义田，恢复义田生产，因而可以保持其赡族救济的慈善事业。接掌的范之柔（翰林编修），则续订义庄规条，杜绝时弊，使义庄能够保持良好运作与发展（黄明理，2008）。
到范良遂担任义庄监簿一职之时，他还曾另置田收租，年约五百余石，名叫小庄，以补义庄之不足。更值得指出的是，南宋宋宁宗在位期间，时任吴县县官的潜说友，出于对范仲淹高风亮节的欣赏与对范氏义庄造福社会的肯定，于1206年上奏宋宁宗，在吴县兴建文正公专祠，获得了朝廷批淮，并赠予田产300亩，作为支持文正公祠的发展，此举自然又给范氏义庄注入更大的发展力量（黄明理，2008）。
南宋末年，由于常受蒙古人侵扰，范氏义庄也难免遭受兵火战乱之灾，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国，建立了元朝，但南宋仍苟延残喘，负隅抵抗（钱穆，1948）。虽然宋朝危在旦夕，但这一阶段，范氏义庄则基本上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时任义庄主奉的范邦瑞，于1277年增置义田150亩，用于增设范氏义学，加大了义庄在兴办学校方面的力量。至此，据清水盛光（1956）的统计，范氏义庄的义田总数，已多达4000亩。到了1279年，一直节节败退的宋帝昺，于崖山跳海自尽，至此赵氏江山划上了句号，但范氏义庄则仍生命力旺盛，继续发展下去。 元世祖忽必烈一统江山后，由于仍任用大批汉族官僚与儒士，又沿袭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仪礼制度，一度提倡儒学（钱穆，1948），因而令范氏义庄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冲击，得以稳定和发展下来。不但如此，范氏义庄更因时任义庄提管的范士贵在朝廷中为官长达38年之久，成为范氏义庄保持兴盛的中坚人物，不但推动了赠米赡族救济的事业，还扩大了义学的服务规模与层面（陈照荣，1987;李涵、刘经华，1991;黄明理，2008）。
值得指出的是，当董嘉仪担任平江路总管时，他曾于1304年上书朝廷，“加封优恤范庄”，并“禁治一切徭役”，获得准许，令范氏义庄仍可在地方上享有崇高地位。到吴秉彝接替董嘉仪为平江路总管时，他曾重修文正公祠，并奏请朝廷，将文正公祠易名为文正书院，并赠田300亩，以其经常性收入支持书院发展（Twitchett，1959;黄明理，2008），一系列政府官员的助力，无疑又给范氏义庄带来更大发展。
毫无疑问，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等完善范氏义庄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在不同时期注入义庄更大经济动力，使范氏义庄有长达300年的兴盛岁月，虽然期间曾经历战乱与朝代变更，但都没有左右其前进与发展的步伐，可见范氏义庄在不同世代范氏子孙的共同努力和经营下，已不断获得强化，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了（Twitchett，1959）。
挫折期
14世纪60年代末至16世纪50年代末
元朝覆亡，明朝立国，并从朱元璋称帝至嘉靖三十五年这段长约200年的历史里，范氏义庄可谓面对巨大挫折，历尽劫难。扼要地说，元末朝政败坏、天灾四起，因此出现了群雄四起、战乱不断的局面，范氏义庄自然也备受冲击。但更为严重的，则是朱元璋一统河山、社会恢复和平之后，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突然颁令，没收了义庄2000亩义田，此举无疑大大削弱了义庄的发展力量。为何朱元璋会在那个时期对范氏义庄下狠手？学术界未有一致说法，其中一个揣测，是因为时任义庄领导人的范元浩没有向朝廷纳税（Twitchett，1959），但真正原因至今未明。
更令义庄受到致命打击的，则是朱元璋还将不少范氏族人流放到外地，这一严重惩处，不但令不少范氏族人蒙受亲人离散之苦，又如 “一盆冷水照头淋”般浇息了范氏族人热心公益、发展义庄之心，同时也吓怕了其他愿意给予范氏义庄提供支援的人。也即是说，明朝的开国皇帝，不但没有如其他朝代的皇帝般对于范氏义庄的赡族救济慈善公益给予正面肯定或支持，还一反常态地向义庄开刀，令不少范氏子孙被迫散居到别的地方，这给范氏义庄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Twitchett，1959;陈照荣，1984）。
据黄明理（2008）的考据，胡暨和周忱先后担任江南巡抚之时，曾协助范氏义庄追复早前遭典賣的义田和重修范氏宗祠，到况钟出任苏州知府时又曾重建文正书院，而范氏后人范希宾更曾置田89亩，但这些看来均只属小修小补、无关痛痒之举，对义庄的发展大局明显没什么重要作用，范氏义庄进入了低潮期。据清人汪碗在范仲淹十七世孙范允临墓志铭的记载，范氏义庄的田产，在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之时，锐减至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至明季，仅存三之一”（引自陈荣照，1984），清水盛光（1956）估计，明代时，义田已减少到只有1200至1300亩左右，可见明朝初期对范氏义庄的巨大破坏。
进一步的资料显示，吴县县令杨隆任内曾代义庄追回一些遭侵占和典卖的义田，而江南巡抚刘孜更曾优免义庄徭役，甚至重建文正书院的岁寒堂，算是给范氏义庄的发展带来一些助力。但是，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朝廷又颁下命令，规定义田须和一般民田一样，课征赋税，这样的做法，令义田几乎破产，其中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义庄本身的管理者不称职，抑或由于官方对范氏义庄没有好感”（陈荣照，1984），但实情则始终没人知晓。
由于朝廷对义田白勺征税过重，到范惟一（范仲淹第十六世孙，进士出身，官至太璞寺卿）担任义庄主监簿时，曾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上书江南巡抚方廉，要求正视问题，给予减免。方滚在奏请明世宗后获得准许，对税额作了一定比例的下调，自此令义庄的税务负担减少，得以逐渐恢复元气。至于范惟丕（范仲淹第十六世孙，进士出身，官至光禄寺少卿）担任监薄期间，则一方面重建宗祠，另一方面又获捐一些私产，令义庄的资产重新有了一些增长（陈荣照，1987;黄明理，2008）。
综合以上资料及发展来观察，自元末至明中叶大约200年间，范氏义庄经历了一段为期不短的挫折期，不少范氏子孙曾受打击，甚至被迫四散，离开了苏州吴县，转到全国不同地方生活，此点不但磨练了族人的坚毅意志，也考验其如何继统传宗地赡族、收族和保族决心。而这一命运转折与传奇，日后又成为义庄得以中兴的重要助力。
中兴期
16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
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岁月后，到了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明世宗同意了范惟一的申诉，批准减轻了义庄持有义田的赋税，令范氏义庄终于可以逐步走出低谷，得以日趋兴旺起来，接着更迎来了近400年的中兴期，但这个中兴期的后部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则有近100年的波折，原因与列强侵扰、国力衰退与内乱不绝有关。
明世宗之后，不但先后有减轻义田赋和徭役的政策优惠——例如陈度我任江南巡抚或传光宅任吴县令之时，此外还有捐资修葺范氏宗祠和书院之举——例如邵陛和马从聘先后出任监察御史之时，因而令义庄逐步恢复活力。至于最有助于范氏义庄恢复发展动力的，则非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范允临给义庄做出大量捐输的举动莫属（陈荣照，1984）。
范允临乃范惟丕之子，万历年间（1595年）中进士，接着的仕途颇算顺利，曾官至福建布政司参议，精通书昼，Twitchett（1959：127）指出他先后于1625年及16引年连续两次于横互径、葑门等地置田合共1000亩，注入范氏义庄，所以被指是令义庄实力再次强大起来的重要人物（陈荣照，1984），范氏义庄因此逐步恢复了昔日光辉，有更多实力于赡族救济。可惜，明朝自万历年后国力急速滑落，崇侦时期更是天灾频发，民变四起，最后招来满人入侵，明亡。对于曾给范氏义庄带来巨大伤害的朱氏皇朝倒台，范氏义庄显然没受到什么打击，而是屹立不倒，不久更能再发光辉。 满人入关，1644年宣布大清皇朝立国，清世祖顺治帝即位。此一改朝换代，虽再度出现了异族统治中华大地之局，但并没有像明初那样给范氏义庄带来近乎毁灭性的破坏。恰好相反，由于满清意识到儒家文化有助统治，乃力倡儒学，顺治十年（1653年），更颁布了“免祠田力役之征”的圣谕，给包括范氏义庄在内的民间义庄组织有了远较明朝时较好的发展氛围，令范氏义庄获得了更为良好的中兴势头。期间，范允临之子范必英（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出任范氏义庄主奉期间，曾因义庄日久失修而增修祖祠，并曾续定义庄规矩十则，以纠正义庄制度运行太久所出现的问题。在范氏子孙的连番努力下，范氏义庄在清初已有了更为雄壮的实力，发展步伐算十分稳健了。
更为重要的，是范氏的沈阳分支，尤其是范文程一脉的崛起，他因在协助顺治帝入关灭明一事上立下战功，得到重用。范文程育有六子，其中两子范承谨和范承勋，更令范氏义庄有了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范承漠和范承勋乃范仲淹第十八世孙，前者曾任福建总督、浙江巡抚，后者则曾任福建总督，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两兄弟在康熙朝可谓出将入相、地位显赫，因而给范氏义庄缔造了很好和很有利的中兴机会，一方面，他们两人先后捐出巨资，于1673年及1694年重修范氏义宅，令范氏义庄名声再响，备受社会重视，另一方面则凭着他们的名声，令范氏义庄无论在朝廷或是民间，均受到重视。
正因如此，到康熙四十匹年（1705年）时，当清圣祖南巡，抵达苏州时，更曾亲手疾书“济时良相”匾额，赐予范氏义庄，歌颂范仲淹功绩。此举自然令范氏义庄名声再起，备受全国上下敬重。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更诏令各州县学习先圣，而范仲淹则被列为国家尊崇的圣贤之一（陈荣照，1984），与孔孟、朱熹等同列，社会地位之高，远超历朝，范氏义庄自然亦同获其利，有了更上层楼的有利发展。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当杜学林出任吴县县令时，他曾“严厉追讨任何顽佃抗租”者，又“勘理邻人侵占义庄火衖者”（黄明理，2008），以上一系列举措，又让义庄的资产及运作有了一番新的气象。
到了雍正皇帝在位时，他曾发出圣谕，特别嘉许义庄善举，鼓励全国“置义田以赡贫乏”，显示朝廷一心想奖励义庄政策，给予义庄的发展带来鼓舞。到乾隆朝，在朝廷中曾任郎中一职的范安瑶，不但为范氏义庄捐出义田1000亩，又大力开拓义学。不但如此，范安瑶更“特聘任监督总与较理二职，订定‘增定广义庄规矩’，对新设的义学即另订‘广义庄劝学规矩’十六条和‘文正书院会课规条’六条”〔陈荣照，1984），使范氏义庄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综合不同时期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嘉庆二十年时（1815年），范氏义庄已拥有义田4892亩之多（廖志豪、李茂高，1995）。到道光年间（1820年至1850年间），由于时任义庄主奉的范来宗曾一口气另置义田1800多亩，因而令范氏义庄的义田大增。据清水盛光（1956：67）的估计，那时范氏义庄的义田已多达8000畝的高水平了。
鸦片战争后，满清遭到欧美列强的连番侵略，被逼多次割地赔款、开放沿岸海港通商，令社会发展大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范氏义庄则一如既往地成为地区上一股稳定力量。期间，针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与时代发展，大清朝廷曾进行连番变革，可惜均没成功，1894年时在黄海战役中大败于一直被视为倭寇的日本，更使得朝野上下深切反省，并提出了更为全面的 “戊戌变法”，希望力挽狂澜。
可惜，变革尚未全面展开，即因碰到权力斗争而夭折，令满清始终难以摆脱积弱之局。进入新世纪不久，虽然大清朝廷又老调重弹，再倡变法，可惜为时已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经历多番失败后，于1911年终于取得成功，推翻了满清皇朝，中华民国创立（郭廷以，1979）。至此，范氏义庄再次面对改朝易代的变局和挑战。
中华民国创立不久即陷于各方政治角力与内斗，因而并没如多数人所预期般令中国走上和平富强之路。恰好相反，全国各地旋即跨进了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的困局，这也给范氏义庄的发展带来障碍，甚至举步维艰。随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由于日军侵华的战火遍及全国，沿岸地区破坏尤其严重，范氏义庄自然也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不但族人四散、颠沛流离，义庄的财产与义田亦无可避免地遭到掠夺与侵占。抗战胜利后，幸存的族人才重回吴县，范氏义庄自然亦逐步恢复起来。有研究者这样介绍：
范仲淹后裔在苏州枝衍蔓繁。……苏州范氏义庄仍具相当规模，并相定期春秋两祭，对范氏家族产生着极大的凝聚作用。最后几任范氏义庄的执事人员情况如下：
1.义庄主奉（首席负责人）：范伯英，后去北平，1939年亡故于北平;范承昌（亚侃），直到1949年。
2.义庄棣管（掌家法、管教族人）：范子平;范承昌（后升主奉）;范承通，直到1949年。
3.义庄主计（掌财物）：范玉荪，直到1949年（朱明霞，1995）。
概括而言，近400年光景里，虽然期间曾有改朝易代与天灾人祸，令范氏义庄的发展出现不少波折，但其基本局面仍然是稳中有突破，而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义田，则得到了不错的增长，令义庄实力不断壮大，这也有力地说明义庄基本上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尽管范氏义庄自1949年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千载而下尚因其赐而得血食不断’的范氏子孙（宋念慈，1956：3），却是继续绵延、开枝散叶。1989年，范仲淹研究会在苏州举行纪念范仲淹诞生 1000周年的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中外不少研究者与爱好者参加。据研究者暨参与者朱明霞的接触和观察，和“（当时）范氏后裔中最小的属范仲淹的32世孙，最年长的为29世孙。目前（20世纪90年代），范仲淹后裔已遍布五湖四海，并远达海外，在各种岗位上为人类事业作出不同的贡献”（朱明霞，1995：320）。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自范仲淹之后，由于范氏族人经历多番朝代更迭与逃避战乱的迁移，其子孙血裔已不再局限于苏州吴县，而是遍布全球7。朱明霞（1995：318-320）将之分为“八个群块”：其一以苏州为核心，辐射上海、杭州等地;其二为四川支，散布江安和兴文等县;其三为云南支，散布于威信和镇雄等县;其四为贵州支，散布于织金、清正、怀仁等县;其五为豫皖支，散布于伊川、砀山和涡阳等县;其六为闽粤支，散布于上杭、惠州及潮州等县;其七为台湾支，散布于淡防、竹堑、中枥等地;其八为海外支，人数较零散，没有明确分布地。即是说，虽然范氏义庄在1949年后已经不复存在，但其血脉后裔，则不但在中华大地上繁衍四散，就算在海外，亦有了他们的足迹，已非范仲淹一代时只集中于苏州一地，而是遍及全国，甚至全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