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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时代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离时代和读者的期望越来越远。既有的批评话语概念化、形式化以及冗长繁复的表达方式更是遭到了网络时代的具有民主意识的读者大众的广泛质疑和批评。相较文学创作领域，当下中国文学批评陷入困境。当代文学批评如何扭转局面，重新赢得市场和读者，批评家们亟需反思自身，改变僵化的批判模式，吸纳各种知识理路，在理论冲突中寻找平衡，建立新的文学批判范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遇春的批评著作《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书着力建构自己的文学批评学，整合“形证”“心证”“史证”三种研究方法，把形式分析、心理精神分析、历史分析相结合，提倡新实证的文学批评。该著作考察了从革命年代到变革年代的文学史现象，在宏观上研究了随时代变化而演变的文学史话语，在微观上分析了作家个人写作话语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证精神，更是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学的自我建构。
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困境与出路
自西方先进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以来，学科分类、学术分流使“专门化”人才成批生产出来，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使文学内部也存在学科壁垒和学科等级制，文学批评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压制，著者提出打通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消除学术偏见，为文学批评正名。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因理论崇拜致使主观阐释之风盛行，学术界的浮躁更是助长此风。拿西方理论资源套用中国文学实践，不仅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而且使批评家丧失思考和创造能力。以理论套实践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文学批评需要立足文学实践，在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提炼理论。
针对这种现象，李遇春提出了新实证文学批评精神与方法。“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倡导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由来已久”{1}，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正是得益其科学的实证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中实证传统从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论可窥一斑，著者由是倡导一种贯通古今，结合务虚的“心证”和尚实的“形证”与“史证”的新实证批评体系。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一书所收文章以实证的文学批评为立足点，以老实人的手笔触及当代文学史和当代作家作品里的各种现象，并以从容不迫的柔和笔调向读者娓娓道来，舒展的文笔和浑厚的行文风格不仅与著者极为深厚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融为一体，也与著者立身处世的个人姿态和原则密切相关。李遇春常在闲暇时手抄佛经，佛法的熏染有益个人心性的磨练和自我涵养的提高，更有助于启发个人对社会现象的透彻观察与感悟。对明心见性境界的追求过程需要持续且深入地思考，以“悟”的方式体味人生、洞悉世事，这是他“实证批评”的思想源泉。而近年来策划出版《新文学评论》季刊则体现了李遇春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问题的积极思索，这是他倡导“实证批评”的行动方式和实践平台。李遇春作为睿智的真理追求者，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意识和忧患意识，他有意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范式并引为己任，并坚信这是当代文学批评致力的方向而努力前行。
二、聚焦“转型”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中首要的关键词是“转型”，著者采用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考察了从文学史现象到文学创作个例中的“转型”问题。卷一主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话语演变情况，包括土地话语、文革叙事话语、移民叙事话语等，以史学眼光为基础，辅以文学批评理论，发掘随着时代转变而变化的话语模式。“土地”在不同时代成为不同的符号，选取不同时代的有关土地的经典作品来考察土地叙事的历时演变情况，土地从政治符号发展为经济、文化符号再转变为诗性符号和消费符号，分析土地“能指”与“所指”的裂痕是如何逐渐扩大的，发出土地走向没落的叹息；对1960年代初历史小说中杜甫形象的考察是著者对文学史现象的一瞥，特殊时代的话语模式带有强烈的革命印记，但著者深入发掘文本，指出看似单一的文本深处也常常隐含作者个人心迹和生命体验，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虽弱如烛火但从未熄灭；新时期以来对“文革”时代的追忆难以回避政治视角，在对各作品的批判与反思中，著者认为突破政治和文化视角，以生命体验和对存在的拷问入手可以深化叙事；同样，著者在对移民叙事演变过程的探究时，透过各作者个人化体验发掘文本背后华裔的文化心理结构；最后一节对文学“史前史”建构的思考，体现了李遇春教授在整本书里强调的实证方法和精神，“文学编辑口述史”作为珍贵的“地下”历史资料可与作家、批评家提供的资料相互阐释，去伪存真，这是把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一个途径。
卷一从宏观角度把握随时代发展而转变的文学现象，卷二、卷三则选取革命年代和变革年代的九位作家，从微观角度入手，探讨作为个体的写作话语随时代变化而转变的现象。在卷二中，著者首先对丁玲和何其芳两位启蒙精英作家顺应时代大潮向“左”转，投身革命文学遵命写作后的坎坷遭遇和文本里隐含的双重话语进行解读，他们作为现代启蒙知识精英在“小布尔乔亚”话语范围内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然而转型为红色革命知识分子后，无论是积极向红色文学话语靠拢为集体发声的丁玲还是迷惘到“失声”了一段时间的何其芳，都在转型后的作品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话语“防御机制”，隐晦而婉曲地传达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道德焦虑，使得红色文本呈现出超越时代、超越红色话语秩序的蕴含丰富的状态。其次，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转变过程，他早年的作品为个体抒情诗和现实批判诗作，《讲话》发表后转向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不同于丁玲和何其芳，贺敬之认同革命文艺规范并自觉深化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但他也在自己的诗作里融入了个人创作喜好——主观浪漫主义情怀。李遇春在分析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转型时采取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将作家人生轨迹、思想发展脉络、个人秉性等方面和作家作品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也运用心理分析法探究作品里隐含的作家的心理无意识机制，这证明著者更多地关注表层文本之下的深层文本，逸出话语规范的另一种叛逆话语才是特殊时期的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共时的革命年代里，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话语”，而是与作者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些偏移出红色话语规范的自我表达展现出耐人寻味的“反抗”与“防范”的心理机制。 卷三是卷二的延续，著者将目光移向改革开放后直至新世纪这段变革时期。探索张一弓、成一、格非、乔叶、张欣五位作家的创作流变情况。著者认为“探讨一个作家的话语范型转换问题有助于准确地判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2}，这也是作为实证的文学批评需要采取的研究策略，即为将时代发展因素、作家生活与创作经历和作品风格转变脉络综合起来研究。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不能片面、静止地截取其一段时期的创作，而要综合、动态地捕捉作家的创作历程，尤其要探索作家话语模式转变的因由，创作风格的转型在作家整个创作生涯中十分关键，需要批评家们格外留意并深入挖掘。故而仅抓取一部或一时期的作品进行形式分析只会使理论更加空洞，也可能导致偏离作家创作动机并流于虚妄，甚至陷入过度阐释的危机。
三、关注“底层”
如果说前三卷的文章是从时间上考察文学史和个人创作的流变，那么第四卷就是以空间维度考察文学宏观和微观上的底层书写状况。这一卷所收文章集中探讨新时期湖北作家的底层叙述。首先以文学史视角观察文学鄂军底层叙事，分为三个高潮期：1980年代后期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文学浪潮；1990年代刘醒龙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21世纪以来新老作家携手壮大文学鄂军底层书写阵势。著者将底层书写形态分为四种：喜剧形态、荒诞形态、伦理形态和悲剧形态。同时，著者也指出底层叙述中存在的症候：喜剧精神的泛化和伦理精神的泛化，前者会削弱作品严肃氛围和深刻意蕴，后者会导致美化乡村、妖魔化城市的倾向。李遇春不仅指出底层书写的两个“泛化”倾向，还探究了其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原因：儒释道的传统文化精神、民间江湖气的市民文化、湖北当代文学惯有的轻喜剧风格、传统文学里的道德伦理精神等。这同样是实证批判的一种实践方法。
这一卷里提及了湖北作家刘醒龙、陈应松、邓一光、林白、晓苏，前三位作家的底层叙述在后殖民语境下展开，林白也放弃了“女权写作”走向“民间写作”，晓苏的小说题材除了乡村系列以外还有大学系列，他将创作焦点放在大学校园里被“圈套”勒紧的高校知识分子身上。第四卷中研究具体作家底层叙述的几篇文章也如第二、三卷一样考察了他们的创作演变情况，例如邓一光的“兵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的演变：从身上的农民情结重于军人情结的“父亲”形象（《父亲是个兵》）到身上的军人情结浓重而农民情结受压抑的关山林（《我是太阳》），再到完全失去农民情结而军人情结至上的桂全夫（《我是一个兵》），这三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都源于邓一光心中对“英雄主义”的追求，然而作家的理想破灭了，塑造出来的英雄都是“破碎”的英雄，于是邓一光痛定思痛，转向了乡土平民情结浓厚的“稼穑”（《远离稼穑》），主人公四爷成为“穿军装的农民”，著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创作转变与“（反）英雄主义”的时代话语和邓一光对生命和灵魂的探寻密切相关。另外，著者透过文本联系历史背景和作家心理动机，具体落实“形证”“史证”“心证”相统一的实证批评方法。
四、建构新的批评学
在本书卷尾中，李遇春重申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即“实证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石”{3}。介入式批评能对社会产生效应但不一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一些学院式批评也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故而介入式批评与学院式批评不是区分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标准。著者认为这一标准是“实证”，应该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客观分析”{4}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实证”的文学批评重对现象的客观归纳而非主观阐释，更反对将理论直接套用于作品上。“实证”的研究方法是向“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学批评形态的复归，是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融会贯通。李遇春有意将“实证”研究方法建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理论范式，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力图将实证精神引入文学教育实践中，“系统的实证性的学术训练”可以“培养和塑造成了健全的学术人格”{5}，并期待它将扭转文风、净化学风、引导世风。
这种立足本土又吸纳西方，贴近现实又彰显人文关怀，具有实证性与学理性的批评实践必将为中国当代批评趟出一条新路，也必将对进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②③④⑤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第182页、第322页、第323页、第18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困境与出路
自西方先进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以来，学科分类、学术分流使“专门化”人才成批生产出来，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使文学内部也存在学科壁垒和学科等级制，文学批评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压制，著者提出打通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消除学术偏见，为文学批评正名。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因理论崇拜致使主观阐释之风盛行，学术界的浮躁更是助长此风。拿西方理论资源套用中国文学实践，不仅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而且使批评家丧失思考和创造能力。以理论套实践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文学批评需要立足文学实践，在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提炼理论。
针对这种现象，李遇春提出了新实证文学批评精神与方法。“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倡导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由来已久”{1}，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正是得益其科学的实证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中实证传统从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论可窥一斑，著者由是倡导一种贯通古今，结合务虚的“心证”和尚实的“形证”与“史证”的新实证批评体系。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一书所收文章以实证的文学批评为立足点，以老实人的手笔触及当代文学史和当代作家作品里的各种现象，并以从容不迫的柔和笔调向读者娓娓道来，舒展的文笔和浑厚的行文风格不仅与著者极为深厚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融为一体，也与著者立身处世的个人姿态和原则密切相关。李遇春常在闲暇时手抄佛经，佛法的熏染有益个人心性的磨练和自我涵养的提高，更有助于启发个人对社会现象的透彻观察与感悟。对明心见性境界的追求过程需要持续且深入地思考，以“悟”的方式体味人生、洞悉世事，这是他“实证批评”的思想源泉。而近年来策划出版《新文学评论》季刊则体现了李遇春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问题的积极思索，这是他倡导“实证批评”的行动方式和实践平台。李遇春作为睿智的真理追求者，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意识和忧患意识，他有意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范式并引为己任，并坚信这是当代文学批评致力的方向而努力前行。
二、聚焦“转型”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中首要的关键词是“转型”，著者采用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考察了从文学史现象到文学创作个例中的“转型”问题。卷一主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话语演变情况，包括土地话语、文革叙事话语、移民叙事话语等，以史学眼光为基础，辅以文学批评理论，发掘随着时代转变而变化的话语模式。“土地”在不同时代成为不同的符号，选取不同时代的有关土地的经典作品来考察土地叙事的历时演变情况，土地从政治符号发展为经济、文化符号再转变为诗性符号和消费符号，分析土地“能指”与“所指”的裂痕是如何逐渐扩大的，发出土地走向没落的叹息；对1960年代初历史小说中杜甫形象的考察是著者对文学史现象的一瞥，特殊时代的话语模式带有强烈的革命印记，但著者深入发掘文本，指出看似单一的文本深处也常常隐含作者个人心迹和生命体验，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虽弱如烛火但从未熄灭；新时期以来对“文革”时代的追忆难以回避政治视角，在对各作品的批判与反思中，著者认为突破政治和文化视角，以生命体验和对存在的拷问入手可以深化叙事；同样，著者在对移民叙事演变过程的探究时，透过各作者个人化体验发掘文本背后华裔的文化心理结构；最后一节对文学“史前史”建构的思考，体现了李遇春教授在整本书里强调的实证方法和精神，“文学编辑口述史”作为珍贵的“地下”历史资料可与作家、批评家提供的资料相互阐释，去伪存真，这是把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一个途径。
卷一从宏观角度把握随时代发展而转变的文学现象，卷二、卷三则选取革命年代和变革年代的九位作家，从微观角度入手，探讨作为个体的写作话语随时代变化而转变的现象。在卷二中，著者首先对丁玲和何其芳两位启蒙精英作家顺应时代大潮向“左”转，投身革命文学遵命写作后的坎坷遭遇和文本里隐含的双重话语进行解读，他们作为现代启蒙知识精英在“小布尔乔亚”话语范围内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然而转型为红色革命知识分子后，无论是积极向红色文学话语靠拢为集体发声的丁玲还是迷惘到“失声”了一段时间的何其芳，都在转型后的作品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话语“防御机制”，隐晦而婉曲地传达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道德焦虑，使得红色文本呈现出超越时代、超越红色话语秩序的蕴含丰富的状态。其次，著者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贺敬之诗歌创作的转变过程，他早年的作品为个体抒情诗和现实批判诗作，《讲话》发表后转向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不同于丁玲和何其芳，贺敬之认同革命文艺规范并自觉深化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但他也在自己的诗作里融入了个人创作喜好——主观浪漫主义情怀。李遇春在分析这三位作家的创作转型时采取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将作家人生轨迹、思想发展脉络、个人秉性等方面和作家作品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也运用心理分析法探究作品里隐含的作家的心理无意识机制，这证明著者更多地关注表层文本之下的深层文本，逸出话语规范的另一种叛逆话语才是特殊时期的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共时的革命年代里，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红色话语”，而是与作者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些偏移出红色话语规范的自我表达展现出耐人寻味的“反抗”与“防范”的心理机制。 卷三是卷二的延续，著者将目光移向改革开放后直至新世纪这段变革时期。探索张一弓、成一、格非、乔叶、张欣五位作家的创作流变情况。著者认为“探讨一个作家的话语范型转换问题有助于准确地判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2}，这也是作为实证的文学批评需要采取的研究策略，即为将时代发展因素、作家生活与创作经历和作品风格转变脉络综合起来研究。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不能片面、静止地截取其一段时期的创作，而要综合、动态地捕捉作家的创作历程，尤其要探索作家话语模式转变的因由，创作风格的转型在作家整个创作生涯中十分关键，需要批评家们格外留意并深入挖掘。故而仅抓取一部或一时期的作品进行形式分析只会使理论更加空洞，也可能导致偏离作家创作动机并流于虚妄，甚至陷入过度阐释的危机。
三、关注“底层”
如果说前三卷的文章是从时间上考察文学史和个人创作的流变，那么第四卷就是以空间维度考察文学宏观和微观上的底层书写状况。这一卷所收文章集中探讨新时期湖北作家的底层叙述。首先以文学史视角观察文学鄂军底层叙事，分为三个高潮期：1980年代后期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文学浪潮；1990年代刘醒龙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21世纪以来新老作家携手壮大文学鄂军底层书写阵势。著者将底层书写形态分为四种：喜剧形态、荒诞形态、伦理形态和悲剧形态。同时，著者也指出底层叙述中存在的症候：喜剧精神的泛化和伦理精神的泛化，前者会削弱作品严肃氛围和深刻意蕴，后者会导致美化乡村、妖魔化城市的倾向。李遇春不仅指出底层书写的两个“泛化”倾向，还探究了其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原因：儒释道的传统文化精神、民间江湖气的市民文化、湖北当代文学惯有的轻喜剧风格、传统文学里的道德伦理精神等。这同样是实证批判的一种实践方法。
这一卷里提及了湖北作家刘醒龙、陈应松、邓一光、林白、晓苏，前三位作家的底层叙述在后殖民语境下展开，林白也放弃了“女权写作”走向“民间写作”，晓苏的小说题材除了乡村系列以外还有大学系列，他将创作焦点放在大学校园里被“圈套”勒紧的高校知识分子身上。第四卷中研究具体作家底层叙述的几篇文章也如第二、三卷一样考察了他们的创作演变情况，例如邓一光的“兵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的演变：从身上的农民情结重于军人情结的“父亲”形象（《父亲是个兵》）到身上的军人情结浓重而农民情结受压抑的关山林（《我是太阳》），再到完全失去农民情结而军人情结至上的桂全夫（《我是一个兵》），这三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都源于邓一光心中对“英雄主义”的追求，然而作家的理想破灭了，塑造出来的英雄都是“破碎”的英雄，于是邓一光痛定思痛，转向了乡土平民情结浓厚的“稼穑”（《远离稼穑》），主人公四爷成为“穿军装的农民”，著者认为这一系列的创作转变与“（反）英雄主义”的时代话语和邓一光对生命和灵魂的探寻密切相关。另外，著者透过文本联系历史背景和作家心理动机，具体落实“形证”“史证”“心证”相统一的实证批评方法。
四、建构新的批评学
在本书卷尾中，李遇春重申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即“实证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石”{3}。介入式批评能对社会产生效应但不一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一些学院式批评也能够产生社会效应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故而介入式批评与学院式批评不是区分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标准。著者认为这一标准是“实证”，应该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客观分析”{4}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实证”的文学批评重对现象的客观归纳而非主观阐释，更反对将理论直接套用于作品上。“实证”的研究方法是向“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学批评形态的复归，是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融会贯通。李遇春有意将“实证”研究方法建构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理论范式，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力图将实证精神引入文学教育实践中，“系统的实证性的学术训练”可以“培养和塑造成了健全的学术人格”{5}，并期待它将扭转文风、净化学风、引导世风。
这种立足本土又吸纳西方，贴近现实又彰显人文关怀，具有实证性与学理性的批评实践必将为中国当代批评趟出一条新路，也必将对进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②③④⑤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第182页、第322页、第323页、第18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