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年前写了本小书，书名叫做“监狱的隐喻”，因为签约的出版社违约未出，就一直搁在抽屉里。其间，虽也曾在业内刊物“犯罪与改造研究”有过连载，并有相知的友人为它写了万言书评，也有不相识的同行托人捎话，希望出个单行本。然而，由于这本小书的旨趣和性格比较特异，转了几个出版社，不是顾忌“题材触电”，便是犹豫“销售搁浅”，一晃十年快过去了。好在我信奉“随缘”一说，且抱定“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果其然乎，近日上海学林出版社有意为之作嫁，此书虽姗姗来迟，终究可以结缘人间了。
　　有位得到赠书的朋友指着封面的书名问我：什么是监狱的隐喻?为什么取这个有点玄虚的书名?他问的很好，但我笑而未答，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一言难表。倘我能用一两句话回答他的问题，何必写一本书呢!于是，我建议他不妨先读一下“后记”，或许有助于解惑。为了说明这本小书的旨趣和方法，我在“后记”里曾写道：明眼人从这本小书的“思维、语言、文体”不难看出，它既非“科学著作”，也非“文学作品”，却兼有“学术思辨”和“文学叙事”的双重特征。为了说明它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我编了如下一则寓言“骡子的诞生”，以期读者有所意会：
　　有一天，一头老实巴交的倔驴(科学)和一匹风流倜傥的俊马(文学)在黄河之畔不期而遇，撞了个满怀。一番对错争执之后，互不买账，居然过起招来。不过，经过你来我往的几个回合，结果却胜负难分。正相持不下之时，一只蹲在近旁观战的奇模怪样的瘦猴(哲学)忽然走上前来，面带狡黠的微笑，一边劝导倔驴和俊马放弃“非驴即马”的愚蠢纠缠，一边建议双方不如取长补短、握手言欢。听完瘦猴的一通劝诫，驴马双方似乎有所顿悟。于是，倔驴主动上前，低头认错，而俊马羞愧不已，含泪自责。随后，在瘦猴居心叵测的怂恿下，两位不仅冰释前嫌，而且相约一路同行。但数日之后，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驴和马牵手进入密林。居然趁造物主打盹的间隙，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野合”。不久，还产下了一匹“非驴非马”的“东西”。不过，它们对自己的“产物”惊诧不已，为“此物究竟像谁?咋称呼?”又争执起来。因为争执无果，最终决定还是回去向瘦猴要个说法。此时，作为推手的瘦猴虽不识“东西”为何物，却闻而大喜，手舞足蹈，连连奉劝驴马不必为争执此物的“名实”所累，并含蓄地建议将此物取名为“骡”吧。趁百兽围观之际，瘦猴借机郑重声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存在是一头骡!”且反复辩称：“骡子”的诞生虽扰乱了造物的计划，但完全符合造物主的造物精神，故应认定其合法性。
　　根据上述“寓言”的旨意，我试图说明的是解读“监狱现象”仅有“驴文本”(科学文本)和“马文本”(文学文本)不够，还需要“骡文本”(综合文本)。为什么?因为“科学文本”主要借助“概念”阐明“事实”，而“文学文本”主要通过“叙述”表达“真实”。但在人文的世界里，“事实”和。“真实”经常浑为一体。当斯宾诺莎说“一匹马在路上留下脚印，使战士想起了征战的岁月，而在农民的脑海里则勾起了耕作的情景”时，他似乎在明示人们：一个客体性的“事实”，可以引发无数主体性的“真实”。在“事实”和“真实”之间交织了一种以“隐喻”为纽带的意义之网。换言之，正是单一的事实性之“本体”(比如“马的脚印”)和无数的真实性之“喻体”(比如“征战的岁月”或“耕作的情景”等)共同构造了“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之一的监狱现象，其存在属性既有驴性，也有马性，还有骡性。解读“监狱”这个社会人文现象的“脚印”似有必要综合“驴文本”和“马文本”的特性而产生一种具有独立文本价值的“骡文本”。的确，存在不仅是驴、是马，也如瘦猴所辩称的：“存在是一头骡!”
　　其实，十年前的写作之初，我所以萌生了“骡文本”意识，主要是发现人们在谈论“监狱是什么，或是一种怎样的现象”时，明显存在认识思维的左、右脑差异：以官方文件或教科书为代表的“左脑者”一般采取逻辑思维，给出关于监狱本质的规范性定义，比如“监狱是监禁人身的场所，是国家组织的构件、是维护统治的手段、是阶级专政的机关、是执行刑罚的工具、是劳动改造的地方、是矫正罪犯的机构”等等；而以媒体舆论或文艺作品为代表的“右脑者”则更多运用修辞思维提供关于监狱本质的隐喻性诠释，比如“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是文明的标杆物、是特殊的学校、是犯罪的染缸、是人间的地狱、是政体的牛角、是巨型的机器、是动物的集中营、是人身的保管场、是人生的失乐园”等等。更有将隐喻思维运用到极致的，如法国导演罗伯特·布莱松认为“监狱”具有以下三种核心的隐喻意义：即监狱是“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是“通往自由与救赎的另一条奇异之旅”，是“无法洗涤灵魂的罪恶之源”。由此可见，关于监狱的本质或内涵，在与之结成不同利益或意义关系的主体认知世界中存在左、右脑之误差。因此，如果只承认“规范定义”的左脑型监狱观，而排斥“隐喻诠释”的右脑型监狱观，就不可能充分认识“监狱现象”，反之亦然。实际上，“修辞性的隐喻诠释”具有“逻辑性的规范定义”不可替代的认识功能，尤其是面对一种由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世界所构成的社会人文生态。在书中，为了有助理解“自由刑究竟使罪犯失去了什么?”这一监禁刑的核心问题，我曾援引了囚犯K说给苏林(志愿囚)的如下一段话：
　　囚犯K对苏林说，“和女人的距离，就是一个男人和生活的距离。你说，我们这些被剥夺了自由和性别的犯人，和生活有着多远的距离啊!你想一想，如果给我们每一个犯人配上一个女人，那么，监狱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会恋爱生子，于是，我们会忙个不停，土地不再荒芜，买卖会自发形成。我们会烹饪、酿酒，还会创作歌舞，除了喂饱我们的孩子，还要给他们一些爱以及教育和别的什么，于是我们会生产文明的全部……”
　　我以为上面这段源于特定当事人主体意识的体验叙事，比起局外人的那些将监狱和犯人客体化的抽象逻辑分析，无疑更具解释力和启示力。
　　为什么我倡导人文监狱学研究，写作《监狱的隐喻》及开设“人文监狱学随笔”专栏?在我看来，“人文监狱学”是相对于“工具监狱学”而言的。“工具监狱学”有一个标志性的特点是：它的旨趣和方法只隶属于一个“有权的主体”，它所规范和演绎的所有话语都源于这个有权主体的立场和视角，凡是不合乎这个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义需求的，都被视为是无用或有害的。它只承认一个事实和关于这个事实的一种真实，而无视或摈弃其他主体意识的存在与感知。由此导致的一个坏结果是其知识的独断化、威权化、教条化、粗鄙化和狭隘化。由于堵塞了知识向人类经验世界开放的通道，从而造成了对人文世界存在真相的严重遮蔽。
　　需要指出，关于人文监狱学的思想精神以及所谓“骡文本”的写作实践，并非本人的率尔独创，其实古今中外早已不乏探索的先例。比如，曾是苏联劳改营囚犯的索尔仁尼琴为记录、反思和批判原苏联劳改营制度与囚犯生活所写作的系列作品“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癌病楼”、“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骡文本’杰作。
　　还有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日记”、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柏克曼的“狱中记”、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等，亦属此列。国内有张贤亮的“绿化树”、顾准的“顾准日记”、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高尔泰的“铁窗百日”、皮艺军的“犯罪的童话”以及网络作品哥们儿的“四面墙”、黑鱼逛逛的“人性的另1／2”等作品，不胜枚举。请注意，上述作品的作者无一不是曾经的“当事人”，其作品无一不是见证、再现和探索监狱社会与人生现实的“骡文本”。
　　最后，为了佐证“骡文本”不仅是一个“人为现象”，而且是一个“自然现象”，我特意查考了一下关于‘骡子习性’的研究资料，并摘要如下，供阁下参考：
　　“动物习性专家认为：相比驴和马，骡具有杂交优势，个性独特。骡性比驴温顺，但比马倔强。它活泼、好动，尤其日出、日落时爱撒欢狂跑；它好奇、合群，遇有新奇事物，喜爱集体围观；它胆大、机警，敢于和野兽搏斗。”——摘编自‘百度百科之‘骡子’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