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在扩大互惠贸易（如特斯拉电动汽车挺进中国）、加速推进全球一体化（如中国领衔21国成立“亚投行”，美国携手11国推进TPP谈判）以及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如共塑伊拉克、南苏丹的营商环境）等方面观点趋同，这与昔日的美苏关系有着根本区别。苏联在经济上的长期目标是建设一个独占欧亚大陆战略资源、在供给上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封闭经济体，这与彼时美国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
　　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进出口排名位居前三的贸易大国，中美现时在经济上高度依存，且深嵌在一损俱损的全球产业链之中。若一方以“零和博弈”模式出招，经过国际体系的多重传导，其收益将被稀释，不可控的冲击则将层叠放大。以此观之，共同发展乃是中美双方都乐见的前景，也是两国互动的最良性模式。诚如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前财长萨默斯所言：“中美关系的前景将是这样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两国可能都做得很好，也可能由于某些因素都做得不好，但很难出现一国做得好、另一国做得不好的情况。”

分歧在于意图和空间

　　笔者与来访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就吴胜利将军的谈话做了进一步讨论，得出的共识是：安全关系中的分歧，深层根源来自中美对世界秩序的总体看法不同，直接原因则是当下两国在国际地位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具体说来，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长期目标存有戒心，但又拒绝明示令华盛顿感到“安全”的界限。
　　许多学者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供的分析范式，认为国际秩序中的旧领导者与新崛起者之间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感和恐惧；随着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日渐缩小，“新王”与“旧王”都倾向于以最直接，也最激烈的方式来决定领导权的归属，冲突遂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然而从历史案例来看，对假想敌实力的评估固然构成战略缔造的基础之一，但对方的意图往往更重要，也更能一锤定音。催生“遏制政策”构想的主要是凯南对苏联行为的心理根源的判断，基辛格《论中国》后记里引用的《克劳备忘录》（起草于1907年）则包含了克劳爵士对德国“政策定焦失能”的担忧：除去无节制地炫耀国力以及以武力为后盾的“讹诈外交”，德国并没有一条理智而清晰的政策路线；在此情况下，柏林究竟会继续容忍现存秩序还是摧毁它，就成了掷硬币一般的概率问题。而英国显然不能把德国的“顿悟”当作稳牢的保证，于是只能默认最坏的一种可能，启动制衡机制。
　　对新兴强国而言，设定合理的对外政策目标、在避免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完成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超越（Transcendence）并不容易。误区之一在于，新兴国家可能会高估自己的竞争力。盖因和平状态下，挑战者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尤其是可量化的物质力量实际上建立在一项隐含的基础之上，那就是由“旧王”主导的世界秩序依然运转如常，甚至连评价竞争力的标准也是由原有的主导国家所拟定。而在冲突环境中，常态的国际经济循环被打破，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过去掩盖的问题（如能源和粮食自给率）将一一暴露，最终牵制甚至抵消和平状态下的优势。误区之二在于，新兴强国往往把对现状的挑战单单看成是对“旧王”的冲击，却忘记了既有的国际体系早已将大部分中小国家变成了“旧王”的利益关联方。除非挑战者能提供远高于现有收益的“贿赂”去争取盟友，否则对现状的挑战势必发展为与一切既得利益方的冲突，从而陷挑战者于孤立状态。欧亚大陆近现代的历次争霸战争，最终无不演化成为体系间对抗，原因盖在此矣。 　　理想状态下，对彼此战略空间的承认可以有效稳定双边关系。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了“太平洋足够宽广，应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与合作”的观点，这既是对前一年基辛格呼吁“共同发展”的回应，也暗示了中国拓展战略空间的方向正是太平洋。然而迄今为止，美方从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双方能力结构的不对称：在亚洲以外的世界事务中，美国期待中国的合作；但由于军事存在特别是投送能力方面的差距，中国的态度远不足以左右美国的总体政策。故而在亚洲问题上，华盛顿也不认为需要立即给予中国明确的答复。再者，中国周边的海洋争端尚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布局也未尘埃落定。在这个过渡阶段，双方依然要进行频繁的接触和试探，包括想把与主要亚洲国家的关系纳入中美博弈的大框架。例如，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不止一次暗示，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适用于中美，还应当把日本也吸收进来。
　　考虑到主导性海洋强国通常会在均势出现实际的重大变化，而非仅仅显示“可能性”时才做出确定承诺，美国的不表态实际上暗示了华盛顿认为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处于可控状态，对中国不存在急迫的敌意。两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进一步增加良性互动，特别是保持外交和安全上的沟通，避免各种形式的误判。

立足周边，减少误判

　　对中国来说，遭遇美国大规模入侵的概率微乎其微：一定规模的核武库、强大的陆上力量以及有效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对海武器，从根本上杜绝了由海路侵犯中国大陆地区的可能；同样，一支在短期内不会扩充到全球规模的中国海军也不会使美国有如临大敌的感觉。真正对中国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必然会把美国牵扯进来的依然是东亚的海洋安全問题，尤其是南海问题（在东海以及台湾问题上，各行为主体的不可预测性相对较小）。

中国不必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各项政策都是在针对自己，美国也应当意识到中国所争取的既不是排他性利益，也不是某种形式的两极格局，而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大国正当的战略利益和空间。

　　由于区域内国家为数众多，且大都实际控制有部分岛礁，南海争端具有轮番升级的潜力。与领土主张直接相关的则是南海西部和南部的海底油气资源，面对如此可观的经济收益，各国愿意让步的幅度相当有限，也都不惜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来伸张本方的诉求。迄今为止，美国在该问题上依然以“维持现状”作为官方立场，但也流露出利用越南、菲律宾等国对中国形成牵制的倾向。对北京而言，接下来一阶段的考验将会相当严峻：人工造岛的短期红利即将见底；如果尝试进驻航空兵，南海诸国势必会以扩充海军，特别是采购潜艇和反舰导弹作为回应，多国抱团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总的来看，中国在南海虽然依旧拥有海军优势，但以单方面行动扩大实控区域的成本将趋于上升；是故在巩固常态军事存在、反击挑衅行为的同时，政治接触与谈判也须进一步跟进。
　　处理好南海问题，是中国化解周边安全隐患的试验场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建立多边外交体系的起点。在朝鲜半岛前景尚不明朗、中日东海争端的复杂性已大大降低（因钓鱼岛海域的油气资源被证实开采成本过高）的背景下，集中力量于南海可以避免四面出击、缺乏战略重点的倾向。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良好的经济纽带作为基础（双边贸易逆差问题亦不容忽视），应当也可以在不诉诸非常手段的前提下制订出可行的框架。若南海能置于主要相关方加持的多边安全保障机制下，事实上有助于中国和平扩大战略纵深，美国在此情况下也可能从南海撤出部分军力，从而将稳定和发展南海的主导权交还给中国。
　　当然，促进并完成中美之间的权势分享甚至转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最终解决”；要避免不健康的心理暗示，避免认为存在“快速”、“完美”、一步到位的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军事投送能力的薄弱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层面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仍远不及美国，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作为两个在能力结构上尚有差距的国家，中国不必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各项政策都是在针对自己，美国也应当意识到中国所争取的既不是排他性利益，也不是某种形式的两极格局，而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大国正当的战略利益和空间。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双方都强大到了不可能被另一方主宰的地步”，能否避免雅典-斯巴达、英德、美苏式的冲突格局，将考验双方的战略耐性、意志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