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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流无所不能，尤其是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交流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形式上看似已趋于完美，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冷漠、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掠夺和报复，种种一切不和谐的现象都表明我们难以实现理想中那“天使般”的交流。既然交流总归会有遗憾，那么交流是如何被推上“神坛”的？交流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交流呢？本文以《交流的无奈》一书中的思想为出发点，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求解来探讨有关人类交流的问题。
关键词：人类交流；《交流的无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27-03
一、被推向“神坛”的交流
（一）美国实用主义传播研究思想的规制
传播就是一种大规模的交流，两者的英文翻译都是“communication”，在某种程度上传播等同于交流。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准确地说当时引入中国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实用主义传播学的理论和思想。中国传播学者们所熟知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也主要从事实用主义的传播研究，譬如传播效果研究。而我们接触到的传播学理论如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强效果论、弱效果论以及适中效果论都是针对效果所做的研究。那么为何要研究效果呢？其目的必然是为了了解当前的传播效果、评估其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进一步分析传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期能够为之后的同类传播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协助传播活动发起者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的。出现这一切的源动力或许就是社会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和其他辅助性技巧能够使交流趋于完美，使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都能做到“心心相印”，能够实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到处弥漫着实用主义精神。因而，效果研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用性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完全吻合。[1]例如，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就将大众传播看作是能够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且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民主、公民综合素质普遍提升的宏大目标。在这种实用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传播和交流的学问，与生俱来就被冠以造福社会、改善人类命运的神圣使命。
（二）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助推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再到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主义者们对媒介技术的革新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麦克卢汉就曾在专著中写到“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他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每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改变，并借由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莱文森也在其著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对手机这种新型媒介给出了最高的赞美，他称赞手机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最完美、最强大、最潜力无穷的第一媒介”，并以手机的功能进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出了媒介发展的“人性化”和“补偿性”趋势。总之，媒介技术主义者认为随着媒介技术功能的日趋完善，使得在未来社会中交流将更加畅通和人性化，最终有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性的建构，使人们实现了更充分的、无限趋近“天使般”的交流和共享信息。而正是这一信念的支撑使得人们理想中的交流更加神奇和全能。
（三）个人私欲和商业目的驱使
人们指责报纸为追求商业利益，不负责任地刊登黄色新闻，败坏社会道德；指责电视充满暴力色情，对儿童身心造成直接影响。有些媒介机构的传播内容被当作“潜在的社会公害”。人们对道德遭到破坏感到恐俱。[1]当全社会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时，商业化也开始浸染着新闻传播活动，有偿新闻、广告性质的软新闻模糊了新闻纸原本的模样，交流亦不能幸免。在经济社会中交流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商业目的，人们渴望通过交流来宣扬自己的商业主张、寻求合作者、出售产品和服务。总而言之，由于交流具有着为商业服务的功效，激发大众对交流产生了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期望。
二、还原交流的本来面貌
（一）“凡卡的信”
《交流的无奈》一书中谈到了美国邮政局专门开辟了一个“死信处”的部门，专门负责分拣和搜集地址有问题因而无法成功投递的信件。这让笔者联想到契诃夫的代表作品《凡卡》，学徒工凡卡在城里面过着心酸悲惨的生活，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爷爷，于是费尽心思和力气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希望爷爷能够带自己回去，然而凡卡却不知道爷爷的地址，就这样满怀希望的把信扔进了邮筒。“凡卡的信”反映了人们的交流不得不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的限制。人类的交流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要受到偶然因素和事件的影响，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下层社会的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与亲人分离而卑微地屈身于社会的角角落落，凡卡就是千千万万个贫苦大众的代表原型。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完整的、正常的交流都难以实现，完美的交流更加无从谈起。
（二）心灵的壁垒
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
媒介和交通的发展可以缩短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实现交流的随时随地，然而却不能冲破心理的壁垒让心与心勾连。心灵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于自我与内心的对话、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由于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不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不一样的。而交流本来就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在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碰壁，而人具有着趋利避害和自我保护的天性，在交流受挫后慢慢地就会对交流和交流的对象心存芥蒂，不再像孩童般绝对的信任和毫无保留地倾吐心声。此外，由于个人偏见所导致的交流对象之间的猜疑和误读等，也加深了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和心灵之间的隔膜。
（三）共通语义空间的匮乏
根据象征性互动理论观点来看，交流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同时具备意义、解释和象征性互动，也就是说意义的交换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然而每个人自我形成的环境都是千差万别的，对符号的解读也会有所差异，意义的分享不可避免地受到损耗。而现代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亚文化在不断地冲击着主流文化，人们渴望张扬个性、活出自我；网络文化的兴起扩大了人们的文化交往范围，与此同时也使得文化认同感更加缺失；城乡和区域之间知识鸿沟、信息鸿沟和技术鸿沟的加剧，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共通语义空间缩小。最终导致的局面是“一切的话语都必须要填补交替说话中间的空白；你心中想到的对方，也许永远不能够和实际的伙伴完全一致。” 三、交流何去何从
在完成上一部分的论述之后，感到人类交流的现状和前景似乎被悲观和无力感笼罩，万能的交流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然而世间的事物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交流亦是如此。哀而不伤，在了解了交流的阴暗面和短板之后，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更加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交流。
（一）“对话”与“撒播”
彼得斯所赞赏的交流是“对话”和“撒播”，对此伊尼斯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伊尼斯将交流的载体媒介分为：一是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的时间偏向的媒介，二是有利于帝国的扩张、远距离管理的空间偏向的媒介。但是伊尼斯明确地指出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既要倚重于时间偏向的媒介又要借助空间偏向的媒介，如果过于偏重某一方，就会扰乱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那么人类文化和制度的文明的延续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注重这两种偏向的媒介的平衡。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他认为口头传统的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2]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面对面地交谈更加有助于意义的沟通和更好的自我表达；“撒播”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十分丰富，大众传媒是典型代表，以广播和电视为例，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收看节目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平台和渠道来展开相应的互动交流，从而实现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良好交流。所以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运用“对话”和“撒播”，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开放式的交流。
（二）“手拉手”而非“心连心”
“我们不应该追求完美的交流，只能追求彼此的关爱”。既然心心相印难以实现，那么我们应该将重心转移到一朝一夕的一言一行上来，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并不能胜任所有的角色，因为交流本身就是“没有保证的冒险”。理想的交流追求思想观念在不同大脑之间的位移和迁徙，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毕竟人是有意识会思考的生物，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看得到摸得着的切身体验比侃侃而谈更能让对方印象深刻。
（三）将交流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
交流作为人们共建意义空间的过程，所追求的效果不应该仅仅是让对方共享你的思想、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和诉求，而是应该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和建构我们的交流观。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正是通过交流来处理自身与外部事物的关系，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解以实现与外部世界和内心的双重平衡。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表达的思想一样，我们要努力在自己与外部事物之间构建“我与你”的关系，相互关爱、宽容以待，只有这样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当然这个世界可能永远都无法回避关系的对立与冲突，但是人类掌握了沟通、交流、和解、妥协、对话的观念与技能之后，就可以通过“人本再造”的管理途径，重新发现一个以人为中心，使人人获得尊严的关系世界。[3]交流不应该仅仅是一门技能，更应该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一种信仰和观念，正如彼得斯所言，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交流不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抓住交流所激发出来的潜力，那是对美好社会关系的追求和向往。
四、总结——愿你我都能被宽容以待
正如彼得斯所言，“总之，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我们无法确保交流一定能够让每个人如愿以偿，但是可以要求自己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尽量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包容的内心和心存善意的解读。此外，交流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言语的表情达意，还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交流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营建过程之中，“手拉手”或许比“心连心”更加容易实现，也更加让彼此感到温暖有力！
参考文献：
[1]王怡红.美国传播效果研究的实用主义背景探讨[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4）.
[2]（加）哈罗德·A.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王怡红.人、关系及人本再造的命题[J].国际新闻界，2009（6）.
[4]陈月华.传播：从身体的界面到界面的身体[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3）.
[5]单波.面向交流的无奈：传播学自我救赎的路径[J].新闻大学，2012（2）.
[6]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07（4）.
[7]殷晓蓉.“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人类交流；《交流的无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6-2-0027-03
一、被推向“神坛”的交流
（一）美国实用主义传播研究思想的规制
传播就是一种大规模的交流，两者的英文翻译都是“communication”，在某种程度上传播等同于交流。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准确地说当时引入中国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实用主义传播学的理论和思想。中国传播学者们所熟知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也主要从事实用主义的传播研究，譬如传播效果研究。而我们接触到的传播学理论如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强效果论、弱效果论以及适中效果论都是针对效果所做的研究。那么为何要研究效果呢？其目的必然是为了了解当前的传播效果、评估其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并进一步分析传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以期能够为之后的同类传播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协助传播活动发起者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实现传播目的。出现这一切的源动力或许就是社会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和其他辅助性技巧能够使交流趋于完美，使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都能做到“心心相印”，能够实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到处弥漫着实用主义精神。因而，效果研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用性与当时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完全吻合。[1]例如，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就将大众传播看作是能够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且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试图通过高质量的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民主、公民综合素质普遍提升的宏大目标。在这种实用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传播和交流的学问，与生俱来就被冠以造福社会、改善人类命运的神圣使命。
（二）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助推
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再到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主义者们对媒介技术的革新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麦克卢汉就曾在专著中写到“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他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每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改变，并借由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莱文森也在其著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对手机这种新型媒介给出了最高的赞美，他称赞手机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最完美、最强大、最潜力无穷的第一媒介”，并以手机的功能进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出了媒介发展的“人性化”和“补偿性”趋势。总之，媒介技术主义者认为随着媒介技术功能的日趋完善，使得在未来社会中交流将更加畅通和人性化，最终有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性的建构，使人们实现了更充分的、无限趋近“天使般”的交流和共享信息。而正是这一信念的支撑使得人们理想中的交流更加神奇和全能。
（三）个人私欲和商业目的驱使
人们指责报纸为追求商业利益，不负责任地刊登黄色新闻，败坏社会道德；指责电视充满暴力色情，对儿童身心造成直接影响。有些媒介机构的传播内容被当作“潜在的社会公害”。人们对道德遭到破坏感到恐俱。[1]当全社会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时，商业化也开始浸染着新闻传播活动，有偿新闻、广告性质的软新闻模糊了新闻纸原本的模样，交流亦不能幸免。在经济社会中交流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商业目的，人们渴望通过交流来宣扬自己的商业主张、寻求合作者、出售产品和服务。总而言之，由于交流具有着为商业服务的功效，激发大众对交流产生了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期望。
二、还原交流的本来面貌
（一）“凡卡的信”
《交流的无奈》一书中谈到了美国邮政局专门开辟了一个“死信处”的部门，专门负责分拣和搜集地址有问题因而无法成功投递的信件。这让笔者联想到契诃夫的代表作品《凡卡》，学徒工凡卡在城里面过着心酸悲惨的生活，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爷爷，于是费尽心思和力气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希望爷爷能够带自己回去，然而凡卡却不知道爷爷的地址，就这样满怀希望的把信扔进了邮筒。“凡卡的信”反映了人们的交流不得不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的限制。人类的交流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要受到偶然因素和事件的影响，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下层社会的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与亲人分离而卑微地屈身于社会的角角落落，凡卡就是千千万万个贫苦大众的代表原型。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完整的、正常的交流都难以实现，完美的交流更加无从谈起。
（二）心灵的壁垒
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
媒介和交通的发展可以缩短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实现交流的随时随地，然而却不能冲破心理的壁垒让心与心勾连。心灵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于自我与内心的对话、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由于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不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不一样的。而交流本来就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在交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碰壁，而人具有着趋利避害和自我保护的天性，在交流受挫后慢慢地就会对交流和交流的对象心存芥蒂，不再像孩童般绝对的信任和毫无保留地倾吐心声。此外，由于个人偏见所导致的交流对象之间的猜疑和误读等，也加深了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和心灵之间的隔膜。
（三）共通语义空间的匮乏
根据象征性互动理论观点来看，交流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同时具备意义、解释和象征性互动，也就是说意义的交换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然而每个人自我形成的环境都是千差万别的，对符号的解读也会有所差异，意义的分享不可避免地受到损耗。而现代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亚文化在不断地冲击着主流文化，人们渴望张扬个性、活出自我；网络文化的兴起扩大了人们的文化交往范围，与此同时也使得文化认同感更加缺失；城乡和区域之间知识鸿沟、信息鸿沟和技术鸿沟的加剧，也使得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共通语义空间缩小。最终导致的局面是“一切的话语都必须要填补交替说话中间的空白；你心中想到的对方，也许永远不能够和实际的伙伴完全一致。” 三、交流何去何从
在完成上一部分的论述之后，感到人类交流的现状和前景似乎被悲观和无力感笼罩，万能的交流被贬低得“一无是处”，然而世间的事物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交流亦是如此。哀而不伤，在了解了交流的阴暗面和短板之后，我们应该调整心态，更加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交流。
（一）“对话”与“撒播”
彼得斯所赞赏的交流是“对话”和“撒播”，对此伊尼斯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伊尼斯将交流的载体媒介分为：一是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的时间偏向的媒介，二是有利于帝国的扩张、远距离管理的空间偏向的媒介。但是伊尼斯明确地指出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既要倚重于时间偏向的媒介又要借助空间偏向的媒介，如果过于偏重某一方，就会扰乱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那么人类文化和制度的文明的延续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注重这两种偏向的媒介的平衡。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他认为口头传统的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2]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面对面地交谈更加有助于意义的沟通和更好的自我表达；“撒播”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十分丰富，大众传媒是典型代表，以广播和电视为例，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收看节目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平台和渠道来展开相应的互动交流，从而实现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良好交流。所以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运用“对话”和“撒播”，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进行开放式的交流。
（二）“手拉手”而非“心连心”
“我们不应该追求完美的交流，只能追求彼此的关爱”。既然心心相印难以实现，那么我们应该将重心转移到一朝一夕的一言一行上来，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并不能胜任所有的角色，因为交流本身就是“没有保证的冒险”。理想的交流追求思想观念在不同大脑之间的位移和迁徙，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毕竟人是有意识会思考的生物，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看得到摸得着的切身体验比侃侃而谈更能让对方印象深刻。
（三）将交流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
交流作为人们共建意义空间的过程，所追求的效果不应该仅仅是让对方共享你的思想、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和诉求，而是应该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和建构我们的交流观。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正是通过交流来处理自身与外部事物的关系，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解以实现与外部世界和内心的双重平衡。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表达的思想一样，我们要努力在自己与外部事物之间构建“我与你”的关系，相互关爱、宽容以待，只有这样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当然这个世界可能永远都无法回避关系的对立与冲突，但是人类掌握了沟通、交流、和解、妥协、对话的观念与技能之后，就可以通过“人本再造”的管理途径，重新发现一个以人为中心，使人人获得尊严的关系世界。[3]交流不应该仅仅是一门技能，更应该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一种信仰和观念，正如彼得斯所言，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交流不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要抓住交流所激发出来的潜力，那是对美好社会关系的追求和向往。
四、总结——愿你我都能被宽容以待
正如彼得斯所言，“总之，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我们无法确保交流一定能够让每个人如愿以偿，但是可以要求自己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尽量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包容的内心和心存善意的解读。此外，交流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言语的表情达意，还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交流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营建过程之中，“手拉手”或许比“心连心”更加容易实现，也更加让彼此感到温暖有力！
参考文献：
[1]王怡红.美国传播效果研究的实用主义背景探讨[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4）.
[2]（加）哈罗德·A.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王怡红.人、关系及人本再造的命题[J].国际新闻界，2009（6）.
[4]陈月华.传播：从身体的界面到界面的身体[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3）.
[5]单波.面向交流的无奈：传播学自我救赎的路径[J].新闻大学，2012（2）.
[6]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07（4）.
[7]殷晓蓉.“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