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将“促进社会发展解决民生问题”列为 “十一五规划”第一年党政工作四个着力之一。种种迹象显示，执政党十七大将要召开的2007年，民生新政将成为新领导集体施政的最强音。
　　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新领导集体在人事上着力解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体制痼疾。无论是2006年开始推行的一正二副模式，以加强党对政的领导，还是2007年中纪委全会决定的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范围，都是为之提供保障。中国历史向来是：解决民生问题必先治官，今天亦不例外。
　　虽然，从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一系列转变就开始发生，从新发展理念的普及，思想观念的争论，甚至包括人事布局，人们无不发现转变的痕迹。但4年的工作，应该到了可以给出一些答案并做实的时候。因为，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新领导集体已经通过党规将自己的正式任期限定在10年之内。在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人们自然给予更多期待。
　　今日之解决民生问题，与历史相比，有诸多不同。首先是，历史上之民生多艰，多与国库空虚相伴随，这与近10年国家财政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翻番需要的年份甚至已经不到4年的情形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国家常常以抑制豪强来减轻穷贫小民负担，同时又可以充盈国库。今天，虽然不缺乏类似痕迹，但从各个管道推出的解决方案看，基本都以在政府财政里算盘子为主要特征。政府预算的透明化，也成为一种很强烈的社会情绪。政府预算支出如何改变，其中的部门歧见、利益之争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今日民生问题之复杂，远非历史所能比拟。笼统而言之，没有任何意义。其中有封闭运作，供应不足的情形；也有以收费直接等同于市场化的扭曲；更有政府弃责，民生问题陷入恶性体制折磨，人人厌之，但人人又不得不进行逆向竞争（比如看谁有关系）的情况。如医疗、教育等问题，恶性体制已经结出果实，有些所谓新体制也完全变形，信任几乎陷入崩溃境地。正如在银行领域体现的那样，政府买单（实际上也就是全民买单）势属必然。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要改变投向，还要为恶性体制买单。事情远非政府拿出钱来救贫扶弱那般简单。更不用说，其中还有重建道德底线之重任。
　　这样来看，如果政府权力之规范、预算支出之调整，不能下决心去做，民生新 政的压力可想而知。知易行却难。在现有基础上，政府进一步汲取社会财富的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其“溢出效应”产生的伤害就会进一步显现。在告别计划经济、命令经济的梦魇之后，大政府的梦魇有可能就会出现。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在民生新政时代，当人们每一次喊出我需要政府照看我什么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同时政府需要我干什么。后一个“问”，常常被忽略掉了。
　　让人充满乐观的是，无论是对执政党来说，还是对民众来说，社会建设的声誉正越来越与经济建设等量齐观。甚至有人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开放社会”的阶段。民间社会的成长，绝不是为政府拾遗补漏。她就像土壤，里面长出的是政治文明之花、商业文明之花。按说，我们对之是不陌生的。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礼失求诸野。中国历史文明之绵延，其根基就是其基本的社会结构及其伦理，是每一次王朝崩溃后秩序重建的源泉。所以也就有了现代中国革命即重建上部，贯通上部和下部之说。二战战败国的复兴，其社会根基（其组织能力、组织技巧、职业伦理等）尚在是重要原因之一。
　　民生新政给了民间社会成长的机会。政府放松管制也是可以预期的。关键是，民间社会要回答：我们要重塑什么样的新价值？找到与中国问题的契合点，她才不会只是附着的毛。所以，她的成长，在实证性内容（如组织的数量）之外，势必还驮着这样的重负前行：我们何以深受此前那样恶性的政治文化之花、商业文化之花的折磨？为改变它们，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事情？NGO的教科书是不会回答这个中国式问题的。它需要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