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與失散10年的亲生父亲重逢，我悄悄地打量着眼前的父亲：60多岁的父亲，瘦瘦的脸上长满了老年斑，身体折成似字母“C”的形状。我发现父亲每走十几步，都得停下喘口气，把身体尽力地向上伸直一下，马上又恢复原来勾头驼背的样子，继续往前挪动脚步。我猜想父亲是不是曾经得过一种很难治的病，导致他成了现在这样子。
　　山村的夏天，蚊子特别多，父亲要入睡了，我总担心蚊子会叮痛父亲的身体，于是用力挥舞着擦汗的毛巾，扫荡潜伏在父亲蚊帐内的蚊子。因为没经验，总赶不完赶来增援的蚊子部队，我索性把电灯关掉，爬上父亲的床铺，封锁蚊帐的入口，提着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搜捕在蚊帐里的蚊子。我笨手笨脚地与蚊子展开游击战，弄得满头大汗。父亲给我支了个打胜仗的方法：把灯罩的聚光圆圈不动声色地靠近蚊子扎营的地盘，对准悠闲的蚊子快速倾斜灯罩，蚊子受到了突然袭击，就乖乖地落进玻璃罩里了。
　　我按照父亲传授的战略，果然大获成功，我立马打开电灯，兴奋地数着横尸于煤油灯罩里面的蚊子。忽而，父亲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这些蚊子我不放在眼里，被它们叮到的地方只有痒的感觉而已，上战场打仗被子弹咬到腰，我都不当一回事。”
　　父亲的话激起我的好奇心，我追问道：“阿爸，您真打过仗呀！给我讲讲您打仗的故事呗！”
　　父亲沉默了一下，说：“年轻的时候，参加渡江战役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左腰不小心被敌人的子弹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我摸了摸父亲左腰间那块乌紫色的伤疤问：“阿爸，那时您被子弹打中，肯定很疼吧？”
　　父亲深吸一口气说：“打仗免不了会受伤，我这点伤痛不算什么。现在我还活着，能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我的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才是我感到最心痛的！如果他们能活过来该多好啊！”
　　父亲眼里噙着泪，从床底拉出一个小木箱，拿出3张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给我看。父亲指着一位高个子的人，说：“这是我立功荣获二等军功章的时候拍的。”我睁大眼睛，照片几乎贴上我的鼻尖，我要仔细看看年轻时候的父亲。父亲还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枚又一枚的军功章让我摸，我心里乐开了花，想不到我有一个上过战场的英雄父亲！父亲年轻时是一名老师，他热爱祖国，满腔热血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听了父亲讲他打仗的故事，从小就对解放军特别崇拜的我，觉得自己父亲特别伟大。
　　父亲的身体行动很不方便，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有时拄着拐杖去田地看庄稼，或者吩咐我带上工具挖坑种树。父亲常对我说，把树种好了，能减轻人们给大自然造成的伤害。
　　有一天，父亲接到去县城开会的通知，整个人显得特别开心！他兴奋得晚上都睡不踏实，起床的时间比太阳升起的时间还早。
　　父亲不断地催阿哥阿嫂和我快点起床，叮嘱阿哥给自行车打足气，又叮嘱我和阿嫂把择好的青菜洗干净，把带去开会用的米准备好。我不敢有半点马虎，跟着阿嫂完成父亲的指令。阿嫂把洗好的青菜挂在左边的车把上，把装有几斤米的小布袋放在右边的车把上，检查阿哥用厚布绑着的后座是否牢固，才放心地扶我的父亲坐上自行车的后座，看着阿哥蹬着车子带着父亲越行越远。
　　我很纳闷，父亲一个农民为何要去城里开会，还带米和青菜去？阿嫂似乎读懂了我的好奇心，笑着说：“等你哥晚上回来，你问他吧。”我只好盼望太阳快点落下山去。
　　太阳终于下山，父亲和阿哥回到家了。吃晚饭间，父子俩交谈甚欢。父亲说：“国家有新的好政策出台了，咱们农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当年15岁的我很不理解父亲开会回来为何如此开心。阿哥笑着说：“咱们的阿爸在部队就已经是老党员了，党和政府尊重老党员，有新的国家政策出台，首先通知老党员们开会。父亲去开会，肯定又可以见到各地方赶来参加会议的老战友们，他和老战友们相聚，当然开心了。”
　　阿哥告诉我，父亲于1955年复员，被安排去银行工作。因为他的腰在战场上负伤留下了后遗症，他不想给国家添负担，主动谢绝政府给他安排的工作，回家乡担任村部党支部书记。因为身体行动不便的原因，父亲后来又主动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默默地支持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工作，乐意当一名普通的农民自力更生。
　　阿哥说：“咱阿爸去开会，出于军人的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自己带米和菜去开会。”我听后，对父亲更是充满了敬意。
　　阿哥还说：“阿爸的话，咱们一定要牢记。”
　　弹指一挥间，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虽然陪伴在他身边的日子并不是很长，但是父亲那刚毅执着的精神一直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觉得父亲是一盏灯，这盏灯照亮我跟着共产党走的心，我如今也已是一名党龄14年的党员了。
　　著名女作家毕淑敏说：“没有人管你人生的意义，但如果你无法确定人生的意义，你将一辈子生活在无意义的状态里。”因此，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确定意义。”
　　我为自己的人生确定的意义是：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热爱祖国，一颗红心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
　　（摘自《三月三》）（责任编辑 史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