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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深秋的一天，为了检索一段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翻译家的旧事，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及手稿库查询资料。埋首故纸堆搜求时，我意外发现了一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袖抗战时期寄到美国的亲笔书信原件。
除此之外，同时还发现有抗战时期大量宋庆龄、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宋子文和其他当时活跃于中国政坛和国际间人物的书信及往还的原始文件，共180余箱资料。这批寄往美、英的抗战信件，其写作历时7年多，差不多横跨了抗战的全部岁月。
为什么这些珍贵书信和中共党史第一手原始资料，会来到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又为什么它们会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什么要给美国写信，他们这些信件是寄给谁、为什么寄，又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而写呢？
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這些信件的原始内容。这批信件中，最早映入我眼帘的是1938年周恩来的信，因为那上面“诺尔曼·白求恩”这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是我童年时在中国就人人皆知的名字啊！
“朋友们：
如我们几星期前写信所告知，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五台山地区给我们发来了无线电报，他和另一位志愿为我军做医务工作的外国医生理查德·布朗先生已经抵达那个地区。白求恩医生告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跟布朗医生一起已经在那儿施行了110多例手术。白求恩医生请求贵处能汇给他们一千美元为那个地区的医疗和手术器械所用。他请求将这笔款项寄到延安的马医生那儿。
我们多么希望能向贵处报告你处通知我们的那14箱医疗手术器材，已经来到了延安并被输送到了五台山地区！这14箱器材是红十字医疗救援委员会送给陕北战地医院的，有足够配备300到500张战地医院床位的手术设备和相应的医疗器械、敷料等。那样的话，白求恩和布朗医生的手术设备问题就会解决了。而此刻，我们将寻求其他办法来解决如何替代这14箱设备的问题。我们盼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设备来解决五台山地区的亟需。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千美元，八路军的设备和资金接收处是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马医生是延安的一个外国医生。您不能寄钱给他，因为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们在书信上、电报上和金钱收据上也不能写上他真正的名字。同时，我们也认为将金钱寄给个人是不恰当的。因此，请将贵处能支持白求恩医生的款项寄给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它会被用于我们五台山根据地的工作。
您的真诚的，
周恩来，八路军代表”
此信写于1938年8月4日，从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寄出。收信人是“美国援华委员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前身是美国反战和反法西斯同盟）”
紧接着，是毛泽东的信：
“亲爱的先生们：
史沫特莱女士通知八路军医疗服务处，七月份有一笔给八路军前线战地医院数目为650美元的款项，被付与了汉口市美国纽约花旗银行。八路军医疗服务处已知悉此事并收讫此款项。
七月份的余下款项被兑换成了中国货币2571.43元，正式的收据已经寄去。
我们也已经寄去了关于战地医院的初步详细报告。此后，我们会按月寄去逐月的报告。
八路军医疗服务处深愿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即将得到的巨大支持之诚挚谢意，并希望今后这样的帮助能够持续下去。这谢意不仅仅是发自医疗部，而且也发自那些伤员和承受苦难和需要您处帮助的人们那里。
送上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李富春”
这封信是从延安寄出的，美国收信人和地址跟周恩来的信一样。寄出时间是1938年8月20日，比周恩来信晚16天，可谓前后契合。显然，这两封信中间有呼应关系。
这些信是为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
抗战伊始，是中国军队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武器水平远高于自己的日寇，中国军队虽顽强抗敌但死伤惨重。那时全国的主要战争资源都控制在蒋介石政府手里，他们在刻意限制和封锁延安，不只是武器弹药，甚至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也封锁八路军根据地。当时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场，因为缺医少药造成军队伤员死伤惨重。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地区展开浴血奋战，后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但国共表面上的合作并不稳固，国民党政府控制着战争资源，处处掣肘八路军和新四军。
自1938年起，一些海外支援的中国抗战资源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宋庆龄呼号转徙，从欧美、东南亚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和广大华侨处获捐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材，并准备输送八路军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也到了八路军前线。但这批医药医疗器材的输送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扣留。毛泽东、周恩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信寄到美国，一方面是配合宋庆龄的努力，同时汇报、落实应用情况，以利下一步的行动。
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据考证，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两大国际组织在国外募捐约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它极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海外捐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当然会激怒蒋介石政府，于是有了对运往八路军的医疗器械的暗中扣留和阻挠。宋庆龄则指挥这些医药医疗器械绕道香港甚至越南等地运达八路军根据地。这显然增加了运输难度，且易引起国外捐赠者疑问。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正是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报告收款细节、资金使用情况，并表达了对这种支持的感念。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宋庆龄和她的工作团队如何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号转徙，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抗战以前那段凄风苦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岁月。那时，在旧中国有着一批特殊的人物暨“外国人”。这批人自晚清以来就在中国享受着特殊地位，扮演着特殊角色。因为享有“法外居民”的“特权”，他们利用这样的身份，也做过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
而宋庆龄所联系和打交道的，是其中最具正义感且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批国际友人。100多箱材料和记录文献里，我能读到宋庆龄如何发动华侨，策动海内外政治人物和国际知名人士替中国抗战呼吁，为伤兵、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妇女捐献救助款；如何事无巨细的叮咛、悉心安排每一步具体的行动计划。只有亲自浏览这些当年的书信，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爱国奇女子，知道为什么新中国会如此感激这个在共产党最困苦的时候跟他们相濡以沫的人。
（据《北京晚报》）
除此之外，同时还发现有抗战时期大量宋庆龄、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宋子文和其他当时活跃于中国政坛和国际间人物的书信及往还的原始文件，共180余箱资料。这批寄往美、英的抗战信件，其写作历时7年多，差不多横跨了抗战的全部岁月。
为什么这些珍贵书信和中共党史第一手原始资料，会来到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又为什么它们会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什么要给美国写信，他们这些信件是寄给谁、为什么寄，又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而写呢？
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這些信件的原始内容。这批信件中，最早映入我眼帘的是1938年周恩来的信，因为那上面“诺尔曼·白求恩”这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是我童年时在中国就人人皆知的名字啊！
“朋友们：
如我们几星期前写信所告知，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五台山地区给我们发来了无线电报，他和另一位志愿为我军做医务工作的外国医生理查德·布朗先生已经抵达那个地区。白求恩医生告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跟布朗医生一起已经在那儿施行了110多例手术。白求恩医生请求贵处能汇给他们一千美元为那个地区的医疗和手术器械所用。他请求将这笔款项寄到延安的马医生那儿。
我们多么希望能向贵处报告你处通知我们的那14箱医疗手术器材，已经来到了延安并被输送到了五台山地区！这14箱器材是红十字医疗救援委员会送给陕北战地医院的，有足够配备300到500张战地医院床位的手术设备和相应的医疗器械、敷料等。那样的话，白求恩和布朗医生的手术设备问题就会解决了。而此刻，我们将寻求其他办法来解决如何替代这14箱设备的问题。我们盼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设备来解决五台山地区的亟需。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千美元，八路军的设备和资金接收处是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马医生是延安的一个外国医生。您不能寄钱给他，因为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们在书信上、电报上和金钱收据上也不能写上他真正的名字。同时，我们也认为将金钱寄给个人是不恰当的。因此，请将贵处能支持白求恩医生的款项寄给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它会被用于我们五台山根据地的工作。
您的真诚的，
周恩来，八路军代表”
此信写于1938年8月4日，从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寄出。收信人是“美国援华委员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前身是美国反战和反法西斯同盟）”
紧接着，是毛泽东的信：
“亲爱的先生们：
史沫特莱女士通知八路军医疗服务处，七月份有一笔给八路军前线战地医院数目为650美元的款项，被付与了汉口市美国纽约花旗银行。八路军医疗服务处已知悉此事并收讫此款项。
七月份的余下款项被兑换成了中国货币2571.43元，正式的收据已经寄去。
我们也已经寄去了关于战地医院的初步详细报告。此后，我们会按月寄去逐月的报告。
八路军医疗服务处深愿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即将得到的巨大支持之诚挚谢意，并希望今后这样的帮助能够持续下去。这谢意不仅仅是发自医疗部，而且也发自那些伤员和承受苦难和需要您处帮助的人们那里。
送上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李富春”
这封信是从延安寄出的，美国收信人和地址跟周恩来的信一样。寄出时间是1938年8月20日，比周恩来信晚16天，可谓前后契合。显然，这两封信中间有呼应关系。
这些信是为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
抗战伊始，是中国军队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武器水平远高于自己的日寇，中国军队虽顽强抗敌但死伤惨重。那时全国的主要战争资源都控制在蒋介石政府手里，他们在刻意限制和封锁延安，不只是武器弹药，甚至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也封锁八路军根据地。当时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场，因为缺医少药造成军队伤员死伤惨重。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地区展开浴血奋战，后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但国共表面上的合作并不稳固，国民党政府控制着战争资源，处处掣肘八路军和新四军。
自1938年起，一些海外支援的中国抗战资源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宋庆龄呼号转徙，从欧美、东南亚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和广大华侨处获捐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材，并准备输送八路军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也到了八路军前线。但这批医药医疗器材的输送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扣留。毛泽东、周恩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信寄到美国，一方面是配合宋庆龄的努力，同时汇报、落实应用情况，以利下一步的行动。
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据考证，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两大国际组织在国外募捐约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它极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海外捐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当然会激怒蒋介石政府，于是有了对运往八路军的医疗器械的暗中扣留和阻挠。宋庆龄则指挥这些医药医疗器械绕道香港甚至越南等地运达八路军根据地。这显然增加了运输难度，且易引起国外捐赠者疑问。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正是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报告收款细节、资金使用情况，并表达了对这种支持的感念。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宋庆龄和她的工作团队如何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号转徙，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抗战以前那段凄风苦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岁月。那时，在旧中国有着一批特殊的人物暨“外国人”。这批人自晚清以来就在中国享受着特殊地位，扮演着特殊角色。因为享有“法外居民”的“特权”，他们利用这样的身份，也做过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
而宋庆龄所联系和打交道的，是其中最具正义感且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批国际友人。100多箱材料和记录文献里，我能读到宋庆龄如何发动华侨，策动海内外政治人物和国际知名人士替中国抗战呼吁，为伤兵、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妇女捐献救助款；如何事无巨细的叮咛、悉心安排每一步具体的行动计划。只有亲自浏览这些当年的书信，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爱国奇女子，知道为什么新中国会如此感激这个在共产党最困苦的时候跟他们相濡以沫的人。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