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纽约客》杂志上，忽然刊发了一篇署名“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谢谢你的火》（Thank You for the Light）。这是菲茨杰拉德1936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只有五千多个英文单词，用打字机打在一页纸上。尽管1921年菲茨杰拉德初入文坛时，人生光环已加诸一身：英俊潇洒的外表，那双澄澈的明眸里荡漾着万种风情；不世出的文学才华，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在1920年出版，首印3000册，三天卖光，之后一年再版12次，总共卖出49000册，即使放到当下也绝对是偶像级“畅销作家”；在一堆世家子弟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女神泽尔达的芳心……但作为《纽约客》的长期作者，在他成名十多年之后所写的这个短篇，竟然被该刊退稿了！于是这部手稿之后再未示人。一直到近十年前，菲茨杰拉德的孙辈公开拍卖了这页稿纸，后被一位文学爱好者获得。这位文学爱好者带有挑衅性质地再次将小说寄给《纽约客》，请编辑重新评判。结果是，时隔76年后，《纽约客》终于刊登了这篇作品，并且燃起了读者们的一拨“回忆杀”，许多人重新拾起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以及当年读他作品时的青春岁月。
　　其实就故事构思来说，《谢谢你的火》堪称精妙，一个四处旅行的内衣女销售，在辛苦而漫长的一天结束后，想停下来抽支烟放松身心，但在更为保守的美国中西部，女人抽烟是非常败坏形象的。隐忍良久，她来到一处教堂内略作歇息，在圣母的神龕前朦胧睡去，醒来时发觉指间的香烟已在燃烧。她喃喃地感谢圣母用那一星火光，给予她暂得休憩的温暖和慰藉。《纽约客》最初拒绝这个故事是因为它的宗教倾向，以及“过于奇特，与我们印象中的【菲茨杰拉德】截然不同，实在太具戏剧性了。”因而更确切地说，《谢谢你的火》不是不好，而是不符合编辑们评判菲茨杰拉德的“好”作品的标准。
　　自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19年以职业作家出道一炮而红，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就对他形成了“爵士时代”作家的刻板印象。编辑都希望看到他写出标准的罗曼司，穷苦的男孩追求富家女、各种派对、魅惑以及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
　　当时大众杂志的时尚编辑们想要的就是他始终依循“套路”创作，写点“大团圆”结局的佳偶天成的故事——化用一句网络流行语，你只需负责岁月静好，让别人去负重前行吧！
　　然而，世界变了，菲茨杰拉德也在变。物有成毁、美不常在，谁又能始终在某一个既定的人物设定里不崩坏呢？尤其是内心敏感丰富、无法忍受一成不变、怀有更为辽阔的文学理想的菲茨杰拉德，尤其他面临的时代又有战争频仍、经济萧条的大动荡，尤其在金童玉女的完美爱情的背面，不断泛起肉体与精神的沉疴隐痛。
　　……没有特别迹象表明我会写更多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1925年我刚开始写作，就被贴上了“青春作家”的标签。从那时起我写了很多关于青春爱情的故事。这种故事写着写着，难度就增加了，也渐渐缺乏诚意。如果同一类作品我能写上三十年的话，不是一位奇才就是蹩脚的专栏写手。
　　我知道读者就希望看到我写些青春故事，但是我的创作源泉日趋干涸，想来还是明智点，不要坐等它枯竭，还是要开掘新的源泉，新的风格……然而，数不胜数的编辑还是把我和热衷追求年轻姑娘的兴趣联系起来——到了我这种年纪，兴趣可能顶多就是在吧台后面过过眼瘾了。
　　差不多1936年起，菲茨杰拉德可谓进入了“崩溃”时刻，接连而至的挫败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摔伤了胳膊无法亲自提笔工作，抽烟酗酒过度导致身体机能严重衰退，母亲去世时自己不在场令他深感愧疚，沉湎于跟频繁进出精神病治疗所的泽尔达追忆“混杂着悲伤的快乐时光”，还有要命的财务状况窘迫。最为脆弱的时候甚至一篇不友善的批评文字就导致他服药过量……友人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最富于悲剧色彩的时刻——如果你想要崩溃、粉身碎骨，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正是这番境遇令真正的艺术家与平庸写手高下立现：当认出风暴时，菲茨杰拉德没有落入深渊，而是激动如大海——崩溃时刻同样是他的“自省”时刻。他自状其过，以令人震惊的客观态度无情地解剖、深刻地反省着自己的过去，探查自己性格中的诸多缺点，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给《星期六晚报》的那些文字越来越垃圾了，里面投入的真心也越来越少——说起来挺奇怪的，我在第一篇垃圾文字里还全心投入呢。……如果能赚到钱，我原本很早就可以写下这个故事的——我尝试写电影剧本，却不太成功。人们似乎无法认识到，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创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他坚决地开始了新题材的开掘、新风格的尝试，努力培养新的自我，成为更自觉的艺术家，“利用自己具备的全部天赋、控制自己拥有的全部力量，为了更好的目的，更干净利落、踏实坚定地利用能量”。就连饱受异常情绪的折磨，但在艺术领域认知依然清晰的泽尔达也宽慰他说：“如果这只是一份苦差事，只需要你‘重新排列组合把故事重说一遍’的技术——那就回家吧，亲爱的。”
　　但在跟汤姆·沃尔夫的通信中，对方感同身受地提醒他：“我要失去我或许曾经获得的那一丁点名誉，要去倾听和了解，再一次在沉默中忍受所有质疑、毁谤和嘲笑，那些他们在你死前就迫不及待读给你听的验尸报告。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也是。我们以前都经历过。我们知道这是平淡无奇却简单得要命的事实。”沃尔夫说得没错，相比早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绮丽文字，菲茨杰拉德反而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成熟状态后，更为频繁地收到退稿信。当菲茨杰拉德开始走近自身，唏嘘对婚姻的失望以及情绪崩溃之后一无所有的虚妄，再现大萧条时期贫困、丑陋、浅薄的真实纽约城，剖陈并调侃自身的寂寞、孤苦和潦倒时，同时代的读者们开始远离他。跟《谢谢你的火》的遭遇一样，编辑们觉得这些故事元素出现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太过“违和”——如果说战争与鲜血在海明威的小说里可以接受，那由菲茨杰拉德写出来就让好些杂志女编辑“差点晕厥”。编辑的退稿，预示了读者的失望，读者们同样在回避一个事实，青春貌美多才多金的完美之人有朝一日也会千疮百孔。“百合花腐烂时，比野草更臭得难受。”莎士比亚的这句诗叫人心折骨惊，却也是不容辩驳的残酷事实。 　　那些退稿后长久搁置于抽屉中的故事，在作者去世七八十年后才经人整理，形成了由“最后一批存世的可以被认定为出自菲茨杰拉德之手的小说”组成的作品集，并以其中一篇的标题《我愿为你而死》作为书名。从菲茨杰拉德跟他长期的文学经纪人哈罗德·奥伯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其中好些篇章是非常钟爱也充满自信的，一直希望它们能够按照他最初的构想和完整的篇幅发表。他很看重自己的努力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尊重和经济回报。海明威甚至讽刺过菲茨杰拉德“对有钱人怀着不无敬畏的罗曼蒂克之感”，虽然说者无心，却对他造成了不可弥合的心理伤害。
　　但无论它们是否达到菲茨杰拉德本人或其他人的预期，当被集合起来时，都显示了他不断增长的带有创造性的自由，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于大众期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标签式作品或服从传统规则和要求的狂热抗拒。《噩梦》里，他设置了一个“黑色幻境”，用已经对其真面目了如指掌的私立精神病院为背景，来解决一个人生疑问：到底是谁“疯了”？精神健全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谁在下这个判断。当然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这部作品也是一种愿望的实现，让他在想象中被某个理智健全之人从谵妄和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愿为你而死》中的“老男人”德兰努科斯和亚特兰大这对组合，就好似作者的两个分身，一个前程远大的美丽女演员，却不知不觉为年长男子历经世事、疏离淡漠的特质所吸引，然而德兰努科斯已把自己與世事的真相看得太穿，面对亚特兰大青春逼人的热忱趋近，除了选择死亡来逃避别无他法；而在《越位》中，菲茨杰拉德用既明快又充满黑色幽默的口吻，明快又忧伤地讲述了欺骗、谎言、性以及常春藤联盟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的各种堕落……在这些满是遗憾的故事里，菲茨杰拉德依然能“赋予一句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短语以魔力”（麦克斯维尔·珀金斯语），早期散文中那纯净而精确、宝石般雕琢的句子和优雅的语言仍旧时时闪现，同时还注入了好莱坞剧本创作经历带来的银幕场景和镜头感。
　　当人生陷入危机，比起善良的、正直的、有远见、智慧的，也许感情奔放、猛烈、意志强悍这些品质，更能支撑一个人的精神。在经历了情感、精神、肉体的多重大起大落之后，还好，菲茨杰拉德依旧对文学满怀深隋：
　　不过在写出了这么多作品之后，被彻底湮没也是不公平的。就算现在，没有一部出版的美国文学作品不稍微受到我的影响的——话不说那么满吧，我是有原创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