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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区房入学凭证是水电费单据,而中国则是房产证。这说明了美国学区制秉承的是一种纯粹的就近原则,而中国实际上则是有产原则。如果推出一平米的学区房户型,在中国一定抢购一空,而在美国肯定无人问津,区别就在这里。
草原上的牧羊人,最清楚哪个季节哪里的水草最为丰美。他们赶着羊群追逐着水草迁徙,这样的生活浪漫而悠闲。与此类似的是当代学子们的家长,他们对学校的优劣具备牧羊人对水草一样的敏锐嗅觉,在学区制的框架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加理想的教育逐校而居,无论为此付出何等代价都在所不惜。由此催生了独特的学区经济现象,这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条,其中受益最大的当属房地产行业,学区房的房子从来不愁销路,而且也几乎没有跌价之虞,即使在行业的寒冬之中也依然火热。
中国的学区房带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色彩,房产证作为入学通行证表征出中国的教育资源稀缺与非合理性配置的问题,学区制造就了高价学区房,学区房则强化了财富差异之下的阶层分化。在中国的城市中,一街之隔,而房价相差上万并非什么稀有现象,当卖房者美滋滋地数钱的时候,卖房者在满怀憧憬地焦灼着,既憧憬着孩子的美好未来,也憧憬着下一棒的接力者冲上来时自己数钱的情景,而令他们焦灼的则是学区房的拥挤、狭小,买房的高额负债,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运气差者还会遭遇恶意拖延过户而耽误孩子入学的烦恼。
学区房不仅仅是中国的独有现象,海外也有学区房。而当留学、移民潮再度汹涌,海外置业也被提上日程,学区房的热度被延伸至海外,不过海外的学区房因其体制和社会背景的特点,有着与国内并不一样的价值规律。对于有海外置业打算的人们而言,无论是为了自用还是投资,都应该摸清其中的门道。
学区制探源
学区制源于美国,美国的学区制属于教育行政上的学区,一区中包含多所小学,其学区内仍设每所小学的入学区。美国的地方教育是由公众共同主办的,一切组织与行政都以便利公众为依归,诸如学区的划定与调整、新学校的建立,都以能够使儿童受到充分和便利的教育为准则。学区在美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权利”。各个学区都会依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符合本学区需要的教育政策决定。美国的现行学区制度起源于1789年麻州通过的州宪法,该法规定由地方政府成立“学校委员会”,由其负责本管辖区的教育事务。1826年,该法修正,将“学校委员会”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并赋予其独立的教育行政权以及决定与征收教育税的权力。
学区由多个部分组成,通常包含一个教育决策部门,一个教育行政部门,以及若干所公立学校。教育决策部门通常指的是“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代表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受居民委托,依法决定学区内有关中小学教育、教学政策,例如:中小学教育税税率、教育预算、学校设置、课程内容等,并担负督导教育行政单位的职责。教育行政部门通常由“教育局长”及其所属的行政人员组成,其职责为负责学区内的教育行政运作并督导学区内学校的教学运作,学区内各个中小学的校长通常由学区教育委员会任命。在美国,学区的独立性很强,不受地方行政及立法机构的干预。而且,学区不仅有行政权,也有立法权,负责决定地方公立中小学教育事务的教育立法。每个学区通常包括一所到若干所公立学校。学区教育委员会将各个中小学按照区域划定学生入学区域,与中国相类似,学区学生以邻近区域就近入学为原则。
我国所采取的学区制度主要是借鉴美国。早在1922年即采用美式6-3-3-4模式,解放后沿用下来。随着社会发展,学区划分不断合理化,依据公平、就近和均衡发展的原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但原则是一回事,而现实情况是另一回事,因为总体的教育资源稀缺,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是件难事,所谓公平、公正与公开也只是停留在纸上的宣言而已。对于更加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成为新的社会热点,有钱才能上好学校成为中国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教育资源之争也成为一种新的等级分化工具。当然其中有既得利益者,也有无可奈何者和奋不顾身者。只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中国还是稀缺的,那么公平就只能是相对的,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市场去自动调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口号,更是经济决定论者的冷酷,这显然有些不负责任。
美国学区房与儿童教育
只要手上有好的学区房源,卖房中介们肯定不会在广告上漏过“好学区”的字样。定居纽约数十年的资深物业管家沈克明就为儿子的读书问题搬过家。前些年,读六年级的儿子从国内去了美国,当时沈克明住的地方“学区一般”,还好他的妹妹在森林小区有套房子,对应的学校是第196中。每年纽约市教育部门都会在下半年发布年度“学校进度报告”,对1040所公立中小学进行评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校排行榜,第196中这几年在这份排行榜上一直排在第11位。
在美国所有的居住区都是有相应的学区划分的。学区所在学校的名声,决定了学区的好坏,也决定了学区所在地房价的高低。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在好学区和差学区的价格甚至可能相差一倍。
那如何来判断好的学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纽约市教育部门公布的这个年度学校排名,这份排行榜通常有3个指标:学校环境,其中包括学生出席率,占总分的15%;学生表现,其中初中和小学根据学生英语和数学州会考成绩衡量,而高中则根据学生毕业率衡量,占总分的30%;学生进步,包括学校是否有效地帮助学生在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历史等科目取得进步,占总分的55%。
其实,还有很多人们心理上的评价指标。比如周围的居民特色,通常都认为犹太人重视教育,他们宁可不修路,也会保证学校的投入,所以犹太人聚居地往往都是不错的学区,后来这样的荣誉又逐渐扩展到了华人和印度人群聚居处。但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城市,一些交通方便生活便利离市中心很近的社区,往往不是好学区,那里房子便宜,居住的人群往往都是不太重视子女教育的黑人,或者在中餐馆打工的华人们。
沈克明选择第196中有很多理由,而地区背景肯定是很重要的因素,森林小区是纽约最早的英国移民中心,那边的街道就叫奥斯丁大街,至今都保持着浓厚的欧洲小镇特色,早年居民们大多是欧洲移民,80年代后俄罗斯和中国移民增多,相对来说非洲后裔不多。
“我买不起那边的房子,但可以租在那边。纽约65%的人都是租房的,只要学生住在那个地区就可以入读那边的公立学校,只要可以提供父母在那边居住时使用的水电费账单、信件地址或者与房东的租房合约就可以了。”沈克明说。
入读条件看上去简单,于是很多人想出了以亲戚朋友的名义甚至用伪造证件跨学区就读的方法。翟华在《东方文化西方语》一书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好学区的房子比较贵,很多华人并没有条件到好学区居住,于是就弄虚作假,“这样是违反法律的,曾经纽约州有一对华人夫妇就因此被法院判1万美元的罚款和15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儿子在那边入读一年半后,沈克明因为工作原因搬家了,“小孩还可以在那所学校读书。”每天早上,沈克明开车送儿子上学,大约开上10分钟的路程;晚上,儿子就乘班车回家。因为新家离学校有3公里,纽约市交通部门就给儿子下发了一张交通卡。
美国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不太多,其他小城市的交通部门通常都是用“黄色校车”来解决学生的交通问题,纽约也有“黄色校车”,还不够用,政府部门就利用上了纽约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地铁和公交)。凭此交通卡,家境贫困的纽约孩子可以免费乘车,一般家庭的孩子上车也可以打个半价。
好学区很容易和富人区挂上钩,但是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的学区制度相对比较公平,每个社区的教育质量是由社区居民自己买单的。在美国买房每年都要交1%~3%的地税,很多人买不起好学区的房子可能就因为每年都必须支出的这笔费用。这笔费用是交给地方而非联邦政府的,而地方政府基本将其投入在了学校和公共设施上,以同属纽约州的纽约和长岛两市举例,纽约市往往将其中的20%~30%投入到教育部门,长岛市投入的比例甚至达到了40%~50%。
在美国部分城市,有些纯居住区的学区居民还要交纳额外的学区费,因为这些高级住宅区内没有大型的商业和企业,居民就要多承担一些教育经费。有些社区有着企业和大商场,政府有足够的税源,居民负担就会小点。
期待教育均衡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学区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美国的学区房入学凭证是水电费单据,而中国则是房产证。这说明了美国学区制秉承的是一种纯粹的就近原则,而中国实际上则是有产原则。如果推出一平米的学区房户型,在中国一定抢购一空,而在美国肯定无人问津,区别就在这里。
高价学区房、天价择校费的结果将形成一个循环:富人的孩子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将来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文化优势,可能会变得更加富有,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望校兴叹,指望通过子女教育来改变家庭未来的父母们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长此以往,一种以财富为准则的阶层就会形成。
在这样的现状下,完全靠社会和市场自我调节的话,必然造成更多的不公平,诱发更多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与社会进步相背离的东西,所以,政府必须出面,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为教育均衡化、教育资源的拓展和优化配置来实行调控。
一些专家认为,即便实行教育均衡化以后,学区房现象仍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只是其意义将与目前不同。在一些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依旧会存在择校现象,家长的关注点会从学校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等传统考虑因素转变到学校特色、本任校长个人风格等方面。
目前公办小学普遍都实行“校长责任制”,校长推行的改革方针能左右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特色。当有一天家长的择校考量不是出于对教育资源的争夺,而是基于对孩子兴趣、个性以及天赋的综合分析,趋向一种更加理想的教育格局。发展是硬道理,而社会公平与和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为了发展而牺牲公平,这种发展是否有意义就值得反思。
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长而言,房子的属性取决于它属于哪个学区,而不是它自身的品质。
当留学、移民潮再度汹涌,
海外置业也被提上日程,学区房的
热度被延伸至海外,不过海外
的学区房因其体制和社会背景的特点,
有着与国内并不一样的
价值规律。
如果这样的握手是真诚的,孩子的未来就将是光明的。
林立的大厦里不仅内含安居的渴望,更纠结着望子成龙的企盼。
草原上的牧羊人,最清楚哪个季节哪里的水草最为丰美。他们赶着羊群追逐着水草迁徙,这样的生活浪漫而悠闲。与此类似的是当代学子们的家长,他们对学校的优劣具备牧羊人对水草一样的敏锐嗅觉,在学区制的框架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加理想的教育逐校而居,无论为此付出何等代价都在所不惜。由此催生了独特的学区经济现象,这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条,其中受益最大的当属房地产行业,学区房的房子从来不愁销路,而且也几乎没有跌价之虞,即使在行业的寒冬之中也依然火热。
中国的学区房带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色彩,房产证作为入学通行证表征出中国的教育资源稀缺与非合理性配置的问题,学区制造就了高价学区房,学区房则强化了财富差异之下的阶层分化。在中国的城市中,一街之隔,而房价相差上万并非什么稀有现象,当卖房者美滋滋地数钱的时候,卖房者在满怀憧憬地焦灼着,既憧憬着孩子的美好未来,也憧憬着下一棒的接力者冲上来时自己数钱的情景,而令他们焦灼的则是学区房的拥挤、狭小,买房的高额负债,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运气差者还会遭遇恶意拖延过户而耽误孩子入学的烦恼。
学区房不仅仅是中国的独有现象,海外也有学区房。而当留学、移民潮再度汹涌,海外置业也被提上日程,学区房的热度被延伸至海外,不过海外的学区房因其体制和社会背景的特点,有着与国内并不一样的价值规律。对于有海外置业打算的人们而言,无论是为了自用还是投资,都应该摸清其中的门道。
学区制探源
学区制源于美国,美国的学区制属于教育行政上的学区,一区中包含多所小学,其学区内仍设每所小学的入学区。美国的地方教育是由公众共同主办的,一切组织与行政都以便利公众为依归,诸如学区的划定与调整、新学校的建立,都以能够使儿童受到充分和便利的教育为准则。学区在美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权利”。各个学区都会依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符合本学区需要的教育政策决定。美国的现行学区制度起源于1789年麻州通过的州宪法,该法规定由地方政府成立“学校委员会”,由其负责本管辖区的教育事务。1826年,该法修正,将“学校委员会”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并赋予其独立的教育行政权以及决定与征收教育税的权力。
学区由多个部分组成,通常包含一个教育决策部门,一个教育行政部门,以及若干所公立学校。教育决策部门通常指的是“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代表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受居民委托,依法决定学区内有关中小学教育、教学政策,例如:中小学教育税税率、教育预算、学校设置、课程内容等,并担负督导教育行政单位的职责。教育行政部门通常由“教育局长”及其所属的行政人员组成,其职责为负责学区内的教育行政运作并督导学区内学校的教学运作,学区内各个中小学的校长通常由学区教育委员会任命。在美国,学区的独立性很强,不受地方行政及立法机构的干预。而且,学区不仅有行政权,也有立法权,负责决定地方公立中小学教育事务的教育立法。每个学区通常包括一所到若干所公立学校。学区教育委员会将各个中小学按照区域划定学生入学区域,与中国相类似,学区学生以邻近区域就近入学为原则。
我国所采取的学区制度主要是借鉴美国。早在1922年即采用美式6-3-3-4模式,解放后沿用下来。随着社会发展,学区划分不断合理化,依据公平、就近和均衡发展的原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但原则是一回事,而现实情况是另一回事,因为总体的教育资源稀缺,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是件难事,所谓公平、公正与公开也只是停留在纸上的宣言而已。对于更加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成为新的社会热点,有钱才能上好学校成为中国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教育资源之争也成为一种新的等级分化工具。当然其中有既得利益者,也有无可奈何者和奋不顾身者。只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中国还是稀缺的,那么公平就只能是相对的,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市场去自动调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口号,更是经济决定论者的冷酷,这显然有些不负责任。
美国学区房与儿童教育
只要手上有好的学区房源,卖房中介们肯定不会在广告上漏过“好学区”的字样。定居纽约数十年的资深物业管家沈克明就为儿子的读书问题搬过家。前些年,读六年级的儿子从国内去了美国,当时沈克明住的地方“学区一般”,还好他的妹妹在森林小区有套房子,对应的学校是第196中。每年纽约市教育部门都会在下半年发布年度“学校进度报告”,对1040所公立中小学进行评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校排行榜,第196中这几年在这份排行榜上一直排在第11位。
在美国所有的居住区都是有相应的学区划分的。学区所在学校的名声,决定了学区的好坏,也决定了学区所在地房价的高低。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在好学区和差学区的价格甚至可能相差一倍。
那如何来判断好的学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纽约市教育部门公布的这个年度学校排名,这份排行榜通常有3个指标:学校环境,其中包括学生出席率,占总分的15%;学生表现,其中初中和小学根据学生英语和数学州会考成绩衡量,而高中则根据学生毕业率衡量,占总分的30%;学生进步,包括学校是否有效地帮助学生在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历史等科目取得进步,占总分的55%。
其实,还有很多人们心理上的评价指标。比如周围的居民特色,通常都认为犹太人重视教育,他们宁可不修路,也会保证学校的投入,所以犹太人聚居地往往都是不错的学区,后来这样的荣誉又逐渐扩展到了华人和印度人群聚居处。但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城市,一些交通方便生活便利离市中心很近的社区,往往不是好学区,那里房子便宜,居住的人群往往都是不太重视子女教育的黑人,或者在中餐馆打工的华人们。
沈克明选择第196中有很多理由,而地区背景肯定是很重要的因素,森林小区是纽约最早的英国移民中心,那边的街道就叫奥斯丁大街,至今都保持着浓厚的欧洲小镇特色,早年居民们大多是欧洲移民,80年代后俄罗斯和中国移民增多,相对来说非洲后裔不多。
“我买不起那边的房子,但可以租在那边。纽约65%的人都是租房的,只要学生住在那个地区就可以入读那边的公立学校,只要可以提供父母在那边居住时使用的水电费账单、信件地址或者与房东的租房合约就可以了。”沈克明说。
入读条件看上去简单,于是很多人想出了以亲戚朋友的名义甚至用伪造证件跨学区就读的方法。翟华在《东方文化西方语》一书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好学区的房子比较贵,很多华人并没有条件到好学区居住,于是就弄虚作假,“这样是违反法律的,曾经纽约州有一对华人夫妇就因此被法院判1万美元的罚款和15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儿子在那边入读一年半后,沈克明因为工作原因搬家了,“小孩还可以在那所学校读书。”每天早上,沈克明开车送儿子上学,大约开上10分钟的路程;晚上,儿子就乘班车回家。因为新家离学校有3公里,纽约市交通部门就给儿子下发了一张交通卡。
美国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不太多,其他小城市的交通部门通常都是用“黄色校车”来解决学生的交通问题,纽约也有“黄色校车”,还不够用,政府部门就利用上了纽约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地铁和公交)。凭此交通卡,家境贫困的纽约孩子可以免费乘车,一般家庭的孩子上车也可以打个半价。
好学区很容易和富人区挂上钩,但是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的学区制度相对比较公平,每个社区的教育质量是由社区居民自己买单的。在美国买房每年都要交1%~3%的地税,很多人买不起好学区的房子可能就因为每年都必须支出的这笔费用。这笔费用是交给地方而非联邦政府的,而地方政府基本将其投入在了学校和公共设施上,以同属纽约州的纽约和长岛两市举例,纽约市往往将其中的20%~30%投入到教育部门,长岛市投入的比例甚至达到了40%~50%。
在美国部分城市,有些纯居住区的学区居民还要交纳额外的学区费,因为这些高级住宅区内没有大型的商业和企业,居民就要多承担一些教育经费。有些社区有着企业和大商场,政府有足够的税源,居民负担就会小点。
期待教育均衡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学区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美国的学区房入学凭证是水电费单据,而中国则是房产证。这说明了美国学区制秉承的是一种纯粹的就近原则,而中国实际上则是有产原则。如果推出一平米的学区房户型,在中国一定抢购一空,而在美国肯定无人问津,区别就在这里。
高价学区房、天价择校费的结果将形成一个循环:富人的孩子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将来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文化优势,可能会变得更加富有,而穷人的孩子只能望校兴叹,指望通过子女教育来改变家庭未来的父母们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长此以往,一种以财富为准则的阶层就会形成。
在这样的现状下,完全靠社会和市场自我调节的话,必然造成更多的不公平,诱发更多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与社会进步相背离的东西,所以,政府必须出面,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为教育均衡化、教育资源的拓展和优化配置来实行调控。
一些专家认为,即便实行教育均衡化以后,学区房现象仍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只是其意义将与目前不同。在一些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依旧会存在择校现象,家长的关注点会从学校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等传统考虑因素转变到学校特色、本任校长个人风格等方面。
目前公办小学普遍都实行“校长责任制”,校长推行的改革方针能左右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特色。当有一天家长的择校考量不是出于对教育资源的争夺,而是基于对孩子兴趣、个性以及天赋的综合分析,趋向一种更加理想的教育格局。发展是硬道理,而社会公平与和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为了发展而牺牲公平,这种发展是否有意义就值得反思。
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长而言,房子的属性取决于它属于哪个学区,而不是它自身的品质。
当留学、移民潮再度汹涌,
海外置业也被提上日程,学区房的
热度被延伸至海外,不过海外
的学区房因其体制和社会背景的特点,
有着与国内并不一样的
价值规律。
如果这样的握手是真诚的,孩子的未来就将是光明的。
林立的大厦里不仅内含安居的渴望,更纠结着望子成龙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