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哪里来的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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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见深,年号成化,庙号宪宗,明朝第八位皇帝。在位期间四海升平,虽有几次民变却无损大局,基本无大事可叙。气候有点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朱见深实在是一个平平淡淡、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皇帝。但是,看似平常的表象,细究起来底下又藏着许多非常有趣的东西。

  朱見深曾两度为太子,最终还能君临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如此独特的经历,都是拜吊诡的命运所赐。
  一四四九年八月,朱见深的父亲,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兵溃土木堡被俘。皇太后孙氏命朱祁镇异母弟朱祁钰监国,立三岁的朱见深为太子。一个月之后,朱祁钰即皇帝位,就是代宗,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一四五○年,太上皇朱祁镇还京师,居南宫。所谓“居”,其实就是被代宗朱祁钰软禁。皇帝被俘虏之后,还能安全返回,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一四五二年,朱祁钰废六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皇太子朱见济死了。
  一四五六年十二月,代宗朱祁钰病重。群臣议论复立朱见深为太子。
  一四五七年正月,大臣石亨、徐有贞等认为“皇帝在宫,奚事他求”,复立太子不如拥英宗复位,且功劳无量,是谓“夺门之变”。政变也就是夜间几个时辰的事,一转眼,龙椅上换了人。英宗时隔七年,两度为皇帝,这在历史上又是绝无仅有的。三月,英宗复立十一岁的朱见深为太子。
  朱见深十八岁时,英宗崩,这一次他才真正彻底地失去了父亲。英宗崩时,只有三十八岁。
  朱见深就像顽童手中的玻璃弹珠,被放在火上烤,烤完放在冷水里“呲—”,“呲”完之后继续放在火上烤……如此几番折腾。


  立太子,遵守嫡长子制,所谓“立长不立贤”。土木堡之变被俘时,英宗无嫡子,留下三个婴儿皇子,均是庶出。长子朱见深虚岁三岁,真正算起来仅一岁零十个月。在兵荒马乱之中,皇太后孙氏立朱见深为太子。
  对朱见深来说,他在最需要父爱的童年,却“失去”了父亲。他身为太子,龙椅上却坐着叔父。在懵懵懂懂之中,他该如何理解这件如此诡异的事。

  有人统计过,权力巨大、荣耀无比的中国皇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况最差;非正常死亡比例高;由于生命质量差,生存压力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张宏杰《坐天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如果统计一下太子的命运,也会是同样让人唏嘘。童年的朱见深无疑会慢慢地感受到从四周蔓延而来的,无形的焦灼与压力。
  举一个相似的例子。清朝末年,慈禧是从奕譞身边夺走他四岁的儿子载湉,即光绪帝。张宏杰在《坐天下》一书中用悲悯的笔调形容光绪: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的体现。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呈现着人类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简单平凡的亲情。“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
  上面这段话同样适合朱见深。朱见深也是在相似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在同样的紫禁城,在同样的年纪,也“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也用恐惧的眼神偷偷看着自己的亲戚。


  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为,无助、脆弱的儿童会觉出世界存在潜在威胁的所有负面影响力,因为害怕这种潜在的危险,同时为了获得安全感,便会形成某种神经质的倾向来对抗着世界。我们可以把口吃划入神经质的研究范围,而我发现,这应该也是不少人在儿童时期变成口吃的重大诱因。
  身在帝王家的儿童同样受到这种负面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他们受到比普通儿童更大的压力。盘点中国历史,口吃的帝王并不少见,如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司马氏阴冷的眼神;北齐第二任皇帝高殷,被他父亲文宣帝高洋抽打成口吃;北齐后主高纬,他在军中口吃发作时,就本能地用大笑救场。
  如果我们把范围稍稍扩大,发现口吃的王族也不少见:鲁恭王刘余,汉景帝之子,就是为扩建宫室,破孔子之宅,得古文经,开后世今古文经学之争的那位;明朝王族八大山人朱耷,他有一闲章曰“口如扁担”,是难言之意。这些人同样受“负面影响力”的影响而变成口吃。
  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之下,童年的朱见深和光绪都变成了口吃。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认为:“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哪一方面,(光绪)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故宫出版社2019年)实际上,我认为光绪的口吃可能不是先天的,而是被冷漠而威严的慈禧活活吓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相似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朱见深和光绪虽然都变成了口吃,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读帝师翁同龢日记,我们会发现印象里清秀、文弱的光绪,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性格非常矛盾。而朱见深的性格相对来说却很宽和。
  何以故?也许是因为不同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困境,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信息交互方式。好比悲伤的人不一定都流泪。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分析悲伤的各种举动,触摸其受挫的情感、欲望与恐惧的深处,抵达其内心深处的幽暗小径,再从这条小路上推演,庶几可以八九不离十。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君相异禀”条目记载:
  宪宗皇帝玉音微吃,而临朝宣旨,则琅琅如贯珠。近年新安许文穆公(许国)头岑岑摇,遇进讲取旨,则屹然不动,出即复然。乃知君相天赋,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测。
  朱见深在临朝宣旨时,犹如背课文,因为事先诵读熟了,所以能“琅琅如贯珠”,至于召见大臣、商议朝政,临时应对,那就麻烦了。所谓“君相天赋,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测”,不知道是沈德符的曲笔,还是他真的如此认为。
  一四六四年,也就是朱见深即位后的第一年,大臣在奏疏中提出应开经筵,要求皇帝风雨寒暑不废,日御文华殿,午前讲学,午后论治,且礼仪繁琐。对朱见深来说,真是一场折磨。一四六七年,大学士刘定之请经筵照例赐宴,“毋烦玉音”,但是最终“君臣之间无一词相接”。
  与朱见深同时代,在朝廷为官的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次上朝,诸司奏事,“事当准行者,上以是字答之”。也就是说,朱见深把不得不回答的词句尽量压缩到字数最少。成化十六七年間,“上病舌涩”(皇帝得了烂舌头),连说个“是”都很困难,鸿胪寺卿施纯马上揣摩到了朱见深的难处,就悄悄向近侍说:“是”这个字难说,可以改成“照例”两字。
  也许,朱见深“是”字的发音未必是流畅的。大部分的口吃者都有几个特别难发的音,而“是”字本身所包含的用来表态与承诺的意义,往往会给口吃者带来心理压力,“是”就很容易成为口吃者特别难发音的一个字。可是,把一个特别难发音的字换成两字的词组,有时是会变得容易发音一些,施纯确实“深谙此道”。由此可见,“上病舌涩”只是朱见深口吃严重的托词,而陈容却当真了。如果朱见深真的烂了舌头,不能发“是”字,又安能发“照例”两字?
  朱见深一改“照例”,觉得确实特别好用,“甚喜”,就问是谁出的主意,近侍就说出了施纯的名字,于是施纯得升礼部侍郎,掌寺事,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施纯凭借两字之功,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升到如此高位,朝野惊讶,当时就有人嘲讽他:“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


  在长久的焦虑与压力煎熬之下,朱见深除了口吃,还患有一种类似心理障碍的疾病:坐久了或见生人心里便发慌,很不自在。
  据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皇后王氏去见朱见深时,被太监挡在了门外,理由是:“上不耐生人,勿数至。”对于太监给出的这个理由,皇后王氏“亦无愠色”。众所周知,朱见深是一个情种,与万贵妃情真意切,对其他女人包括皇后王氏在内都是冷冷淡淡的。皇后王氏也只是谨小慎微地在宫中生活着。
  万贵妃比朱见深年长十七岁,深受朱见深宠幸,他的生母周太后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据《罪惟录》记载,周太后气呼呼地质问朱见深:“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说:“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朱见深的心理障碍,需要万贵妃陪伴,细心地按摩,才得缓解。
  朱见深的暗疾,也“曲折”地见于正史。《明史·宦官一》记载,东厂太监尚铭与当红太监汪直有隙之后,怕后者报复,“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语奏之”。尚铭把访查得来的汪直平时言谈之中泄露的“禁中秘语”都告诉了朱见深。所谓的禁中秘语,无非就是朱见深与后妃的床笫之事,也许还包括万贵妃的抚摩。尚铭之举很有效,因为汪直已经碰到了朱见深最隐秘的痛点,朱见深开始对汪直感到愤怒。汪直这颗当红的彗星开始急速下坠。
  万氏小名贞儿,四岁时被选入宫中,成为宣宗孙皇后身边的宫女。土木堡之变之后,孙皇后立三岁的朱见深为太子,把朱见深放在身边抚养,而服侍朱见深饮食起居的,正是万贞儿。在每一个孤独绝望的黑夜,朱见深从成熟的万贞儿身上依次得到了—姐弟之爱、女性的温馨、母爱以及性爱,最后,这几种温暖又像咖啡、奶、糖一样融合在了一起。
  史载万贵妃“机警,善迎帝意”,朱见深每次出游,她都“戎服前驱”。《万历野获编》说万贵妃“丰艳有肌,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应该是民间传言传多起来了。《罪惟录》记载:“万贵妃貌雄声巨,类男子。”对朱见深来说,雄强的万贵妃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


  少有人知的是,口吃的朱见深还是一名书画高手,接近一流大师的水准。在明朝,已是公论。
  自宋朝以来,大凡有书画艺术创作兴趣的帝王,水准基本不差,有几个客观的原因。一是天下精品大量汇集皇室,帝王有这么多书画神品过目滋养,眼光想差都难。其次,帝王边上常常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书画家,天天耳濡目染。
  成化朝最有名、且与朱见深有交集的画家,是人称“小仙”的吴伟。吴伟画风潇洒随性,笔法可粗放也可精细。人物画出自梁楷、法常一脉,目光炯炯有神,用笔迟滞(高居翰在《江岸送别》中称这种风格为“凝滞”,不是最佳,中国传统书论中就有“迟滞”之说,与之一脉相承)。
  吴伟与朱见深的交往,见于万历年间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和明末姜绍书的《无声诗史》,文字大同小异,读来有魏晋趣味。
  故事说的是:吴伟性憨直,有气岸,一言不合,辄投砚而去。朱见深召至阙下,在皇帝面前依旧放浪形骸。吴伟有时大醉被召,蓬头垢面,曳破皂履踉跄而行,中宫扶掖以见,朱见深看了大笑,命作《松风图》,吴伟直接用手指蘸墨作画,“风雨惨惨,生屏障间,左右动色”,朱见深惊叹:“真仙人笔也。”   比较两人的绘画风格,尤其是人物画,存在很大的相同点,朱见深的人物画,同样目光炯炯有神,用笔同样迟滞,在这一点上看,朱见深的绘画很可能是受了吴伟的影响。在艺术上,两人打破了身份的高低贵贱,成为真正的同路人。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之中记载了他亲眼看到朱见深画作的一次经历:
  宪宗皇帝御笔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绿袍,束带履乌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仪萧散出尘,真天人也。上题成化十九年御笔,押以“广运之宝”。旧为苑马卿卢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画,不知宪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真人间之瑰宝也。
  明末清初徐沁的《明画录》云:
  宪庙,工神像,上有御书岁月,用“广运之宝”。尝写张三丰像,精彩生动,超然霞表。
  书画心声,朱见深的亲笔也就成为除史料之外另一条供我们好好窥探其内心的有效途径。有时候,从书画之中揭示出来的心理真实性甚至会盖过史料的价值。


  朱见深存世最有名的画,当属那幅构思精巧的《一团和气图》立轴:远看,是体态浑圆、盘腿而坐的弥勒佛,从画中微笑着直直地看着观画者;细看,原来是三个人拥抱在一起,三个人的五官互相借用,合成一张脸。朱见深画的是“虎溪三笑”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典故,但是他以如此奇特角度绘制,和前人的构图均是不同。
  在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很少把人物、鸟、兽的脸画成完全正面。中国绘画讲究造境,画中人沉浸在四周景物之中,高士或出神地看向流水,或是抬头远眺,把观画者的视野引向画面对角线最远处的高峰、烟云,让观画者和画中人一起神游—这是宋元绘画最常见的路数。如果让画中人直直地看着观画者,很容易就会破坏整体氛围,显得怪异、格格不入,让观画者感觉不舒服。
  如果是神像,正面肖像要更多一些,直直的視线,有利于营造威严的气氛,让观画者起敬畏心。虽说朱见深绘画“工神像”,但是从大方向来说,还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这幅《一团和气图》立轴也是如此。
  成化十七年(1481),朱见深绘制了一幅《松鹰图》。在萧瑟肃杀的氛围之中,一只苍鹰雄踞在一根松枝之上,位置刚好是在画中心,它也把头部正面朝向观画者,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观画者。似乎是突然发现有人在偷窥,给人触之即飞的感觉。与八大山人笔下同样不安的鸟相比,朱见深的鹰,多了一股凶悍、王者之气。
  头部正面朝向观画者的构图不会是巧合,而是朱见深想要与人述说,或者说是想与自己述说的欲望的曲折表达。《松鹰图》是一个佐证,使得我们对《一团和气图》中的正面肖像的特点,不能等闲视之。
  如果长久观赏《一团和气图》,会有一股不安之气拂面,你会发现三人合抱在一起,体态显得臃肿诡异,拼凑出来的笑容带着某种森森的冷笑,让人不寒而栗。
  朱见深固然想让三教可以很好地融合,这种融合或许还囊括了其他几组不安的矛盾,比如外廷与内廷、他不安的内心与外部的环境、他对万贵妃的爱恋与大臣对这段爱情的反感……朱见深希望它们都能“一团和气”,但是,套用书法中“计白当黑”的术语,我们还是能看到三者之间的裂痕与接缝,或许这正是朱见深内心无力感与痛苦的清楚书写。
  《一团和气图》立轴上有一段朱见深的题字,一手很漂亮的王字与赵字风格的结合体,秀气、雍容华贵。落款“成化元年六月初一”。成化元年,也就是他登基的第二年,那一年,他十九岁。人生的画卷才刚刚展开。


  从心理层面解读,朱见深在一幅名不见经传、宋代佚名绘画的《子母鸡图》上的题字,也显得很重要。
  图绘一只白毛母鸡带领五只小鸡仔觅食,母鸡威武雄壮,红色鸡冠鲜艳,五只小鸡仔围绕着鸡妈妈,似对外界胆怯、害怕,有一只小鸡仔甚至躲在了鸡妈妈的身后。这幅工笔画,体物传神,是宋代翎毛画佳作。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想象一下神品不计其数的皇家收藏,这幅无名氏的画就立马显得稀松平常了。纵使如此,成化二十二年(1486),朱见深还是在画上认认真真地题了一诗。
  南牖喁喁自别群,草根土窟力能分。
  偎窠伏子无昏昼,覆体呼儿伴夕曛。
  养就翎毛凭饮啄,卫防雏稚总功勋。
  披图见尔频堪羡,德企慈鸟与世闻。
  诗句普通,但是作得用心,字也写得用心。朱见深“披图频堪羡”,是因为母鸡照顾小鸡仔的情形深深地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想到了自己一生依恋的、亦母亦妻的万贞儿。画中的母鸡,就是万贞儿,而他就是躲在母亲身后的那只小鸡仔。
  万贞儿比朱见深大十七岁。大十七岁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就是,万贞儿和朱见深的生母周氏同岁。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十七年三月周氏去世前自称“今寿七十有五”,则生年当在宣德五年(1430);而史载,万贞儿正是生于宣德五年。
  二十年前,万贞儿曾为朱见深产下一子,两人都非常开心。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皇长子连名字都还没来得及取就夭折了。这对万贞儿的打击是巨大的。万贞儿后来过了生育年纪,出于江山社稷考虑,对朱见深宠幸其他妃子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成化二十二年(1486),这一年朱见深四十岁,万贞儿五十七岁。万贞儿当然已经非常衰老了。他在《子母鸡图》上题的这首诗,也可以认为是题给万贞儿的。
  成化二十三年,也就是朱见深在《子母鸡图》上题字后一年,万贞儿逝世。《万历野获编》记载,朱见深听闻之后,愣了好半天才长叹一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此言非虚,朱见深也在同一年病逝。


  从朱见深的内心看进去,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人,包括帝王,都是心理与历史的俘虏,无所逃于天地间。
  由于口吃,惧怕人际交往的朱见深成为明朝第一个不与大臣面议国事的皇帝。这也给后来不爱上朝的几个皇帝提供了参考。
  朱见深也看到了内廷和外廷之间的紧张矛盾。究其根源,是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取消宰相制,帝王就要亲自处理海量信息,这对开国初期的雄主如朱元璋、朱棣来说,固然能胜任,但是到了后来,帝王稍微暗弱,宦官自然就会抬头。朱见深固然性格宽和,但是站在他的位置,对群臣的不信任是天生的,所以他建西厂,让宦官参政。他还以一个口吃者的羞涩与敏感,努力让多方一团和气,也为后世埋下了诸多不安的种子。
  朱见深逝世之后,如何评价,史馆诸臣挖空心思,最后有个定论:“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也可谓是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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