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人类之所以出现公共机构、公共权力，是因为需要它来解决私人无法解决的公共问题。因此公共治理的使命，就是有效率地解决各种公共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文件，这些纲领性文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重大任务，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60项改革事项，都是涉及我国发展全局亟待治理的问题。
　　但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公共治理表面化、空泛化倾向，即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的行政活动中，缺乏对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质性推进，缺乏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性突破。大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又交集累积起来。公共治理“空泛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是：
　　其一，缺乏问题导向。很多机构和公共部门将精力时间消耗在与“问题”关系不大的事情上，形成“空转”。一方面是公共部门的日常忙碌，一方面是大量公共问题的日积月累。
　　其二，热衷于例行公事。许多行政活动或是出于部门利益的考量，或是反映行政意志和行政偏好的事项。
　　其三，形式主义卷土重来。口号多、理念多、会议多、形式多，少的是对于各类现实问题的有效治理。形式主义占据了行政过程各个环节。这一问题今天呈重现趋势。
　　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按其性质，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界面：一是“結构性治理”，即主要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它具有比较长远的、根本性的产出效能；二是“问题性治理”，即治理和解决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
　　应当看到，公共治理“空泛化”倾向的危害很大：一是空耗公共资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精力消耗在与公众利益相关不大、与“三最”问题相关不大的事情上，消耗在与解决各种最紧要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关不大的事情上，造成公共资源很大浪费。
　　二是丧失机遇，延宕改革大势。很多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积累为治理“难题”。很多显而易见的改革命题一再延宕，丧失改革大好时机。机遇不仅是推进改革的有利条件，更是一种不可重现的资源。
　　三是只“说”不做，丧失公信力。很多结构性问题，现实突出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丧失的不仅是公共资源和大好时机，更是公信力、凝聚力、向心力。公信力是一个公共部门内在力量所在，它是公权力背后的“权威”，而权威才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遵从。一旦公信力丧失，恢复起来很难。
　　所谓“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当公共治理“空泛化”构成一定态势时，就形成对深化改革和治理的障碍，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局。由此它本身就成为需要进行治理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一方面要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让中国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强劲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要切实解决好各种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三最”问题，让人民有更多的实际福祉和“获得感”，这也是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遏制公共治理“空泛化”现象，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