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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60华诞。60年不懈追求，60年跌宕起伏，60年春华秋实!新中国在这一个甲子的历程里，学校体育事业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60年来，学校体育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在共和国史册中写就了新中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光辉篇章。
为庆祝新中国60华诞，向所有奋战在学校体育战线上的同仁们致敬，《体育教学》杂志特别策划“国庆六十周年”学校体育专辑，用生动的讲述、鲜活的照片、深刻的剖析，回顾了60年学校体育的风雨历程，展现出当代学校体育的崭新面貌。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人民体质得到增强，一举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作为体育事业的基础工程，学校体育在60年中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学生体质逐渐增强，国家对学校体育的投人不断加大，场地设施明显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蔚然成风，课余训练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国际交流广泛开展……
当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回眸学校体育60年的发展史时，我们不禁追问，在新中国60年的历程中，学校体育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它从哪里走来，又该向何处走去?为此，本刊编辑部追本溯源，深入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司长宋尽贤、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副司长曲宗湖、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以及一线的体育教师等不同历史阶段的见证者，请他们——讲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轨迹。
在党的关怀下健康发展
谈到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司长宋尽贤满怀深情地说：“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和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关怀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学校体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宋尽贤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早在1917年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论文，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体育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民族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深深忧虑于“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有感于“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大声疾呼体育的重要性，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进而深刻地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他对学校体育更是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其中还谈到学校教育中影响学生健康的诸多因素，如“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人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
宋尽贤不能忘记：新中国刚一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针对当时学生的健康状况，指示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并强调“全国一切学校部应如此”。1951年1月15日他再次致信马叙伦部长：“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952年，毛泽东同志又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同志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强调，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并积极倡导劳卫制，开展群众性的学校体育活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些重要指示，对改变学校体育状况，造就一代体魄健壮的青少年，改善民族身体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尽贤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宋尽贤说，邓小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强调“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指出“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要发展少年业余训练。”
宋尽贤不能忘记：江泽民同志对体育工作的关心和关爱。江泽民同志强调，“体育是关系人民健康的大事，体育水平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保证和提高亿万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体能素质，始终是体育工作的立足点和归宿”。
宋尽贤不能忘记：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密切关注人民的健康。党的十六大明确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目标。2007年4月23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指出，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加强体育卫生没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工作网络，形成全社会珍视健康、重视体育的氛围，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广大青少年中形成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
宋尽贤指出，建国60年来，教育部部长们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也是无微不至。
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宋尽贤清晰地记得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带给全体清华大学师生的震撼。1957年11月29日晚，在清华大学阶梯教室召开的全校体育教师、体育干部会上，蒋南翔同志讲话指出：“我希望每个同学在大学毕业后要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他的这一号召进一步明确了体育锻炼的意义，提高了师生的思想境界，有力地调动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大大推动了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
宋尽贤回忆道，蒋南翔是1952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清华体育的优良传统，强调“科学知识、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统一”，他亲自抓学校体育，提出“学校也应该是出体育人才的地方”。1954年2月，蒋南翔在参加清华体育教研室教师和体育积极分子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在他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在学生和教工中成立较大规模的体育代表队。“文革”前，清华培养了¨名运动健将，这在非体育院校的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在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园里体育活动十分活跃。每天下午4点半，学校的大喇叭都会响起来：“同学们，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 作五十年’。”师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参加锻炼，操场上、校园的路上，到处是跑步的人群，龙腾虎跃，蔚为壮观。从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对学校体育的重视，足以窥见他在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对学校体育重视之一斑。
最近，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同志的《何东昌论教育》一书出版，宋尽贤出席了该书出版的座谈会。在会上，宋尽贤发言指出，《何东昌论教育》一书专门论及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只有3篇，但提及体育、学生健康的篇数却并不少。宋尽贤回忆道，何东昌同志经常强调，各级领导、学校校长要关心学生健康，重视体育工作。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如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中应该有一位是喜欢体育、热心于体育工作的。何东昌这样说，也是这样实践的。1982年何东昌任教育部部长，他自告奋勇联系当时的体育司，直到1985年成立国家教委。影响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端正指导思想，就是在何东昌同志指导下解决的。“文革”结束后，学校体育工作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体育竞赛过多，超出学校实际承受能力的现象；一些学校只关注体育训练和比赛、忽视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等问题。1982年10月，何东昌同志在体育司工作汇报会上指出：“学校体育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三个为主’，就是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学校体育要做的事情很多，各项工作要有一个合适的关系，关系摆好了，工作就好办了。”现在看来，正是何东昌关于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精辟概括，保证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宋尽贤回忆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在担任教育部部长时指出，培养具有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坚强的意志和昂扬的精神的青少年一代，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意，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口。必须全面地认识体育对强身健体、培养情操、弘扬民族精神、启迪智慧、壮美人生的重要作用，认识学校体育工作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升青少年全面素质和展示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意义。我们不仅要求教育工作者、体育工作者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更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干部、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健康观，齐心协力，共同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让“健康第一”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得到落实。
宋尽贤记得，教育部部长周济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加强学校体育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要树立一个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即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质量观，而不是唯分数、唯考试、唯升学率的质量观。我们要求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提高”首先是要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我们讲让孩子们上好学，这个“好”首先是学生身体好；我们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个“强”首先是学生体质强、意志强。对一个学生来说，体质健康是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一个学校来说，学校体育工作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对一个地区来说，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衡量人力资源状况的重要内容。
周济曾经说过，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一定要坚持育人为本，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健康的体魄，即使品德再好，本事再大，也不能大有作为，更谈不上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千好万好，身体好是第一好。同样，只有一个具有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的民族，才能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需求。周济认为，转变教育观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实践“健康第一”的理念，使之真正融入每个学生、每个家庭、每所学校的思想观念中。培养一代代身心健康的青少年，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宋尽贤指出，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领导重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学校体育也不例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教育部历任部长的关心关怀下，学校体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竞反体育带动学校体育前行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长足发展。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获得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我国取得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60年，中国体育的跨越让世界惊叹!这也是新中国60年快速发展的时代产物。中国体育无疑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而学校体育则是竞技体育的基础和奠基者。
作为在中国竞技时代青史留名的人物，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北京棋院院长谢军接受采访时激动的思绪跨越了60年：遥想当年，人民共和国初创之时，体育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在那个绝大多数人为吃饱穿暖而奋斗的年代，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基础与中国经济的基础一样薄弱。中国人民被钉在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柱上。1952年，新中国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留下了第一个印记：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男子100米仰泳预赛，可惜未能晋级。光阴荏苒，56年之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51金、21银、28铜的辉煌成绩笑傲群雄，首登世界竞技体坛之巅。中国竞技体育水平提速之快，令世界称奇。
“真可谓国运盛，体育兴啊!”谢军说。
谢军认为，过去的6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体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更是直接带动了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的飞速崛起。截至2009年8月，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2310个，创超世界纪录达1195次。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2284个，占总数的98.9％。一项统计显示，在我国2200余名世界冠军中，98％以上的世界冠军都是从业余体校起飞的。
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出了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奋起直追，扳回3局，终以3比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北京大学学生们欢跃雀跳，11座宿舍楼的4000多名学生不约而同拥出房门。顿时，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口号喊出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体育口号与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时代趋势完全吻合，不仅是体育方面的口号，同时还鼓舞了各行各业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更激励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体育运动热情。那时候，大学校园里最受学子追捧的运动是排球，大家都以会打排球为荣。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足球市场不错，对中小学生影响很大，校园里开展最好的是足球。近些年，刘翔横空出世，带动 更多的人沉浸在激动、喜悦与兴奋之中，却少有人沉下心来，做一番静静地思索。不错，我国在本届奥运会上是取得了50多块金牌，但把这50多块平摊到13亿人身上，其培养成本、培养方法和付出的代价也值得深思。我们的举国体制打造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扬了国威，聚了人气，但这种培养模式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尤其是尖子运动员运动寿命都那么短?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退役后很多人找不到位置?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给人的普遍感觉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摆脱这些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实实在在地走教育和体育相结合的道路。之所以说坚定不移，是因为我们还普遍存在着选拔运动员只重视比赛成绩不重视其他，是因为“教体结合”虽然已提了多年，但在实际工作当中，总是摇摆着，甚至根本不到位。之所以说实实在在，是因为我们还缺少或者说很缺少“教体结合”的扎实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更少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典型。在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体育状况是这个国家教育水平的反映；反之，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体育水平。寓体育于教育中，寓竞赛于教学中，寓健康于成长中，寓快乐于学习中，这应当是“教体结合”之深邃而完美的内涵。中国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中国的体育理应与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更加飞速地发展。王旭明坚信，“教体结合”之树必将结出丰硕、健康而美好的运动之果。
王旭明回忆道：2007年4月29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团中央启动了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那天我们是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看到了现场的表演，非常令人鼓舞。这个行动提出要以达标争优、强健体魄为目标，要用三年的时间使85％的学校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使85％以上的学生能够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同时要求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格等级以上，掌握至少两项目常锻炼的体育技能，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我想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中小学生，不仅仅是大学生，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
宋尽贤认为，我国党和政府把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教育的发展都对学校体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学校体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他说，即使在我国贫困地区实施“两基”攻坚的过程中，对学校体育的投入、场地设施等也适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初何东昌部长在谈及农村教育时说：“小学要求最低的条件叫做‘一无二有’，‘一无’是无危险的房子，‘二有’是有教室、有课桌椅，这是办学最起码的。再高一点儿就是要有运动场地、图书、仪器设备等。”宋尽贤回忆，当时有个简约的概括，叫“一无两有六配套”，对配备体育场地设施有明确规定。
199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发展基础教育，必须继续改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标准化。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纲要》还指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和家长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切实解决师资、经费、体育场地、设施问题，逐步做到按教学计划上好体育与健康课程。”《纲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不准挤占体育活动时间和场所。举办多种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顽强毅力。地方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培养学生的良好卫生习惯，了解科学营养知识。根据农村的实际条件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和卫生工作。”宋尽贤认为，《决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进一步指明了学校体育卫生改革的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快速发展。
宋尽贤认为，中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对学校体育意义十分重大。他说，党中央决定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当前，全党上下都在为深入开展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而努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这也是教育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宋尽贤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身心健康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体育在素质教育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本身就是一个育人的过程，是教育的本质功能之一。教育部提出，要把体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工作的主要方面。我认为这是符合教育方针要求的。就学生个人的发展而言，体育在提高学生的健康素质的同时，还能砥砺他们的意志品质和人格精神。学生经历的每一节体育课、每一次体育活动和竞赛都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熏陶他们，培养他们团结、合作、坚强、献身和友爱的高尚情操。对于今天独生子女一代，体育更是培育他们自强不息精神和吃苦耐劳意志的有效途径。可以说，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教育本质的回归。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忽视学校体育工作，就谈不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谈不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近些年来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学校体育，已经成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我们发现，凡是那些阳光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地方和学校，素质教育都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抓手，办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端正，形成了青少年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体质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综合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很多地方在落实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要求的同时，带动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措施的出台，切实减轻了学生过重的文化课业负担。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牢牢抓住学校体育这个战略突破口，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面向全体学生，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学校体育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从而为每一个青少年充分发展，“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奠定坚实基础。
学校体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步入辉煌期
在江苏盐城中学老校友成春到的记忆当中，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劳卫制”体育锻炼热潮令他终生难忘。他是1954年考入盐城中学初中的，入学不久便在学校的发动和组织下，参加了“劳卫制”体育锻炼。
据他介绍，当时学校对“劳卫制”体育锻炼抓得很紧，学校规定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必须分别达到少年级和一级。在这种情况下，除正常的体育课由体育教师上课外，不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刮大风、下大雾，每天清晨5点半，当广播里的起床号一响，住校学生就要起床，6点钟就要在大操场集合，排队跑步半个小时，然后各自回教室上早自习。每天下午的第4节课，是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气腾腾，有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的，有跳高、跳远、掷铅球和中长跑的，有跳箱、跳绳，练习单，双杠的，人人都在参加体育活动。
在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眼中，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学校体育的辉煌时期，那时出现了保家卫国、人人锻炼好身体的全民锻炼热潮。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党中央的重视分不开。如毛主席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写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不久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以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正确的等。
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派出代表团到前苏联学习其体育制度，当时中央体育学院的徐英超等人经过考察，带回了许多人至今不能忘记的“劳卫制”：苏维埃联盟共和国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工人、战士和城市青少年参加。由于当时人们爱国热情极高，都在准备通过一些行动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工作中，“劳卫制”的推行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一需求，于是，他们全心全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其当作一个奋斗目标，自觉、主动参与到“达标”活动中，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劳卫制”锻炼的人们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小学的校长们都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基本上校校都做到了“两课”、“两操”、“两活动”的落实，活动课被列人了课表。由于当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沿袭的是前苏联模式，因此许多做法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如前苏联十分重视体操，我们就跟着学习，像单杠、双杠、跳马、鞍马等相对危险，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意志品质的项目都在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开展。
李晋裕总结说，上世纪50年代校园里重视小型多样、群众性、班级为主的体育活动，要求学生参与率至少达到80％，达标成绩和参与人数挂钩，这使得学生参与积极性非常高。而体育教师不仅努力完成教学任务，还注重学生身体机能的提高，在体育课上强调掌握知识技能与发展身体素质并重，保证了学生体质较好地增强。
但是，1960年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于是教育部门提出了尽量节省体力的口号，学生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多数人都去搞运动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学校体育都处于低潮期。
“文革”对学校体育冲击很大，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否定，一些符合学校体育工作规律的思想理论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便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重申了学校体育的地位和指导思想。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则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学校体育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学习好和身体好的关系，为新时期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扬州会议”的召开做好厂思想上的准备。
至今，曲宗湖说起“扬州会议”仍如数家珍。他说，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不仅形成了3个重要的文件，还特别达成了一项共识：“衡量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学生体质的增强。”会议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事业步入了法制化建设和管理的新阶段、从此，学校体育逐步走入正轨。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同组织了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体质调查，当时参加监测的有18万余人，调查初步了解了我国16个省、市儿童青少年的体质状况、特点及其某些规律，研究制定了我国青少年儿童成长发育与身体素质的评价标准和脉搏、血压、肺活量的正常值，获得了我国青少年在体质研究方面较全面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填补了空白，为今后开展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79年开始，国家为了调动青少年持续锻炼的积极性，纠正和改进“文革”时期所制定标准的缺陷，开始了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修订。1982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新的《标准》，新《标准》重新界定了年级分组，在尊重学校体育教育水平的前提下调整了锻炼项目，并且改革了评分法，以适应不同时期青少年儿童体质状况的发展变化。
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对于新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记忆犹新。廖文科是1983年进入教育部参加工作的，他还清晰地记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同志对体育工作相当重视，特别提出了“以增强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的“三个为主”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1983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强调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工作和薄弱环节，并且提出了开展学生体质研究、研究制定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进行体育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的研究和试点、抓好体育师资和卫生人员队伍建设等关键性的工作，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5年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直到现在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廖文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何东昌部长专门从部长基金中拨出了专款，推进这项工作，共对全国29个省级单位、28个民族的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共20个指标及9种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人数达到98a782人，获得了丰富的学生体质健康基础数据。
“更为重要的是从那一次调查后，开展学生体质调研作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大的体质监测每5年举行一次，每次体质监测结果都会引起人们对青少年体质的关心，当然也为国家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的数据库。”廖文科介绍。
上世纪80年代，国家重视对国外学校体育先进经验的借鉴，开始 引入国外的体育思想理论。曲宗湖回忆，当时各种思想纷纷进入，其中以“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等思想尤为活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60年，学校体育全面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体质监测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推动作用。
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学生体质喜忧参半：喜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的个头长了，体重增加了，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忧的是学生身体素质尤其是耐力素质持续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肥胖检出率不断上升。2005年也是我国对学生体质进行的第5次全国性监测。
宋尽贤说，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是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大事，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每年都监测本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及主要的健康问题，以掌握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发展变化趋势，为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提供基础资料。
作为从事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一名老工作者，宋尽贤见证和亲历了我国学生体质监测从无到有，再到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
他告诉记者，他是1987年下半年从清华大学借调到教育部工作的，当时1985年第一次全国学生体质调研结果数据统计、分析及后期研究工作已经结束，汇集了这次调研成果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一书正在筹备出版。调到教育部工作后，他担任了全国学生体质调研协调小组组长。
1985年的这次调研，由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共同领导，国家科委、财政部参与，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观测点1279个，对28个民族的7～22岁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及健康四个方面29项指标进行了调查研究，检测人数达984872人，取得原始数据14779341个。这次监测首次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多民族的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状况的基础资料，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为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出版后，我们曾将其作为交流资料赠予香港、台湾及一些外国学者。一位长期从事体质监测的日本专家对我们第一次监测便做出如此大的样本最啧啧称奇，他感慨地说，中国人很了不起，完成了在许多发达国家难以想象的任务。
1991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我国又先后开展了4次全国性的学生体质监测。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很多农村学校学生拿干粮就着咸菜当午餐，城市学生饮食营养也严重不足，被专家形象地概况为“豆芽菜”体形的孩子比比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其后的调研发现，“豆芽菜”体形少了，但“肥胖儿童”的问题又凸显出来，北京、上海等地的肥胖儿童检出率甚至超过了有些发达国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体质监测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历次体质监测结果，都以正式公报的形式公开发布。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形成了从上至下关心学生健康状况、支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良好氛围。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学校体育卫生决策的科学化进程；各级政府中的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依据监测(调研)结果，制定出了加强体育卫生工作的政策意见和措施；推动了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并使“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得到贯彻和落实；调动了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开展。
宋尽贤认为，正是以20多年学生体质监测结果的科学依据作参考，学生体质下降的问题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热点，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进而促使中央7号文件的出台。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和重视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2006年12月，在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的提议下，我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校体育大会；200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青少年体质问题；2007年4月29日，举行了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启动仪式；2007年5月7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中央7号文件。
近20年，学校体育在规范中寻求突破
谈起1990年以后的学校体育工作，廖文科认为，国家在学校体育的制度化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1990年3月，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实施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关于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最权威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走向正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对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廖文科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制定，为学校体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同时，国家改革和调整了体育卫生工作管理机构，省、市、县级体育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有利于各项行政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落实。“这些法规和制度的建设反映了国家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同时制度的确立也有利于促进地方教育部门更好地关注学校体育，学校的管理者也拥有了工作准则。”廖文科认为。
杨贵仁介绍说，针对我国农村中小学总数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89％、学生数占全国中小学生总数的74％的现实，教育部把推进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从1990年开始，教育部先后在山西临汾、辽宁宽甸等地专门召开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研讨会议，加大了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的推进力度，注重挖掘农村地区自身的潜力及调动当地干部、群众、学校和体育教师的积极性。近些年，教育部又多次召开农村学校的体育现场会和座谈会，研讨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同时，加大对农村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扶持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向前发展。
近年来，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这让杨贵仁十分欣慰。他说，1977年我国全面恢复高考以后，体育教育专业重新纳入本科教育的培养轨道，使体育师资培养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1978年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以后，国家以及各省市将体育师资的培养和提高纳入工作日程，制订发展规划和培养目标，并采取了有效措施。1986年2月，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 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1990年以后，我国体育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满足了学校体育教学等发展的需求。为厂贯彻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教育部体卫艺司先后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制订了《园丁工程体育教师培训方案》。组织了中小学体育教师学历进修，开展教师全员培训、教学研究、学术研讨、教学评估等。高等学校体育领域出现了高级访问学者、高级研修班、教授学术班等高级职后培训形式。
目前，我国已有109个体育本科专业点(其中体育教育专业点67个)和100个体育专科专业点，每年培养具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体育教师约1万多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专任体育教师近40万名，学历水平不断提高，基本解决了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的问题。
为实施《2008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进一步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针对西部地区体育教师数量不足、兼职过多、业务水平不高的状况，2008年教育部拨出专项经费，启动西部地区农村中学骨干体育教师培训计划，西部地区13个省的600名体育教师参加培训。2008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启动了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五年计划，2008年已经对西部地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600名体育骨干教师进行了培训，将用5年时间对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体育教师进行集中专业培训。
杨贵仁介绍，据统计，我国目前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达100％；高中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36.76％；初中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为57.9％；小学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为51.27％。
杨贵仁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相对落后，场地基本都是土的，体育器材也很少。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加快，教育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说，我国自1992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以来，就把大中学生运动会比赛场馆建在高校、中学，大中学生运动会办在大学、中学服务于广大学子作为办赛的理念。历届大运会、中运会先后为武汉、西安、成都、上海、广州、郑州、南京、长沙、青岛等地建造了一大批高标准、高质量的体育场馆，使得体育场馆成为当地的新地标和体育运动中心，基本满足了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锻炼需求。2001年北京举办第21届夏季大学生运动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北京高校的体育场馆旧貌换新颜，进入了国际领先行列。北京奥运会上高校奥运场馆共新建4个，改扩建2个，还新建和改建了19个训练场馆，这些都将成为奥运会后北京高校的宝贵遗产和人文景观。而体育场馆建在高校、中学不仅改善了高校和中学的体育设施，也为群体工作的开展、大中学生体质的增强、学校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近70％的高标准场馆都建在学校，这些场馆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学校体育工作总体上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从上世纪90年代前后，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的冲击越来越大，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在学习上加班加点，体育课时被压缩，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加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学生体力活动的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学生体质的下降，1985年至2005年间的几次全国体质监测都暴露了这一问题。廖文科介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推进中招体育考试改革、推广“大课间”活动等，以推进学校体育的开展。
据廖文科介绍，教育部在上世纪90年代末要求各地把中考体育考试制度建立起来。虽然对这项政策一直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但是这种以“应试”对“应试”的办法，在推动学生体育锻炼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1999年教育部在辽宁营口召开会议，积极推动“大课间进校园”，希望以此增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进人2l世纪以后，我们还一直在怎样延长学生运动时间上动脑筋，经过努力，在新课改当中体育课时得到了增加。”廖文科介绍，现在小学一至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三至九年级每周3节，高中是2节。这种努力从课程计划上保证了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走到操场上，走到阳光下，开展体育锻炼。
学校体育在规范中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否认，出台的各项措施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甚至出现了偏差。回顾近20年来的学校体育工作，廖文科认为，诸多因素阻碍了学校体育的推进，如安全问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等因素，学校体育必须在发展中提升水平，为整个民族的强健作出新的贡献。
让青少年拥有强健体魄，任重而道远
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发布，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被视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那么，该如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尽快扭转青少年体质下滑的窘境呢?曲宗湖认为，应当以史为鉴，吸取教训，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他认为，既不要照搬“外国经”，也不要忽然之间“推倒重来”，要把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养生之道”等进行改良之后纳入到体育教学中来。
同时，他认为，近几年在课间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应进一步加强。“大课间”既符合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又集合了校园管理者的集体关注，切实做到了完成体育教学的内容，并融“快乐教育”、“养成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等现代教育理念贯穿于其中，应成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好例子。曲宗湖认为，开展“大课间”活动必须有大的体育课程体系作为保障，这个体系可以包括体育教学课、体育活动课、校园体育课、生态体育课等。
“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开展‘家庭体育作业’活动，我认为这种将学校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教育、家庭体育教育相结合的体育教学工作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曲宗湖认为，这种方法真正做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其前景值得期待。
李晋裕认为：“要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涉及体育课程教学改革，除了要符合课堂教学标准以外，体育教学工作还应该强调‘有效的体育教学’。”在李晋裕眼中，“有效的体育教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要让每个孩子每堂课都有进步，二是要达到有效的教学密度，最后是整个体育教学的生态环境要让孩子切实共享。同时，他建议体育课程改革的体育课堂标准，应该有城市农村之分，应该根据具体的农村体
为庆祝新中国60华诞，向所有奋战在学校体育战线上的同仁们致敬，《体育教学》杂志特别策划“国庆六十周年”学校体育专辑，用生动的讲述、鲜活的照片、深刻的剖析，回顾了60年学校体育的风雨历程，展现出当代学校体育的崭新面貌。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人民体质得到增强，一举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作为体育事业的基础工程，学校体育在60年中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学生体质逐渐增强，国家对学校体育的投人不断加大，场地设施明显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蔚然成风，课余训练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国际交流广泛开展……
当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回眸学校体育60年的发展史时，我们不禁追问，在新中国60年的历程中，学校体育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它从哪里走来，又该向何处走去?为此，本刊编辑部追本溯源，深入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司长宋尽贤、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副司长曲宗湖、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以及一线的体育教师等不同历史阶段的见证者，请他们——讲述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轨迹。
在党的关怀下健康发展
谈到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司长宋尽贤满怀深情地说：“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和共和国几代领导人的关怀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学校体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宋尽贤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早在1917年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论文，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体育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民族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深深忧虑于“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有感于“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大声疾呼体育的重要性，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进而深刻地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他对学校体育更是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其中还谈到学校教育中影响学生健康的诸多因素，如“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人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
宋尽贤不能忘记：新中国刚一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针对当时学生的健康状况，指示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并强调“全国一切学校部应如此”。1951年1月15日他再次致信马叙伦部长：“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952年，毛泽东同志又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泽东同志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强调，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并积极倡导劳卫制，开展群众性的学校体育活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些重要指示，对改变学校体育状况，造就一代体魄健壮的青少年，改善民族身体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尽贤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宋尽贤说，邓小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强调“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指出“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要发展少年业余训练。”
宋尽贤不能忘记：江泽民同志对体育工作的关心和关爱。江泽民同志强调，“体育是关系人民健康的大事，体育水平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保证和提高亿万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体能素质，始终是体育工作的立足点和归宿”。
宋尽贤不能忘记：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密切关注人民的健康。党的十六大明确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目标。2007年4月23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指出，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加强体育卫生没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工作网络，形成全社会珍视健康、重视体育的氛围，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广大青少年中形成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
宋尽贤指出，建国60年来，教育部部长们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也是无微不至。
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宋尽贤清晰地记得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带给全体清华大学师生的震撼。1957年11月29日晚，在清华大学阶梯教室召开的全校体育教师、体育干部会上，蒋南翔同志讲话指出：“我希望每个同学在大学毕业后要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他的这一号召进一步明确了体育锻炼的意义，提高了师生的思想境界，有力地调动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大大推动了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
宋尽贤回忆道，蒋南翔是1952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清华体育的优良传统，强调“科学知识、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统一”，他亲自抓学校体育，提出“学校也应该是出体育人才的地方”。1954年2月，蒋南翔在参加清华体育教研室教师和体育积极分子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在他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在学生和教工中成立较大规模的体育代表队。“文革”前，清华培养了¨名运动健将，这在非体育院校的全国高校中是少见的。在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园里体育活动十分活跃。每天下午4点半，学校的大喇叭都会响起来：“同学们，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 作五十年’。”师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参加锻炼，操场上、校园的路上，到处是跑步的人群，龙腾虎跃，蔚为壮观。从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对学校体育的重视，足以窥见他在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对学校体育重视之一斑。
最近，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同志的《何东昌论教育》一书出版，宋尽贤出席了该书出版的座谈会。在会上，宋尽贤发言指出，《何东昌论教育》一书专门论及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只有3篇，但提及体育、学生健康的篇数却并不少。宋尽贤回忆道，何东昌同志经常强调，各级领导、学校校长要关心学生健康，重视体育工作。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如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中应该有一位是喜欢体育、热心于体育工作的。何东昌这样说，也是这样实践的。1982年何东昌任教育部部长，他自告奋勇联系当时的体育司，直到1985年成立国家教委。影响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端正指导思想，就是在何东昌同志指导下解决的。“文革”结束后，学校体育工作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体育竞赛过多，超出学校实际承受能力的现象；一些学校只关注体育训练和比赛、忽视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等问题。1982年10月，何东昌同志在体育司工作汇报会上指出：“学校体育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三个为主’，就是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学校体育要做的事情很多，各项工作要有一个合适的关系，关系摆好了，工作就好办了。”现在看来，正是何东昌关于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精辟概括，保证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宋尽贤回忆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在担任教育部部长时指出，培养具有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坚强的意志和昂扬的精神的青少年一代，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意，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口。必须全面地认识体育对强身健体、培养情操、弘扬民族精神、启迪智慧、壮美人生的重要作用，认识学校体育工作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升青少年全面素质和展示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意义。我们不仅要求教育工作者、体育工作者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更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干部、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健康观，齐心协力，共同把学校体育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让“健康第一”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得到落实。
宋尽贤记得，教育部部长周济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加强学校体育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要树立一个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即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质量观，而不是唯分数、唯考试、唯升学率的质量观。我们要求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提高”首先是要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我们讲让孩子们上好学，这个“好”首先是学生身体好；我们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个“强”首先是学生体质强、意志强。对一个学生来说，体质健康是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一个学校来说，学校体育工作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对一个地区来说，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衡量人力资源状况的重要内容。
周济曾经说过，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一定要坚持育人为本，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全面发展和“健康第一”的辩证关系。没有健康的体魄，即使品德再好，本事再大，也不能大有作为，更谈不上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千好万好，身体好是第一好。同样，只有一个具有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的民族，才能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需求。周济认为，转变教育观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实践“健康第一”的理念，使之真正融入每个学生、每个家庭、每所学校的思想观念中。培养一代代身心健康的青少年，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宋尽贤指出，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领导重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学校体育也不例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教育部历任部长的关心关怀下，学校体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竞反体育带动学校体育前行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得到了长足发展。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获得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我国取得金牌总数第一的成绩，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60年，中国体育的跨越让世界惊叹!这也是新中国60年快速发展的时代产物。中国体育无疑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而学校体育则是竞技体育的基础和奠基者。
作为在中国竞技时代青史留名的人物，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北京棋院院长谢军接受采访时激动的思绪跨越了60年：遥想当年，人民共和国初创之时，体育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在那个绝大多数人为吃饱穿暖而奋斗的年代，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基础与中国经济的基础一样薄弱。中国人民被钉在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柱上。1952年，新中国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留下了第一个印记：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男子100米仰泳预赛，可惜未能晋级。光阴荏苒，56年之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51金、21银、28铜的辉煌成绩笑傲群雄，首登世界竞技体坛之巅。中国竞技体育水平提速之快，令世界称奇。
“真可谓国运盛，体育兴啊!”谢军说。
谢军认为，过去的6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体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更是直接带动了中国军团在奥运会上的飞速崛起。截至2009年8月，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2310个，创超世界纪录达1195次。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运动员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已达2284个，占总数的98.9％。一项统计显示，在我国2200余名世界冠军中，98％以上的世界冠军都是从业余体校起飞的。
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出了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奋起直追，扳回3局，终以3比2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北京大学学生们欢跃雀跳，11座宿舍楼的4000多名学生不约而同拥出房门。顿时，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口号喊出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体育口号与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时代趋势完全吻合，不仅是体育方面的口号，同时还鼓舞了各行各业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更激励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体育运动热情。那时候，大学校园里最受学子追捧的运动是排球，大家都以会打排球为荣。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足球市场不错，对中小学生影响很大，校园里开展最好的是足球。近些年，刘翔横空出世，带动 更多的人沉浸在激动、喜悦与兴奋之中，却少有人沉下心来，做一番静静地思索。不错，我国在本届奥运会上是取得了50多块金牌，但把这50多块平摊到13亿人身上，其培养成本、培养方法和付出的代价也值得深思。我们的举国体制打造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扬了国威，聚了人气，但这种培养模式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尤其是尖子运动员运动寿命都那么短?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退役后很多人找不到位置?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给人的普遍感觉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摆脱这些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实实在在地走教育和体育相结合的道路。之所以说坚定不移，是因为我们还普遍存在着选拔运动员只重视比赛成绩不重视其他，是因为“教体结合”虽然已提了多年，但在实际工作当中，总是摇摆着，甚至根本不到位。之所以说实实在在，是因为我们还缺少或者说很缺少“教体结合”的扎实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更少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典型。在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体育状况是这个国家教育水平的反映；反之，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体育水平。寓体育于教育中，寓竞赛于教学中，寓健康于成长中，寓快乐于学习中，这应当是“教体结合”之深邃而完美的内涵。中国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中国的体育理应与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更加飞速地发展。王旭明坚信，“教体结合”之树必将结出丰硕、健康而美好的运动之果。
王旭明回忆道：2007年4月29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团中央启动了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那天我们是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看到了现场的表演，非常令人鼓舞。这个行动提出要以达标争优、强健体魄为目标，要用三年的时间使85％的学校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使85％以上的学生能够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同时要求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格等级以上，掌握至少两项目常锻炼的体育技能，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我想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中小学生，不仅仅是大学生，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
宋尽贤认为，我国党和政府把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教育的发展都对学校体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学校体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他说，即使在我国贫困地区实施“两基”攻坚的过程中，对学校体育的投入、场地设施等也适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初何东昌部长在谈及农村教育时说：“小学要求最低的条件叫做‘一无二有’，‘一无’是无危险的房子，‘二有’是有教室、有课桌椅，这是办学最起码的。再高一点儿就是要有运动场地、图书、仪器设备等。”宋尽贤回忆，当时有个简约的概括，叫“一无两有六配套”，对配备体育场地设施有明确规定。
199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发展基础教育，必须继续改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标准化。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纲要》还指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和家长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切实解决师资、经费、体育场地、设施问题，逐步做到按教学计划上好体育与健康课程。”《纲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不准挤占体育活动时间和场所。举办多种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顽强毅力。地方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培养学生的良好卫生习惯，了解科学营养知识。根据农村的实际条件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和卫生工作。”宋尽贤认为，《决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进一步指明了学校体育卫生改革的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快速发展。
宋尽贤认为，中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对学校体育意义十分重大。他说，党中央决定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当前，全党上下都在为深入开展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而努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这也是教育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宋尽贤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身心健康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体育在素质教育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本身就是一个育人的过程，是教育的本质功能之一。教育部提出，要把体育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工作的主要方面。我认为这是符合教育方针要求的。就学生个人的发展而言，体育在提高学生的健康素质的同时，还能砥砺他们的意志品质和人格精神。学生经历的每一节体育课、每一次体育活动和竞赛都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熏陶他们，培养他们团结、合作、坚强、献身和友爱的高尚情操。对于今天独生子女一代，体育更是培育他们自强不息精神和吃苦耐劳意志的有效途径。可以说，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教育本质的回归。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忽视学校体育工作，就谈不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谈不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近些年来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学校体育，已经成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我们发现，凡是那些阳光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地方和学校，素质教育都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抓手，办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端正，形成了青少年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体质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综合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很多地方在落实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要求的同时，带动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措施的出台，切实减轻了学生过重的文化课业负担。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牢牢抓住学校体育这个战略突破口，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面向全体学生，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学校体育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从而为每一个青少年充分发展，“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奠定坚实基础。
学校体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步入辉煌期
在江苏盐城中学老校友成春到的记忆当中，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劳卫制”体育锻炼热潮令他终生难忘。他是1954年考入盐城中学初中的，入学不久便在学校的发动和组织下，参加了“劳卫制”体育锻炼。
据他介绍，当时学校对“劳卫制”体育锻炼抓得很紧，学校规定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必须分别达到少年级和一级。在这种情况下，除正常的体育课由体育教师上课外，不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刮大风、下大雾，每天清晨5点半，当广播里的起床号一响，住校学生就要起床，6点钟就要在大操场集合，排队跑步半个小时，然后各自回教室上早自习。每天下午的第4节课，是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气腾腾，有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的，有跳高、跳远、掷铅球和中长跑的，有跳箱、跳绳，练习单，双杠的，人人都在参加体育活动。
在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李晋裕眼中，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学校体育的辉煌时期，那时出现了保家卫国、人人锻炼好身体的全民锻炼热潮。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党中央的重视分不开。如毛主席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写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不久又写了第二封信说，我以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正确的等。
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派出代表团到前苏联学习其体育制度，当时中央体育学院的徐英超等人经过考察，带回了许多人至今不能忘记的“劳卫制”：苏维埃联盟共和国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劳卫制”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工人、战士和城市青少年参加。由于当时人们爱国热情极高，都在准备通过一些行动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工作中，“劳卫制”的推行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一需求，于是，他们全心全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其当作一个奋斗目标，自觉、主动参与到“达标”活动中，参加体育运动尤其是“劳卫制”锻炼的人们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小学的校长们都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基本上校校都做到了“两课”、“两操”、“两活动”的落实，活动课被列人了课表。由于当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沿袭的是前苏联模式，因此许多做法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如前苏联十分重视体操，我们就跟着学习，像单杠、双杠、跳马、鞍马等相对危险，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意志品质的项目都在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开展。
李晋裕总结说，上世纪50年代校园里重视小型多样、群众性、班级为主的体育活动，要求学生参与率至少达到80％，达标成绩和参与人数挂钩，这使得学生参与积极性非常高。而体育教师不仅努力完成教学任务，还注重学生身体机能的提高，在体育课上强调掌握知识技能与发展身体素质并重，保证了学生体质较好地增强。
但是，1960年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于是教育部门提出了尽量节省体力的口号，学生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多数人都去搞运动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学校体育都处于低潮期。
“文革”对学校体育冲击很大，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否定，一些符合学校体育工作规律的思想理论受到批判。“文革”结束后便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重申了学校体育的地位和指导思想。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则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学校体育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学习好和身体好的关系，为新时期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学校体育工作会议——“扬州会议”的召开做好厂思想上的准备。
至今，曲宗湖说起“扬州会议”仍如数家珍。他说，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不仅形成了3个重要的文件，还特别达成了一项共识：“衡量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学生体质的增强。”会议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事业步入了法制化建设和管理的新阶段、从此，学校体育逐步走入正轨。
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同组织了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体质调查，当时参加监测的有18万余人，调查初步了解了我国16个省、市儿童青少年的体质状况、特点及其某些规律，研究制定了我国青少年儿童成长发育与身体素质的评价标准和脉搏、血压、肺活量的正常值，获得了我国青少年在体质研究方面较全面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填补了空白，为今后开展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1979年开始，国家为了调动青少年持续锻炼的积极性，纠正和改进“文革”时期所制定标准的缺陷，开始了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修订。1982年7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新的《标准》，新《标准》重新界定了年级分组，在尊重学校体育教育水平的前提下调整了锻炼项目，并且改革了评分法，以适应不同时期青少年儿童体质状况的发展变化。
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廖文科，对于新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记忆犹新。廖文科是1983年进入教育部参加工作的，他还清晰地记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同志对体育工作相当重视，特别提出了“以增强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的“三个为主”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1983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强调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工作和薄弱环节，并且提出了开展学生体质研究、研究制定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进行体育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的研究和试点、抓好体育师资和卫生人员队伍建设等关键性的工作，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5年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直到现在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廖文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何东昌部长专门从部长基金中拨出了专款，推进这项工作，共对全国29个省级单位、28个民族的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共20个指标及9种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人数达到98a782人，获得了丰富的学生体质健康基础数据。
“更为重要的是从那一次调查后，开展学生体质调研作为一项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大的体质监测每5年举行一次，每次体质监测结果都会引起人们对青少年体质的关心，当然也为国家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的数据库。”廖文科介绍。
上世纪80年代，国家重视对国外学校体育先进经验的借鉴，开始 引入国外的体育思想理论。曲宗湖回忆，当时各种思想纷纷进入，其中以“快乐体育”和“终身体育”等思想尤为活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60年，学校体育全面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体质监测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推动作用。
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学生体质喜忧参半：喜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的个头长了，体重增加了，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忧的是学生身体素质尤其是耐力素质持续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肥胖检出率不断上升。2005年也是我国对学生体质进行的第5次全国性监测。
宋尽贤说，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是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大事，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每年都监测本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及主要的健康问题，以掌握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发展变化趋势，为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提供基础资料。
作为从事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一名老工作者，宋尽贤见证和亲历了我国学生体质监测从无到有，再到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
他告诉记者，他是1987年下半年从清华大学借调到教育部工作的，当时1985年第一次全国学生体质调研结果数据统计、分析及后期研究工作已经结束，汇集了这次调研成果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一书正在筹备出版。调到教育部工作后，他担任了全国学生体质调研协调小组组长。
1985年的这次调研，由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共同领导，国家科委、财政部参与，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观测点1279个，对28个民族的7～22岁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及健康四个方面29项指标进行了调查研究，检测人数达984872人，取得原始数据14779341个。这次监测首次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多民族的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状况的基础资料，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为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出版后，我们曾将其作为交流资料赠予香港、台湾及一些外国学者。一位长期从事体质监测的日本专家对我们第一次监测便做出如此大的样本最啧啧称奇，他感慨地说，中国人很了不起，完成了在许多发达国家难以想象的任务。
1991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我国又先后开展了4次全国性的学生体质监测。
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很多农村学校学生拿干粮就着咸菜当午餐，城市学生饮食营养也严重不足，被专家形象地概况为“豆芽菜”体形的孩子比比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其后的调研发现，“豆芽菜”体形少了，但“肥胖儿童”的问题又凸显出来，北京、上海等地的肥胖儿童检出率甚至超过了有些发达国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体质监测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历次体质监测结果，都以正式公报的形式公开发布。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形成了从上至下关心学生健康状况、支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良好氛围。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学校体育卫生决策的科学化进程；各级政府中的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依据监测(调研)结果，制定出了加强体育卫生工作的政策意见和措施；推动了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并使“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得到贯彻和落实；调动了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开展。
宋尽贤认为，正是以20多年学生体质监测结果的科学依据作参考，学生体质下降的问题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热点，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进而促使中央7号文件的出台。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和重视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2006年12月，在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的提议下，我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校体育大会；200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青少年体质问题；2007年4月29日，举行了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启动仪式；2007年5月7日，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中央7号文件。
近20年，学校体育在规范中寻求突破
谈起1990年以后的学校体育工作，廖文科认为，国家在学校体育的制度化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1990年3月，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实施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关于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最权威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走向正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对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廖文科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制定，为学校体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同时，国家改革和调整了体育卫生工作管理机构，省、市、县级体育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有利于各项行政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落实。“这些法规和制度的建设反映了国家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同时制度的确立也有利于促进地方教育部门更好地关注学校体育，学校的管理者也拥有了工作准则。”廖文科认为。
杨贵仁介绍说，针对我国农村中小学总数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89％、学生数占全国中小学生总数的74％的现实，教育部把推进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从1990年开始，教育部先后在山西临汾、辽宁宽甸等地专门召开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研讨会议，加大了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的推进力度，注重挖掘农村地区自身的潜力及调动当地干部、群众、学校和体育教师的积极性。近些年，教育部又多次召开农村学校的体育现场会和座谈会，研讨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同时，加大对农村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扶持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向前发展。
近年来，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这让杨贵仁十分欣慰。他说，1977年我国全面恢复高考以后，体育教育专业重新纳入本科教育的培养轨道，使体育师资培养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1978年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以后，国家以及各省市将体育师资的培养和提高纳入工作日程，制订发展规划和培养目标，并采取了有效措施。1986年2月，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 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1990年以后，我国体育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满足了学校体育教学等发展的需求。为厂贯彻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教育部体卫艺司先后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1月，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制订了《园丁工程体育教师培训方案》。组织了中小学体育教师学历进修，开展教师全员培训、教学研究、学术研讨、教学评估等。高等学校体育领域出现了高级访问学者、高级研修班、教授学术班等高级职后培训形式。
目前，我国已有109个体育本科专业点(其中体育教育专业点67个)和100个体育专科专业点，每年培养具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体育教师约1万多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专任体育教师近40万名，学历水平不断提高，基本解决了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的问题。
为实施《2008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进一步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针对西部地区体育教师数量不足、兼职过多、业务水平不高的状况，2008年教育部拨出专项经费，启动西部地区农村中学骨干体育教师培训计划，西部地区13个省的600名体育教师参加培训。2008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启动了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五年计划，2008年已经对西部地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600名体育骨干教师进行了培训，将用5年时间对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体育教师进行集中专业培训。
杨贵仁介绍，据统计，我国目前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达100％；高中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36.76％；初中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为57.9％；小学体育教师学历达标率为51.27％。
杨贵仁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相对落后，场地基本都是土的，体育器材也很少。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加快，教育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他说，我国自1992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以来，就把大中学生运动会比赛场馆建在高校、中学，大中学生运动会办在大学、中学服务于广大学子作为办赛的理念。历届大运会、中运会先后为武汉、西安、成都、上海、广州、郑州、南京、长沙、青岛等地建造了一大批高标准、高质量的体育场馆，使得体育场馆成为当地的新地标和体育运动中心，基本满足了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锻炼需求。2001年北京举办第21届夏季大学生运动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北京高校的体育场馆旧貌换新颜，进入了国际领先行列。北京奥运会上高校奥运场馆共新建4个，改扩建2个，还新建和改建了19个训练场馆，这些都将成为奥运会后北京高校的宝贵遗产和人文景观。而体育场馆建在高校、中学不仅改善了高校和中学的体育设施，也为群体工作的开展、大中学生体质的增强、学校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近70％的高标准场馆都建在学校，这些场馆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学校体育工作总体上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从上世纪90年代前后，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的冲击越来越大，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在学习上加班加点，体育课时被压缩，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加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学生体力活动的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学生体质的下降，1985年至2005年间的几次全国体质监测都暴露了这一问题。廖文科介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推进中招体育考试改革、推广“大课间”活动等，以推进学校体育的开展。
据廖文科介绍，教育部在上世纪90年代末要求各地把中考体育考试制度建立起来。虽然对这项政策一直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但是这种以“应试”对“应试”的办法，在推动学生体育锻炼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1999年教育部在辽宁营口召开会议，积极推动“大课间进校园”，希望以此增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进人2l世纪以后，我们还一直在怎样延长学生运动时间上动脑筋，经过努力，在新课改当中体育课时得到了增加。”廖文科介绍，现在小学一至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三至九年级每周3节，高中是2节。这种努力从课程计划上保证了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走到操场上，走到阳光下，开展体育锻炼。
学校体育在规范中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否认，出台的各项措施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甚至出现了偏差。回顾近20年来的学校体育工作，廖文科认为，诸多因素阻碍了学校体育的推进，如安全问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等因素，学校体育必须在发展中提升水平，为整个民族的强健作出新的贡献。
让青少年拥有强健体魄，任重而道远
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发布，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被视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那么，该如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尽快扭转青少年体质下滑的窘境呢?曲宗湖认为，应当以史为鉴，吸取教训，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他认为，既不要照搬“外国经”，也不要忽然之间“推倒重来”，要把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养生之道”等进行改良之后纳入到体育教学中来。
同时，他认为，近几年在课间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应进一步加强。“大课间”既符合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又集合了校园管理者的集体关注，切实做到了完成体育教学的内容，并融“快乐教育”、“养成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等现代教育理念贯穿于其中，应成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好例子。曲宗湖认为，开展“大课间”活动必须有大的体育课程体系作为保障，这个体系可以包括体育教学课、体育活动课、校园体育课、生态体育课等。
“现在好多地方都在开展‘家庭体育作业’活动，我认为这种将学校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教育、家庭体育教育相结合的体育教学工作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曲宗湖认为，这种方法真正做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其前景值得期待。
李晋裕认为：“要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涉及体育课程教学改革，除了要符合课堂教学标准以外，体育教学工作还应该强调‘有效的体育教学’。”在李晋裕眼中，“有效的体育教学”：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要让每个孩子每堂课都有进步，二是要达到有效的教学密度，最后是整个体育教学的生态环境要让孩子切实共享。同时，他建议体育课程改革的体育课堂标准，应该有城市农村之分，应该根据具体的农村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