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反复探询的问题，就是士与知识分子强烈的参政和议政意识。近代最早接受西方学术规范，试图专致于学问的知识分子，常常为难以摆脱这一传统而懊恼。这里自然有诸多的不得已，然而，这种不得已究竟是什么，给他们自身，对历史的演进带来什么样的正负面的影响？重读谢国桢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对此不免有一番思考。
　　中国的士与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参政和议政的热情与勇气，这固然可以从其传承的“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解释，但他们作为一致力于文化的继承、创造、阐释和传播的专业共同体，其精英的普遍参与政治，并非在每一时代、每一时期都会发生。“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只是在现实政治最为腐恶的时期，“一般秉公正的人，都要去弹劾政府，而一般读书的人，也要借机会来谈论国是了。”(第2页)于是就有了士与知识分子的普遍参与。
　　晚明一代，就一直挣扎在皇帝昏庸无能、内阁大学士谄上骄下，官僚勾心斗角，勋戚醉生梦死这种王朝末日病中。万历二十二年(一六○四)，因直言被贬谪乡里的顾宪成，与士人高攀龙等在宋代杨龟山讲学的东林书院聚集讲学。堂中赫然书写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展示其治学宗旨。在讲习之余，他们“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乐至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卷五八)
　　针对明末的苛政，东林人士集中批评了皇亲贵族宦官集团兼并土地、征派租银和横霸乡里，他们愤怒地指责皇室官绅“凭借宠昵，索讨无厌”，肆无忌惮地利用政治权势攫夺土地，以致于，“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忌已极”。如魏大中，“入工科，博击无所避，权贵敛手”，高攀龙疏劾郑皇亲、周嘉漠劾勋臣占田；余懋衡痛劾宦官占田。此外，他们还强烈地要求废止政府的横征暴敛，清除贪污腐化，甚至包括神宗朱翊钧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监税使的敲骨吸髓之举。他们指出，矿税监所到之处，“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而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冯琦：《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亟图拯救以收拾人心以答天戒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例如，东林人士曹时聘疏劾税监的强夺豪取，并对苏州民众的反抗斗争明确地予以同情；苏州织工领袖病逝后，文展孟为他书写碑文；顾宪成对税监擅杀商民十分愤怒，千方百计地为其呼冤除害；东林首要李三才词锋更是凌厉，他直指皇帝本人，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东林传列·李三才传》)
　　腐恶政治的腐恶之处，又在于使东林人士代表民意，旗帜鲜明的抗争，与之处在一个冰炭不能相容的尖锐对立之中。时任首辅的王锡爵就曾愤愤责问顾宪成，说近来有一怪事，即“内阁所是，外论必以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顾亦反唇相稽，说他近来也闻一怪事，即“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参阅《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卷五十八)但这却孕含着历史的险局，因为腐恶政治的化解之道，注定要直接导致“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第1页)
　　这最为不幸之事所以与腐恶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因为政治的腐恶引发了士的普遍的参政和议政，却又从外显、内隐两个方面，有意识，或无意识，竭力扼杀、扭曲了这些活动。
　　就外显而言，是这一腐恶政治对任何异议，那怕这些异议原本只是补天改良，都予以残酷压制，士的参政和议政简直就是舍身成仁。天启三年(一六三三年)，宦官魏忠贤兼管东厂，权势日益显赫。天启四年，东林党人的首辅叶向高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遭罢黜。阉党顾秉谦控制了整个内阁，政治更加黑暗。也就在这一年，杨琏上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熹宗反下旨痛责。朝中魏大中等七十多个官员冒死上疏，杨琏等遂被罢黜。天启五年魏忠贤兴大狱，东林党人遭受到大肆的罢黜和逮捕，甚至竟“出现了士大夫不经法律手续，由太监随便杀戮的怪事”。(第54页)但这却并没有摧毁东林诸君的“高尚的人格，不怕恶势力的精神”。(第54页)与天地同在，和日月共存的是杨琏、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遭受酷刑而宁死不屈；还有周顺昌被缇骑逮捕北上时苏州士人的冒死营救；家住在南北来往必经之路的张果中为被难诸君提供聚会的场所；为了赎救被捕义士，士人百姓的广泛捐助——捐助百金的定兴县官王永吉就说，金不用于此处，便为天地间无益之物；“王拱极是一个清贫的秀才，他把他妻子的首饰当了十金，也助了捐”。(第57页)
　　就内隐而言，是腐恶政治在士参政和议政活动中敲上的自己特有印记，表现为东林党人对不同意见的排斥，相互间的倾轧，居然与他们所要坚决反对的腐恶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史载，“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明史·崔景荣、黄克缵等传》卷二五六)所以，谢先生写道，“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斥为异党。东林刚得势，礼部尚书孙就兴起了追论红丸三案。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又持之过甚，把对立面一网打尽。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成了许多的小团体，以致于魏忠贤这样一个无赖攫取了权力，而与东林不合的人也都依附到魏忠贤的门下，魏忠贤的统治即是钳天下之口，大肆杀戮持不同政见者，凡为受害的党人如杨琏、左光斗、熊廷弼说两句公平的话，就立刻把他们处死。(第53页)当然，魏忠贤的能量毕竟有限，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些趋炎附势，使腐恶政治得以维持的无耻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还有，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求治的目的在于“济物利人”，他确也注意到当时的意气之争。在与友人书中写有，“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乃不肖从旁静观，大都起于识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偏激，在他看来，只有“在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而后可以尽己之性；在局外者，设身局内，以公心居之，而后可以尽人之性。何言乎虚也？……是曰是，非曰非，不为模棱也；是而知其是，非而知其非，不为偏执也；如是又何所容其歧与激也！”(第41页)但究其原因，这种意气之争又绝非仅仅是个人道德高下所致，实为腐恶政治之所然。因为政府大权独揽，“用高压的手段，权威都归到内阁，言官等于木偶，来取媚于内阁”(第12页)。还原为具体的历史过程，则是在张居正之后，所出现的内阁首辅，如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皇帝，想尽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衣钵相传，支持了十几年。庸愚的万历皇帝，他只知道儿女之情，那知道国家的大计，尽著内阁和言官在那里暗斗。所以到了沈一贯当国的时候，党势已成。”(第14页)
　　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急趋腐恶时，士的参政和议政与八股科举制度的联系更为紧密，由此很容易就成为原本是为利益分割不均，或者是希图在腐恶政治吃人筵席中分一杯羹的利禄之徒步入仕途，捞取政治资本最为便捷的路径。时人指出，这是从“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的残酷锐变，犹如万历末年的复社，当时“在朝的要人，都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凡是士子，只要进入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因此复社本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反变成势利的场所”。(第135—136页)这样一来，旨在铲除腐恶政治，维护正义的参政与议政运动，就不可避免地为一些小事闹得天翻地覆。在崇祯至永历年间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东林持论之高，于筹边制寇，率无实着”，即指他们于危及社稷的内乱和外祸束手无策，“当辽阳陷没，汹汹惶惶，举朝失措，……每朝会，束手相叹而已”。(《碧血录》)在这个意义上，《明季北略》“国运盛衰条”就评论得相当公允，作者痛斥了在明朝处于土崩瓦解之时，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尤其可恨的是，流寇之患愈迫，朋党之攻愈苛，在这种情况下，论争的双方尽管“虽持论各有短长，大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则未必真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