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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六朝文论重形式之美、辞藻之丽，在后人看来，这似乎与当时重意轻言，重神轻形的哲学思潮相违背。文章通过对“言”“意”内涵的探讨，解析出魏晋士人心态的转变，由此得出魏晋六朝文论及文学创作中追求形式美的必然性。
关键词：言；意；情本体；自然本体
魏晋六朝文论，重声色之美，尚丽词藻句，形式追求完美，文学创作亦繁复华丽。刘大杰先生称之为“唯美主义”亦即“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此时重意轻言，重神轻形的哲学思潮与重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的画论甚至文论自身的风神论，看似相悖，可细细究来，实有可通之处。
魏晋六朝政治更迭频繁，人命朝不保夕。一枝独起的玄学成为名士们可以相托的精神港湾。而其中“言意之辩”是一重要范畴。这首先源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语言所能表述的具象，皆已落入第二义。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们都认为言语是有其局限性，无法阐尽那玄之又玄的大“道”。到了魏晋时期，王弼对此作了进一步阐明。《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依照王弼的说法，要获意，先取象，而象由言明，基点终落于言上。所以要明了此“意”,必定要言语详尽此“象”。他肯定了语言的重要性，没有“言”或“言不尽象”，“道”就无法显露，人就无从谈起得道。圣人尚且含道应物，书之六艺。后人览其书，而有所得。
他阐明“言”“象”“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只是侧重点仍旧在“意"。不过对于语言的肯定性，于文论影响深远。
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处所讲“意”的内涵何如？魏晋玄学，承袭老庄的哲学，掺和儒《易》，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不过对母题“道”的阐释，与老庄相近。那就是“自然”。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第二十九章：“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而物性自得也”。他们痛恨违背自然的虚伪的礼法名教，继而扩伸到人为的一切都是不仁、不善的。他们推翻了儒家为主的人生伦理观，而将视野投向了温情脉脉的大自然。道就是顺其自然，一切适性而已。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的生命力，万事万物，皆谐其性，自由自在的生长乃至死亡。
《兰亭集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们从自然山水的品味中，体出了道。纵目所览，无不身着大道，可谓深得其意。
大自然给了他们宁谧、安全的所在。他们将自己的无限情怀完全投到那无言无语的自然。他们从万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体味到宇宙的博大胸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人空羡万物得时，大道既得，此意已领，然而人情何如？
王弼曾提出“圣人有情论”的命题。《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
圣人尚且有情，何况我们凡人？王戎的孩子夭折，“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伤逝》）
“桓公北征金城，见前为瑯琊时种流，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百端交集。’”（《世说新语·言语》）
十载匆匆，小苗已成大木，江水滔滔，永无停日。万物皆顺其性，年年共有，唯“人生苦短”“万物逆旅，百代过客”又披世间芜杂，尝尽辛酸苦辣，一览此物，皆泛上心头，如何能够抑得住？圣人可以无累于物，吾辈如何使得？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当为情死。’”此之大情已兼包宇宙。魏晋名士可谓“一往情深”。他们对人生和宇宙的领悟和由此而来的感触，是如此强烈。这可谓人性的高度觉醒。他们口头上虽然谈玄，谈无，似乎一无所挂，风流潇洒，然心里实那没逃出那尘世，悲欢离合，忧喜哀怨。
他们认为自己得了道，受了意，一切皆顺其自然，唯人命有尽，花木凋谢，然明年复发，而人呢“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都是得“道”的祸，倍觉生命之可贵，又如何让人忘怀？只有一次的命，不去尽情释放，岂不愧对?西方有位哲人讲过“知识是忧伤的”人不明智，浑浑噩噩，无情无愁，可一旦得了智，想三念四，情为智恼。佛让人无念无欲，一切皆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万念俱消，宛如石头，又何谈得上人？孔子临逝，尚且有获麟之谈，涕泪满面，真的无累于物？
自然本体与情本体的确立，为魏晋文论的产生垫了基调。
刘勰《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不自然。”情之所发，乃是自然之性。
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文心雕龙·物色》“微虫犹获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人感之于四时万物，念己之身世，能无慨乎？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书之于文，以泄胸怀。
因为悟得的道乃是自然自在。顺从其性。《文心雕龙·原道》“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道之文也。”
“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卉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自然有大美而不言，皆着之于万物。万物谐其性，尽情展露着自己的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之有情，睹此美景，岂能无言？倘若要将此大美表尽，无文之辞，如何堪此大任，势必要丽词佳句，极声色之美。
《文心雕龙·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岂营丽辞，率然而为。”
《文心雕龙·声律》“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美丽的辞藻乃是天地所赋，人是造物之精，声律本之于人。因此，追求声律词藻是顺着造化的本性，要是辞淡语朴，那是有违自然之道的。这也是陶渊明的诗为什么被钟嵘安到中品了。
杜牧有诗：“南朝大抵皆旷达，惟有东晋最多情。”他们既然识得自然的大美，要展尽其意，如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以要极尽其能，“曲尽其妙”“穷形尽象”“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虽然魏晋六朝文论重形式之美，但对于内容也相当重视。“然后选义按部，靠辞就班”刘勰讲“征圣”“宗经”仍没逃出儒家的气味。只是名士们，不大讲求那些，一任自己性情，发自己所感，从不关乎政治。或许时代的过错，他们以为只要将自己的情感抒发出去，把物象描摹尽了，就算好诗，就算得“意”。看看陆机的诗，情感真挚感人，其悼亡诗，动人心扉。只是他不明白诗要含蓄的委婉曲折，方可夺人心魄。单纯靠描尽物之态，算不得佳作。整个这个时代，遍布这种风气，诗中无不透漏种种忧伤之情，无怪后人责之无病呻吟。其中之情，后人又如何晓得？
重形式之美，原因大抵还有以下两条：
大致文章由格言进入对话式，由历史散文扩而张之，经过诸子的调理，愈加蓬勃，到了汉朝，人心大涨，汉赋风行。极尽描摹之致。到了魏晋六朝开始视文章为独立的个体，对其形式的研究也是毋庸置疑的。
再就是文章地位的提高，这要归功于曹丕。《典论 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一个集天下富贵于一身的帝王，竟然如此钟情于文。据其所言，虽说经国大业，大致讲的还是留名盛事。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将人逝而去，唯有留下个名，“汗青”上有所标记，方可不愧对来此一世。又岂能雁过无痕？其实这还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一种觉醒。文章的地位被提得这么高，趋名钓利之辈，又岂能少矣。
一种文学思潮，大致是有其潜存的社会背景，人活在社会中各有所感，必音发而成文。魏晋六朝时期，文的地位一旦被提高，士人们竟不知所措，他们又不以社会为本，唯在自己的情感小范围中翻转，终不能成大气候，不过亦是时代使然。唯有一天纵之才者，方可扭转大局，陶潜乃是超越时代的人，只是地位不够。只有等到包罗万象的大唐盛世，才又走上正轨。但这段时期的所为，在中国诗文的发展历程中实在亦是功不可没，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对于文章形式的研究成果，大都为后世掌握。只是后人境界宽了，不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而且又有佛理的掺入，渐渐都懂了意境的营造。寻求那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虽然魏晋的名士们，本意如此，可惜因为用情过多，又不愿流于世俗，反倒更拘于一方。
参考文献
[1]陆机.陆机集[M].中华书局,1982.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萧统著.李善注,文选[M].中华书局,1977.
[4]刘义庆.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中华书局,1980.
[6]逯钦立.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M].中华书局，1958.
[7]吴金华.三国志校诂[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关键词：言；意；情本体；自然本体
魏晋六朝文论，重声色之美，尚丽词藻句，形式追求完美，文学创作亦繁复华丽。刘大杰先生称之为“唯美主义”亦即“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此时重意轻言，重神轻形的哲学思潮与重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的画论甚至文论自身的风神论，看似相悖，可细细究来，实有可通之处。
魏晋六朝政治更迭频繁，人命朝不保夕。一枝独起的玄学成为名士们可以相托的精神港湾。而其中“言意之辩”是一重要范畴。这首先源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语言所能表述的具象，皆已落入第二义。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们都认为言语是有其局限性，无法阐尽那玄之又玄的大“道”。到了魏晋时期，王弼对此作了进一步阐明。《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依照王弼的说法，要获意，先取象，而象由言明，基点终落于言上。所以要明了此“意”,必定要言语详尽此“象”。他肯定了语言的重要性，没有“言”或“言不尽象”，“道”就无法显露，人就无从谈起得道。圣人尚且含道应物，书之六艺。后人览其书，而有所得。
他阐明“言”“象”“意”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只是侧重点仍旧在“意"。不过对于语言的肯定性，于文论影响深远。
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处所讲“意”的内涵何如？魏晋玄学，承袭老庄的哲学，掺和儒《易》，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不过对母题“道”的阐释，与老庄相近。那就是“自然”。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第二十九章：“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而物性自得也”。他们痛恨违背自然的虚伪的礼法名教，继而扩伸到人为的一切都是不仁、不善的。他们推翻了儒家为主的人生伦理观，而将视野投向了温情脉脉的大自然。道就是顺其自然，一切适性而已。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的生命力，万事万物，皆谐其性，自由自在的生长乃至死亡。
《兰亭集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们从自然山水的品味中，体出了道。纵目所览，无不身着大道，可谓深得其意。
大自然给了他们宁谧、安全的所在。他们将自己的无限情怀完全投到那无言无语的自然。他们从万物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体味到宇宙的博大胸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人空羡万物得时，大道既得，此意已领，然而人情何如？
王弼曾提出“圣人有情论”的命题。《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
圣人尚且有情，何况我们凡人？王戎的孩子夭折，“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伤逝》）
“桓公北征金城，见前为瑯琊时种流，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百端交集。’”（《世说新语·言语》）
十载匆匆，小苗已成大木，江水滔滔，永无停日。万物皆顺其性，年年共有，唯“人生苦短”“万物逆旅，百代过客”又披世间芜杂，尝尽辛酸苦辣，一览此物，皆泛上心头，如何能够抑得住？圣人可以无累于物，吾辈如何使得？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当为情死。’”此之大情已兼包宇宙。魏晋名士可谓“一往情深”。他们对人生和宇宙的领悟和由此而来的感触，是如此强烈。这可谓人性的高度觉醒。他们口头上虽然谈玄，谈无，似乎一无所挂，风流潇洒，然心里实那没逃出那尘世，悲欢离合，忧喜哀怨。
他们认为自己得了道，受了意，一切皆顺其自然，唯人命有尽，花木凋谢，然明年复发，而人呢“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都是得“道”的祸，倍觉生命之可贵，又如何让人忘怀？只有一次的命，不去尽情释放，岂不愧对?西方有位哲人讲过“知识是忧伤的”人不明智，浑浑噩噩，无情无愁，可一旦得了智，想三念四，情为智恼。佛让人无念无欲，一切皆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万念俱消，宛如石头，又何谈得上人？孔子临逝，尚且有获麟之谈，涕泪满面，真的无累于物？
自然本体与情本体的确立，为魏晋文论的产生垫了基调。
刘勰《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不自然。”情之所发，乃是自然之性。
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文心雕龙·物色》“微虫犹获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人感之于四时万物，念己之身世，能无慨乎？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书之于文，以泄胸怀。
因为悟得的道乃是自然自在。顺从其性。《文心雕龙·原道》“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道之文也。”
“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卉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自然有大美而不言，皆着之于万物。万物谐其性，尽情展露着自己的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之有情，睹此美景，岂能无言？倘若要将此大美表尽，无文之辞，如何堪此大任，势必要丽词佳句，极声色之美。
《文心雕龙·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岂营丽辞，率然而为。”
《文心雕龙·声律》“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美丽的辞藻乃是天地所赋，人是造物之精，声律本之于人。因此，追求声律词藻是顺着造化的本性，要是辞淡语朴，那是有违自然之道的。这也是陶渊明的诗为什么被钟嵘安到中品了。
杜牧有诗：“南朝大抵皆旷达，惟有东晋最多情。”他们既然识得自然的大美，要展尽其意，如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以要极尽其能，“曲尽其妙”“穷形尽象”“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虽然魏晋六朝文论重形式之美，但对于内容也相当重视。“然后选义按部，靠辞就班”刘勰讲“征圣”“宗经”仍没逃出儒家的气味。只是名士们，不大讲求那些，一任自己性情，发自己所感，从不关乎政治。或许时代的过错，他们以为只要将自己的情感抒发出去，把物象描摹尽了，就算好诗，就算得“意”。看看陆机的诗，情感真挚感人，其悼亡诗，动人心扉。只是他不明白诗要含蓄的委婉曲折，方可夺人心魄。单纯靠描尽物之态，算不得佳作。整个这个时代，遍布这种风气，诗中无不透漏种种忧伤之情，无怪后人责之无病呻吟。其中之情，后人又如何晓得？
重形式之美，原因大抵还有以下两条：
大致文章由格言进入对话式，由历史散文扩而张之，经过诸子的调理，愈加蓬勃，到了汉朝，人心大涨，汉赋风行。极尽描摹之致。到了魏晋六朝开始视文章为独立的个体，对其形式的研究也是毋庸置疑的。
再就是文章地位的提高，这要归功于曹丕。《典论 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一个集天下富贵于一身的帝王，竟然如此钟情于文。据其所言，虽说经国大业，大致讲的还是留名盛事。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将人逝而去，唯有留下个名，“汗青”上有所标记，方可不愧对来此一世。又岂能雁过无痕？其实这还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一种觉醒。文章的地位被提得这么高，趋名钓利之辈，又岂能少矣。
一种文学思潮，大致是有其潜存的社会背景，人活在社会中各有所感，必音发而成文。魏晋六朝时期，文的地位一旦被提高，士人们竟不知所措，他们又不以社会为本，唯在自己的情感小范围中翻转，终不能成大气候，不过亦是时代使然。唯有一天纵之才者，方可扭转大局，陶潜乃是超越时代的人，只是地位不够。只有等到包罗万象的大唐盛世，才又走上正轨。但这段时期的所为，在中国诗文的发展历程中实在亦是功不可没，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对于文章形式的研究成果，大都为后世掌握。只是后人境界宽了，不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而且又有佛理的掺入，渐渐都懂了意境的营造。寻求那言外之意，味外之味。虽然魏晋的名士们，本意如此，可惜因为用情过多，又不愿流于世俗，反倒更拘于一方。
参考文献
[1]陆机.陆机集[M].中华书局,1982.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萧统著.李善注,文选[M].中华书局,1977.
[4]刘义庆.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中华书局,1980.
[6]逯钦立.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M].中华书局，1958.
[7]吴金华.三国志校诂[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