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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的广播体操，你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集体美学政治需要。
上世纪70年代，用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做广播体操姿势十分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在纪录片的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这个孩子叫李连杰。
广播体操改变了李连杰的一生，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广播体操恐怕没这么美好的回忆。
清晨，喇叭声起，音乐萦绕整个校园，震耳欲聋。各人挣脱出被窝的牢笼，急匆地奔向操场做操，从而展开新的一天。那时的广播体操——应该是内宿生活最惹人厌的事了。
不论在学校、工厂还是机关，抑或“叛逆的野马、柔弱的书虫”，集体做操曾是几代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强制做操的時代里，整齐划一的动作烦不胜烦，想要舒展个性的情绪就像虫子挠上心头。这杀千刀的广播体操，是怎么入侵国人的青春？
秘密任务
近代史里，国人常被嘲笑为“东亚病夫”。
插一个例子，据说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运会，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近三十个比赛项目，代表团共140余人。除一个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惨遭淘汰，全军覆没。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他们：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并题为“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俨然成为了中國人的名片，嘲笑事小，辱国事大。新中国成立时，经美国学者推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于是，发展体育的念头成了一颗种子，开始扎根生长。
1950年秋，中国体总筹委会派出了一支神秘队伍去苏联考察，期间他们知晓了国家即将与朝鲜一战的消息。
回来之后，队里的唯一一位女将杨烈上交了一份报告。梳着齐耳短发的她，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身体素质。于是，中国正式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广播体操。
之后，“保证每天早上做操”成为了抗美援朝的爱国口号。全国人民一边嗅着朝鲜战场的硝烟味，一边做着整齐划一动作，生怕做得不好，就不够爱国。
第一套广播体操借助广播，动作很简单。第一节“下肢运动”，就只用踏踏步；第二节“四肢运动”，就是弯弯腿、伸胳膊。接着八小节，每一节几乎只有一个动作，总长大概五分钟。全国人民响应了号召，音乐一起，手上事情一概暂停，身体开始动起来。
广播体操，不需要特定场地，也不用任何器械。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访华后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集体精神
不论是凛冽的寒冬，或是热辣的炎夏，当时，只要广播体操的音乐响起，人们就立马从被窝里爬出来做操。以至当年，法国、埃及和伊朗都派出代表团来考察中国工人做操的盛况，他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红火。
广播体操的推广展现了新政权的庞大力量，扭转了人们对新中国孱弱的印象、以及对于“东亚病夫”的嘲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因集体的召唤，与全国人民紧紧相扣，共生共长。如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要拍国家宣传片的话，肯定会有一群人动作齐整地做操的画面。
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时，请来了苏联专家帮忙设计，带了点洋味儿。一些妇女做操时，让她们弯腰踢腿下蹲，很不好动员，往往是害羞脸红，唧唧喳喳，笑成一团。有的怕难为情，称病不出，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但那时的领导很认真，很严格，都把她们从家里“轰”出来做，光站队就得半天，还得点人数。
文革开始后不久，全中国弥漫着向伟大领袖表忠诚的热潮，广播体操演变为语录操，设计者煞费苦心、苦思冥想，终于把《毛泽东语录》结合在语录操里的每个动作。
比如第一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动作就是上肢运动，双臂上举、挺胸、抬头，表现对其的无限信仰和崇敬……
这样的广播体操，更像是一场政治仪式。第三套广播体操颁布时，每天的上午十点半或下午三点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大楼前的空地上，总有七八百人在做操。
第五套广播体操推出了一节“冲拳运动”，有一个人回忆说，“当时老师讲，一拳冲向美帝一拳冲向苏修，从此以后，我做操还是蛮卖力气的，就是因为这两拳的缘故……”
那时，不论男女老少，都带着浓重的感情去做操。
一个62岁的老工人谈到做操时说，“回想旧社会，我们当店员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哪里还谈得上做操呢？解放后，党关心我们职工健康，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得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而且还开展体育活动，增强我们体质。我们职工都把参加体育锻炼当做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利，职工都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做操。”
现代的广播体操
“初升的太阳”、“时代在召唤”这些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到了近代，并没有被人们彻底遗忘。学生仍然是它最忠实的执行者。
Patrick whiteley在《中国日报》里写道：孩子们是快乐的，我从中已经能够看见中国的未来了。是的，当我第一次看到学校里的活动，我只看到了中国的“老一套”——做操、唱国歌、升旗，但那是我初始印象中的中国校园。随着我更多的观察，整个集体变回了各具特色的“个体”，他们精彩的生活在我面前一一展现。
大家熟悉的学生时代，是你可以不上体育课，但不能不做广播体操，会有专门的考勤员；运动会可以不开，但是广播体操比赛一定要有。广播体操从一方面磨灭了几代人的个性，为我们留下的，更多是集体美学的烙印。在2008年奥运会上，万人如一的整体磅礴，已然成为了中国展现在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形象。
如今的街头巷尾，大妈们热衷上瘾的广场舞，也与广播体操带着共同的基因。
历经多年的广播体操，你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集体美学政治需要。在几代人的心里，它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刻在记忆的河流。
（摘自《东西南北》）
上世纪70年代，用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做广播体操姿势十分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在纪录片的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这个孩子叫李连杰。
广播体操改变了李连杰的一生，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广播体操恐怕没这么美好的回忆。
清晨，喇叭声起，音乐萦绕整个校园，震耳欲聋。各人挣脱出被窝的牢笼，急匆地奔向操场做操，从而展开新的一天。那时的广播体操——应该是内宿生活最惹人厌的事了。
不论在学校、工厂还是机关，抑或“叛逆的野马、柔弱的书虫”，集体做操曾是几代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强制做操的時代里，整齐划一的动作烦不胜烦，想要舒展个性的情绪就像虫子挠上心头。这杀千刀的广播体操，是怎么入侵国人的青春？
秘密任务
近代史里，国人常被嘲笑为“东亚病夫”。
插一个例子，据说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运会，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近三十个比赛项目，代表团共140余人。除一个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惨遭淘汰，全军覆没。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他们：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并题为“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俨然成为了中國人的名片，嘲笑事小，辱国事大。新中国成立时，经美国学者推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于是，发展体育的念头成了一颗种子，开始扎根生长。
1950年秋，中国体总筹委会派出了一支神秘队伍去苏联考察，期间他们知晓了国家即将与朝鲜一战的消息。
回来之后，队里的唯一一位女将杨烈上交了一份报告。梳着齐耳短发的她，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身体素质。于是，中国正式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广播体操。
之后，“保证每天早上做操”成为了抗美援朝的爱国口号。全国人民一边嗅着朝鲜战场的硝烟味，一边做着整齐划一动作，生怕做得不好，就不够爱国。
第一套广播体操借助广播，动作很简单。第一节“下肢运动”，就只用踏踏步；第二节“四肢运动”，就是弯弯腿、伸胳膊。接着八小节，每一节几乎只有一个动作，总长大概五分钟。全国人民响应了号召，音乐一起，手上事情一概暂停，身体开始动起来。
广播体操，不需要特定场地，也不用任何器械。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访华后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集体精神
不论是凛冽的寒冬，或是热辣的炎夏，当时，只要广播体操的音乐响起，人们就立马从被窝里爬出来做操。以至当年，法国、埃及和伊朗都派出代表团来考察中国工人做操的盛况，他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红火。
广播体操的推广展现了新政权的庞大力量，扭转了人们对新中国孱弱的印象、以及对于“东亚病夫”的嘲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因集体的召唤，与全国人民紧紧相扣，共生共长。如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要拍国家宣传片的话，肯定会有一群人动作齐整地做操的画面。
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时，请来了苏联专家帮忙设计，带了点洋味儿。一些妇女做操时，让她们弯腰踢腿下蹲，很不好动员，往往是害羞脸红，唧唧喳喳，笑成一团。有的怕难为情，称病不出，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但那时的领导很认真，很严格，都把她们从家里“轰”出来做，光站队就得半天，还得点人数。
文革开始后不久，全中国弥漫着向伟大领袖表忠诚的热潮，广播体操演变为语录操，设计者煞费苦心、苦思冥想，终于把《毛泽东语录》结合在语录操里的每个动作。
比如第一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动作就是上肢运动，双臂上举、挺胸、抬头，表现对其的无限信仰和崇敬……
这样的广播体操，更像是一场政治仪式。第三套广播体操颁布时，每天的上午十点半或下午三点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大楼前的空地上，总有七八百人在做操。
第五套广播体操推出了一节“冲拳运动”，有一个人回忆说，“当时老师讲，一拳冲向美帝一拳冲向苏修，从此以后，我做操还是蛮卖力气的，就是因为这两拳的缘故……”
那时，不论男女老少，都带着浓重的感情去做操。
一个62岁的老工人谈到做操时说，“回想旧社会，我们当店员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哪里还谈得上做操呢？解放后，党关心我们职工健康，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得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而且还开展体育活动，增强我们体质。我们职工都把参加体育锻炼当做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利，职工都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做操。”
现代的广播体操
“初升的太阳”、“时代在召唤”这些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到了近代，并没有被人们彻底遗忘。学生仍然是它最忠实的执行者。
Patrick whiteley在《中国日报》里写道：孩子们是快乐的，我从中已经能够看见中国的未来了。是的，当我第一次看到学校里的活动，我只看到了中国的“老一套”——做操、唱国歌、升旗，但那是我初始印象中的中国校园。随着我更多的观察，整个集体变回了各具特色的“个体”，他们精彩的生活在我面前一一展现。
大家熟悉的学生时代，是你可以不上体育课，但不能不做广播体操，会有专门的考勤员；运动会可以不开，但是广播体操比赛一定要有。广播体操从一方面磨灭了几代人的个性，为我们留下的，更多是集体美学的烙印。在2008年奥运会上，万人如一的整体磅礴，已然成为了中国展现在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形象。
如今的街头巷尾，大妈们热衷上瘾的广场舞，也与广播体操带着共同的基因。
历经多年的广播体操，你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集体美学政治需要。在几代人的心里，它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刻在记忆的河流。
（摘自《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