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知一部分被捕的人还在狱中,一部分被放出来,准备将其驱逐出境。抓起来的这些人都是远离政治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是根据个人喜好筛选出来的。
　　
　　我还有必要继续躲藏下去吗?要躲到什么时候呢?我拿起电话,我已经知道了受命办理我们这桩案子的侦查员的姓名,只是不知道这是一桩什么“案子”。当时,有那么一个流行的笑话:在为数众多的表格上,最自由的新体制下的公民都要填这么一栏:“您是否被捕过,如果没有,为什么?”
　　
　　去监狱总是不愉快的,哪怕是自愿去的。只有一个新笑话可以让人开心。原来,即使一个公民在去监狱的路上也有很多障碍在等着他。不久前更名为格别乌(国家稳定的标志)的契卡所在地被严加把守着,普通人要进去不那么容易。我极力说服第一个哨兵,说我是被电话叫来的,至于我为什么没有通行证——到监狱里来哪有自愿的啊。哨兵发了慈悲。办公室里,每个窗口都站了一群人。由于我申明有急事,排在队伍外面就大声喊,强烈要求他们听我把话说完。我可以提高声音——没什么好担心的。在普遍胆怯的情况下,大声是管用的。——“您有什么事?”——“关于逮捕我的事。”——“您没被捕啊?”——“我就是为这个来的。”——“不行,公民,没有命令不行。”——“那我怎么办?”——“这跟我们没关系,回家去吧。”纯粹的田园诗!我只好说服另外一个哨兵,他把守在通往内部监狱的门口,里面就是侦查员的房间。我跟他解释了很久:不能把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为什么不放我进去啊。我现在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我威胁他:我要告他们。这才放我进去。我沿着没有尽头的走廊找着,最后终于在一个门上发现了我需要的姓名。侦查员很客气:“首先在这张纸上签个字。”纸上写到:宣布逮捕我。——“怎么逮捕我?我没带枕头来呀。”他安慰我说:“您只需要签个字。我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张纸。”另一张纸条上的意思是,宣布释放我,必须在一周内离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新官吏比较喜欢纸质产品。“还有第三张纸条。”这张写的意思是,如果不出境或者中途逃跑要被处以最高刑罚,也就是枪决。我只是笑了笑:“请给我提供机票,我今天就走。可以走了吗?”“还要填一张表。”确实是,在办公室里办事,不填表哪成。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看苏维埃政权?”这个问题太恶毒了——当我在监狱里而且就要被遣送出国境的情况下,我能怎么看我们的政权?于是我写道:“非常吃惊”。侦查员皱了皱眉,说道:“您随便写吧,反正您就要离开这里了。”“现在没事了?”“我要给您在出门条上签个字。”我又沿着那条走廊出来,一个士兵没收了纸条,把它插在刺刀上。
　　
　　终于,办公室的氣氛被夏日的莫斯科街道的尘土取代了。
　　
　　革命变成了这样。一次次的风暴变成日常的警察行为。那怎么办呢?还是离开俄罗斯轻松些。昨天,这些对我来说还是莫大的不幸,而今天,在我心里,无论是反抗还是特别的遗憾都找不到了。
　　
　　俄罗斯——只占世界面积的六分之一,剩下还有六分之五呢。遗憾的是,不是任何一种植物都禁得起移植并适应另外的气候和土地。在卡马河和伏尔加河河岸、在莫斯科、在国内的旅行中、在工作岗位、在流放中甚至在监狱里,我都感觉自己是在家里;在国外永远没有在“家”的感觉,无论你怎样熟悉那个国家、那里的人民、那里的语言。
　　
　　这不是爱国主义情感,而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而且也不愿意服。也许,还有一种傲慢在里面。几乎我所有的书,都是在侨居国外或在国外流放时写的;在俄罗斯“没时间”写;但只有俄罗斯的生活提供了这些书的生命材料——它们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的。在国外生活了大半生后,再回忆往事,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谈这虚度的一半了;它太私人化了,正因为此,在我与莫斯科、与最后的“家”告别时的痛苦时分,我中止了自己的手记。接下来会是另外的居所、另外的灾难和流浪——喏,我现在就在法国的一条河的岸边,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条河的名字。但是,在哪里生活,还要未雨绸缪些什么,现在对我已经完全无所谓了:书已写完,也就没必要耽搁时间写后记了。
　　
　　奥索尔金,1878-1942,作家,出生于世袭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他明确反对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是著名的出版社“作家书屋”的创办人。1919年被捕,后被释放。1922年,随“哲学船”流亡欧洲,直到1937年还保留着苏联国籍。■
　　
　　本文选自《哲学船事件》第二部分“哲学船的见证”第一篇,详见本期“本刊4月荐书”,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