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航民村之前，记者试图从各个渠道了解这个小村子的前世今生，“哈，这可是一个想入赘都很难进的村子啊，”一位熟悉情况的朋友忍不住笑着说，很多人想进这个村子，入赘也可以，但是竞争未免也太激烈了些……
浙江萧山，航民村，故事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1966年，方迁溇的采石场上，石炮刚响完，炮眼还冒着烟，肩上挑着土箕的朱重庆就冲了进去。他手里拿着扳耙去抢炮眼周围的石块，因为这些石块被炸药炸松了，容易敲碎，能多赚钱。他从来没想过，头顶上那些被炸松的岩石落下来会怎样。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但是朱重庆说：“我不怕死，我妈也不怕我死。”
穷困的年代，危险或死亡并不能动摇人们谋生存的念想。彼时的航民村村民，包括十几岁的孩子们，都明白幸福的道理，生存下去，吃饱饭……
那一年，朱重庆刚好16岁。文革开始，社会乱糟糟的。初二的他选择辍学。整个航民村跟朱重庆差不多年纪的小孩，都在那个采石场冲锋。多年后，朱重庆感慨万分，那时候的航民是整个瓜沥最穷的村。
后来，这个寻常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走向，种种契机和因缘，人的故事、村庄的故事、关于幸福的故事，以另外一种面目发生：1979年，航民村以12万元起家，2011年，整个航民村的资产几达百亿元。朱重庆也从一个不知畏惧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航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钱塘江南岸，萧山东部，占地面积不过2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航民村人演绎出一段集体致富的精彩故事。
老村民的口述、记忆和生活
沈宝庆与朱阿忠是航民村土生土长的老人，他们见证了航民村的变迁，他们如今在各自的院子里安享晚年。
叙述往事，尤其在孙辈面前叙述往事，是沈宝庆在后辈面前“讲古”、“讲段子”的乐趣：沈宝庆的儿子1966年前后也曾经和朱重庆一起，是采石场冲锋队中的一员。那个年代，人心都散了，儿子打死也不愿去上学，偷偷地去弄了个土箕，准备去采石场扒石头回来。但是，没几天就被沈宝庆发现了底细，终于在某一天，他从田里跑回家，把正准备溜出去的儿子堵在了家门口。儿子的脸一下煞白，只见父亲一把将土箕夺了过去，狠狠地砸在地上。
沈宝庆回忆说，一共四兄弟，全都没读过书，不读书是吃亏的事，儿子可不能再因为不识字而穷下去。那真是穷怕了。
沈宝庆出生于1923年，他的童年正是航民村历史上 “三只半米淘箩，三十六根讨饭棒”的时代。十几岁的时候，沈宝庆也出去讨过饭。可因为太小，他甚至都算不上这“三十六根讨饭棒”的一根。不敢走太远，就到邻村挨家挨户敲门。可那时候大家都穷啊，经常走一天也讨不到什么东西。
朱阿忠的人生记忆是从雨鞋开始：他比沈宝庆小了13岁，20岁时他穿上人生中的第一双雨鞋。在这双雨鞋之前，夏天穿草鞋，冬天的时候，草鞋的外面包一层薄薄窄窄的布，根本御不了寒。到了下雨天，冰冷的雨水顺着鞋底往上窜，透心凉。脚上因为冻疮留下来的伤疤是贫困留下的印记。
即便如此，朱阿忠仍然喜欢下雨天，因为晴天他必须在家帮忙做农活，只有等到下雨天才可以去上学。就这样，他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学。朱阿忠现在认得的几个字，还是上世纪80年代，在扫盲班里学会的。
日子后来越过越好。朱阿忠1958年元旦参军，1961年10月退伍，11月即进人瓜沥苞索厂一直干到1988年5月1日回家。1988年6月25日进航民织布厂，中间在航民集团内的不同企业都干过，1994年又回到织布厂，一直干到1999年9月1日退休。
记者见到朱阿忠的时候，他刚刚从公园打完太极拳回家。这是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清爽房子，就他和他老太婆（萧山人对老伴的称呼）两个人住。老太婆去隔壁村烧香去了，这天的午饭要朱阿忠自己烧。他把米洗洗干净，轻轻按下了电饭煲的“煮饭”键。
大米是去年年底村里统一发的。航民村一共有800多亩土地，分成三个农场，采用现代农场经营模式，由集团统一管理。村民们不用干农活了，可每年到了年底大米、猪肉、鸡、鱼总是少不了的。朱阿忠和老伴两个人一年能分到600斤大米。吃不掉怎么办？那就分给邻村的其他亲戚们。亲戚们来串门，总会带点伴手礼，这些大米就成了朱阿忠的回礼。
航民村的集体资产随着航民集团的发展而不断壮大，村里采用股份分配的方式明确产权。集团通过村民股、管理股、职工股等方式，按村民贡献大小分配给相应的份额。朱阿忠也分到了股份，去年光分红就有2万元。
退休后没多久，朱阿忠就开始练习打太极拳了。早上5点半，天蒙蒙亮，就起床了。泡上一保温杯的藕粉，解渴顺便垫肚子，然后，走路或骑车到村边上的公园，那里聚集了一批晨练的老人们。十几年下来，风雨不断，朱阿忠的太极拳、太极剑在萧山的同好中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前两年参加萧山市太极拳比赛，还拿了老人组第四名的好成绩。村里每年都会安排老人们的旅游，这些年，朱阿忠去过北京、昆明、顺德好些地方。
有些老人不愿意跟孩子住，村里特意建了一幢老人公寓给有需要的人住。沈宝庆就在那里住了整整8年。要不是今年年初四，老伴去世，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住，把他接回了家，估计，他仍旧住在那里。
沈宝庆是第一批住进去的人，他清楚地记得搬到老年公寓那天的情形。雪白的墙、地面，家具都是新的，那真的是跟搬新家是一样的。自己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吃饭，吃完了再来点小酒，然后慢慢地走到村里的文化中心，听听绍剧，搓搓小麻将。沈宝庆很怀念跟自己做了61年夫妻的老太婆，她不应该走这么早的，这好日子还没享受够呢。
外来员工：留下或离开，原来不是个问题
在航民村，本村人口是1100人左右，而外来常住人口则有上万人——村里不少人认为，村子要发展，企业要扩大，本村人肯定是不够用的，必须要引入外地人，协力发展：工作在航民，生活在航民，当然，入赘也是引进人才的一个办法。
记者在航民村采访时遇上了一位哭泣的江苏姑娘，杨丽佳。
2012月2月29日，她哭了整整一天，眼睛通红。那是她在航民的第九年，也是她在航民的最后一天。原来，姑娘要嫁人了，老公和他的家人都在上海，她必须过去。可她舍不得这个地方。职高毕业那会儿，她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到了航民，先在工厂里做工人，后来到了航民百泰做黄金摆件销售员，一呆就是九年。 对外地员工，离开或者留下，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南昌小伙段银波就准备安家在航民了。
2001年8月的一天，天空中下着濛濛细雨，段银波从航民村的最南头骑车到航民集团做印染的七车间报到。航民做印染起家，一个车间实际上就一个印染分公司，比如说，现在的澳美印染有限公司就是四车间。那一年，段银波也是16岁，因为调皮，成绩不好，初中毕业之后，决定出来打工。哥哥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去航民吧。哥哥是航民一个印染企业的印染工人。他口中的航民，经济发达，村民富裕，企业责任心强，“你到这里能学到东西的”。
段银波至今记得自己离家那会儿父亲的眼神：“如果你在外面干不下去了，想回来继续读书，我还供你。”这眼神，在段银波刚刚到航民的时候，时常会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有点自责。
段银波从没想过自己会一呆就是11年，成为航民集团1.1万名外地员工之一，他刚到航民的时候，工资不过400多元一个月，去年，他的年收入超10万。
在这里，他还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人生大事。到航民的第三年，他恋上了同公司的那个漂亮的车间女工。这个女工后来成了段银波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段银波给儿子取名段高翔，充满期望。
段高翔今年7岁了，一直都是老家的父母带着。妻子想着今年要把儿子从老家接到身边：“马上要上小学了，还是放在身边带放心一点。”航民幼儿园对所有航民外来员工的子女开放，就连上小学也可以在瓜沥镇安排入学。
段银波，这个1986年出生的小伙子，成了杭州航民集团子公司澳美印染有限公司中最年轻的一个工段长，也是为数不多的外来工段长之一。实际上，段银波的“外来员工”的概念是指来自浙江省以外地区的员工，如果按照村子的界限来划分，澳美几乎所有的工段长都是外来员工。过去，本省和省外、本村和村外，多少还存在一些因籍贯、习俗差异的二形成的区分，但如今，彼此的界限越来越淡。
2006年11月，航民集团投资3500万元新建的职工公寓楼启用。这是一个小区化管理的员工宿舍，可容纳1200多名员工居住，公寓楼内小商店、食堂、集体浴室、供热系统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段银波和他老婆就住在这里，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用交房租，水费也是全免的，如果夏天开空调的话，就要交一小部分的电费。
段银波经常引用朱重庆讲的话：如果给一个人的幸福感来源排个名，最后一位才是钱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工作环境、生活配套、职业保障、职业规划。
段银波也考虑过自己创业，但是也舍不得航民村和自己的本行。航民对员工是极其自由的。你愿意留在航民好好干，我们很乐意，如果你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我们也鼓励。如果到时候，你想回来了，我们依旧欢迎。段银波又想起当年离家时父亲的那个眼神：家里的门永远都为你敞开。
航民村的“80后”
朱重庆已年近花甲，航民村的发展，未来将是“80后”的重担。
朱重庆从来都没有动摇过的想法是：一个村子顶多有5%左右的村民是有能力的人，单干不是问题，自主经商、投资实业，村里一直都很鼓励；但航民集团作为村子的集体企业，得必须为另外95%相对普通的村民考虑，大部分人还得依赖集体这条大船来实现共同富裕：
为此，在1997年前后，大量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时代，朱重庆固执地否决了很多人提议的改制计划；
也为此，朱重庆在培养并选择未来一代的管理层时，对他们中的“80后”们一再地强调，不能放弃共同富裕的这条路径。
“80后”的航民又是怎样的航民？
这显然是幸福且被指明方向的一代：幼年跟着父母们在印染车间里打滚长大，享受着航民发展成长的福利与荣耀，经受了当代最前沿的学业训练，并且有一般人在毕业后选择了返回航民，在集团各个分公司就业，从最底层开始历练，几年后，他们中的佼佼者担任了公司的要职。
“浙江首富村”的自豪给他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们几乎与生俱来就知道，航民村是个了不起的村庄，集团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共同富裕是个了不起的模式——
胡月清5年前大学毕业，毫不犹豫地回航民工作。这个决断，似乎很多意义上在于她中学时期的感受，那时，胡月清开始念高中了，交完学杂费之后，她追在老师屁股后面要发票。县城中学的老师第一次碰到有学生跟自己要学杂费发票，看待胡月清似乎是看待外星人，看待胡月清口中那个“上学不用钱，考上大学还给钱”的村子充满好奇：“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村民子弟的学杂费票据，村里可以报销。
1981年出生的朱立民，航民股份有限公司的织造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一个大学毕业后返村的小伙子。
朱立民说，自打初中起在县城念书，就从老师和同学的惊奇反应中意识到，航民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所以，2003年他大学毕业后，返回航民。先后在澳美印染车间做过工人，在印染分公司跑过业务，后去航民股份公司做了一年审计，又调到上海办事处工作了一年。2010年2月，朱立民正式调任现在的职位，并兼任集团团委书记，同时也成了省青联委员。
朱立民刚刚调任现在岗位的时候，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经过一年的调整，2011年，航民股份织造分公司扭亏为盈，净利润1200万。同时，他让他公司里的员工个人收入平均每年增长了20%。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的王利江也是一个80后。这个航民的女婿1982年出生，2004年6月来到航民，第一天就开始单枪匹马出差，表现出了过人的工作能力。在他的管理下，公司去年销售10个亿，利润1800万元。王利江每天盯着期货大盘看4个小时，独自一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为了多拉一些能炼铜的原料回来，表现出了良好的续富能力。
这些年轻人都是航民村的重点培养对象。朱重庆说，虽然我们给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平台，可实际上，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同时，他们坚守着朱重庆为他们设定的方向，幸福的感觉在于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
朱立民说：“我们这代肯定会延续航民村30年发展的路径，已经证明了共同富裕的正确性。”
浙江萧山，航民村，故事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1966年，方迁溇的采石场上，石炮刚响完，炮眼还冒着烟，肩上挑着土箕的朱重庆就冲了进去。他手里拿着扳耙去抢炮眼周围的石块，因为这些石块被炸药炸松了，容易敲碎，能多赚钱。他从来没想过，头顶上那些被炸松的岩石落下来会怎样。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但是朱重庆说：“我不怕死，我妈也不怕我死。”
穷困的年代，危险或死亡并不能动摇人们谋生存的念想。彼时的航民村村民，包括十几岁的孩子们，都明白幸福的道理，生存下去，吃饱饭……
那一年，朱重庆刚好16岁。文革开始，社会乱糟糟的。初二的他选择辍学。整个航民村跟朱重庆差不多年纪的小孩，都在那个采石场冲锋。多年后，朱重庆感慨万分，那时候的航民是整个瓜沥最穷的村。
后来，这个寻常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走向，种种契机和因缘，人的故事、村庄的故事、关于幸福的故事，以另外一种面目发生：1979年，航民村以12万元起家，2011年，整个航民村的资产几达百亿元。朱重庆也从一个不知畏惧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航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钱塘江南岸，萧山东部，占地面积不过2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航民村人演绎出一段集体致富的精彩故事。
老村民的口述、记忆和生活
沈宝庆与朱阿忠是航民村土生土长的老人，他们见证了航民村的变迁，他们如今在各自的院子里安享晚年。
叙述往事，尤其在孙辈面前叙述往事，是沈宝庆在后辈面前“讲古”、“讲段子”的乐趣：沈宝庆的儿子1966年前后也曾经和朱重庆一起，是采石场冲锋队中的一员。那个年代，人心都散了，儿子打死也不愿去上学，偷偷地去弄了个土箕，准备去采石场扒石头回来。但是，没几天就被沈宝庆发现了底细，终于在某一天，他从田里跑回家，把正准备溜出去的儿子堵在了家门口。儿子的脸一下煞白，只见父亲一把将土箕夺了过去，狠狠地砸在地上。
沈宝庆回忆说，一共四兄弟，全都没读过书，不读书是吃亏的事，儿子可不能再因为不识字而穷下去。那真是穷怕了。
沈宝庆出生于1923年，他的童年正是航民村历史上 “三只半米淘箩，三十六根讨饭棒”的时代。十几岁的时候，沈宝庆也出去讨过饭。可因为太小，他甚至都算不上这“三十六根讨饭棒”的一根。不敢走太远，就到邻村挨家挨户敲门。可那时候大家都穷啊，经常走一天也讨不到什么东西。
朱阿忠的人生记忆是从雨鞋开始：他比沈宝庆小了13岁，20岁时他穿上人生中的第一双雨鞋。在这双雨鞋之前，夏天穿草鞋，冬天的时候，草鞋的外面包一层薄薄窄窄的布，根本御不了寒。到了下雨天，冰冷的雨水顺着鞋底往上窜，透心凉。脚上因为冻疮留下来的伤疤是贫困留下的印记。
即便如此，朱阿忠仍然喜欢下雨天，因为晴天他必须在家帮忙做农活，只有等到下雨天才可以去上学。就这样，他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学。朱阿忠现在认得的几个字，还是上世纪80年代，在扫盲班里学会的。
日子后来越过越好。朱阿忠1958年元旦参军，1961年10月退伍，11月即进人瓜沥苞索厂一直干到1988年5月1日回家。1988年6月25日进航民织布厂，中间在航民集团内的不同企业都干过，1994年又回到织布厂，一直干到1999年9月1日退休。
记者见到朱阿忠的时候，他刚刚从公园打完太极拳回家。这是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清爽房子，就他和他老太婆（萧山人对老伴的称呼）两个人住。老太婆去隔壁村烧香去了，这天的午饭要朱阿忠自己烧。他把米洗洗干净，轻轻按下了电饭煲的“煮饭”键。
大米是去年年底村里统一发的。航民村一共有800多亩土地，分成三个农场，采用现代农场经营模式，由集团统一管理。村民们不用干农活了，可每年到了年底大米、猪肉、鸡、鱼总是少不了的。朱阿忠和老伴两个人一年能分到600斤大米。吃不掉怎么办？那就分给邻村的其他亲戚们。亲戚们来串门，总会带点伴手礼，这些大米就成了朱阿忠的回礼。
航民村的集体资产随着航民集团的发展而不断壮大，村里采用股份分配的方式明确产权。集团通过村民股、管理股、职工股等方式，按村民贡献大小分配给相应的份额。朱阿忠也分到了股份，去年光分红就有2万元。
退休后没多久，朱阿忠就开始练习打太极拳了。早上5点半，天蒙蒙亮，就起床了。泡上一保温杯的藕粉，解渴顺便垫肚子，然后，走路或骑车到村边上的公园，那里聚集了一批晨练的老人们。十几年下来，风雨不断，朱阿忠的太极拳、太极剑在萧山的同好中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前两年参加萧山市太极拳比赛，还拿了老人组第四名的好成绩。村里每年都会安排老人们的旅游，这些年，朱阿忠去过北京、昆明、顺德好些地方。
有些老人不愿意跟孩子住，村里特意建了一幢老人公寓给有需要的人住。沈宝庆就在那里住了整整8年。要不是今年年初四，老伴去世，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住，把他接回了家，估计，他仍旧住在那里。
沈宝庆是第一批住进去的人，他清楚地记得搬到老年公寓那天的情形。雪白的墙、地面，家具都是新的，那真的是跟搬新家是一样的。自己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吃饭，吃完了再来点小酒，然后慢慢地走到村里的文化中心，听听绍剧，搓搓小麻将。沈宝庆很怀念跟自己做了61年夫妻的老太婆，她不应该走这么早的，这好日子还没享受够呢。
外来员工：留下或离开，原来不是个问题
在航民村，本村人口是1100人左右，而外来常住人口则有上万人——村里不少人认为，村子要发展，企业要扩大，本村人肯定是不够用的，必须要引入外地人，协力发展：工作在航民，生活在航民，当然，入赘也是引进人才的一个办法。
记者在航民村采访时遇上了一位哭泣的江苏姑娘，杨丽佳。
2012月2月29日，她哭了整整一天，眼睛通红。那是她在航民的第九年，也是她在航民的最后一天。原来，姑娘要嫁人了，老公和他的家人都在上海，她必须过去。可她舍不得这个地方。职高毕业那会儿，她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到了航民，先在工厂里做工人，后来到了航民百泰做黄金摆件销售员，一呆就是九年。 对外地员工，离开或者留下，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南昌小伙段银波就准备安家在航民了。
2001年8月的一天，天空中下着濛濛细雨，段银波从航民村的最南头骑车到航民集团做印染的七车间报到。航民做印染起家，一个车间实际上就一个印染分公司，比如说，现在的澳美印染有限公司就是四车间。那一年，段银波也是16岁，因为调皮，成绩不好，初中毕业之后，决定出来打工。哥哥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去航民吧。哥哥是航民一个印染企业的印染工人。他口中的航民，经济发达，村民富裕，企业责任心强，“你到这里能学到东西的”。
段银波至今记得自己离家那会儿父亲的眼神：“如果你在外面干不下去了，想回来继续读书，我还供你。”这眼神，在段银波刚刚到航民的时候，时常会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有点自责。
段银波从没想过自己会一呆就是11年，成为航民集团1.1万名外地员工之一，他刚到航民的时候，工资不过400多元一个月，去年，他的年收入超10万。
在这里，他还完成了他的大部分人生大事。到航民的第三年，他恋上了同公司的那个漂亮的车间女工。这个女工后来成了段银波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段银波给儿子取名段高翔，充满期望。
段高翔今年7岁了，一直都是老家的父母带着。妻子想着今年要把儿子从老家接到身边：“马上要上小学了，还是放在身边带放心一点。”航民幼儿园对所有航民外来员工的子女开放，就连上小学也可以在瓜沥镇安排入学。
段银波，这个1986年出生的小伙子，成了杭州航民集团子公司澳美印染有限公司中最年轻的一个工段长，也是为数不多的外来工段长之一。实际上，段银波的“外来员工”的概念是指来自浙江省以外地区的员工，如果按照村子的界限来划分，澳美几乎所有的工段长都是外来员工。过去，本省和省外、本村和村外，多少还存在一些因籍贯、习俗差异的二形成的区分，但如今，彼此的界限越来越淡。
2006年11月，航民集团投资3500万元新建的职工公寓楼启用。这是一个小区化管理的员工宿舍，可容纳1200多名员工居住，公寓楼内小商店、食堂、集体浴室、供热系统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段银波和他老婆就住在这里，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用交房租，水费也是全免的，如果夏天开空调的话，就要交一小部分的电费。
段银波经常引用朱重庆讲的话：如果给一个人的幸福感来源排个名，最后一位才是钱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工作环境、生活配套、职业保障、职业规划。
段银波也考虑过自己创业，但是也舍不得航民村和自己的本行。航民对员工是极其自由的。你愿意留在航民好好干，我们很乐意，如果你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我们也鼓励。如果到时候，你想回来了，我们依旧欢迎。段银波又想起当年离家时父亲的那个眼神：家里的门永远都为你敞开。
航民村的“80后”
朱重庆已年近花甲，航民村的发展，未来将是“80后”的重担。
朱重庆从来都没有动摇过的想法是：一个村子顶多有5%左右的村民是有能力的人，单干不是问题，自主经商、投资实业，村里一直都很鼓励；但航民集团作为村子的集体企业，得必须为另外95%相对普通的村民考虑，大部分人还得依赖集体这条大船来实现共同富裕：
为此，在1997年前后，大量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时代，朱重庆固执地否决了很多人提议的改制计划；
也为此，朱重庆在培养并选择未来一代的管理层时，对他们中的“80后”们一再地强调，不能放弃共同富裕的这条路径。
“80后”的航民又是怎样的航民？
这显然是幸福且被指明方向的一代：幼年跟着父母们在印染车间里打滚长大，享受着航民发展成长的福利与荣耀，经受了当代最前沿的学业训练，并且有一般人在毕业后选择了返回航民，在集团各个分公司就业，从最底层开始历练，几年后，他们中的佼佼者担任了公司的要职。
“浙江首富村”的自豪给他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们几乎与生俱来就知道，航民村是个了不起的村庄，集团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共同富裕是个了不起的模式——
胡月清5年前大学毕业，毫不犹豫地回航民工作。这个决断，似乎很多意义上在于她中学时期的感受，那时，胡月清开始念高中了，交完学杂费之后，她追在老师屁股后面要发票。县城中学的老师第一次碰到有学生跟自己要学杂费发票，看待胡月清似乎是看待外星人，看待胡月清口中那个“上学不用钱，考上大学还给钱”的村子充满好奇：“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村民子弟的学杂费票据，村里可以报销。
1981年出生的朱立民，航民股份有限公司的织造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一个大学毕业后返村的小伙子。
朱立民说，自打初中起在县城念书，就从老师和同学的惊奇反应中意识到，航民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所以，2003年他大学毕业后，返回航民。先后在澳美印染车间做过工人，在印染分公司跑过业务，后去航民股份公司做了一年审计，又调到上海办事处工作了一年。2010年2月，朱立民正式调任现在的职位，并兼任集团团委书记，同时也成了省青联委员。
朱立民刚刚调任现在岗位的时候，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经过一年的调整，2011年，航民股份织造分公司扭亏为盈，净利润1200万。同时，他让他公司里的员工个人收入平均每年增长了20%。
杭州萧山稀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的王利江也是一个80后。这个航民的女婿1982年出生，2004年6月来到航民，第一天就开始单枪匹马出差，表现出了过人的工作能力。在他的管理下，公司去年销售10个亿，利润1800万元。王利江每天盯着期货大盘看4个小时，独自一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为了多拉一些能炼铜的原料回来，表现出了良好的续富能力。
这些年轻人都是航民村的重点培养对象。朱重庆说，虽然我们给他们创造了很多的平台，可实际上，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同时，他们坚守着朱重庆为他们设定的方向，幸福的感觉在于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
朱立民说：“我们这代肯定会延续航民村30年发展的路径，已经证明了共同富裕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