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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印发了两个错误的材料，即《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根据这两个所谓的罪行材料，全会作出了两个错误的决定：一是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正是这两个错误的材料和错误的决定，才有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特殊专机飞行。
坐飞机的“首长”竟是刘少奇
1969年10月的北京。西郊机场在朦胧的夜色中，影影绰绰看到一架银灰色的伊尔一14型客机，孤独地停在候机楼门前。它将执行什么任务?飞向何方?何时起飞?机长邹立升不清楚，领航员刘道义与其他机组成员也都不清楚。
以往凡是执行专机任务的飞机，都是机舱门朝着候机楼停放，这样既便于首长和乘客上下飞机，也便于迎送人员接送客人，而这次却恰恰相反，飞机机舱门正好是背对着候机楼。很显然，这样停放专机是防止首长登机时被人看见。
候机室楼前宽敞的停机坪上，有两根高大的水泥杆，上面装有10多万千瓦的照明灯，凡有夜航任务，它们都要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将停机坪照得同自昼一般。而那天晚上却是黑灯瞎火。停机坪上没有人，没有光，只有死一般的沉寂与黑暗。
上述种种反常现象化成一连串的问号，困惑着刘道义和机组的每一位成员。然而这些问号只能在脑海里转悠，谁也不敢问及，因为他们用党性作过保证，不向任何人打听和透露这次任务的任何细节。因此，他们都木然地坐在驾驶舱里待命，以十分好奇的心情等待着那位神秘首长的到来。但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将要乘坐他们飞机的首长竟会是刘少奇。
1969年10月17日晚7点左右，押送刘少奇的轿车驶进西郊机场，在那架等待多时的伊尔-14飞机前停了下来。车刚一停稳，押送人员便以最快的速度将躺有刘少奇的担架抬上飞机。在飞机客舱里迎接的只有机长邹立升一人。这也是上级的规定：此次任务中，除了机长邹立升一人之外，机组其他成员不得走出驾驶舱。
机长邹立升在客舱灯的照耀下，发现他们要送的是一位病危的首长，那垂在脑后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凌乱而干枯；那双露在被单外面的赤脚干瘦干瘦的，没有半点血色。担架被搁在飞机客舱的过道里。机长一见这情景便赶忙向随行人员建议道：“飞机上有沙发床，请将首长放到床上休息吧!”押送人员商量了一会儿后，采纳了机长的建议，把首长抬到了床上。就在这时，盖在刘少奇面上的纱巾掉了下来，机长看到了首长的真面目，原来他竟是机长非常熟悉的刘少奇主席。
邹立升是从陆军选调进航校学飞行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立有战功，是一位一贯听从党指挥的老党员。他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当他亲眼目睹了刘少奇的惨状后，心中却油然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正当他茫然的时候，押送人员给他下达了“马上起飞，到开封南郊机场降落”的命令。邹立升带着一串新的问号走进驾驶舱。“开车，飞开封!”他对机组下达完简单的指令后，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刘道义与机组其他成员什么也没问，她赶紧准备飞开封的航线。
7点10分左右，邹立升机组驾驶着3284号专机起飞了。这时，首都北京已是华灯齐放，万家灯火。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被撵出了北京。这也是刘少奇同志和首都、首都人民以及自己亲人的永别。
3284号飞机载着奄奄一息的刘少奇，在黑沉沉的夜空，向着南方飞去。邹立升的心也在记忆的长空中飞驰。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刘少奇访问越南时，在河内接见中国在越南工作的专家，其中就有邹立升。他当时正在为越南培养运输机飞行员，并负责执行越南领导人的专机任务。胡志明主席就多次坐过他驾驶的专机。因此，他很自然地回忆起那次被刘少奇接见时的情景：那时的刘少奇是那样和蔼可亲、朴素健壮，和他握手时是那么有力，对他们的勉励也是那么中肯：“你们在越南执行飞行任务时，一定要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要很好地为越南人民服务，为增强中越两党、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而努力工作。”接见时，刘少奇还和援越专家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3年前虽然上交了，但当时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他的心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6年后的今晚，再见刘少奇时，他竟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虽说此时他是党内的最大“走资派”，见了仍然令人心酸。
1961年9月23日下午，一架载着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军航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送他去武汉见毛泽东主席。蒙哥马利元帅在武汉停留了两天。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详细情况当时没能透露出来，但有一点却从工作人员嘴里传到了机组成员的耳朵里，那就是毛泽东明确地向蒙哥马利元帅表示：刘少奇是他的当然接班人。谁都明白，向西方要人表明此事，就等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为什么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突然会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了呢?
晚9点多钟，押送刘少奇的3284号“囚机”在开封古城降落。飞机停稳后，按规定只有邹立升一人来到客舱为客人打开舱门。刘少奇被抬下飞机后，被一辆救护车拉走了。
邹立升机组没有在开封停留，他们连夜返回北京。他哪里知道27天后，刘少奇就极为悲惨地结束了他风云际会、大起大落的人生。
永难忘怀执行
送小平同志去南昌的任务
1969年10月22日，北京远郊沙河机场的机窝里，停放着一架伊尔14型客机，机尾号为3287。清晨，机组成员就做好了飞行前的一切准备，等待首长的到来。执行这次任务的机长是飞行技术过硬、航行经验丰富的李骏。以往的专机任务，首长都是在候机楼门前上飞机，而这次特殊，是将飞机从停机坪拖到机窝里，让客人在机窝里上飞机，这样的安排在专机部队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特殊安排使本就保密的任务变得更加神秘。8点多钟，一辆吉普车与一辆卡车驶进了机窝，停在飞机旁，汽车停稳后，从吉普车上下来一人，他径直走到在机翼下待命的机组前面问：“哪一位是机长?”
李骏上前一步回答道：“我是。”
那人忙将他拉到一旁小声说道：“我是中央办公厅的，知道你们今天是送谁吗?”李骏摇了摇头。
“你们今天是送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李骏听后心里咯噔了一下，尔后问道：“毛主席说他可以当秘书，干嘛送他走?”
那人拍了拍李骏的肩膀笑道：“留下来给你当秘书，你敢用吗?不过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说完便指挥卡车上的人往飞机上搬行李。装行李时发生了矛盾，伊尔14型飞机属小型飞机，载重量有限，行李中有几大木箱书太沉，如果让它们上飞机，飞机就会超重。办公厅的人坚持行李都上飞机，机组则不让上。李骏只好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飞机超载不能保证首长安全，先把书箱留下， 等以后你们再想办法将书箱送到南昌。”一听超重危及飞行安全，办公厅的人只好同意了。
装完行李后，办公厅的人便招呼一直坐在吉普车上的乘客上飞机。从吉普车上下来四人：邓小平、卓琳、邓林和邓小平的母亲。邓小平留着平头，穿着中山服，仍很精神，不失伟人风范，根本就不像一个被流放的落难者，与街头漫画上被打上红叉的狼狈像大相径庭。与外界隔绝了很长时间的邓小平，乍一见到专机部队的空地勤战士，有一种亲切感，下车后本能地朝他们走去。邓小平是这支部队的常客，早在1952年7月12日，他即将由西南局调政务院工作，便乘坐该部队的里一2型8209号专机前往昆明、武汉等地视察。这是专机部队首次执行专机任务。当时部队组建才70天，各项保障条件都很差，飞机航材奇缺，包括团长等飞行员都还没有飞过夜航，不具备四种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能，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完整的飞行管制系统，航线上导航点很少。7月正值雷雨季节。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证飞行安全困难很多，没有绝对把握。但邓小平高度信任刚组建的空军专机部队，毅然决定率先乘坐空军专机。在首长的鼓励下，专机组克服各种困难，安全圆满地完成了首次专机任务。此后邓小平曾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至1982年，他共乘坐军航专机58次、107架次，其中有3次是出国访问。
因此，专机部队的飞行人员对邓小平非常熟悉，都非常敬仰他。然而，当一见邓小平向自己走来，几名空地勤人员在一位领导干部的示意下，却往后退了两步。这时邓小平可能意识到今非昔比，他已不是当年受尊重的总书记，而是被批判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摆在他前面的不再是接送他的专机，而是押送他的“囚机”。他冲他们微微一笑后，健步上了飞机。
客人上飞机后，李骏机组开车滑行，很快便腾空而起，向着江西南昌飞去。与邓小平一家四口同行的还有两名专案组成员，他们是押送人员，坐在机舱的后部。邓小平坐在客舱前部的桌子旁，他母亲和妻子则坐在为她们临时安装的沙发床上。飞机平飞后，空勤机械员问李骏：“机长，要不要给客人水喝?”
押送邓小平的专机组没配空中服务员，也没带任何招待用品，只有两暖瓶白开水，主要是供机组饮用的。
“不管什么人，坐在我们飞机上，就是我们的乘客，没啥东西招待他们，但水还是要给他们喝的。不过你送水时不要与客人交谈。”
机械员拎着一个暖水瓶和一小箱水杯进了客舱，他遵照机长的嘱咐，没说话，他首先走到邓小平面前，用手拍着暖水瓶，潜台词很明确：“您喝水吗?”
邓小平也没开口，只望着他摇了摇头，双眼里透出感激的目光，那意思也很清楚：“不用，谢谢你!”
机械员冲每个人都拍过暖水瓶后回到驾驶舱。“机长，他们都没喝。”
“那人怎么样?”
“很淡定，也很和……”
“甭说了，忙你的吧!”李骏打断了他的话，又集中精力操纵飞机，他暗下决心，一定平稳安全地将客人送到南昌。
也许蓝天白云知道飞机上坐的是一位遭受迫害的伟人，因此天更蓝，云更白，一路风平浪静。下午1点左右，3287号飞机在李骏机组精心驾驶下，在南昌向塘机场降落。机组成员除机长李骏照顾客人下飞机外，其他人都按要求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李骏打开机舱门，请客人下飞机，邓小平经过他面前时，特意停了下来，用满含感激的目光望了他一眼，此时李骏很想说一声首长再见，可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李骏尾随在客人后面也下了飞机。他发现南昌向塘机场的气氛不像北京沙河机场那样冷清，迎接邓小平的人不少，有人微笑着主动与他握手，还有人叫他同志。见到这意外的场景，他有点后悔，当邓小平驻足望他时，也应该主动伸出手去。他正懊恼时，邓小平一行已乘车远去。
李骏一生执行过多少次重要专机任务，他自己也记不清，但送邓小平同志去南昌的任务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令他永难忘怀。
(责任编辑 李树泉)
坐飞机的“首长”竟是刘少奇
1969年10月的北京。西郊机场在朦胧的夜色中，影影绰绰看到一架银灰色的伊尔一14型客机，孤独地停在候机楼门前。它将执行什么任务?飞向何方?何时起飞?机长邹立升不清楚，领航员刘道义与其他机组成员也都不清楚。
以往凡是执行专机任务的飞机，都是机舱门朝着候机楼停放，这样既便于首长和乘客上下飞机，也便于迎送人员接送客人，而这次却恰恰相反，飞机机舱门正好是背对着候机楼。很显然，这样停放专机是防止首长登机时被人看见。
候机室楼前宽敞的停机坪上，有两根高大的水泥杆，上面装有10多万千瓦的照明灯，凡有夜航任务，它们都要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将停机坪照得同自昼一般。而那天晚上却是黑灯瞎火。停机坪上没有人，没有光，只有死一般的沉寂与黑暗。
上述种种反常现象化成一连串的问号，困惑着刘道义和机组的每一位成员。然而这些问号只能在脑海里转悠，谁也不敢问及，因为他们用党性作过保证，不向任何人打听和透露这次任务的任何细节。因此，他们都木然地坐在驾驶舱里待命，以十分好奇的心情等待着那位神秘首长的到来。但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将要乘坐他们飞机的首长竟会是刘少奇。
1969年10月17日晚7点左右，押送刘少奇的轿车驶进西郊机场，在那架等待多时的伊尔-14飞机前停了下来。车刚一停稳，押送人员便以最快的速度将躺有刘少奇的担架抬上飞机。在飞机客舱里迎接的只有机长邹立升一人。这也是上级的规定：此次任务中，除了机长邹立升一人之外，机组其他成员不得走出驾驶舱。
机长邹立升在客舱灯的照耀下，发现他们要送的是一位病危的首长，那垂在脑后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凌乱而干枯；那双露在被单外面的赤脚干瘦干瘦的，没有半点血色。担架被搁在飞机客舱的过道里。机长一见这情景便赶忙向随行人员建议道：“飞机上有沙发床，请将首长放到床上休息吧!”押送人员商量了一会儿后，采纳了机长的建议，把首长抬到了床上。就在这时，盖在刘少奇面上的纱巾掉了下来，机长看到了首长的真面目，原来他竟是机长非常熟悉的刘少奇主席。
邹立升是从陆军选调进航校学飞行的，他参加过解放战争，立有战功，是一位一贯听从党指挥的老党员。他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当他亲眼目睹了刘少奇的惨状后，心中却油然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正当他茫然的时候，押送人员给他下达了“马上起飞，到开封南郊机场降落”的命令。邹立升带着一串新的问号走进驾驶舱。“开车，飞开封!”他对机组下达完简单的指令后，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刘道义与机组其他成员什么也没问，她赶紧准备飞开封的航线。
7点10分左右，邹立升机组驾驶着3284号专机起飞了。这时，首都北京已是华灯齐放，万家灯火。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被撵出了北京。这也是刘少奇同志和首都、首都人民以及自己亲人的永别。
3284号飞机载着奄奄一息的刘少奇，在黑沉沉的夜空，向着南方飞去。邹立升的心也在记忆的长空中飞驰。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刘少奇访问越南时，在河内接见中国在越南工作的专家，其中就有邹立升。他当时正在为越南培养运输机飞行员，并负责执行越南领导人的专机任务。胡志明主席就多次坐过他驾驶的专机。因此，他很自然地回忆起那次被刘少奇接见时的情景：那时的刘少奇是那样和蔼可亲、朴素健壮，和他握手时是那么有力，对他们的勉励也是那么中肯：“你们在越南执行飞行任务时，一定要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要很好地为越南人民服务，为增强中越两党、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而努力工作。”接见时，刘少奇还和援越专家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3年前虽然上交了，但当时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他的心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6年后的今晚，再见刘少奇时，他竟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虽说此时他是党内的最大“走资派”，见了仍然令人心酸。
1961年9月23日下午，一架载着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军航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送他去武汉见毛泽东主席。蒙哥马利元帅在武汉停留了两天。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详细情况当时没能透露出来，但有一点却从工作人员嘴里传到了机组成员的耳朵里，那就是毛泽东明确地向蒙哥马利元帅表示：刘少奇是他的当然接班人。谁都明白，向西方要人表明此事，就等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为什么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突然会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了呢?
晚9点多钟，押送刘少奇的3284号“囚机”在开封古城降落。飞机停稳后，按规定只有邹立升一人来到客舱为客人打开舱门。刘少奇被抬下飞机后，被一辆救护车拉走了。
邹立升机组没有在开封停留，他们连夜返回北京。他哪里知道27天后，刘少奇就极为悲惨地结束了他风云际会、大起大落的人生。
永难忘怀执行
送小平同志去南昌的任务
1969年10月22日，北京远郊沙河机场的机窝里，停放着一架伊尔14型客机，机尾号为3287。清晨，机组成员就做好了飞行前的一切准备，等待首长的到来。执行这次任务的机长是飞行技术过硬、航行经验丰富的李骏。以往的专机任务，首长都是在候机楼门前上飞机，而这次特殊，是将飞机从停机坪拖到机窝里，让客人在机窝里上飞机，这样的安排在专机部队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特殊安排使本就保密的任务变得更加神秘。8点多钟，一辆吉普车与一辆卡车驶进了机窝，停在飞机旁，汽车停稳后，从吉普车上下来一人，他径直走到在机翼下待命的机组前面问：“哪一位是机长?”
李骏上前一步回答道：“我是。”
那人忙将他拉到一旁小声说道：“我是中央办公厅的，知道你们今天是送谁吗?”李骏摇了摇头。
“你们今天是送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李骏听后心里咯噔了一下，尔后问道：“毛主席说他可以当秘书，干嘛送他走?”
那人拍了拍李骏的肩膀笑道：“留下来给你当秘书，你敢用吗?不过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说完便指挥卡车上的人往飞机上搬行李。装行李时发生了矛盾，伊尔14型飞机属小型飞机，载重量有限，行李中有几大木箱书太沉，如果让它们上飞机，飞机就会超重。办公厅的人坚持行李都上飞机，机组则不让上。李骏只好耐心地给他们解释：“飞机超载不能保证首长安全，先把书箱留下， 等以后你们再想办法将书箱送到南昌。”一听超重危及飞行安全，办公厅的人只好同意了。
装完行李后，办公厅的人便招呼一直坐在吉普车上的乘客上飞机。从吉普车上下来四人：邓小平、卓琳、邓林和邓小平的母亲。邓小平留着平头，穿着中山服，仍很精神，不失伟人风范，根本就不像一个被流放的落难者，与街头漫画上被打上红叉的狼狈像大相径庭。与外界隔绝了很长时间的邓小平，乍一见到专机部队的空地勤战士，有一种亲切感，下车后本能地朝他们走去。邓小平是这支部队的常客，早在1952年7月12日，他即将由西南局调政务院工作，便乘坐该部队的里一2型8209号专机前往昆明、武汉等地视察。这是专机部队首次执行专机任务。当时部队组建才70天，各项保障条件都很差，飞机航材奇缺，包括团长等飞行员都还没有飞过夜航，不具备四种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能，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完整的飞行管制系统，航线上导航点很少。7月正值雷雨季节。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证飞行安全困难很多，没有绝对把握。但邓小平高度信任刚组建的空军专机部队，毅然决定率先乘坐空军专机。在首长的鼓励下，专机组克服各种困难，安全圆满地完成了首次专机任务。此后邓小平曾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至1982年，他共乘坐军航专机58次、107架次，其中有3次是出国访问。
因此，专机部队的飞行人员对邓小平非常熟悉，都非常敬仰他。然而，当一见邓小平向自己走来，几名空地勤人员在一位领导干部的示意下，却往后退了两步。这时邓小平可能意识到今非昔比，他已不是当年受尊重的总书记，而是被批判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摆在他前面的不再是接送他的专机，而是押送他的“囚机”。他冲他们微微一笑后，健步上了飞机。
客人上飞机后，李骏机组开车滑行，很快便腾空而起，向着江西南昌飞去。与邓小平一家四口同行的还有两名专案组成员，他们是押送人员，坐在机舱的后部。邓小平坐在客舱前部的桌子旁，他母亲和妻子则坐在为她们临时安装的沙发床上。飞机平飞后，空勤机械员问李骏：“机长，要不要给客人水喝?”
押送邓小平的专机组没配空中服务员，也没带任何招待用品，只有两暖瓶白开水，主要是供机组饮用的。
“不管什么人，坐在我们飞机上，就是我们的乘客，没啥东西招待他们，但水还是要给他们喝的。不过你送水时不要与客人交谈。”
机械员拎着一个暖水瓶和一小箱水杯进了客舱，他遵照机长的嘱咐，没说话，他首先走到邓小平面前，用手拍着暖水瓶，潜台词很明确：“您喝水吗?”
邓小平也没开口，只望着他摇了摇头，双眼里透出感激的目光，那意思也很清楚：“不用，谢谢你!”
机械员冲每个人都拍过暖水瓶后回到驾驶舱。“机长，他们都没喝。”
“那人怎么样?”
“很淡定，也很和……”
“甭说了，忙你的吧!”李骏打断了他的话，又集中精力操纵飞机，他暗下决心，一定平稳安全地将客人送到南昌。
也许蓝天白云知道飞机上坐的是一位遭受迫害的伟人，因此天更蓝，云更白，一路风平浪静。下午1点左右，3287号飞机在李骏机组精心驾驶下，在南昌向塘机场降落。机组成员除机长李骏照顾客人下飞机外，其他人都按要求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李骏打开机舱门，请客人下飞机，邓小平经过他面前时，特意停了下来，用满含感激的目光望了他一眼，此时李骏很想说一声首长再见，可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李骏尾随在客人后面也下了飞机。他发现南昌向塘机场的气氛不像北京沙河机场那样冷清，迎接邓小平的人不少，有人微笑着主动与他握手，还有人叫他同志。见到这意外的场景，他有点后悔，当邓小平驻足望他时，也应该主动伸出手去。他正懊恼时，邓小平一行已乘车远去。
李骏一生执行过多少次重要专机任务，他自己也记不清，但送邓小平同志去南昌的任务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令他永难忘怀。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