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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从上井冈山到长征前,在赣、闽、湘、粤等省边界(主要是赣南、闽西)征战了整整7个年头。在此期间,他与彭德怀共同经历过硝烟弥漫的战斗洗礼,共同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结下了情同手足的友情。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的、不公正的严厉批判,处境非常困难。会议结束后,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毫不避嫌地与彭德怀坐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并安排他到济南军区休息,为他做湖南菜,陪他吃饭。彭德怀却很少讲话。杨得志认为:彭德怀不任国防部长了,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同志!他提出陪彭德怀去看一看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彭德怀以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为由,很快返回了北京。后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杨得志在庐山会议前刚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苏联、蒙古8个国家,彭德怀在国外有些什么“反党”言论应该揭发;另外,说杨得志同彭德怀是“老关系”,也应该作出交代。杨得志说,随彭总在国外访问,他同外国领导人的正式谈话、谈判我都参加了,我不懂外语,外国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彭总说话我懂,确实没有听到他说过什么“反党”的言论。至于“老关系”,杨得志没有理会。他曾经说:“老关系”就一定有问题吗?那叫形而上学。林彪倒可以说真是“老关系”,但九一三事件,是周总理在第一时间亲自打电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十位元帅中,除了贺龙、徐向前两位,另外8位元帅中我认识比较早但直接领导我比较晚的恰恰是彭总。
长征途中初相识
杨得志第一次知道彭德怀的名字是1928年底。那时,杨得志是红四军的战士,参军还不满一年,而彭德怀是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负责人,率部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1929年春天,作为由红四军特务营和二十八团三营编成的红四军第二纵队的战士,杨得志随部队从闽西转战回赣南。在当时还不是根据地的瑞金城外,遇到了一支三四百人的红军队伍在开会,一个头戴白筒子帽,长得敦实憨厚,像个农民的首长在讲话。一口地地道道的湖南话,杨得志听来特别亲切,所以印象特别深。后来听人说才知道这就是彭德怀,这是杨得志第一次亲眼见到彭德怀。后来,朱德和毛泽东把在闽西打土豪得来的银元,集中了10挑20筐送给了红五军的同志们。杨得志参加了运送银元的小分队,但是没有见到彭德怀。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南哈达铺,即将进入陕北。为了适应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央红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编3个纵队。红一团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杨得志任一大队大队长,萧华任政委,耿飚任参谋长,冯文彬任政治部主任。一天,彭德怀来到一纵队一大队,召集杨得志、萧华、耿飚、冯文彬等开会,这是杨得志第一次同彭德怀坐在一起。彭德怀仔细询问了一大队的情况,特别是经过一年征战后部队的思想状况、现有人员及装备、伤病员的安置处理情况。在向大家讲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形势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引起的严重后果后,彭德怀告诉大家,部队虽然很快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但后边的敌人仍紧追不舍。他还开玩笑地说,后边的敌人是我和杨得志还有耿飚的乡里湖南人毛炳文。这个毛炳文你们都熟悉,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三次“围剿”他都参加了,长征以来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是老熟人了。要教育部队不能有一点松劲的情绪,更重要的任务,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边。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进入甘肃一带后,部队除了要对付尾追的敌人,还要对付西北有名的“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传说中,彭德怀性情比较急,批评人很严厉,但这第一次见面长谈,千叮咛万嘱咐倒很像一位政委的样子。
进入陕北后,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一大队也恢复了红一团的番号。红一团参加直罗镇战斗后,红一方面军整编为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杨得志出任新组建的红一师副师长,师长为陈赓,因此,杨得志与彭德怀的接触更多了。但杨得志真正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作战,还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太原战役之后。战役打响前彭德怀以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到达前线。在一次兵团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彭德怀说他到太原前线要办两件事:一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太原战役后,十九(杨罗耿)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打下太原后奔赴西北战场,参加对胡(宗南)马(家军)的最后决战,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对杨得志说,十九兵团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运动战、攻坚战都打得不错,不过还是要把工作抓好,在东南战场杭州都解决了,我们慢腾腾的不行。西北地区有些地方长征时我们走过,少数民族多,土皇帝多,气候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华北。这些情况都要对部队讲清楚,使全军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切工作都要抓紧、抓细、抓死。他还告诉杨得志中央决定调罗瑞卿到北平工作,派李志民到十九兵团任政委。彭德怀知道李志民和杨得志在晋察冀野战军一起工作过,所以又嘱咐:你们要共同把工作作好。
杨得志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是同许光达率领的二兵团一起,用不到两天的时间解放了被蒋介石称为“攻不破的铁城”兰州,然后马不停蹄继续北进,横扫宁夏解放银川,在银川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不久,十九兵团受命到西安驻防。那时,彭德怀除任一野司令员,还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也住在西安。杨得志除任十九兵团司令员,还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开荒种地。彭德怀曾对杨得志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开荒种地是老本行,问题不大,但部队从打仗到种地,思想上要转一个大弯子。这个弯子要转好,同时战备也不能松。军队是打仗的,要有备才能无患呀!
根据地理“讨银子”
1938年夏天在山西,朱德专门找到杨得志,要他出任四十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去冀鲁豫三省边界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杨得志到冀鲁豫,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9年冬天,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已有17000多人了。当时,杨得志在湖西(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西部)一带活动。冀鲁豫边区一带原本就非常贫困,加上日寇频繁“扫荡”,伪军四处作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各地反动地主武装民团横行,封建会道门猖獗,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当年又逢大旱,许多地方春、秋两季颗粒无收。刚建立起来的机构很不健全、又处于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要带领群众反“扫荡”,一方面还得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任务复杂繁重十分紧 张。时至冬日,部队17000多人的冬衣没有着落,口粮也日益困难,这一切都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也影响着群众的情绪。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杨得志得知彭德怀到了冀鲁豫边区,在河南的内黄一带。他和支队政委崔田民商量后,带着一个警卫员骑马奔驰300多里,从微山湖赶去找彭德怀求援。
彭德怀当时住在一家农民的破草房里,见杨得志满头大汗赶来,连忙从土炕上跳下来,握住他的双手,说:“杨得志同志呀!我们一年多没见了。我本来过几天要到你那里去的。你倒先来了。怎么样?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杨得志把冀鲁豫边区的情况作了扼要汇报后,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嘛!”杨得志说:“总的形势还可以,但也有伤脑筋、发愁的事呀!”彭德怀关切地说:“说说看。”杨得志把部队缺粮缺衣的事说了一遍。彭德怀点点头说:“噢!17000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是个伤脑筋的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他停停,笑眯眯地望着杨得志,说:“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来向我‘讨渔税银子’的了!”彭德怀一开口便点破问题的实质。杨得志也笑着说:“你说准了。我就是来找你要钱、要粮、要东西来了。你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嘛!”彭德怀没有再笑,他手掐腰问的皮带走到门口,好一会才说:“困难啊!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他又停了一会,拍了拍杨得志的肩膀,笑着说:“再困难,我也不能让你这个1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呀!你杨得志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来找我叫苦。这样吧,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想办法给你一万块银元吧。数目不多,一个人还摊不到一块。这些情况你要向部队各级干部和战士们讲清楚。延安的情况也困难,毛主席和大家一样,天天吃黑豆,屎都拉不出来呀!还是要像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这时,彭德怀突然讲起了1929年朱德、毛泽东派人给红五军送银元的事。他说:“那时的红五军真有点弹尽粮绝的样子。毛主席、总司令给我们送去了20筐银元。你知道吗?那20筐银元是红四军的同志浴血奋战,在闽南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他们舍不得用,从闽西挑到赣南送给了红五军。也可以说解救了红五军。”听罢,杨得志很兴奋地说,当年他是红四军二纵队的战士,是给红五军送银元的小分队的成员之一,只是没能见到彭德怀。彭德怀一听,也很兴奋,说:“看看,看看,当年井冈山的战士,如今成了有1万多人马的八路军支队长,说明什么?说明革命发展了嘛!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燎原光大了嘛!”
抗美援朝钦点兵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的国土上。10月4日,彭德怀从西安飞往北京,参加中央关于出兵援助朝鲜的紧急会议。10月5日,十九兵团收到毛泽东签发的绝密电报,命令杨得志等率部于12月5日前到山东兖州、滕岳一线集结待命。十九兵团按中央命令在山东集结后不久,杨得志和李志民赴京接受任务。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杨得志和李志民,告诉他们,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已经两个多月,仗打得不错,也相当艰苦。朱德特别说:“老彭指名点将要你们十九兵团。他这个人你们了解,从不向中央提什么困难和要求。但他提到了你们十九兵团,所以主席、恩来同志要我找你们谈一谈。‘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中国这句老话你们也知道的。”1951年2月,十九兵团开赴朝鲜参战。途经天津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带领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专门到火车站迎接。临走时,黄敬将一大包东西交给杨得志,说是一点天津特产,让他一定带给彭德怀。黄敬说:“还记得那年彭老总到冀鲁豫给我们银子的事吗?那可是救了我们一命呀!”杨得志说:“记得记得,那怎么能忘呢!”出乎杨得志意料的是,十九兵团入朝第7天的上午,就突然接到“志司”的通知,说彭德怀要来看望大家。当时,兵团部驻地叫殷山西南里,是一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兵团部刚在山村外一个土崖下挖了个洞,外边搭了些树棒和干草,里边垒了土坑,既是掩蔽部又是兵团的临时指挥所。按杨得志的话说,“窝”还没搭好彭总就来了,大家非常兴奋、激动。从1949年10月彭德怀突然离开西安,杨得志已经半年没有见他了。杨得志一面交代作战部门准备汇报的材料,一面问作战科副科长余震:“天津黄敬同志给彭总带的什么宝贝?你们保存的怎么样?”余震说:“是些大虾和海物。亏得朝鲜天冷,要不黄敬书记这个任务我们还完不成了呢。”兵团参谋长郑维山(此前耿飚已调到北京工作)大手一摆说:“拿出来做了,招待彭总,我们共他的产嘛!”
2月的朝鲜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刚搭在掩蔽部上的树棒干草被刮得四处飞扬,杨得志和李志民、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在路旁等候。8点多钟,彭德怀乘坐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彭德怀下车后,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说:“让你们久等了,让你们久等了。”掩蔽部里,余震早已用炮弹箱垒起一张桌子,点上了蜡烛,摆上了些从山东带来的花生、小枣、地瓜糖,还专门在一个炸弹箱上垫了一床军用毛毯,准备让彭德怀坐。彭德怀进来四周看了看,说:“你们这个掩蔽部怎么这么冷呀?”杨得志说:“这个洞子刚搭成,太潮湿了。”彭德怀把炮弹箱上的毛毯拿开,说:“我不要这个!”他一屁股坐在了炮弹箱上,大家都笑了。杨得志说:“我们刚住下你就来看我们,有什么重要任务给我们吧?”
彭德怀笑着说:“我可不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这次毛主席要我回国汇报,我拐了个弯,来看看你们,代表志愿军党委来欢迎你们。”彭总的警卫参谋杨凤安一旁插话说:“首长这个弯拐的可不小,多翻了五六个山头,多跑了四五个小时啊!”杨得志问:“你就坐吉普车回国吗?”
彭德怀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又没有飞机,铁路被美国鬼子炸得七零八落,走走停停,美国飞机还不停地轰炸。不过也好,要有飞机我这次就见不着你们了。”他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杨得志告诉他,部队情况不错,但由于是冬季,又是出国作战,负荷太重,战士们一下子适应不了,非战斗减员不少。
彭德怀说:“是呀,过去我们是和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打,现在是直接和美国军队打,我们两个肩膀两条腿,面对的是美军空中、海上、陆地全面机械化。”彭德怀告诉十九兵团的领导们,志愿军入朝后已经打了3个战役,目前正进行第四次战役。要给战士们讲清楚,在朝鲜作战不同于国内,打美国鬼子不同于打日本鬼子,也不同于打蒋介石。要准备打恶战,而且要准备场场都是恶战。他还特别询问了战士们的棉衣情况,杨得志告诉他棉衣都是山东人民赶做的,叫作“里 表三新”,很暖和,就是布底棉鞋御寒差些。
彭德怀说:“朝鲜是个好地方,就是天气太冷。九兵团就是因为入朝太急,棉衣准备得不充分吃了大亏。”他很严肃地对兵团的几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早讲,要讲实话,要对战士负责。我在‘志司’讲过,今后如果哪个部队因为准备工作没作好,冻伤冻坏了战士,首先是后勤部门,然后是主要领导,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这里战士们的棉鞋问题要尽快解决。自己解决有困难,就给周纯全(志愿军后勤部长)讲,请他们帮助。”并转身对杨凤安说:“你给周纯全打个电话,让他派人到十九兵团来就地解决这个棉鞋的问题。”他告诉大家,十九兵团刚到朝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第四次战役可以不上,第五次战役是一定要上的。谈话中,余震告诉杨得志,饭准备好了。彭德怀耳朵好,听说吃饭,站起来说:“吃饭,吃饭。我还真有点饿了。吃完饭还得赶路呢!”由于部队刚刚住下,又是隆冬季节,那天只熬了点大米粥,开了几个罐头,炒了几个干菜,唯一的鲜菜是从山东带来的大白菜心,还炸了一个地瓜片,开了一瓶竹叶青酒。彭德怀看见酒,开玩笑地说:“竹叶青,阎锡山的酒嘛!”杨得志告诉他,黄敬给他带来了礼物。他说:“黄敬呀!多年不见了。他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我们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哩!这家伙总是细心。带的什么东西呀?”大家说是大虾和一些海物。
彭德怀高兴地说:“好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共产嘛?”大虾摆到桌子上,彭德怀吃了一口便放下了。他语重心长地说:“朝鲜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他们这里的水产本来也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如果让美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家,不要说黄敬的大虾,大概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没有了。朝鲜同志在他们的国土上顶住了美国的侵略,就是支援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和他们一起把仗打好,像歌里唱的‘打败美帝野心狼’嘛!”彭德怀总是这样,从一些看来很小的事情上,讲出语言纯朴但含意深刻的道理,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彭德怀离开十九兵团部的时候已近午夜。当杨得志把他送上车时,他把着车门在凛凛寒风中说:“这次没有时间看下面的同志们了,请你们代我问大家好,等我回来,我们一起打第五次战役!”
杨得志从参加入朝第一仗开始,一直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作战。后来杨得志调志愿军总部任副司令员,作彭德怀的助手,再后来接替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的、不公正的严厉批判,处境非常困难。会议结束后,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毫不避嫌地与彭德怀坐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并安排他到济南军区休息,为他做湖南菜,陪他吃饭。彭德怀却很少讲话。杨得志认为:彭德怀不任国防部长了,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同志!他提出陪彭德怀去看一看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彭德怀以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为由,很快返回了北京。后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杨得志在庐山会议前刚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苏联、蒙古8个国家,彭德怀在国外有些什么“反党”言论应该揭发;另外,说杨得志同彭德怀是“老关系”,也应该作出交代。杨得志说,随彭总在国外访问,他同外国领导人的正式谈话、谈判我都参加了,我不懂外语,外国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彭总说话我懂,确实没有听到他说过什么“反党”的言论。至于“老关系”,杨得志没有理会。他曾经说:“老关系”就一定有问题吗?那叫形而上学。林彪倒可以说真是“老关系”,但九一三事件,是周总理在第一时间亲自打电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十位元帅中,除了贺龙、徐向前两位,另外8位元帅中我认识比较早但直接领导我比较晚的恰恰是彭总。
长征途中初相识
杨得志第一次知道彭德怀的名字是1928年底。那时,杨得志是红四军的战士,参军还不满一年,而彭德怀是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负责人,率部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1929年春天,作为由红四军特务营和二十八团三营编成的红四军第二纵队的战士,杨得志随部队从闽西转战回赣南。在当时还不是根据地的瑞金城外,遇到了一支三四百人的红军队伍在开会,一个头戴白筒子帽,长得敦实憨厚,像个农民的首长在讲话。一口地地道道的湖南话,杨得志听来特别亲切,所以印象特别深。后来听人说才知道这就是彭德怀,这是杨得志第一次亲眼见到彭德怀。后来,朱德和毛泽东把在闽西打土豪得来的银元,集中了10挑20筐送给了红五军的同志们。杨得志参加了运送银元的小分队,但是没有见到彭德怀。
1935年秋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南哈达铺,即将进入陕北。为了适应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央红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编3个纵队。红一团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杨得志任一大队大队长,萧华任政委,耿飚任参谋长,冯文彬任政治部主任。一天,彭德怀来到一纵队一大队,召集杨得志、萧华、耿飚、冯文彬等开会,这是杨得志第一次同彭德怀坐在一起。彭德怀仔细询问了一大队的情况,特别是经过一年征战后部队的思想状况、现有人员及装备、伤病员的安置处理情况。在向大家讲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形势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引起的严重后果后,彭德怀告诉大家,部队虽然很快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但后边的敌人仍紧追不舍。他还开玩笑地说,后边的敌人是我和杨得志还有耿飚的乡里湖南人毛炳文。这个毛炳文你们都熟悉,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三次“围剿”他都参加了,长征以来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是老熟人了。要教育部队不能有一点松劲的情绪,更重要的任务,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边。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进入甘肃一带后,部队除了要对付尾追的敌人,还要对付西北有名的“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传说中,彭德怀性情比较急,批评人很严厉,但这第一次见面长谈,千叮咛万嘱咐倒很像一位政委的样子。
进入陕北后,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一大队也恢复了红一团的番号。红一团参加直罗镇战斗后,红一方面军整编为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杨得志出任新组建的红一师副师长,师长为陈赓,因此,杨得志与彭德怀的接触更多了。但杨得志真正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作战,还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太原战役之后。战役打响前彭德怀以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到达前线。在一次兵团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彭德怀说他到太原前线要办两件事:一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太原战役后,十九(杨罗耿)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打下太原后奔赴西北战场,参加对胡(宗南)马(家军)的最后决战,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对杨得志说,十九兵团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运动战、攻坚战都打得不错,不过还是要把工作抓好,在东南战场杭州都解决了,我们慢腾腾的不行。西北地区有些地方长征时我们走过,少数民族多,土皇帝多,气候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华北。这些情况都要对部队讲清楚,使全军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切工作都要抓紧、抓细、抓死。他还告诉杨得志中央决定调罗瑞卿到北平工作,派李志民到十九兵团任政委。彭德怀知道李志民和杨得志在晋察冀野战军一起工作过,所以又嘱咐:你们要共同把工作作好。
杨得志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是同许光达率领的二兵团一起,用不到两天的时间解放了被蒋介石称为“攻不破的铁城”兰州,然后马不停蹄继续北进,横扫宁夏解放银川,在银川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不久,十九兵团受命到西安驻防。那时,彭德怀除任一野司令员,还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也住在西安。杨得志除任十九兵团司令员,还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开荒种地。彭德怀曾对杨得志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开荒种地是老本行,问题不大,但部队从打仗到种地,思想上要转一个大弯子。这个弯子要转好,同时战备也不能松。军队是打仗的,要有备才能无患呀!
根据地理“讨银子”
1938年夏天在山西,朱德专门找到杨得志,要他出任四十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去冀鲁豫三省边界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杨得志到冀鲁豫,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9年冬天,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已有17000多人了。当时,杨得志在湖西(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西部)一带活动。冀鲁豫边区一带原本就非常贫困,加上日寇频繁“扫荡”,伪军四处作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各地反动地主武装民团横行,封建会道门猖獗,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当年又逢大旱,许多地方春、秋两季颗粒无收。刚建立起来的机构很不健全、又处于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要带领群众反“扫荡”,一方面还得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任务复杂繁重十分紧 张。时至冬日,部队17000多人的冬衣没有着落,口粮也日益困难,这一切都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也影响着群众的情绪。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杨得志得知彭德怀到了冀鲁豫边区,在河南的内黄一带。他和支队政委崔田民商量后,带着一个警卫员骑马奔驰300多里,从微山湖赶去找彭德怀求援。
彭德怀当时住在一家农民的破草房里,见杨得志满头大汗赶来,连忙从土炕上跳下来,握住他的双手,说:“杨得志同志呀!我们一年多没见了。我本来过几天要到你那里去的。你倒先来了。怎么样?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杨得志把冀鲁豫边区的情况作了扼要汇报后,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嘛!”杨得志说:“总的形势还可以,但也有伤脑筋、发愁的事呀!”彭德怀关切地说:“说说看。”杨得志把部队缺粮缺衣的事说了一遍。彭德怀点点头说:“噢!17000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是个伤脑筋的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他停停,笑眯眯地望着杨得志,说:“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来向我‘讨渔税银子’的了!”彭德怀一开口便点破问题的实质。杨得志也笑着说:“你说准了。我就是来找你要钱、要粮、要东西来了。你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嘛!”彭德怀没有再笑,他手掐腰问的皮带走到门口,好一会才说:“困难啊!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他又停了一会,拍了拍杨得志的肩膀,笑着说:“再困难,我也不能让你这个1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呀!你杨得志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来找我叫苦。这样吧,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想办法给你一万块银元吧。数目不多,一个人还摊不到一块。这些情况你要向部队各级干部和战士们讲清楚。延安的情况也困难,毛主席和大家一样,天天吃黑豆,屎都拉不出来呀!还是要像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这时,彭德怀突然讲起了1929年朱德、毛泽东派人给红五军送银元的事。他说:“那时的红五军真有点弹尽粮绝的样子。毛主席、总司令给我们送去了20筐银元。你知道吗?那20筐银元是红四军的同志浴血奋战,在闽南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他们舍不得用,从闽西挑到赣南送给了红五军。也可以说解救了红五军。”听罢,杨得志很兴奋地说,当年他是红四军二纵队的战士,是给红五军送银元的小分队的成员之一,只是没能见到彭德怀。彭德怀一听,也很兴奋,说:“看看,看看,当年井冈山的战士,如今成了有1万多人马的八路军支队长,说明什么?说明革命发展了嘛!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燎原光大了嘛!”
抗美援朝钦点兵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的国土上。10月4日,彭德怀从西安飞往北京,参加中央关于出兵援助朝鲜的紧急会议。10月5日,十九兵团收到毛泽东签发的绝密电报,命令杨得志等率部于12月5日前到山东兖州、滕岳一线集结待命。十九兵团按中央命令在山东集结后不久,杨得志和李志民赴京接受任务。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杨得志和李志民,告诉他们,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已经两个多月,仗打得不错,也相当艰苦。朱德特别说:“老彭指名点将要你们十九兵团。他这个人你们了解,从不向中央提什么困难和要求。但他提到了你们十九兵团,所以主席、恩来同志要我找你们谈一谈。‘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中国这句老话你们也知道的。”1951年2月,十九兵团开赴朝鲜参战。途经天津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带领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专门到火车站迎接。临走时,黄敬将一大包东西交给杨得志,说是一点天津特产,让他一定带给彭德怀。黄敬说:“还记得那年彭老总到冀鲁豫给我们银子的事吗?那可是救了我们一命呀!”杨得志说:“记得记得,那怎么能忘呢!”出乎杨得志意料的是,十九兵团入朝第7天的上午,就突然接到“志司”的通知,说彭德怀要来看望大家。当时,兵团部驻地叫殷山西南里,是一个只有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兵团部刚在山村外一个土崖下挖了个洞,外边搭了些树棒和干草,里边垒了土坑,既是掩蔽部又是兵团的临时指挥所。按杨得志的话说,“窝”还没搭好彭总就来了,大家非常兴奋、激动。从1949年10月彭德怀突然离开西安,杨得志已经半年没有见他了。杨得志一面交代作战部门准备汇报的材料,一面问作战科副科长余震:“天津黄敬同志给彭总带的什么宝贝?你们保存的怎么样?”余震说:“是些大虾和海物。亏得朝鲜天冷,要不黄敬书记这个任务我们还完不成了呢。”兵团参谋长郑维山(此前耿飚已调到北京工作)大手一摆说:“拿出来做了,招待彭总,我们共他的产嘛!”
2月的朝鲜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刚搭在掩蔽部上的树棒干草被刮得四处飞扬,杨得志和李志民、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在路旁等候。8点多钟,彭德怀乘坐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彭德怀下车后,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说:“让你们久等了,让你们久等了。”掩蔽部里,余震早已用炮弹箱垒起一张桌子,点上了蜡烛,摆上了些从山东带来的花生、小枣、地瓜糖,还专门在一个炸弹箱上垫了一床军用毛毯,准备让彭德怀坐。彭德怀进来四周看了看,说:“你们这个掩蔽部怎么这么冷呀?”杨得志说:“这个洞子刚搭成,太潮湿了。”彭德怀把炮弹箱上的毛毯拿开,说:“我不要这个!”他一屁股坐在了炮弹箱上,大家都笑了。杨得志说:“我们刚住下你就来看我们,有什么重要任务给我们吧?”
彭德怀笑着说:“我可不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这次毛主席要我回国汇报,我拐了个弯,来看看你们,代表志愿军党委来欢迎你们。”彭总的警卫参谋杨凤安一旁插话说:“首长这个弯拐的可不小,多翻了五六个山头,多跑了四五个小时啊!”杨得志问:“你就坐吉普车回国吗?”
彭德怀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又没有飞机,铁路被美国鬼子炸得七零八落,走走停停,美国飞机还不停地轰炸。不过也好,要有飞机我这次就见不着你们了。”他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杨得志告诉他,部队情况不错,但由于是冬季,又是出国作战,负荷太重,战士们一下子适应不了,非战斗减员不少。
彭德怀说:“是呀,过去我们是和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打,现在是直接和美国军队打,我们两个肩膀两条腿,面对的是美军空中、海上、陆地全面机械化。”彭德怀告诉十九兵团的领导们,志愿军入朝后已经打了3个战役,目前正进行第四次战役。要给战士们讲清楚,在朝鲜作战不同于国内,打美国鬼子不同于打日本鬼子,也不同于打蒋介石。要准备打恶战,而且要准备场场都是恶战。他还特别询问了战士们的棉衣情况,杨得志告诉他棉衣都是山东人民赶做的,叫作“里 表三新”,很暖和,就是布底棉鞋御寒差些。
彭德怀说:“朝鲜是个好地方,就是天气太冷。九兵团就是因为入朝太急,棉衣准备得不充分吃了大亏。”他很严肃地对兵团的几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早讲,要讲实话,要对战士负责。我在‘志司’讲过,今后如果哪个部队因为准备工作没作好,冻伤冻坏了战士,首先是后勤部门,然后是主要领导,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这里战士们的棉鞋问题要尽快解决。自己解决有困难,就给周纯全(志愿军后勤部长)讲,请他们帮助。”并转身对杨凤安说:“你给周纯全打个电话,让他派人到十九兵团来就地解决这个棉鞋的问题。”他告诉大家,十九兵团刚到朝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第四次战役可以不上,第五次战役是一定要上的。谈话中,余震告诉杨得志,饭准备好了。彭德怀耳朵好,听说吃饭,站起来说:“吃饭,吃饭。我还真有点饿了。吃完饭还得赶路呢!”由于部队刚刚住下,又是隆冬季节,那天只熬了点大米粥,开了几个罐头,炒了几个干菜,唯一的鲜菜是从山东带来的大白菜心,还炸了一个地瓜片,开了一瓶竹叶青酒。彭德怀看见酒,开玩笑地说:“竹叶青,阎锡山的酒嘛!”杨得志告诉他,黄敬给他带来了礼物。他说:“黄敬呀!多年不见了。他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我们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哩!这家伙总是细心。带的什么东西呀?”大家说是大虾和一些海物。
彭德怀高兴地说:“好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共产嘛?”大虾摆到桌子上,彭德怀吃了一口便放下了。他语重心长地说:“朝鲜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他们这里的水产本来也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如果让美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家,不要说黄敬的大虾,大概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没有了。朝鲜同志在他们的国土上顶住了美国的侵略,就是支援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和他们一起把仗打好,像歌里唱的‘打败美帝野心狼’嘛!”彭德怀总是这样,从一些看来很小的事情上,讲出语言纯朴但含意深刻的道理,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彭德怀离开十九兵团部的时候已近午夜。当杨得志把他送上车时,他把着车门在凛凛寒风中说:“这次没有时间看下面的同志们了,请你们代我问大家好,等我回来,我们一起打第五次战役!”
杨得志从参加入朝第一仗开始,一直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作战。后来杨得志调志愿军总部任副司令员,作彭德怀的助手,再后来接替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