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芳莲与徐先桃，恋爱始于1976年的秋天。那时候，21岁的徐先桃，是全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幼年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与胞妹相依为命。加之徐弱不禁风，常年患病，亲友们都为他未来的婚事担忧。
　　不久，经人介绍，徐先桃认识了邻近的昌松公社松山四队褚芳莲姑娘。她身材匀称，眉清目秀。两人一照面，都暗暗相中了对方。8月，两家热热闹闹地将这门亲事订了下来。
　　同年10月，大学恢复招考的消息传开了，徐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考试。他把这一打算告诉芳莲后，当即得到了她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1978年春，徐先桃被南京某大学录取了。临行前的一晚，他俩一直谈到深夜，互相嘱咐，共表誓言。这一夜，两人突破了最后的防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徐先桃的眼里，婚姻问题也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升腾，在更迭。
　　徐先桃回乡度过第一个暑假以后，开始对褚芳莲冷淡了。返校即给褚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为了使我安心学习，你不要多写信了，钱我也不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褚芳莲没有接到徐的来信，心里慌了，急忙给他寄去了一封、两封、三封信……如同石沉大海。
　　1979年暑假早已来到，褚芳莲望眼欲穿，还是不见徐的影子。在她的一再催促下，徐先桃总算回来了。然而，他到家三天，一次都没有登门看望她。
　　徐先桃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专院校的学生，觉得再与一位农村姑娘婚配，是不相称了，决定要与她断绝恋爱关系。于是，在第二个寒假回来时，他对褚芳莲百般挑剔，以她个性倔强为由，主动提出与芳莲解除婚约。
　　从此，徐先桃家务不理，经常怂恿妹妹与褚芳莲争吵，晚上谢绝她的挽留，寄宿到村邻家里。此情此景，使褚芳莲几次产生了可怕的念头。一天，她把自己牵肠挂肚的事告诉了父母。父母开导说：“芳莲，他既然无心与你相好，我们看这门亲事就算了，让他去称心如意吧。再则你年纪还轻，也不愁找不到好人家。”褚芳莲奔至徐家，含泪叫出徐先桃，当面剪掉了订婚照，以示断绝恋爱关系，徐答应了。于是，褚芳莲收拾行李，含恨离去。村民们对徐这一忘恩负义行为，纷纷加以指责。
　　徐先桃听着乡邻们的怒斥声，如坐针毡，他十自褚芳莲有个三长两短，要是乡邻们捅到学校里，会砸掉自己的“铁饭碗”。他想，这样做未免太露骨了，等到毕业分配后再说吧。
　　当天晚上，徐请来干部、亲友，发誓痛改前非，与褚芳莲重归于好。徐为了表示诚意，愿与她签订一式三份的婚姻协议书：一、双方永不变心，和睦相处：二、徐毕业6个月后结婚，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三、将女方户口迁至男家落户。双方伏案签字，当事人画押，生产队还盖了见证公章。
　　随后褚芳莲办妥了户口迁移手续，住到徐家，挑起了家务的重担。这年7月18日，徐先桃回来了，却成日在外游荡。23日中午，褚芳莲特意将徐找回，试探性地与他商量起婚姻大事来。
　　“先桃，明年你就要毕业了，结婚的事总得有个打算啊。”
　　“结婚，谈何容易，我身体有病。”
　　无论怎样，徐总不愿答应。姑娘绝望了。不论她自己还是乡亲们，都认为自己已经“是他的人”了，“清白毁了”，他不和自己结婚就没人会要自己。
　　7月24日清晨，这是褚芳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梳理了凌乱的头发，擦净了脸上的泪迹，洗涤完徐氏兄妹的衣裳，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回踱步在村头，最后，终于关上房门，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药物，大口大口地吞服了下去。
　　葬礼那天，乡亲愤怒的呼声达到了高潮。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拖住大队书记说：“他用软刀子杀人，求求你们按国法办事，为姑娘伸冤哪!”徐先桃的一位亲戚气愤地说：“我们坚决要求政府处理他!”
　　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人们还不能理性地看待两性婚恋的种种变化。未婚同居遭人唾弃，婚前性行为被视为“伤风败俗”、“破鞋”，如果男方抛弃已经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则会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甚至被绳之以法。
　　
　　链接：“流氓”明星　迟志强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期间认识了一些高干子弟，一起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后被邻居举报。1983年10月，迟志强被警方拘捕。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决定不对迟志强追究刑事责任，并致函长影厂内部处理。然而，随着文章《银幕上的明星，生活上的罪犯》的发表，迟志强一事在全国上下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南京市公安局对于该文章两名记者的失实报道提出了抗议，但碍于举国上下已被文章激起的民愤，南京市公安局不得不重新给迟志强定性。1984年5月24日，南京中院以流氓罪判处迟志强有期徒刑4年。
　　
　　张行
　　1985年，以一首《迟到》红遍全国的歌星张行因“三角恋爱”“流氓罪”入狱3年。当时，张行在一家工厂认识了两个女孩，并搞起了“三角恋爱”，不过，成名前就和她俩分手了。分手后，那两个女孩老是来找张行。张行因为经常在外地演出就没有理她们。结果其中的一个女孩对记者说，张行现在成名了就把她给踢掉了。那女孩说她一年为他打9次胎。文章出来后，张行就成了一个万恶不赦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