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张学良是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认识的，在随后的交往中，张治中喜欢张学良说话爽快、待人热诚，张学良也欣赏张治中的人品，两人成为要好的朋友。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严加管束”，失去了自由。张治中钦佩张学良的胆量义气，同情他的遭遇，一有机会，就去探望他，从1936年底到1947年十年间，张治中先后三次看望幽禁中的张学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秘密制订京沪地区的防御计划，闻讯后立即赶回南京。12月27日中午，张治中听说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从心里为张学良的安全担心。于是，他驱车直奔宋子文公馆，看望张学良。两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情地互致问候。此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阴谋还没有很深的认识，对自己能够顺利返回西安充满信心。寒暄之后，张学良就直言说道：“文白兄，我希望早点回西安，那里的情况极端复杂，我不回去，是一定要发生乱子的。”并说抗日的形势也不容许他长时间待在南京，他请求张治中向蒋介石转达自己的要求。这时的张治中已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蒋介石决定不放张学良返回西安。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有些话不好明讲，只好空言安慰张学良：“抗日是没有问题的，全国军民都是这样想的，政府的态度也已明朗了，再说委员长也有诺言，不过事关重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决定的。”同时，他向张学良表示，一定把他的意思代转给委员长。（注1）当时，由于“京中空气甚不良”，张治中亦无能为力，他深感愧疚。12月31日，南京政府开庭“审判”了张学良，随后，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岁月。
　　1938年9月间，由于抗战的形势日益紧张，张学良被拘禁在湖南沅陵县凤凰山上的一个寺庙里。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借到湘西视察的机会，第二次探望了张学良。老友相见，两人都很动情。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抗战的形势，面对老朋友，张学良慷慨陈词：“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我张学良纵有欺天之罪，也应当让我到战场上去戴罪立功啊！”（注2）深知蒋介石为人的张治中对张学良只能表示同情，尽力宽慰他，此外，还能怎么样呢？午饭几乎全是用张学良钓来的鱼做成的“鱼宴”，两人吃得很尽兴，好久不饮酒的张学良还陪着张治中连饮了三杯。张学良再次托付张治中向蒋介石转达希望参加抗战的要求，张治中建议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张学良立即写好信件，交给了张治中。午后，张治中起身告辞，张学良和于凤至夫妇送他走出寺庙，在门口处，两人又合影留念。张治中回长沙后，把张学良的信立即转给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始终没有任何回话。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秘密押解到台湾。1947年10月，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去台湾休假旅行，向自己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提出要去看望张学良。彭很犹豫，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孟缉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彭孟缉才勉强答应。于是，10月30日，张治中带着妻子、女儿来到新竹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张治中是张学良幽禁到台湾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朋友，张学良欣喜万分。在这次探望的过程中，除吃饭外，两人都在书房中晤谈，话题既有对时局的看法，也有十年来的生活情况。当时，张学良的日常生活无非就是读书、打篮球、洗温泉，他对明史已经很有研究了。在谈话中，张学良表示：“我觉得自己受幽禁、受屈辱没什么。只要国家不打内战，能统一，人民生活得幸福，我再受苦也值得。”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我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住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我希望与刘乙光（负责监禁张学良的军统特务）一家分开住，因为刘的家眷既吵又闹，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我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净。”（注3）下午四点，张学良和张治中挥泪告别。回到南京后，张治中找机会见到了蒋介石，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要求，并动情地“希望总统予以体恤”。但蒋介石没有明确的答复。张治中只好找宋美龄帮忙，最终，使张学良的第二点请求得到了实现，“管束”了张学良12年的刘乙光不久便被调离了。然而，对张学良的幽禁丝毫没有松动。
　　1949年，在北平和平谈判破裂后，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担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的张治中留在了北平，公开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此后，直到1969年4月在北京逝世，张治中再也无缘与张学良见面了。
　　文中引文出处：
　　注1、注2、注3：李学达著《张学良英雄传记》第796页、799页、80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