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通过对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解读,分析了钱学森的骄傲。正是这份骄傲,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不朽的传奇。
关键词 钱学森 两弹一星 “春蚕”导弹 空气动力学 工程控制论
中图分类号:K826 文献标识码:A
张纯如(Iris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而闻名。《蚕丝:钱学森传》(Thread of the Silkworm)是她第一本书,1995年出版,中国大陆的中译本出版于2011年,鲁伊译。这本书详细记录了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中,如何为美国火箭科技作出贡献,以及如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而离开美国,后在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这段历史。
钱学森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中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是航空领域、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人物。他为中国导弹制造与火箭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美国,钱学森并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被大家铭记的。相反,人们记住的是他被遣返,并成为中国科学带头人的事实。他的同事们反复向我强调,他并不能跻身于牛顿或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之列,甚至也无法匹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西奥多?冯?卡门。在美国,钱学森或许解决了一些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未令他所在的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未能开创出一个自己的领域。如果钱学森在1995年去世,此后没有回到中国,他的生平不可能成为一本一流传记的素材。”(前言XL)这段话是作者张纯如对钱学森的最高评价,钱学森不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创造了辉煌。
钱学森本人不接受采访,所以作者张纯如用一连串具体的事实解说钱学森的一生。从本书中,我们知道钱学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骄傲的人(第171页),正是这份骄傲,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不朽的传奇。
因为骄傲,所以做事一丝不苟。钱学森从小就是模范学生,课业上永远超出同学一筹,就连叠纸飞机都“非常精细,非常小心,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习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第12页)他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从这个游戏中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的方法达成目的。”
因为骄傲,所以很有思想。钱学森爱好众多,初三时下决心在科学领域一展所长。考入上海交大后,决定主修铁路工程。但他在学习期间得了班疹伤寒,不得不休学回家时,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学到了一些关于宪政运动的背景知识。我对人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第26-27页)钱学森对人生的认识,在时间上恰好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相重合。国民党之所以招致学生的愤恨,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对共产党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二是国民党内部极其猖獗的贪污的腐化,三是对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不作为(第27-28页)。当1932年1月29日日本海军对上海闸北地区展开轰炸的时候,钱学森认识到,科技不仅对于工业发展至关重要,还严重关乎国家安全(第31页)。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行径非常失望,认为只靠埋头苦读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也不会带来希望,必须要采取政治行动(第33页)。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毕业,参加了庚子赔款奖学金的选拨考试,最终成为20名获奖者中的唯一一名攻读航空学的学生。
因为骄傲,所以以枯燥为优雅。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成为了西奥多·冯·卡门的弟子,开始了他新的学术生涯。钱学森与冯·卡门的合作犹如天作之合:冯·卡门拥有天才的物理洞察力,而钱学森却以坚忍不拨和在应用数学方面的天赋而见长。两人分工非常明确,如果说冯·卡门常常会灵光一现,看到整个理论的总体框架结构的话,钱学森则负责不厌其烦地用一行又一行的公式对这个结构加以填补,使它最终成立。(第71-72页)。在计算机出现之前,通过数值分析将一般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方程式,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钱学森愿意在这上面倾注心力(第73页)。
因为骄傲,所以更加勤奋。“我每天清晨起床,尽力把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最好,不管那是什么事。当我把我的脑袋放到枕头上时,我觉得我很好地工作了一天,这就行了。我很高兴。”(第116页)1947年钱学森短暂回国,在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演讲时,号召年轻的工程系学生将自己看做科学家而不是赚大钱的技师,还强调了工程师在推动造福社会的科技创新上的重要作用。(第152页)
因为骄傲,所以一直在科学领域的最前沿。上海交大的专业是铁路,麻省理工大学的专业是航空,在加州理工大学则参加了火箭小组,继而又研究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当1940年钱学森收到一封来自王助上校的信要他回国效力尽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的责任时,他意识到,一旦返回中国,他在科学领域有所突破的日子就结束了。他试着争取在美国多待一年,答应为中国航空研究局担任一年的顾问。他的导师冯·卡门在给王助的信中提到:“我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我有意拖延钱学森博士为中国效力。然而,正如你所说的,我相信一个人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更有效、更忠诚地为他的祖国服务。我认为,让钱学森在回中国前在航空工程学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继续从事某些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第100页)钱学森事业上升时,中国正在内战,他对国民党已经非常失望,所以劝他的朋友们不要留在中国;共产党收复上海后,他迈出了最后一步:提交了美国公民权申请。这方面的解释也许是他还是想继续从事科学领域最前沿的工作。
因为骄傲,所以极为自尊。二战结束后,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钱学森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此后,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最前沿的研究,但他仍继续工作和教学,以保持智力上的活跃。1954年《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出版,这是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教科书,钱学森没有浪费时间,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甚至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终于回国。在洛杉矶码头,他对记者说;“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的归国之旅被这个国家(美国)所刻意阻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你们政府和我自己,我无愧无怍。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恨,我的动机只是寻求和平与幸福。”(第225页)
在中国,钱学森展开了他人生新的篇章。他能做大事,但方式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的远见卓识才是最重要的(第233页)。作者张纯如总结出,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四大贡献。首先,钱学森给了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东西——信心。没有钱学森,国家领导人可能根本不会作出开展导弹研究项目的最终决定。其次,钱学森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启发手下人做出至关重要的成果。再次,钱学森的贡献在于他反复地强调,在书里可以找出许多问题的答案。最后,钱学森证明自己有创建机构的能力,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国家科学发展纲要的确立,此外,他还领导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所——中国第一所导弹设计研究所。中国最早的几枚导弹、最早的人造卫星、导弹跟踪和控制遥感系统以及“春蚕”导弹,都是在钱学森的倡议和主持下研发成功的(第237-238页)。
在前言,作者张纯如写道:“钱学森的一生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是中国第一代核导弹与卫星的缔造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用以与美军抗衡的“春蚕”(silkworm)反舰导弹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但他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留美经历长达15年。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因中国的介入而使美国掀起反共浪潮,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才被强制遣返回中国。”这也许就是作者将本书命名为《蚕丝》的原因。在中国,蚕丝又有更深的含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正是钱学森一生的写照。
关键词 钱学森 两弹一星 “春蚕”导弹 空气动力学 工程控制论
中图分类号:K826 文献标识码:A
张纯如(Iris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而闻名。《蚕丝:钱学森传》(Thread of the Silkworm)是她第一本书,1995年出版,中国大陆的中译本出版于2011年,鲁伊译。这本书详细记录了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中,如何为美国火箭科技作出贡献,以及如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而离开美国,后在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这段历史。
钱学森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中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是航空领域、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人物。他为中国导弹制造与火箭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美国,钱学森并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被大家铭记的。相反,人们记住的是他被遣返,并成为中国科学带头人的事实。他的同事们反复向我强调,他并不能跻身于牛顿或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之列,甚至也无法匹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西奥多?冯?卡门。在美国,钱学森或许解决了一些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未令他所在的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未能开创出一个自己的领域。如果钱学森在1995年去世,此后没有回到中国,他的生平不可能成为一本一流传记的素材。”(前言XL)这段话是作者张纯如对钱学森的最高评价,钱学森不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创造了辉煌。
钱学森本人不接受采访,所以作者张纯如用一连串具体的事实解说钱学森的一生。从本书中,我们知道钱学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骄傲的人(第171页),正是这份骄傲,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不朽的传奇。
因为骄傲,所以做事一丝不苟。钱学森从小就是模范学生,课业上永远超出同学一筹,就连叠纸飞机都“非常精细,非常小心,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习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第12页)他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从这个游戏中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的方法达成目的。”
因为骄傲,所以很有思想。钱学森爱好众多,初三时下决心在科学领域一展所长。考入上海交大后,决定主修铁路工程。但他在学习期间得了班疹伤寒,不得不休学回家时,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学到了一些关于宪政运动的背景知识。我对人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第26-27页)钱学森对人生的认识,在时间上恰好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相重合。国民党之所以招致学生的愤恨,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对共产党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二是国民党内部极其猖獗的贪污的腐化,三是对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不作为(第27-28页)。当1932年1月29日日本海军对上海闸北地区展开轰炸的时候,钱学森认识到,科技不仅对于工业发展至关重要,还严重关乎国家安全(第31页)。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行径非常失望,认为只靠埋头苦读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也不会带来希望,必须要采取政治行动(第33页)。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毕业,参加了庚子赔款奖学金的选拨考试,最终成为20名获奖者中的唯一一名攻读航空学的学生。
因为骄傲,所以以枯燥为优雅。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成为了西奥多·冯·卡门的弟子,开始了他新的学术生涯。钱学森与冯·卡门的合作犹如天作之合:冯·卡门拥有天才的物理洞察力,而钱学森却以坚忍不拨和在应用数学方面的天赋而见长。两人分工非常明确,如果说冯·卡门常常会灵光一现,看到整个理论的总体框架结构的话,钱学森则负责不厌其烦地用一行又一行的公式对这个结构加以填补,使它最终成立。(第71-72页)。在计算机出现之前,通过数值分析将一般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方程式,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钱学森愿意在这上面倾注心力(第73页)。
因为骄傲,所以更加勤奋。“我每天清晨起床,尽力把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最好,不管那是什么事。当我把我的脑袋放到枕头上时,我觉得我很好地工作了一天,这就行了。我很高兴。”(第116页)1947年钱学森短暂回国,在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演讲时,号召年轻的工程系学生将自己看做科学家而不是赚大钱的技师,还强调了工程师在推动造福社会的科技创新上的重要作用。(第152页)
因为骄傲,所以一直在科学领域的最前沿。上海交大的专业是铁路,麻省理工大学的专业是航空,在加州理工大学则参加了火箭小组,继而又研究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当1940年钱学森收到一封来自王助上校的信要他回国效力尽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的责任时,他意识到,一旦返回中国,他在科学领域有所突破的日子就结束了。他试着争取在美国多待一年,答应为中国航空研究局担任一年的顾问。他的导师冯·卡门在给王助的信中提到:“我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我有意拖延钱学森博士为中国效力。然而,正如你所说的,我相信一个人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更有效、更忠诚地为他的祖国服务。我认为,让钱学森在回中国前在航空工程学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继续从事某些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第100页)钱学森事业上升时,中国正在内战,他对国民党已经非常失望,所以劝他的朋友们不要留在中国;共产党收复上海后,他迈出了最后一步:提交了美国公民权申请。这方面的解释也许是他还是想继续从事科学领域最前沿的工作。
因为骄傲,所以极为自尊。二战结束后,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钱学森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此后,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最前沿的研究,但他仍继续工作和教学,以保持智力上的活跃。1954年《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出版,这是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教科书,钱学森没有浪费时间,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甚至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终于回国。在洛杉矶码头,他对记者说;“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的归国之旅被这个国家(美国)所刻意阻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你们政府和我自己,我无愧无怍。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恨,我的动机只是寻求和平与幸福。”(第225页)
在中国,钱学森展开了他人生新的篇章。他能做大事,但方式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的远见卓识才是最重要的(第233页)。作者张纯如总结出,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四大贡献。首先,钱学森给了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东西——信心。没有钱学森,国家领导人可能根本不会作出开展导弹研究项目的最终决定。其次,钱学森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启发手下人做出至关重要的成果。再次,钱学森的贡献在于他反复地强调,在书里可以找出许多问题的答案。最后,钱学森证明自己有创建机构的能力,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国家科学发展纲要的确立,此外,他还领导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所——中国第一所导弹设计研究所。中国最早的几枚导弹、最早的人造卫星、导弹跟踪和控制遥感系统以及“春蚕”导弹,都是在钱学森的倡议和主持下研发成功的(第237-238页)。
在前言,作者张纯如写道:“钱学森的一生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是中国第一代核导弹与卫星的缔造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用以与美军抗衡的“春蚕”(silkworm)反舰导弹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但他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留美经历长达15年。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因中国的介入而使美国掀起反共浪潮,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才被强制遣返回中国。”这也许就是作者将本书命名为《蚕丝》的原因。在中国,蚕丝又有更深的含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正是钱学森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