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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市场中的待发新股公司的行业分布大多集中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首发市盈率下降作为衡量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
——李剑峰
2013年11月30日下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意见》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其核心直指饱受诟病的新股发行“三高”问题。《意见》公布之初，引起广泛关注，基本得到了各方较为普遍的积极评价，投资者也期待其对A股市场能够带来制度红利。
可是事与愿违。时隔一个月后，随着发行公司招股程序的正式启动，投资者发现新股发行的高市盈率、高发行价等老问题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善。不但如此，而且在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发行过程中还在老股减持、网下申购等环节暴露出新问题。虽然证监会迅速祭出多项针对相关问题的新措施，上交所也在新股上市前夜出台限制新股炒作的新举措，但仍有部分市场人士对监管层的行为产生了疑虑。
去年12月初开始，伴随着新股发行改革制度的落地，由于担心在资金面偏紧环境中，新股发行会导致市场供求状况进一步失衡，A股市场也因此开始出现连续调整。在供求矛盾尚未出现好转之际，新股发行重启中的旧问题依旧和新问题涌现导致市场对制度红利预期产生校准。在资金面紧张环境中股票供给压力仍存的情况下，制度红利校准带来的叠加压力进一步对A股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近期二级市场的实际表现对新股发行中的问题“用脚投票”进行回应，但笔者认为，市场的反应有些过度，我们需要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多一份耐心。
首先，IPO的高市盈率问题在此轮新股发行中其实已经出现改善。虽然此次新股发行初期的几家公司的招股价格的确有些偏高，但是从截至笔者发稿前47家公司的招股情况看，平均28.86倍的市盈率低于2012年新股发行平均30.09倍的市盈率，更明显低于2011年45.98倍的市盈率水平。可见，高市盈率的历史问题在此轮新股发行过程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新的发行制度改革在解决高定价方面并非如市场诟病的那般无所作为。
其次，市场失灵时的行政调控无可厚非。在此次新股发行开始不久，监管部门针对出现的问题果断出手进行干预，虽然带有明显的行政调控色彩，但是在市场失灵时运用“有形之手”进行干预并无不妥之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赋予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要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行政调控的必要性。因此，仅仅因为监管部门紧急实施新的干预措施就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从而对潜在的制度红利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
第三，近几年A股市场IPO的高市盈率有其客观必然性。从十几年来的情况看，新股首发市盈率由2002年-2004年的20倍以下区间升至2005年-2008年的30倍以下区间，再升至2009年和2010年的50倍以上区间，2011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46倍的高位。这种现象除从已经被深入分析的交易机制角度外，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新股发行公司的行业分布结构的变化相关。
根据Wind的统计及行业分类，2002年-2004年，IPO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银行、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2005年-2008年，IPO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公用事业、能源等行业；2009年-2011年，IPO的行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资本货物、材料等行业。由此可以清晰地发现，十多年来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行业分布具有明显的由传统周期性行业和稳定增长的防御性行业向成长性的新兴产业过渡的特征。
IPO的这种行业分布变化是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发展背景相契合的。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市场对新兴产业的高成长性抱有较高预期，从而给予较高估值也是合理的。这种对不同行业给予不同估值水平的现象，不但出现在一级市场上，也存在于二级市场当中，而且也不是A股市场独有的现象，即便是在成熟市场中也存在不同行业估值水平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从历史上IPO的行业分布变化视角观察，近年来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高市盈率问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由于当前市场中的待发新股公司的行业分布大多集中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首发市盈率下降作为衡量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
在最近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新股发行改革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存在的问题。笔者也认为，对于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我们需要多一份耐心，也需要多一份信心！
（来源： 中国经济网——《证券日报》）
——李剑峰
2013年11月30日下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意见》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其核心直指饱受诟病的新股发行“三高”问题。《意见》公布之初，引起广泛关注，基本得到了各方较为普遍的积极评价，投资者也期待其对A股市场能够带来制度红利。
可是事与愿违。时隔一个月后，随着发行公司招股程序的正式启动，投资者发现新股发行的高市盈率、高发行价等老问题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善。不但如此，而且在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发行过程中还在老股减持、网下申购等环节暴露出新问题。虽然证监会迅速祭出多项针对相关问题的新措施，上交所也在新股上市前夜出台限制新股炒作的新举措，但仍有部分市场人士对监管层的行为产生了疑虑。
去年12月初开始，伴随着新股发行改革制度的落地，由于担心在资金面偏紧环境中，新股发行会导致市场供求状况进一步失衡，A股市场也因此开始出现连续调整。在供求矛盾尚未出现好转之际，新股发行重启中的旧问题依旧和新问题涌现导致市场对制度红利预期产生校准。在资金面紧张环境中股票供给压力仍存的情况下，制度红利校准带来的叠加压力进一步对A股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近期二级市场的实际表现对新股发行中的问题“用脚投票”进行回应，但笔者认为，市场的反应有些过度，我们需要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多一份耐心。
首先，IPO的高市盈率问题在此轮新股发行中其实已经出现改善。虽然此次新股发行初期的几家公司的招股价格的确有些偏高，但是从截至笔者发稿前47家公司的招股情况看，平均28.86倍的市盈率低于2012年新股发行平均30.09倍的市盈率，更明显低于2011年45.98倍的市盈率水平。可见，高市盈率的历史问题在此轮新股发行过程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新的发行制度改革在解决高定价方面并非如市场诟病的那般无所作为。
其次，市场失灵时的行政调控无可厚非。在此次新股发行开始不久，监管部门针对出现的问题果断出手进行干预，虽然带有明显的行政调控色彩，但是在市场失灵时运用“有形之手”进行干预并无不妥之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赋予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要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行政调控的必要性。因此，仅仅因为监管部门紧急实施新的干预措施就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从而对潜在的制度红利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
第三，近几年A股市场IPO的高市盈率有其客观必然性。从十几年来的情况看，新股首发市盈率由2002年-2004年的20倍以下区间升至2005年-2008年的30倍以下区间，再升至2009年和2010年的50倍以上区间，2011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46倍的高位。这种现象除从已经被深入分析的交易机制角度外，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新股发行公司的行业分布结构的变化相关。
根据Wind的统计及行业分类，2002年-2004年，IPO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银行、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2005年-2008年，IPO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公用事业、能源等行业；2009年-2011年，IPO的行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资本货物、材料等行业。由此可以清晰地发现，十多年来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行业分布具有明显的由传统周期性行业和稳定增长的防御性行业向成长性的新兴产业过渡的特征。
IPO的这种行业分布变化是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发展背景相契合的。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市场对新兴产业的高成长性抱有较高预期，从而给予较高估值也是合理的。这种对不同行业给予不同估值水平的现象，不但出现在一级市场上，也存在于二级市场当中，而且也不是A股市场独有的现象，即便是在成熟市场中也存在不同行业估值水平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从历史上IPO的行业分布变化视角观察，近年来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高市盈率问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由于当前市场中的待发新股公司的行业分布大多集中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首发市盈率下降作为衡量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
在最近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新股发行改革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存在的问题。笔者也认为，对于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我们需要多一份耐心，也需要多一份信心！
（来源： 中国经济网——《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