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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以演武：彎弓搭箭惊鸿起
在冷兵器时代，弓箭一直是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2.8万多年前的山西峙峪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石镞，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弓箭。到了商代，射箭成为贵族子弟必学的一门功课，步射和骑射已广泛应用于军事活动。西周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射箭训练更是扩展到民间。很多奴隶平时耕作，农闲时训练，战时则是士兵。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相互攻伐的事件时有发生，射箭在战争中获得极大发展。齐国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在马陵之战中，动用上万名弓弩手大败庞涓，致使庞涓溃不成军、拔剑自刎。而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下令举国穿胡服、习骑射，最终降服东胡、林胡和楼烦，让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之外最强大的国家。魏国著名改革家李悝甚至曾下过一道“习射令”，规定人们发生纠纷后打官司时，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此举虽有些荒唐，但时人对射箭的重视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下令收缴天下兵器，禁止民间习武，但射箭作为军事训练项目仍然盛行。汉代对外战争不断，所以对骑射颇为倚重。汉文帝经常骑着千里马，手握金雕弓，“一日三出，击兔伐狐”。汉武帝更是喜欢骑马持弓，射猎于上林苑，并命司马相如作《天子游猎赋》以咏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骑马射箭在宫廷内外蔚然成风，涌现出许多善射的战将。“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唐朝诗人卢纶以一首《塞下曲》让“飞将军”李广成为广为人知的“箭神”。其后“左右驰射”的董卓、“辕门射戟”的吕布，也都是声名赫赫的神射手。汉代射箭活动的盛行和射箭技术的多样化，推动了射箭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有关射箭的著述大量付梓，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记录的与射箭相关的文章就有《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等60余篇。
汉代以后，帝王及贵族阶层的好射之风有增无减。唐高祖李渊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大规模的射猎活动，唐太宗李世民曾在射猎活动中亲手射死“犯驾”的野猪。唐宋以后，射箭被列为武举考试的重要科目。“武举制”是唐代女皇武则天开创的一种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制度。武举考试由兵部主持，考核内容包括骑马、射箭、马枪、负重等技术，其中射箭就占了5项：长垛、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
民间射箭活动在宋代广为流行，如以习射为主的民间组织“弓箭社”，在当时的河北一带就有数百个，弓箭手达3万多人。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民间射箭组织“射弓踏弩社”“射水弩社”，入社者需“武艺精熟，射放娴习”。宋代官方为推广射箭，于元丰二年（1079年）颁布了《教法格并图像》，对步射持弓、发矢和马射等射术，均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图解。
对于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来说，骑马、射箭等技能是其军事力量的重要倚仗。统治者大多武艺精熟，经常率部出猎，借以练兵习武。金熙宗“畋于沙河，射虎获之”，金章宗“猎于豁赤火，一发贯双鹿”，无不显示出精湛的射技。元代还专门置有猎场，参与射猎者一次可逾两万人，并有训练过的猛犬、鹰隼等协助追捕猎物。
满族世代“ 无事耕猎，有事征调”，自谓以“骑射立国”。清军入关夺取天下后，为了避免八旗子弟贪图安逸，荒废骑射，迅速恢复了射猎阅军制度，尤以康熙、乾隆两朝为甚。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开辟了热河木兰围场，把“木兰秋狝”定为一项大典，聚蒙古各部于木兰围猎，并举行塞宴。至乾隆朝尚保持着“皆因田猎以讲武事”，但其后的几个帝王基本上将木兰围场作为避暑娱乐之地了。回顾其间种种，既是王朝兴衰的缩影，又是“一箭定乾坤”悠长时代的孤独谢幕。
射以成礼：进退周还不逾矩
作为一种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秩序的强大工具，弓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政治化，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描述的是周文王先祖公刘率本部族迁徙时的壮观场面，证明弓箭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仪仗。
宣称以“礼”治天下的西周，更是进一步将射箭演化为“射礼”。《礼记·射义》中记载：“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不仅卿、大夫、士这些一般人才是通过射礼选拔的，而且那些贵为诸侯的人才也要通过射礼选拔出来。
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大射，是天子或诸侯会集臣下在祭祀前举行的选择参加祭祀人选的活动;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燕射，是大夫以上的贵族在行宴会之礼后举行的射礼;乡射，是乡大夫和士在饮酒礼之后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
根据诸侯在射礼中的表现，周天子会增加或削减其封地与爵位。《周礼》《仪礼》等古籍对射礼中天子、诸侯、乡绅所使用的箭靶和弓以及所奏乐曲、礼仪程式等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大射也称“射侯”，箭靶也称“侯”。
侯用皮革或布制成，其上画虎、熊、豹、麋等兽形。《周礼》中记载：“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其中将各个级别的射者所射的侯进行了明确区分。除此之外，在场所、着装、伴奏的乐曲与段落、报告结果的人数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射礼也无不刻意凸显身份地位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西周射侯中已出现了组织、准备、引导竞射的“司射”，报靶的“获者”，记录、宣布成绩的“释获者”等专职人员，用现代体育的观点来看，他们应该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射箭裁判员了。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混乱。一批儒家知识分子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礼崩乐坏”，呼吁回归西周的礼制秩序，提倡德治。孔子、孟子等纷纷著书立说，推广寓射于教的治心修身教育，在提倡“贯革之射”的同时，又提出了“进退周还必中礼”“射以观德”的理念，将射礼由竞技比赛演变成了进行礼仪教化的手段。
秦代以后，随着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射礼因丧失了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渐趋衰落。秦至西汉未行大射礼，魏晋时期射礼名存实亡。纵使如此，射礼却从未真正消亡。自东汉永平二年（59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至清代，各代正史的本纪中皆有关于皇帝行大射礼的记载。
随着历史的演进，弓箭礼器化的趋势更加显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云：“天子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说的是汉朝司马相如到蜀郡时，当地的县令背着弩、箭在前面开道迎接，以示尊敬，这也反映出汉代有以弓箭做礼器的习俗。到了宋朝，皇帝出宫归来，要向宫门城楼上的护卫射出一种特制的金箭，待守宫将士核验后，确信是皇帝回宫才开门放行。可见，弓箭已成为一种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的礼器。
射以怡情：忧愁寂寥一箭消
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先前军事化、贵族化的事物变得日趋生活化、平民化，射箭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射箭的竞技和娱乐色彩渐浓，并产生了正式的竞赛活动。《北史·魏宗室常山王遵传》记载，魏孝武帝曾在洛阳华林园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将一个能容两升酒的银杯悬于百步以外，令众人竞射，射中者即得此杯，结果濮阳王获此奖杯。这当是我国历史上最初的射箭奖杯赛了。在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壁画中，也有表现射侯比赛的画面。
隋唐时期，王公贵族以骑射为乐。唐高祖李渊的第四子李元吉曾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与此同时，妇女射箭开始流行，对于许多唐代女子来说，射箭既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项休闲娱乐活动。王建的《宫词》写道：“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卢纶的《天长久词》中也有“楼船泛罢归犹早，行遣才人斗射飞”的诗句，可见宫女、才人的射术精湛，足以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射箭因其竞技性和娱乐性，同样受到文人骚客的喜爱。“诗仙”李白自诩“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诗圣”杜甫也毫不逊色，在《壮游》诗中写道：“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
至宋代，曾高居庙堂之上的射侯在民间已相当普遍。人们开始试图摆脱那些墨守成规的礼法，将射箭变为一种纯粹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体育游戏。北宋欧阳修所制的“九射格”，是参照古礼将射礼纳入酒令，用虎、鹿、熊、雕、猿、雉、兔、雁、鱼9种动物绘为一个大侯，“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
们在娱乐身心上的创造力是无穷的。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弓比耦;或者有的宾客的确不会射箭……诸多因素下，人们便以矢为箭，以壶替侯，以投代射，謂之“投壶”。投壶既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宴饮时做的游戏，它盛行于战国，在唐朝发扬光大，随后不断发展成熟。宋熙宁五年（1072年），司马光还编著了游艺书《投壶新格》，其中蕴含治心、修身、为国、观人等方面的丰富思想。明代，投壶之乐十分兴盛，已演变出14 0多种投法。
根据休闲娱乐的需要，人们又创造出了众多民俗活动，如辽代农历三月三的“射木兔”、金人的“端午射柳”、元人腊月下旬的“射草狗”等。有趣的是，唐代宫女更是将射箭改造成“射粉团”的游戏。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
倏忽千年，从军事、礼仪到德育、体育，中国传统射箭经历了许多改变，也始终坚守着一些不变。变的是箭、弓的形式乃至射艺的规则，不变的则是蕴藏于其中的静思笃学、恒以致远之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