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被打了。
　　一时传得沸沸扬扬。最令人惊异的是，叫好声层出不穷，各种段子层出不穷，好似一场狂欢，万众期盼似的。
　　宋鸿兵红极一时，简直开创了一个时代。
　　可惜我天性懒惰，至今不曾读过他著作中的任何一本。当年，总有长辈津津有味谈起他，询问我的观点，因了人情面子问题，我总是只好嗯嗯哈哈，实则头脑中对他一片空白。书也买回，至今却仍束之高阁。
　　但这并不妨碍我反对打他，也不妨碍我反对为打他叫好。
　　不管他是谁，他红不红，都一样。
　　据说他在一个贵金属之类的交易中心之类的地方作演讲，或者也对于当前及未来某些产品的价格作了预判，可能也对该交易中心作了褒奖。结果该交易中心有一些问题，引发民众愤怒，正无处诉，于是恰好找到了发泄对象。
　　有人说这是无良学者的下场。然而不然。这其实是个普遍问题。学者应当如何界定？学者行为应当如何界定？
　　近年来，学者变得吃香。一方面其头衔很不够用，官员、商人、网红、明星都来抢夺这顶“无冕之王”的顶冠。另一方面人力资源也确实很不够用，商业机构纷纷将学者当做背景墙，各方各面的论坛、会议、邀请多如牛毛。
　　这其实是件好事。屠呦呦获奖后，我写了篇文章，其中对于她和像她这样的研究者全神贯注的精神致以崇敬。一位朋友看后对我说，不可排斥学者参加社会活动。我想想，也赞同。一来学者当然需要将研究成果予以交流、发布;二来学者也需要社会活动带来相应的社会地位、名誉和收入，尤其在我国。
　　社会对学者的需求如此旺盛，至少说明大众对这个职业的重视。然而，凡事都有反面，过犹不及。
　　我们对学者的评价体系，如果以谁能够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更响的名声来决定谁是更好的学者，而不是以谁是更好的学者来决定谁该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更响的名声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获得有学问的先生呢？
　　宋鸿兵的成功，一点也不奇怪。成功的侦探小说肯定比成功的逻辑学原理销量好得多、名气大得多。他写了一部畅销书，这也是他的本事。但不可能因了一部通俗演义，就把一个人定义成为某领域学者，更不可能是大家。他或者也在这条路上继续攀登，但目前为止，可能还是做一个“分析师”的角色多过“研究者”。然而，对他被打幸灾乐祸的人群，难道不是因为有着对他的妒忌，对他名不副实的妒忌，对他贪天之功的妒忌，对他享尽繁华的妒忌？这种妒忌，骨子里难道不是曾经有过羡慕，对他一夜成名的羡慕，对他名利双收的羡慕，对他瞎猫撞到死耗子的羡慕？
　　我无意对此进行道德评价，遑论道德批判。我只是想问，如果这种想法在中国的学界是很有代表性的话，这难道不是学界的悲哀？不是知识人的悲哀？学问先生都在崇拜、妒忌、向往做算命先生。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哀？既然头悬梁锥刺股抵不过掐指一算舌灿莲花，谁还愿意青灯古案夜夜寒窗？
　　宋鸿兵真的不应该成为一个发泄对象。不应成为拳脚相加民众的发泄对象，因为他讲他想要讲的，他的论据牢不牢固、逻辑缜不缜密，都是大众可见可听的。如果你们不过是要一个算命先生，而且是像溥仪那样，不算到自己所愿意得到的结果就不肯罢休的话，就应该明白，人家说你们八字很合，但并没有包办你的结合，更没有强做人贩子逼你就范。投资需谨慎，而机构的问题绝对是监管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我不清楚内情，没有发言权。但是仅以我料想，一个宋鸿兵，大概他无法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宋鸿兵也不应成为学界的发泄对象。因为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而红，有他的群众基础，这就和跑男花姐一样。你不需要去鄙夷个谁，因为你们又不是一路人。可是现在，要学问先生不去鄙夷算命先生，竟然变得很难。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其实学者学者，也就是做学问的人。当今世界，互联互通，静下心来，也许真个谁都能做个学者。难的是，静下心来。难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合适的机制，鼓励静下心来。静下心来，反而能够得到黄金屋颜如玉，才是合理的。真正的学者，就能够有真正与其付出全然对等的获得，这不只是学者之福，而是全社会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