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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的生活方式大体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减少型”环保观，即尽量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譬如不使用大排量汽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骑自行车出行，减少生活中一切不必要的浪费，尽量重复利用资源，减少肉食。这种环保观相对温和，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且成本较低。
另一种环保观相对激进。他们认为现代工业、工业化生产及其组织方式才是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所以倾向于不直接使用或很少使用现代工业产品，而选择更“自然”的替代型消费品。譬如蔬菜只吃有机蔬菜，因为普通农产品的种植需要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和抗生素;即使吃肉，也只选择散养的禽畜，因为集约化养殖对动物不人道且离不开现代化工业;包装器物只用牛皮纸袋或竹木制品，不用一次性塑料袋;穿衣不但拒绝动物皮草，而且只穿棉制服装，拒绝化纤制品和人造革。
由于“替代型”的生活方式成本高昂，实际上只有较富裕的人群才能负担得起。
环保生活都环保吗
“减少型”的环保方式，不但易执行，在效能上也获得一致公认，因为我们的消费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或环境压力，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会直接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消耗。
相比之下，“替代型”的生活方式，通常并不会降低生活品质。
而且，“替代型”生活方式虽然直接减少了对现代工业的依赖——直观上它毫无疑问是现代污染的源头，但由于效率和间接原因，“替代型”生活方式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初衷。
最典型的是有机农业。从减少化工产品的污染看，有机农业无疑对环境有利。但由于其生产效率极为低下，产出等量的产品要比普通农业耗费更多的耕地、淡水、能源、人工、物流、仓储成本，间接造成了更大的环境压力。
有机生菜不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必须由人工拔草除虫，制约了农田的种植密度，消耗了更多耕地、淡水和能源，但目前没有任何数据表明有机产品更安全、更有营养。
种植有机西红柿要比种植普通西红柿消耗多10倍的土地和近一倍的能源，这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由于有机农业大多要等果实彻底成熟才能采摘，比一般农产品更难保鲜，所以不得不采用冷藏甚至航空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运输方式——一次洲际空运的尾气碳排放量相当于普通货运汽车一年的尾气碳排放量。
散养禽畜也是如此。以有机肉鸡为例，鸡雏出生两天后就不再使用抗生素，为避免交叉感染，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间，它们比普通肉鸡的生长周期更长，能源消耗增加了25%，污染物排放也增加近一倍。再如有机牛奶，与普通生产方式相比，需要增加80%的土地，碳排放增加16%，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也增加了一倍。
避免使用化工产品，并非意味着真的摆脱了对化工业的依赖。如用棉花代替化学纤维和人造革。由于棉花是很易招惹病虫害的作物，全球1/4的杀虫剂都洒在棉田。除了农药污染，每公斤棉花需要耗费7吨到29吨淡水，又因为纯棉衣物更易脏、更易皱，使用时会耗费更多的洗涤用品和电能。
纸制品替代塑料制品与之相似。塑料制品是石油化工业的重要产品，生产过程会耗费大量水电，并造成大气和水资源污染，但造纸厂和制革厂并不会更无辜。造纸需要大量的漂白剂、增白剂、荧光剂等，污水中含有氨态氮、磷化物和硫酸盐，还富含多种有机卤化物;后者在加工中需要使用甲醛、煤焦油、氰化物和多种染料，还常常使用铬盐等重金属鞣制剂，产生的污水同样毒害一方。
如果离开了工业文明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物种灭绝和环境变化足以在地质年代上构成一个全新的“人类纪”。
虽然工业给我们留下直观而强烈的丑陋印象——占据空间、焚烧燃料、污染排放，但工业其实一直都在保护环境，如果没有工业，自然环境会面临更加巨大的威胁。
今天环境污染真正的源头是日益膨胀的人口：为养活70多亿人，地球陆地面积的39%（5000万平方公里）被辟为农业生产用地。如果没有农药、化肥、抗生素，即使将所有气候适宜的森林、湖泊、草原都改为农地，也无法养活这么多的人口。
现代工业大幅提高了单位时空内的物质产出，用更少的自然资源供养了更多的人。凡是能够普及化肥、农药、除草剂和现代化灌溉的地方，人类都不会遭遇饥荒，如此巨大的全球人口只占用了地球上的少数土地。
合成氨工业通常被认为是化肥制造的起点，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爆炸——化肥虽然对环境污染很大，但它的存亡直接决定了几十亿人口是否还能继续活着。
而不能普及化肥和农药的地区，单位土地的收成相当微薄，为满足粮食需求就不得不砍伐森林、堰塞湿地，大面积的焚烧除虫和施肥，这些举措造成的污染远大于提高其产量所导致的工业污染。
东南亚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雨林，也不幸地聚集了大量的贫困人口——1997年，印度尼西亚农民焚烧雨林，恰逢当年雨季推迟，酿成重大火灾，烟霾绵延300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近半个印度洋。
现代工业的另一贡献是：合金、陶瓷、塑料、橡胶、燃料、染料、香料……种种替代天然材料的工业材料，大大减少了对自然资源、农业占地和更换养护的需求，这些都间接保护了环境，抵销了相当一部分污染代价，并能让如此众多的人口不断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另外，现代工业和城市的集约化也大幅减少了人类对土地的占用。城市容纳了30亿人口，但城市和工业用地只占据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不足全球陆地的3%。
现代工业带来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也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降低了环保压力。因为其高效，工业国家无论是农业还是畜牧业，都已被纳入工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体系。但这些好处未必能让人直接感受到。
美国拥有全世界集约化程度最高的食品加工业，美国人餐桌上的有些食物可能来自遥远地区。一些选择“替代型”环保生活方式的人发起了在家门口寻找替代物的“100英里饮食”运动，但替代食品并非价廉物美，响应者很快发现生活质量因此严重下降，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现代工业和城市化与环境的关系，有时会违背我们的直觉，譬如发达国家，往往会有更大面积的林地，环境更优美。以人口密度极高的日本为例，日本在战国末期，本州岛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成为发达国家后，虽然人口更多，森林面积却大幅增加。
中国也是这样的，过去30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虽然人口大幅增加，人均资源消费水平提升更是以10倍计，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却大幅提升，由于林地面积的增加，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增加了。
最环保的方式是科技
其实，现代工业与环境保护并非势同水火，而是相辅相成，技术更先进的现代工业不但能保护环境，还能让我们拥有更加舒适的生活。
所以，减少环境破坏，只能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以及采用更清洁的能源，而不是减少甚至消灭工业本身。
任何践行环保主义的主张都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其主张的结果确实能减少环境污染和环保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环保压力是促使企业不断提升科技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的最直接因素。
作为个人生活方式，“减少型”的环保观确实对环保有利。只是，“减少型”环保观对改善环保的程度非常有限，毕竟适应了物质丰裕和便利生活方式后，大多数人很难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即使一个人持身甚严，经常使用自行车或公交工具，但异地旅行时，就无法避免乘坐高碳排放的飞机。常识告诉我们，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人，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人群，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更大。
践行“减少型”环保生活方式的人，虽然会在生活品质上做出局部减损与妥协，但并非意味着他们不追求生活品质，相反，他们可能是更灵敏的一群人，他们会本能地留意一切符合其生活哲学的技术进步，环保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体验，清心寡欲更像是生活哲学和美学。
（杨 靖摘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
另一种环保观相对激进。他们认为现代工业、工业化生产及其组织方式才是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所以倾向于不直接使用或很少使用现代工业产品，而选择更“自然”的替代型消费品。譬如蔬菜只吃有机蔬菜，因为普通农产品的种植需要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和抗生素;即使吃肉，也只选择散养的禽畜，因为集约化养殖对动物不人道且离不开现代化工业;包装器物只用牛皮纸袋或竹木制品，不用一次性塑料袋;穿衣不但拒绝动物皮草，而且只穿棉制服装，拒绝化纤制品和人造革。
由于“替代型”的生活方式成本高昂，实际上只有较富裕的人群才能负担得起。
环保生活都环保吗
“减少型”的环保方式，不但易执行，在效能上也获得一致公认，因为我们的消费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或环境压力，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会直接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消耗。
相比之下，“替代型”的生活方式，通常并不会降低生活品质。
而且，“替代型”生活方式虽然直接减少了对现代工业的依赖——直观上它毫无疑问是现代污染的源头，但由于效率和间接原因，“替代型”生活方式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初衷。
最典型的是有机农业。从减少化工产品的污染看，有机农业无疑对环境有利。但由于其生产效率极为低下，产出等量的产品要比普通农业耗费更多的耕地、淡水、能源、人工、物流、仓储成本，间接造成了更大的环境压力。
有机生菜不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必须由人工拔草除虫，制约了农田的种植密度，消耗了更多耕地、淡水和能源，但目前没有任何数据表明有机产品更安全、更有营养。
种植有机西红柿要比种植普通西红柿消耗多10倍的土地和近一倍的能源，这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由于有机农业大多要等果实彻底成熟才能采摘，比一般农产品更难保鲜，所以不得不采用冷藏甚至航空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运输方式——一次洲际空运的尾气碳排放量相当于普通货运汽车一年的尾气碳排放量。
散养禽畜也是如此。以有机肉鸡为例，鸡雏出生两天后就不再使用抗生素，为避免交叉感染，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间，它们比普通肉鸡的生长周期更长，能源消耗增加了25%，污染物排放也增加近一倍。再如有机牛奶，与普通生产方式相比，需要增加80%的土地，碳排放增加16%，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也增加了一倍。
避免使用化工产品，并非意味着真的摆脱了对化工业的依赖。如用棉花代替化学纤维和人造革。由于棉花是很易招惹病虫害的作物，全球1/4的杀虫剂都洒在棉田。除了农药污染，每公斤棉花需要耗费7吨到29吨淡水，又因为纯棉衣物更易脏、更易皱，使用时会耗费更多的洗涤用品和电能。
纸制品替代塑料制品与之相似。塑料制品是石油化工业的重要产品，生产过程会耗费大量水电，并造成大气和水资源污染，但造纸厂和制革厂并不会更无辜。造纸需要大量的漂白剂、增白剂、荧光剂等，污水中含有氨态氮、磷化物和硫酸盐，还富含多种有机卤化物;后者在加工中需要使用甲醛、煤焦油、氰化物和多种染料，还常常使用铬盐等重金属鞣制剂，产生的污水同样毒害一方。
如果离开了工业文明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物种灭绝和环境变化足以在地质年代上构成一个全新的“人类纪”。
虽然工业给我们留下直观而强烈的丑陋印象——占据空间、焚烧燃料、污染排放，但工业其实一直都在保护环境，如果没有工业，自然环境会面临更加巨大的威胁。
今天环境污染真正的源头是日益膨胀的人口：为养活70多亿人，地球陆地面积的39%（5000万平方公里）被辟为农业生产用地。如果没有农药、化肥、抗生素，即使将所有气候适宜的森林、湖泊、草原都改为农地，也无法养活这么多的人口。
现代工业大幅提高了单位时空内的物质产出，用更少的自然资源供养了更多的人。凡是能够普及化肥、农药、除草剂和现代化灌溉的地方，人类都不会遭遇饥荒，如此巨大的全球人口只占用了地球上的少数土地。
合成氨工业通常被认为是化肥制造的起点，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爆炸——化肥虽然对环境污染很大，但它的存亡直接决定了几十亿人口是否还能继续活着。
而不能普及化肥和农药的地区，单位土地的收成相当微薄，为满足粮食需求就不得不砍伐森林、堰塞湿地，大面积的焚烧除虫和施肥，这些举措造成的污染远大于提高其产量所导致的工业污染。
东南亚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雨林，也不幸地聚集了大量的贫困人口——1997年，印度尼西亚农民焚烧雨林，恰逢当年雨季推迟，酿成重大火灾，烟霾绵延300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近半个印度洋。
现代工业的另一贡献是：合金、陶瓷、塑料、橡胶、燃料、染料、香料……种种替代天然材料的工业材料，大大减少了对自然资源、农业占地和更换养护的需求，这些都间接保护了环境，抵销了相当一部分污染代价，并能让如此众多的人口不断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另外，现代工业和城市的集约化也大幅减少了人类对土地的占用。城市容纳了30亿人口，但城市和工业用地只占据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不足全球陆地的3%。
现代工业带来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也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降低了环保压力。因为其高效，工业国家无论是农业还是畜牧业，都已被纳入工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体系。但这些好处未必能让人直接感受到。
美国拥有全世界集约化程度最高的食品加工业，美国人餐桌上的有些食物可能来自遥远地区。一些选择“替代型”环保生活方式的人发起了在家门口寻找替代物的“100英里饮食”运动，但替代食品并非价廉物美，响应者很快发现生活质量因此严重下降，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现代工业和城市化与环境的关系，有时会违背我们的直觉，譬如发达国家，往往会有更大面积的林地，环境更优美。以人口密度极高的日本为例，日本在战国末期，本州岛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成为发达国家后，虽然人口更多，森林面积却大幅增加。
中国也是这样的，过去30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虽然人口大幅增加，人均资源消费水平提升更是以10倍计，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却大幅提升，由于林地面积的增加，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增加了。
最环保的方式是科技
其实，现代工业与环境保护并非势同水火，而是相辅相成，技术更先进的现代工业不但能保护环境，还能让我们拥有更加舒适的生活。
所以，减少环境破坏，只能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以及采用更清洁的能源，而不是减少甚至消灭工业本身。
任何践行环保主义的主张都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其主张的结果确实能减少环境污染和环保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环保压力是促使企业不断提升科技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的最直接因素。
作为个人生活方式，“减少型”的环保观确实对环保有利。只是，“减少型”环保观对改善环保的程度非常有限，毕竟适应了物质丰裕和便利生活方式后，大多数人很难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即使一个人持身甚严，经常使用自行车或公交工具，但异地旅行时，就无法避免乘坐高碳排放的飞机。常识告诉我们，自律性和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人，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人群，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更大。
践行“减少型”环保生活方式的人，虽然会在生活品质上做出局部减损与妥协，但并非意味着他们不追求生活品质，相反，他们可能是更灵敏的一群人，他们会本能地留意一切符合其生活哲学的技术进步，环保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体验，清心寡欲更像是生活哲学和美学。
（杨 靖摘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