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的结尾处，描述了一位党卫军军官以讥讽的口吻训诫囚犯：“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书写。”
　　他继续叫嚣，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针对犹太人的战争都已获胜。囚犯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却无法定论。因为所有证据都将被毁灭，连同集中营里的囚犯。
　　这位党卫军军官显然低估了人类理性和认知的能力。纳粹政权被摧毁不久，集中营的真相便曝光，巨量的材料诉说着曾经发生在那里的种种罪恶。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是一位幸存者，他用细腻而沉重的笔触描述了集中营里的悲剧——刽子手不只是党卫军，许多是普通人，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个人身边。
　　莱维是化学家，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捕，成为集中营囚犯。因其专业技能，被纳入囚徒中的“特权阶层”，有幸躲过死亡并熬到解放，从而以更好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观察集中营。他在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提供了特殊的视角：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
　　人们常以“他者”的眼光去看待集中营，看到一个绝对的二分世界：统治者和囚徒。纳粹党、党卫军是邪恶的、残忍的，而囚徒是善良无辜的。这并不能准确反映那里的全部图景，因为在囚徒之间也存在混乱的战线，横亘于相互之间。因而，暴力并不仅仅来自党卫军的管理者和看守们，通常还来自囚徒自身。
　　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自己面临的唯一结果是死亡。这意味着必然会展开囚徒与囚徒之间的生存竞赛。他们并不是“典型的囚犯”，绝大多数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只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被抓进集中营。他们既没有天然的恶行，也没有天然的优良品质，突然被剥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所有正当性，为了活下去，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加丑恶。
　　一些囚徒选择与纳粹合作，犹太特遣队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们负责操作焚尸炉，得到的“特权”也仅是死得更晚一些，并在剩下几个月里能吃饱。党卫军千方百计让特遣队员无法说出真相，工作一段时间后即将其集体屠杀。
　　此种状态下，“不要理解”成为集中营的生存逻辑。试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显得痛苦而徒劳。因为“死”是必然结果，怎样活得更长才是唯一有意义的智慧，必须用更多的精力、机智设法获得一碗汤、一口粥。
　　挖掘真相永远是一件残酷的事。但莱维认为，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虽然不容易也不惬意，却必须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
　　1947年，莱维出版揭露集中营暴行的《活在奥斯维辛》。十多年后，该书被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销售数万册。可在1961年至1964年间，莱维仅收到40封德国读者来信。这些信件中，有些读者对自己为何选择希特勒进行辩护。
　　T. H·博士表示，“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当。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溢美之辞隐含的虚伪和背叛。”
　　莱维回信对其予以驳斥，他这么做倒不是要强迫全体德国人共同承担罪责，可这位博士明显在通过对历史的遮蔽，消解自己作为德国人的罪恶感。纳粹上台后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对希特勒狂妄和罪恶世界观的履行，希特勒从来没有过“溢美之辞隐含的虚伪和背叛”，他从来都是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犹太人的态度。莱维对此评价：“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给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
　　拥有选择权利时，为了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而投身罪恶，就须付出代价。一旦极权者控制全部国家权力，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不太可能作出有效的抵抗。
　　莱维对极权主义的控诉理性而强烈，且时刻没有忘记对现实的拷问。在相当意义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一部写给未来的书。他多次对未来世界可能的专制和暴力提出警示：假如我们处于同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良知、耻感、心灵，究竟有多大承受力？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种种遭遇，会不会被全盘继承？我们会不会成为一场新悲剧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