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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同事看过一本题为《深圳城市病》的书后,颇有点不以为然,劝我也看看,且希望我能发表一点意见。老实说,当代世界的大趋势仍是“和平和发展”,轻易发表商榷之类的文字于人于己似乎意思不大。但当我看到该书对整个深圳城市含讥带讽,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信笔发挥失却客观真实之际,我竟有了“商榷”的兴致。
该书说深圳人患有三大病症。哪三大病症呢?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在此,不妨一一道来。
一曰崇尚“儒商”症。该书说,深圳的企业界人士对“经理”“老板”等头衔已不满足,纷纷改换名衔为“儒商”,赞助一所希望小学,人家必回赠以“儒商”的美名。扶困济学,这行为本身莫非有何不妥?难道,袖手旁观才是人间正道不成?
二曰现代恐惧症。该书说,深圳人有7怕:一怕老板,二怕失业,三怕生病,四怕股灾(书中说,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大额流动资金都存在证券公司,一旦发生股灾,倾家荡产不是传说),五怕小偷,六怕孩子学习不好(书中说,深圳的几所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花一二十万也进不去),七怕短寿,(书中说,深圳人刚刚尝到生活的甜头,对于生命非常重视,甚至有点神经过敏。坐飞机之前一定要祷告;碰见歹徒抢劫从不反抗,以破财消灾自我安慰;买房看风水,出门查阴阳历;读算命书算阳寿,起名字算吉凶……总之,土洋结合,惟死为大)——天那!在作者眼里,深圳人简直统统成了怪胎、畸形儿、贪生怕死鬼、土老财之流,非等到“第二次土改”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不可了。然而,设若稍微尊重客观事实,上述“理论”便如沙上建塔,不攻自坍。不必一一驳斥,就说第四怕吧:未知作者从何处得来“深圳的每一个家庭的大额流动资金都存在证券公司,一旦发生股灾,倾家荡产不是传说”这样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结论?在该书作者看来,深圳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靠泡沫经济发财,靠炒股票作为经济来源,用能维系较之内地优越的生计的。一旦发生股灾,深圳人除了跳楼就只有扎脖子喝西北风的份儿了!事实恰恰相反,深圳人对于股市的潮起潮落,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更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说深圳人怕孩子学习不好,恐怕于逻辑上也欠严密。这一怕,似乎在别的任何地方的人们身上也同样存在,干嘛非把它当成深圳人的专利呢?该书说“深圳人坐飞机之前一定要祷告”,这又不得不令人哑然失笑了:因工作关系,近年来笔者曾时不时乘飞机出差,迄今未曾见到、也未曾听说有谁在哪儿搞过什么乘机前的祷告。在该书作者看来,上百万深圳户籍人口(姑且将外来工排除在外)个个都是胆小鬼,“碰见歹徒从不反抗,以破财消灾自我安慰。”诚然,生活中不能排除此类人的存在。但在深圳,像刘远波等一批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特区热血儿女也是层出不穷、有目共睹的。
三曰“开卷有益症”。该书把深圳人统统说成是蔑视文化、鄙视书籍、追求安逸的庸庸碌碌之辈。事实胜于雄辩。仅就购书纪录而言,深圳人在全国是“属一”的,这其中当然不排除深圳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因素,但更印证了深圳人富裕不忘提高文化素质,重视自身文化建设的事实。
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深圳的发展得力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相信有海纳百川的度量。她非常欢迎包括该书作者在内的八方人士对其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更快更好地进步。 《深圳城市病》 严凌君著,新华出版社 2000.11
该书说深圳人患有三大病症。哪三大病症呢?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在此,不妨一一道来。
一曰崇尚“儒商”症。该书说,深圳的企业界人士对“经理”“老板”等头衔已不满足,纷纷改换名衔为“儒商”,赞助一所希望小学,人家必回赠以“儒商”的美名。扶困济学,这行为本身莫非有何不妥?难道,袖手旁观才是人间正道不成?
二曰现代恐惧症。该书说,深圳人有7怕:一怕老板,二怕失业,三怕生病,四怕股灾(书中说,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大额流动资金都存在证券公司,一旦发生股灾,倾家荡产不是传说),五怕小偷,六怕孩子学习不好(书中说,深圳的几所重点中学,分数不够,花一二十万也进不去),七怕短寿,(书中说,深圳人刚刚尝到生活的甜头,对于生命非常重视,甚至有点神经过敏。坐飞机之前一定要祷告;碰见歹徒抢劫从不反抗,以破财消灾自我安慰;买房看风水,出门查阴阳历;读算命书算阳寿,起名字算吉凶……总之,土洋结合,惟死为大)——天那!在作者眼里,深圳人简直统统成了怪胎、畸形儿、贪生怕死鬼、土老财之流,非等到“第二次土改”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不可了。然而,设若稍微尊重客观事实,上述“理论”便如沙上建塔,不攻自坍。不必一一驳斥,就说第四怕吧:未知作者从何处得来“深圳的每一个家庭的大额流动资金都存在证券公司,一旦发生股灾,倾家荡产不是传说”这样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结论?在该书作者看来,深圳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靠泡沫经济发财,靠炒股票作为经济来源,用能维系较之内地优越的生计的。一旦发生股灾,深圳人除了跳楼就只有扎脖子喝西北风的份儿了!事实恰恰相反,深圳人对于股市的潮起潮落,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更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说深圳人怕孩子学习不好,恐怕于逻辑上也欠严密。这一怕,似乎在别的任何地方的人们身上也同样存在,干嘛非把它当成深圳人的专利呢?该书说“深圳人坐飞机之前一定要祷告”,这又不得不令人哑然失笑了:因工作关系,近年来笔者曾时不时乘飞机出差,迄今未曾见到、也未曾听说有谁在哪儿搞过什么乘机前的祷告。在该书作者看来,上百万深圳户籍人口(姑且将外来工排除在外)个个都是胆小鬼,“碰见歹徒从不反抗,以破财消灾自我安慰。”诚然,生活中不能排除此类人的存在。但在深圳,像刘远波等一批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特区热血儿女也是层出不穷、有目共睹的。
三曰“开卷有益症”。该书把深圳人统统说成是蔑视文化、鄙视书籍、追求安逸的庸庸碌碌之辈。事实胜于雄辩。仅就购书纪录而言,深圳人在全国是“属一”的,这其中当然不排除深圳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的因素,但更印证了深圳人富裕不忘提高文化素质,重视自身文化建设的事实。
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深圳的发展得力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相信有海纳百川的度量。她非常欢迎包括该书作者在内的八方人士对其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便更快更好地进步。 《深圳城市病》 严凌君著,新华出版社 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