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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女士出生于1930年，河北省乐亭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本语专业，自上世纪50年代起长期跟随中国国家领导人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亲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她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处长、驻日使馆参赞、全国友协日本部主任、全国友协副会长等职务，曾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在2014年全国友协成立60周年之际，本文作者采访了这位中日友好事业的老前辈，聆听她讲述半个多世纪走过的中日友好道路。当前中日关系困局之下，回顾这条友好之路，学习、借鉴老一辈人士的经验和智慧，具有重要意义。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为全国友协60华诞献礼。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亲历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政府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同蒋介石集团建立了“外交关系”，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巨大障碍。但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的呼声很高，各界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世界潮流，承认新中国。鉴于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这成为战后发展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1952年3月，为打开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和开展民间贸易，周总理指示在莫斯科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邀请出席会议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访华。三位朋友借赴丹麦、法国之机，绕道莫斯科来到中国，与中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正是这三位日本朋友的勇敢行动，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两国民间交往一旦开始，经济、文化等各种往来便源源不断地开展起来。1953年到1957年初是中日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纷纷访华，中方也相继派出了贸易、学术、京剧等代表团访日。双方还先后缔结了贸易、渔业、侨民、文化、科学、工会等各方面的协议。
正在中日关系逐步发展的时候，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执政。岸政府一改积极对华政策，提出“政经分离”的口号，企图在经济上捞取实惠的同时，政治上进一步亲美反华，制造“两个中国”，甚至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在这一背景下，1958年5月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上，发生了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后，岸信介政府却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污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为排除干扰，使中日友好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不得不宣布废除中日钢铁长期协定，停止签发对日进口许可证，不再延长中日渔业协定等，两国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因岸信介政府的反华政策而陷于中断。
针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破坏中日贸易的情况，周总理提出了要继续中日贸易和友好关系，日本政府必须遵循政治三原则：第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贸易中断后，一部分日本中小企业遇到了很大困难。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总理的原鸠山一郎内阁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托人带信给周总理，希望中方关照日本中小企业。按照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是不能重开中日贸易的。但从中日友好出发，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周总理决定采取“照顾物资”的形式，双方的外贸单位均不出面，由两国的工会作为联系渠道，继续同中小企业开展贸易。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周总理解释说：过去我们想通过民间协议发展贸易关系，但岸信介政府不承认民间协议，不保证民间协议的实施，而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协议。我们不能容忍，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两年多。所以，今后一切协定必须由两国政府缔结，民间协议没有保证。但是，没有政府协定不等于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双方可以在企业、公司之间签订民间合同。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长期合同。
周总理还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明确指出中日两国关系中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不讲政治，只讲经济是行不通的。周总理相继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支持了日本的对华友好力量，对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日贸易关系中断期间，西欧国家积极抢占中国市场，中欧贸易迅速增加。日本经济界担心失去中国市场，纷纷要求后来接替岸信介上台执政的池田勇人内阁及早采取行动，改善日中关系。自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相继行动起来。1959年6月，石桥湛山前首相致函周总理，表示愿为改善中日关系访华。9月，石桥应邀访问了中国。中方对此十分重视，周总理两次与石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石桥回国后，提出日本“不应敌视中国”，在日本政坛引起巨大反响。1963年，石桥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总裁，并来中国主持了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幕。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从首次访华到1973年逝世，石桥为推动中日关系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宝贵贡献。
继石桥之后，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于1959年10月首次访华，探讨恢复日中贸易和改善日中关系的可能性。周总理在会见松村时表示，中日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友好，不仅要改善关系，而且应逐渐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周总理还着重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与松村就如何解决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困境进行了探讨。在那段中日关系寒冷的季节里，松村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为打开僵局做出了巨大努力。
松村回国后，又介绍高碕达之助于1960年10月率实业界人士访华。周总理对高碕访华也十分重视，多次和陈毅、廖承志一起同高碕会谈，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对日方针政策，双方探讨了如何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总理强调中方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但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政治三原则。 松村、高碕回日本后，都向池田首相作了汇报，这对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1962年5月，池田内阁不顾美国的制约，决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向西欧看齐，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开展对华贸易。池田表示，日本对华贸易应由日本自己来决定。
1962年9月，松村第二次访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廖承志同志与松村先生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向松村重申了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和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周总理说，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要结合起来发展，要平行发展，要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就是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同意用积累渐进方式发展中日政治、经济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一个月后，高碕又率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一行42人访华，落实周总理和松村达成的共识。双方签署了长期、综合性的贸易文件，称作《备忘录》。中日双方的签字人分别为廖（LIAO）承志和高碕（TAKASAKI）达之助，因此备忘录贸易也被称作LT贸易。备忘录的内容是经过两国政府同意的，实际上已接近政府间贸易协定的性质。因此，我们说，从1962年起，中日关系向前跨越了半步，进入了半官半民时期。
1964年4月，松村第三次访华，周总理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就互设办事处、互派常驻记者达成协议并签署了有关文件。根据协议，中方于同年8月在东京开设了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日方于1965年1月在北京设立了高碕驻北京事务所。1964年9月，双方互派的常驻记者也同时抵达对方首都。这个半官半民渠道的开通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虽然后来由于佐藤荣作上台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备忘录贸易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在周总理和日本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这条渠道得以保存下来，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的备忘录贸易会谈于2月举行。当时，中美关系已有解冻迹象，国际上承认中国的势头增加，因此这次会谈比较顺利。在会谈公报中，日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都是不能容许的，并第一次写明了“日蒋‘和约’本来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内容。
正是在这段时间，有320多名超党派议员参加的“日本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成立，取代了1950年成立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接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组织应运而生。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纷纷访华，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会谈公报，支持中国的立场，要求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个要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在日本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71年8月21日，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创始人松村谦三因病逝世。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派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作为总理特使专程去日本吊唁。行前，周总理指示说，此行的任务就是扩大友好力量，为邦交正常化铺路。4天里，代表团同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达到了广交朋友的目的。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受到朝野各界谴责，被迫于1972年6月17日提前下台。此时，要求同中国复交的呼声在日本已是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立即顺应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提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以便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努力推进和平外交”，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外相大平正芳也明确表示，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
7月9日，周总理针对田中的表态，表示“这是值得欢迎的”。在日本国内意见纷纭、田中首相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正是这个明确而迅速的反应，对中日关系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性作用。
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通过两国首脑会谈，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友好关系。9月29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经过中日各界友好人士20余年“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两国终于走到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这一天。
中国领导人在会见日本友人时经常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古话。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为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教育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老朋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日两国人民20余年艰苦努力的结果，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精心维护。
邓小平同志访日，缔结和平
友好条约，巩固两国
友好合作之路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同志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10月23日，邓小平同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共同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条约从此生效。
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的继续和发展。复交时周总理就设想，缔约时的名称可以叫“和平友好条约”，以区别一般的和约，这个设想得到了日方的赞同。鉴此，在联合声明中规定了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而且条约一开头就确认了“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条约的另一个内容是双方确认都不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霸条款。其实，这也是联合声明已经确认过的内容。条约和声明不同之处就在于，条约经过了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具有法律权威性，也就是说，条约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邓小平同志访日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热烈欢迎。访日期间，邓小平同昭和天皇进行了历史性会见，相互评价了两国缔约的深远意义，表明了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愿望。邓小平除同福田会谈外，还会见了大平正芳，出席了众、参两院议长和经济界以及各友好团体的招待会。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可见双方立场不同。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缔约时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下一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记者招待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招待会结束时，全场起立为邓小平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可见，邓小平的回答得到了当时日本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赞同。
周总理常说“饮水不忘掘井人”，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临行前就说，到了日本一定要去看望田中前首相和那些为两国关系作出贡献的已故老朋友的家属。当时田中正因洛克希德丑闻而被软禁，很多日本人都躲着他，日本国内对邓小平看望田中有些非议。邓小平却说，日本一些人的看法，是日本的内部问题，这丝毫不影响田中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这位老朋友。交换批准书仪式结束后，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便偕同廖承志等主要随行人员前往田中家里拜会。田中偕同夫人、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在门口迎接，场面十分感人。邓小平邀请田中再次访华，田中也向往着能有那一天。就是在病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念头。田中尤其关心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每天用红铅笔把有关消息划出，再让女儿剪下来。真纪子也每天协助父亲做康复治疗，期待着实现再度访华的愿望。田中直到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才再次访问北京，实现了他的夙愿。他高兴地表示：自己终于能够亲眼确认了当年所作决断的正确性。田中访华，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活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邓小平同志是带着学习的目的访问日本的。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夕。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访日期间，他一直在考虑中国的“四化”建设，并多次表示，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短短8天的访问中，他参观了松下公司、新日铁君津制作所和日产公司三家日本大型企业，亲身感受和学习了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与以松下幸之助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建立了深厚友情。每次参加活动，他总是第一个在迎宾馆的大厅等候，时间一到准时开车。他说，人家安排日程是以分秒计算，不像我们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我们不能再慢吞吞了。在新干线的火车上，他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记者要他谈感想。他说，就是快，像有人在后面拿着鞭子催着我跑的感觉，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速度。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此访在增进双方互信、为坚实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打基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日本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良多。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崭新时期。
寄语中日两国未来之路
和全国友协60华诞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其实战后中日两国在友好道路上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两国老一辈人士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结果。他们坚信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到今天，总有一些人不喜欢中日友好，他们否认历史，制造和扩大两国间的各种矛盾，以期阻挠两国友好合作的进程。但是我深信，中日两国人民都清楚地知道，中日友好合作带来的将是两国的共同繁荣。任何不符合实际的推测，甚至是有意中伤，终究会被人识破。
当前的中日关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面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峻局面，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展望未来，我们要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同时也要坚定中日友好信念，团结各界友好力量，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在此方面，全国友协的同志们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今年是全国友协成立60周年，在此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期待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以民促官的光荣传统，持之以恒开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民间友好交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外围环境。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亲历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政府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同蒋介石集团建立了“外交关系”，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巨大障碍。但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的呼声很高，各界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世界潮流，承认新中国。鉴于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这成为战后发展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1952年3月，为打开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和开展民间贸易，周总理指示在莫斯科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邀请出席会议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访华。三位朋友借赴丹麦、法国之机，绕道莫斯科来到中国，与中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正是这三位日本朋友的勇敢行动，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两国民间交往一旦开始，经济、文化等各种往来便源源不断地开展起来。1953年到1957年初是中日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纷纷访华，中方也相继派出了贸易、学术、京剧等代表团访日。双方还先后缔结了贸易、渔业、侨民、文化、科学、工会等各方面的协议。
正在中日关系逐步发展的时候，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执政。岸政府一改积极对华政策，提出“政经分离”的口号，企图在经济上捞取实惠的同时，政治上进一步亲美反华，制造“两个中国”，甚至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在这一背景下，1958年5月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上，发生了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后，岸信介政府却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污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为排除干扰，使中日友好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不得不宣布废除中日钢铁长期协定，停止签发对日进口许可证，不再延长中日渔业协定等，两国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因岸信介政府的反华政策而陷于中断。
针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破坏中日贸易的情况，周总理提出了要继续中日贸易和友好关系，日本政府必须遵循政治三原则：第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贸易中断后，一部分日本中小企业遇到了很大困难。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总理的原鸠山一郎内阁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托人带信给周总理，希望中方关照日本中小企业。按照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是不能重开中日贸易的。但从中日友好出发，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周总理决定采取“照顾物资”的形式，双方的外贸单位均不出面，由两国的工会作为联系渠道，继续同中小企业开展贸易。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周总理解释说：过去我们想通过民间协议发展贸易关系，但岸信介政府不承认民间协议，不保证民间协议的实施，而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协议。我们不能容忍，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两年多。所以，今后一切协定必须由两国政府缔结，民间协议没有保证。但是，没有政府协定不等于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双方可以在企业、公司之间签订民间合同。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长期合同。
周总理还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明确指出中日两国关系中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不讲政治，只讲经济是行不通的。周总理相继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支持了日本的对华友好力量，对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日贸易关系中断期间，西欧国家积极抢占中国市场，中欧贸易迅速增加。日本经济界担心失去中国市场，纷纷要求后来接替岸信介上台执政的池田勇人内阁及早采取行动，改善日中关系。自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相继行动起来。1959年6月，石桥湛山前首相致函周总理，表示愿为改善中日关系访华。9月，石桥应邀访问了中国。中方对此十分重视，周总理两次与石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石桥回国后，提出日本“不应敌视中国”，在日本政坛引起巨大反响。1963年，石桥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总裁，并来中国主持了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幕。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从首次访华到1973年逝世，石桥为推动中日关系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宝贵贡献。
继石桥之后，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原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于1959年10月首次访华，探讨恢复日中贸易和改善日中关系的可能性。周总理在会见松村时表示，中日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友好，不仅要改善关系，而且应逐渐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周总理还着重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与松村就如何解决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困境进行了探讨。在那段中日关系寒冷的季节里，松村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为打开僵局做出了巨大努力。
松村回国后，又介绍高碕达之助于1960年10月率实业界人士访华。周总理对高碕访华也十分重视，多次和陈毅、廖承志一起同高碕会谈，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对日方针政策，双方探讨了如何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总理强调中方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但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政治三原则。 松村、高碕回日本后，都向池田首相作了汇报，这对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1962年5月，池田内阁不顾美国的制约，决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向西欧看齐，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开展对华贸易。池田表示，日本对华贸易应由日本自己来决定。
1962年9月，松村第二次访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廖承志同志与松村先生进行了会谈。周总理向松村重申了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和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周总理说，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要结合起来发展，要平行发展，要相互促进而不是相反。就是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同意用积累渐进方式发展中日政治、经济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一个月后，高碕又率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一行42人访华，落实周总理和松村达成的共识。双方签署了长期、综合性的贸易文件，称作《备忘录》。中日双方的签字人分别为廖（LIAO）承志和高碕（TAKASAKI）达之助，因此备忘录贸易也被称作LT贸易。备忘录的内容是经过两国政府同意的，实际上已接近政府间贸易协定的性质。因此，我们说，从1962年起，中日关系向前跨越了半步，进入了半官半民时期。
1964年4月，松村第三次访华，周总理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就互设办事处、互派常驻记者达成协议并签署了有关文件。根据协议，中方于同年8月在东京开设了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日方于1965年1月在北京设立了高碕驻北京事务所。1964年9月，双方互派的常驻记者也同时抵达对方首都。这个半官半民渠道的开通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虽然后来由于佐藤荣作上台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备忘录贸易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在周总理和日本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这条渠道得以保存下来，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的备忘录贸易会谈于2月举行。当时，中美关系已有解冻迹象，国际上承认中国的势头增加，因此这次会谈比较顺利。在会谈公报中，日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都是不能容许的，并第一次写明了“日蒋‘和约’本来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内容。
正是在这段时间，有320多名超党派议员参加的“日本促进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成立，取代了1950年成立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接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组织应运而生。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纷纷访华，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会谈公报，支持中国的立场，要求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个要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在日本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71年8月21日，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创始人松村谦三因病逝世。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派对外友协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作为总理特使专程去日本吊唁。行前，周总理指示说，此行的任务就是扩大友好力量，为邦交正常化铺路。4天里，代表团同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达到了广交朋友的目的。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受到朝野各界谴责，被迫于1972年6月17日提前下台。此时，要求同中国复交的呼声在日本已是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立即顺应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提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以便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努力推进和平外交”，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外相大平正芳也明确表示，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
7月9日，周总理针对田中的表态，表示“这是值得欢迎的”。在日本国内意见纷纭、田中首相面临重重困难的时候，正是这个明确而迅速的反应，对中日关系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性作用。
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通过两国首脑会谈，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友好关系。9月29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经过中日各界友好人士20余年“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两国终于走到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这一天。
中国领导人在会见日本友人时经常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古话。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为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教育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老朋友。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日两国人民20余年艰苦努力的结果，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精心维护。
邓小平同志访日，缔结和平
友好条约，巩固两国
友好合作之路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同志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10月23日，邓小平同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共同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交换了批准书，条约从此生效。
条约是中日联合声明的继续和发展。复交时周总理就设想，缔约时的名称可以叫“和平友好条约”，以区别一般的和约，这个设想得到了日方的赞同。鉴此，在联合声明中规定了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而且条约一开头就确认了“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条约的另一个内容是双方确认都不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霸条款。其实，这也是联合声明已经确认过的内容。条约和声明不同之处就在于，条约经过了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具有法律权威性，也就是说，条约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邓小平同志访日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热烈欢迎。访日期间，邓小平同昭和天皇进行了历史性会见，相互评价了两国缔约的深远意义，表明了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愿望。邓小平除同福田会谈外，还会见了大平正芳，出席了众、参两院议长和经济界以及各友好团体的招待会。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可见双方立场不同。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缔约时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下一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记者招待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招待会结束时，全场起立为邓小平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可见，邓小平的回答得到了当时日本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赞同。
周总理常说“饮水不忘掘井人”，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临行前就说，到了日本一定要去看望田中前首相和那些为两国关系作出贡献的已故老朋友的家属。当时田中正因洛克希德丑闻而被软禁，很多日本人都躲着他，日本国内对邓小平看望田中有些非议。邓小平却说，日本一些人的看法，是日本的内部问题，这丝毫不影响田中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这位老朋友。交换批准书仪式结束后，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便偕同廖承志等主要随行人员前往田中家里拜会。田中偕同夫人、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在门口迎接，场面十分感人。邓小平邀请田中再次访华，田中也向往着能有那一天。就是在病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念头。田中尤其关心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每天用红铅笔把有关消息划出，再让女儿剪下来。真纪子也每天协助父亲做康复治疗，期待着实现再度访华的愿望。田中直到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才再次访问北京，实现了他的夙愿。他高兴地表示：自己终于能够亲眼确认了当年所作决断的正确性。田中访华，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活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邓小平同志是带着学习的目的访问日本的。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夕。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访日期间，他一直在考虑中国的“四化”建设，并多次表示，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短短8天的访问中，他参观了松下公司、新日铁君津制作所和日产公司三家日本大型企业，亲身感受和学习了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与以松下幸之助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建立了深厚友情。每次参加活动，他总是第一个在迎宾馆的大厅等候，时间一到准时开车。他说，人家安排日程是以分秒计算，不像我们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我们不能再慢吞吞了。在新干线的火车上，他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记者要他谈感想。他说，就是快，像有人在后面拿着鞭子催着我跑的感觉，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速度。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此访在增进双方互信、为坚实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打基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日本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良多。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崭新时期。
寄语中日两国未来之路
和全国友协60华诞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其实战后中日两国在友好道路上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两国老一辈人士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结果。他们坚信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到今天，总有一些人不喜欢中日友好，他们否认历史，制造和扩大两国间的各种矛盾，以期阻挠两国友好合作的进程。但是我深信，中日两国人民都清楚地知道，中日友好合作带来的将是两国的共同繁荣。任何不符合实际的推测，甚至是有意中伤，终究会被人识破。
当前的中日关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面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峻局面，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展望未来，我们要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同时也要坚定中日友好信念，团结各界友好力量，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在此方面，全国友协的同志们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今年是全国友协成立60周年，在此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期待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以民促官的光荣传统，持之以恒开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民间友好交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外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