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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爱玲的小说意欲挣脱性别意识而最终落入女性身份的无意认同，其中的女性叙事，关涉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女性及其人生遭际，侧重“家”这一特定空间之于女性存在的独特意涵，观照女性在婚姻、身体等方面特有的心理活动，揭示了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存之道和生存智慧，表达出对男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及对中国女性未来的深层焦虑。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家 婚姻 身体 精神家园
张爱玲及其文字对于世人的影响是深广的。在现代作家中，难有作家像她那样生前死后都被众多读者所激赏，上至庙堂书房，下至厅堂厨房，谈张爱玲其人，读张爱玲其书，学界冠之以雅俗共赏的美誉，张爱玲文字所蕴含的丰厚审美资源也不断地为文学史所挖掘。不争的事实是，无论给张爱玲安放多么绚丽的光环，也无论怎么提升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排名，乃至赋予她作品以最高的哲学范畴的阐释，张爱玲终究是身为女性的张爱玲，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土壤，且经历了他人不曾有过的人生体验。故，从女性的视角张望张爱玲的文字世界，述评作为女人的张爱玲，或许更能诠释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直抵其文学世界的灵魂。在笔者看来，张爱玲文字世界显眼的特质是：“显性”的“当下”叙述，“隐性”的历史反思，焦虑的未来预设。就张爱玲的女性叙事而言，她的小说世界几乎辐射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女性及其人生遭际，摹写了中国女性特有的生存空间，直抵女性隐秘的心理世界，在揭示中国女性生存智慧、探索女性独特的生存之道之时，表达出对中国女性未来的深层焦虑。
一、家：女性生命的野地
和多数现代经典作家不同，张爱玲避讳在小说世界里陈述自己及其家族旧事，哪怕是一点曲笔，唯有《小团圆》是个例外，故再三嘱托友人不要公之于众。但和许多女性书写者相似，她热衷于写家庭、写婚姻、写女性，敏于家庭人伦关系的细微体察，长于社会过渡时期女性生命悲歌的铺叙，意欲挣脱性别意识而最终落入女性身份的无意认同。原本，人世间就没有脱离具体性别的抽象之“人”。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关系叙事带来的现时效应如史学所言，给高压下讨生活的奴隶们以一丝新鲜的气息。“后孤岛”时期，“夹缝”中的人，政治信仰自然无从言说，饮食男女之外依旧是饮食男女，且食色，性也，无所谓高尚与低俗，这也是张爱玲创作穿越时空至今无论两岸三地仍有“余热”的一个原因。文学是人学，文学关注的不该仅仅是男人，也不该仅仅是社会大舞台上戴着面具的抽象人。外在的社会涉世和人际交往磨砺了一个人的成长，而家，是每个人还原现身的场所，是原始本能和生命激情自然绽放的野地。在“家”的小舞台上，女人永远是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在场者”——确切言之——“缺席的在场者”，在失语无声中惨淡经营毕生的宏业——婚姻与家庭。张爱玲远远眺望着这个人生的小舞台，清醒、冷静而又娓娓动听地讲述着“铁幕”遮蔽了的各种家庭，家里男男女女的悲欢哀乐。他们纠结于“家”，渴望婚姻、家庭与安稳，又惶恐家的变动，畏惧家的羁绊，始终难以逾越“家”之“围城”。与其说张爱玲的小说是特定时代沪港两地的社会镜像，不如说更是家庭的镜像，人心的镜像，人性的镜像。
张爱玲的叙述重心集中于女性角色，一个个在家的舞台上纵情现形、现身的女人。外面的风云际会、沧海桑田，与她们是不搭边的。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几乎见识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女性。她们中有作为男人私有财产生死由他的古代女子，如虞姬；有作为劳动力使唤的无关性别的乡村女子，如禄兴娘子，伴随着家庭关系中核心人物男人的死亡（或即将死亡），她们的生命也预告终结。其中，最为张爱玲所熟道的，多数还是现代家庭的女性市民，从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王娇蕊到吴翠远、顾曼桢……张爱玲用一个个文学叙事演绎着在家的舞台上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女人与自身的种种纠结。原本早已淡出男权社会视野的女性，在边地，在后院，在家中，尽情极致地展露着她们原本柔弱的体质和智识，变幻着女性生命特有的千娇百媚和万种风情，演绎着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生命肉身的强大原始力，向世界无声宣告了女性并不逊于男人的思想智慧和生存智慧。家（园），是女性生命的始发地，也是女性生命的终结地，是她们人生过场的舞台，更是她们存在意义的见证地和生存智慧的秀台。家国女人，谁能替代女性之于人类物种续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独特意义呢？尽管她们一直处在男权社会的边缘。而缺失女性的家园终将荒芜废弃。
史实是，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亡国之人又何以为家？改道香港的求学，被迫辍学，之后卖文，接二连三，国破家亡于张爱玲是感性的，具体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她对变故充满神经质般的敏感和惶恐，还根植于童年时代的“失家”情结，成名后的声明——“离婚后的小孩子也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痛苦”（《苏青、张爱玲对谈录》），彰显了父母婚变引发的心理失落远大于对国破家亡的惶惶不安。对于家国，张爱玲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体认。她的小说聚焦于家，聚光于家中的女人，叙述她们在寸尺之间安于俗世的人生体验和争斗；独特的叙述题材折射了作家对于曾经失缺的物质家园别样的情愫，更能唤起异族高压统治下的国人对于家园的温暖缅想。
二、婚姻：女性生存的转机
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们是熟悉的：“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爱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①无疑，这位看众的眼光深邃而高明。张爱玲寻求家园的温暖和亮色，但更坚执于人性中恶之花的剔除。
当物质的家园专属于男人演变为一种社会积习，女性成了过客，变为客串，“蜗居”于家的女性，其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仅是为男权社会传宗接代，续延香火，成了事实上的“男性用品”，而婚姻（或曰嫁人）是实现她们“器具”功能的唯一合法通道。无疑，婚姻在实现男权社会目的同时，也无意中给女性自身带来些微副产品，譬如一定程度的经济权和暂时的某种安稳。女人们似乎洞悉了其中的奥秘——嫁人可能带来生存的转折，于是，自愿抑或不情愿地走上嫁人之路。这才是悲剧的真正开始，它使女性不仅把命运之类的大事托付给男人，滋生了自身的惰性，而且用男权社会的价值水准衡量一切，包括对女性自身的评判，从而导致事实上女性群体的消亡。不争的事实是，较之西方社会，中国女性最大的人生焦虑便是“失嫁”。即便时代的车轮跨入21世纪的后现代社会，“失嫁”依然是大多数中国女性的一道“心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之说及“剩女”之名的流行，不仅折射了当今社会性别歧视的犹存，更折射出传统世俗婚姻观的剧毒余威之犹在。20世纪初现代文明的破冰而进，催生了中国女性“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然而，在“个性解放”和贤妻良母的双重拉扯撕裂中，中国女性的人生遭际较之此前更为险恶和崎岖，因而也更为苦痛。张爱玲的母亲，张爱玲的姑母，即是例证。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凡俗女子如何一边苦心索求婚姻，一边苦索人身独立和自由而落进鱼与熊掌皆失的泥沼。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看来，簪缨望族之家的姨奶奶生活毕竟强过小小麻油店的起早贪黑，嫁了人意味着挣脱了兄嫂的摆布。于是，七巧决然地把命运交给一个残疾的公子，不曾料想要承受外在物质和内在情欲的双重诱惑。两者的厮杀搏击使可怜的曹七巧由一个常人一头困兽变成一个变态狂一个恶魔。《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比曹七巧幸运一点，应该属于“晚生代”，经历过欧风美雨的吹拂，但旧式家庭也没有教会她谋生的技能，她的家庭和族人都把厚望寄予她的婚姻。初婚失败之后，她不得不疲奔于港沪两地，为嫁一个风流的华侨商人，最后果真成了“名正言顺的妻”荣归故里，“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显然，长篇《半生缘》中顾曼璐的婚姻更具有典型性。曼璐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尊严还搭进亲妹子来渴求和一个投机商的稳定婚姻……女人们为钱为粮为生计而搏击着，物质的安稳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殊不知更大的陷阱在等待她们，为之付出的不仅仅是青春、容颜和时间，更是人性的不归路。透过这些深陷婚姻沼泽的女性的挣扎、堕落及其不可理喻，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女性向来依附男性的屈辱生存境遇，而且直面于历史的陈陈相袭中女性人性的扭曲这一残酷史实。 三、身体：女性婚姻的基石
从生物学角度，身体器官是动物个体完成生殖功能的物质基础，每一物种的身体，事实上都先天具有“器具”的功能。显然，唯有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自身身体的开掘和认识是其他物种所无法企及的，“身体”也从单纯的生殖意义上升到社会的文化审美层面，尤其是进入男权中心社会以来，又演变为仅对女性身体的单向审察。女性身体的“器具”功能及其带来的感官效应和文化意蕴，被男权中心社会无限制地扩大想象，并且为女性自身所体悟，所利用，沾沾自喜，陈陈相袭，女性落入生命的悲剧而毫不自知。在《谈女人》一文的结尾，张爱玲如是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在小说世界，张爱玲用文字生动还原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她们如何借用身体这唯一的本钱谋生的触目惊心的史实。
当时受傅雷先生微词瞬即被“腰斩”的《连环套》，“内容的贫乏”被视为“主要弊病”。而笔者以为，倘若从女性读者的心理解读，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它的力度就在于揭示男权社会的欲望——对女性身体的贪欲，以及所造就的女性的放荡和无所顾忌，所以，这与雅赫雅“他是殖民地种族”和霓喜“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没有深度的关联。“富商”身份的雅赫雅，看中的是霓喜青春四射的丰腴肉躯；作为中国女性的霓喜，无论亲生还是养女，看到的仅是雅赫雅背后的财富，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再三以丰腴的躯体为成本一次次争取一个妻子的名分。显然，霓喜一次比一次怯场，一次比一次心虚，结局必然是一次不如一次，因为身与色经不起时间的蚕食和鲸吞。曹七巧对于大户的姜家而言，唯一入眼的又何尝不是她健康的女性体魄？七巧借用“身体”的资本，为姜家留了一儿一女而成功“晋级”为正牌少奶奶。在《半生缘》中，顾曼璐对自己的身体心知肚明，以前做舞女，早已掏空身体的本钱，现在身体垮了，祝鸿才就不会给自己妻子的名分和安稳，因而想到了借腹生子。身体，成了女性获取婚姻、决定其生活幸福的唯一筹码。于是，自私、作伪、尖刻、小心眼，这些通向最终“幸福”之路的小花招、小伎俩，都情有可原，忽略不计了。
伴随着男性社会将女性私有化和物化，他们对女性形体的审视亦有着严格的尺度。不知源于何时，贞洁和贞操观念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女性进入了一个更为严苛的生存环境。悲剧之悲还在于，贞操节烈观内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受虐的女子们无意中以男人的审视标准来苛求乃至责罚自己。同是《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作为现代职业女性，已然走出传统的“以身体悦人”的世俗陋见，坚执于女性个体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然而却沉于被姐夫祝鸿才施暴后的“不洁”之念不能自拔，强烈的“原罪意识”使她甘于一个人的孤独而拒绝深爱十八年的沈世均。顾曼桢的选择根植于思想深处的传统“贞操”观。女性身体的贞洁与否，不仅决定了她们能否嫁出去，还决定了出嫁之后是否幸福。无疑，较之古代女子，现代职业女性更为沉重的包袱来自传统积习下形成的既定思维方式与集体无意识。她们可以挣脱对于男人的依赖，也可以对沾染浊色的爱情说“不”，却无可拒绝传统的角色规范和无意识的男性审美标尺，这是顾曼桢人生困惑之症结。张爱玲的文字直抵女性生命历史中永恒的困惑和隐痛，标志着女作家张爱玲的清醒和冷静，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四、思想：无处安放的虚拟资本
现代婚姻观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情相悦，不排斥基于动物本能的一见钟情和视觉相吸。文明的发展又显示，人类及其社会生活并非以朝三暮四的平凡更迭为特质，而是在对过往历史进行概括总结中得以为续。换言之，理性与思想不仅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和动力，始于“身体相悦”的人类两性关系终究要上升到“以思想悦人”的理想高度，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说：“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科学与文明的常识是，身体的悦人，受制于时空，而思想能穿越时空呈现永恒的魅力。但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审视女性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界、不同的文化，曾呈现出惊人的一致：重身体，轻思想。当下流行世界各地的种种小姐选美大赛，将这个陈陈相袭的陋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而在中国这个古老的男权核心国度，身体（或曰形体）不仅成为男人考量女性的价值标准，还内化为女性自我审视的一种尺度。在现代科学文明之光普照的20世纪，“以思想悦人”对广大女性而言依旧遥不可及，身体（或曰形体）仍是男人乃至女人审视女性的唯一尺度，“思想”只是镜花水月。“思想何处安放”成了现代职业女性的又一现实难题。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地呈现了现代职业女性在自食其力、实现思想飞升之过程中遭遇的泥泞和尴尬。
《封锁》的象征意蕴曾被多层阐释，在笔者看来，它还是一个有关女性自我封锁的文本。女主角吴翠远的人生是现代职业女性思想无处安放的悲剧缩影。当年“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鼓励吴翠远用功读书，走职业女子的人生。吴翠远果然不负众望，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担任英语助教，“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实为不少人艳羡。然而吴翠远不快乐，她的家庭也不快乐，因为过了婚嫁年龄的吴翠远还没有结婚对象。显然，思想内涵的修炼并没给相貌平平的吴翠远增添更多嫁人的资本，相反岁月不饶人，“年轻”的“身体”资本早已“流失”。在通往婚姻的路途上，吴翠远还有多少竞争力？这使她的家人不仅忧心，而且后悔当初的“投资”失误。大学英语助教一职竟成了吴翠远和她家人思想上的一个禁忌，一个隐痛。在电车封锁的瞬间片刻，在与外界隔绝的狭小真空地带，吴翠远竟误入与一个已婚男人的调情，投入而专注，在此，富有喜剧色彩的传奇情节，直陈现代女性无处安放思想家园的焦灼和悲哀，直射女性的教养和内涵不过是现代社会男人们调节心绪的一贴药剂这一残酷事实。女性解放经济独立，喊了近三十年，而现实的常态下，谁欣赏一个女性的真学识和涵养？考量女性的标准依旧唯身体是问。吴翠远的人生遭际表明，现代女性生之难堪，不止无权的卑微，还有无根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迷茫。
五、结语
厚重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横亘于女性个体与社会舞台之中，而急剧动荡的现实、高压统治的威吓，犹如在与世隔绝的女性周边又增设一道“铁幕”，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女性生态的恶劣毋庸置疑；然而，在缝隙，在边地，在无数的社会震荡中，女性个体委屈而不失顽强地挺活过来，韧性（也是任性）地守住自己的方寸之地，印证了华夏女性传奇的生存历史和独特的思想智慧。张爱玲的华美创作，她创造的一个个“传奇”女性，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张爱玲是其中的“伟大者”，因为，她在探寻女性历史的苦难，更否定女性自身的积弱；揭示人性的阴暗，更张扬生存的自在和优美。时至今日，当下的女性，依然或困扰于家，或迷失于婚姻，或无知于自身，传统的复归携带着厚重的历史，不时变换姿态掣肘女性的成长，女性的未来之旅漫长而泥泞。是张爱玲的小说为她们揭开“铁幕”后的真实，促使她们了解过往，正视现实和自我，多少获得直面未来的勇气。可见女性读者尤喜张爱玲的文字，不无道理。
注释：
①于青.张爱玲传略[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431.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小江.家国女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常州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YN1045）。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家 婚姻 身体 精神家园
张爱玲及其文字对于世人的影响是深广的。在现代作家中，难有作家像她那样生前死后都被众多读者所激赏，上至庙堂书房，下至厅堂厨房，谈张爱玲其人，读张爱玲其书，学界冠之以雅俗共赏的美誉，张爱玲文字所蕴含的丰厚审美资源也不断地为文学史所挖掘。不争的事实是，无论给张爱玲安放多么绚丽的光环，也无论怎么提升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排名，乃至赋予她作品以最高的哲学范畴的阐释，张爱玲终究是身为女性的张爱玲，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土壤，且经历了他人不曾有过的人生体验。故，从女性的视角张望张爱玲的文字世界，述评作为女人的张爱玲，或许更能诠释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直抵其文学世界的灵魂。在笔者看来，张爱玲文字世界显眼的特质是：“显性”的“当下”叙述，“隐性”的历史反思，焦虑的未来预设。就张爱玲的女性叙事而言，她的小说世界几乎辐射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女性及其人生遭际，摹写了中国女性特有的生存空间，直抵女性隐秘的心理世界，在揭示中国女性生存智慧、探索女性独特的生存之道之时，表达出对中国女性未来的深层焦虑。
一、家：女性生命的野地
和多数现代经典作家不同，张爱玲避讳在小说世界里陈述自己及其家族旧事，哪怕是一点曲笔，唯有《小团圆》是个例外，故再三嘱托友人不要公之于众。但和许多女性书写者相似，她热衷于写家庭、写婚姻、写女性，敏于家庭人伦关系的细微体察，长于社会过渡时期女性生命悲歌的铺叙，意欲挣脱性别意识而最终落入女性身份的无意认同。原本，人世间就没有脱离具体性别的抽象之“人”。张爱玲小说的男女关系叙事带来的现时效应如史学所言，给高压下讨生活的奴隶们以一丝新鲜的气息。“后孤岛”时期，“夹缝”中的人，政治信仰自然无从言说，饮食男女之外依旧是饮食男女，且食色，性也，无所谓高尚与低俗，这也是张爱玲创作穿越时空至今无论两岸三地仍有“余热”的一个原因。文学是人学，文学关注的不该仅仅是男人，也不该仅仅是社会大舞台上戴着面具的抽象人。外在的社会涉世和人际交往磨砺了一个人的成长，而家，是每个人还原现身的场所，是原始本能和生命激情自然绽放的野地。在“家”的小舞台上，女人永远是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在场者”——确切言之——“缺席的在场者”，在失语无声中惨淡经营毕生的宏业——婚姻与家庭。张爱玲远远眺望着这个人生的小舞台，清醒、冷静而又娓娓动听地讲述着“铁幕”遮蔽了的各种家庭，家里男男女女的悲欢哀乐。他们纠结于“家”，渴望婚姻、家庭与安稳，又惶恐家的变动，畏惧家的羁绊，始终难以逾越“家”之“围城”。与其说张爱玲的小说是特定时代沪港两地的社会镜像，不如说更是家庭的镜像，人心的镜像，人性的镜像。
张爱玲的叙述重心集中于女性角色，一个个在家的舞台上纵情现形、现身的女人。外面的风云际会、沧海桑田，与她们是不搭边的。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几乎见识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女性。她们中有作为男人私有财产生死由他的古代女子，如虞姬；有作为劳动力使唤的无关性别的乡村女子，如禄兴娘子，伴随着家庭关系中核心人物男人的死亡（或即将死亡），她们的生命也预告终结。其中，最为张爱玲所熟道的，多数还是现代家庭的女性市民，从葛薇龙、白流苏、曹七巧、王娇蕊到吴翠远、顾曼桢……张爱玲用一个个文学叙事演绎着在家的舞台上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女人与自身的种种纠结。原本早已淡出男权社会视野的女性，在边地，在后院，在家中，尽情极致地展露着她们原本柔弱的体质和智识，变幻着女性生命特有的千娇百媚和万种风情，演绎着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生命肉身的强大原始力，向世界无声宣告了女性并不逊于男人的思想智慧和生存智慧。家（园），是女性生命的始发地，也是女性生命的终结地，是她们人生过场的舞台，更是她们存在意义的见证地和生存智慧的秀台。家国女人，谁能替代女性之于人类物种续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独特意义呢？尽管她们一直处在男权社会的边缘。而缺失女性的家园终将荒芜废弃。
史实是，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亡国之人又何以为家？改道香港的求学，被迫辍学，之后卖文，接二连三，国破家亡于张爱玲是感性的，具体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她对变故充满神经质般的敏感和惶恐，还根植于童年时代的“失家”情结，成名后的声明——“离婚后的小孩子也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痛苦”（《苏青、张爱玲对谈录》），彰显了父母婚变引发的心理失落远大于对国破家亡的惶惶不安。对于家国，张爱玲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体认。她的小说聚焦于家，聚光于家中的女人，叙述她们在寸尺之间安于俗世的人生体验和争斗；独特的叙述题材折射了作家对于曾经失缺的物质家园别样的情愫，更能唤起异族高压统治下的国人对于家园的温暖缅想。
二、婚姻：女性生存的转机
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们是熟悉的：“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爱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①无疑，这位看众的眼光深邃而高明。张爱玲寻求家园的温暖和亮色，但更坚执于人性中恶之花的剔除。
当物质的家园专属于男人演变为一种社会积习，女性成了过客，变为客串，“蜗居”于家的女性，其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仅是为男权社会传宗接代，续延香火，成了事实上的“男性用品”，而婚姻（或曰嫁人）是实现她们“器具”功能的唯一合法通道。无疑，婚姻在实现男权社会目的同时，也无意中给女性自身带来些微副产品，譬如一定程度的经济权和暂时的某种安稳。女人们似乎洞悉了其中的奥秘——嫁人可能带来生存的转折，于是，自愿抑或不情愿地走上嫁人之路。这才是悲剧的真正开始，它使女性不仅把命运之类的大事托付给男人，滋生了自身的惰性，而且用男权社会的价值水准衡量一切，包括对女性自身的评判，从而导致事实上女性群体的消亡。不争的事实是，较之西方社会，中国女性最大的人生焦虑便是“失嫁”。即便时代的车轮跨入21世纪的后现代社会，“失嫁”依然是大多数中国女性的一道“心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之说及“剩女”之名的流行，不仅折射了当今社会性别歧视的犹存，更折射出传统世俗婚姻观的剧毒余威之犹在。20世纪初现代文明的破冰而进，催生了中国女性“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然而，在“个性解放”和贤妻良母的双重拉扯撕裂中，中国女性的人生遭际较之此前更为险恶和崎岖，因而也更为苦痛。张爱玲的母亲，张爱玲的姑母，即是例证。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凡俗女子如何一边苦心索求婚姻，一边苦索人身独立和自由而落进鱼与熊掌皆失的泥沼。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看来，簪缨望族之家的姨奶奶生活毕竟强过小小麻油店的起早贪黑，嫁了人意味着挣脱了兄嫂的摆布。于是，七巧决然地把命运交给一个残疾的公子，不曾料想要承受外在物质和内在情欲的双重诱惑。两者的厮杀搏击使可怜的曹七巧由一个常人一头困兽变成一个变态狂一个恶魔。《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比曹七巧幸运一点，应该属于“晚生代”，经历过欧风美雨的吹拂，但旧式家庭也没有教会她谋生的技能，她的家庭和族人都把厚望寄予她的婚姻。初婚失败之后，她不得不疲奔于港沪两地，为嫁一个风流的华侨商人，最后果真成了“名正言顺的妻”荣归故里，“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显然，长篇《半生缘》中顾曼璐的婚姻更具有典型性。曼璐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尊严还搭进亲妹子来渴求和一个投机商的稳定婚姻……女人们为钱为粮为生计而搏击着，物质的安稳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殊不知更大的陷阱在等待她们，为之付出的不仅仅是青春、容颜和时间，更是人性的不归路。透过这些深陷婚姻沼泽的女性的挣扎、堕落及其不可理喻，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女性向来依附男性的屈辱生存境遇，而且直面于历史的陈陈相袭中女性人性的扭曲这一残酷史实。 三、身体：女性婚姻的基石
从生物学角度，身体器官是动物个体完成生殖功能的物质基础，每一物种的身体，事实上都先天具有“器具”的功能。显然，唯有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自身身体的开掘和认识是其他物种所无法企及的，“身体”也从单纯的生殖意义上升到社会的文化审美层面，尤其是进入男权中心社会以来，又演变为仅对女性身体的单向审察。女性身体的“器具”功能及其带来的感官效应和文化意蕴，被男权中心社会无限制地扩大想象，并且为女性自身所体悟，所利用，沾沾自喜，陈陈相袭，女性落入生命的悲剧而毫不自知。在《谈女人》一文的结尾，张爱玲如是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在小说世界，张爱玲用文字生动还原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她们如何借用身体这唯一的本钱谋生的触目惊心的史实。
当时受傅雷先生微词瞬即被“腰斩”的《连环套》，“内容的贫乏”被视为“主要弊病”。而笔者以为，倘若从女性读者的心理解读，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它的力度就在于揭示男权社会的欲望——对女性身体的贪欲，以及所造就的女性的放荡和无所顾忌，所以，这与雅赫雅“他是殖民地种族”和霓喜“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没有深度的关联。“富商”身份的雅赫雅，看中的是霓喜青春四射的丰腴肉躯；作为中国女性的霓喜，无论亲生还是养女，看到的仅是雅赫雅背后的财富，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再三以丰腴的躯体为成本一次次争取一个妻子的名分。显然，霓喜一次比一次怯场，一次比一次心虚，结局必然是一次不如一次，因为身与色经不起时间的蚕食和鲸吞。曹七巧对于大户的姜家而言，唯一入眼的又何尝不是她健康的女性体魄？七巧借用“身体”的资本，为姜家留了一儿一女而成功“晋级”为正牌少奶奶。在《半生缘》中，顾曼璐对自己的身体心知肚明，以前做舞女，早已掏空身体的本钱，现在身体垮了，祝鸿才就不会给自己妻子的名分和安稳，因而想到了借腹生子。身体，成了女性获取婚姻、决定其生活幸福的唯一筹码。于是，自私、作伪、尖刻、小心眼，这些通向最终“幸福”之路的小花招、小伎俩，都情有可原，忽略不计了。
伴随着男性社会将女性私有化和物化，他们对女性形体的审视亦有着严格的尺度。不知源于何时，贞洁和贞操观念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女性进入了一个更为严苛的生存环境。悲剧之悲还在于，贞操节烈观内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受虐的女子们无意中以男人的审视标准来苛求乃至责罚自己。同是《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作为现代职业女性，已然走出传统的“以身体悦人”的世俗陋见，坚执于女性个体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然而却沉于被姐夫祝鸿才施暴后的“不洁”之念不能自拔，强烈的“原罪意识”使她甘于一个人的孤独而拒绝深爱十八年的沈世均。顾曼桢的选择根植于思想深处的传统“贞操”观。女性身体的贞洁与否，不仅决定了她们能否嫁出去，还决定了出嫁之后是否幸福。无疑，较之古代女子，现代职业女性更为沉重的包袱来自传统积习下形成的既定思维方式与集体无意识。她们可以挣脱对于男人的依赖，也可以对沾染浊色的爱情说“不”，却无可拒绝传统的角色规范和无意识的男性审美标尺，这是顾曼桢人生困惑之症结。张爱玲的文字直抵女性生命历史中永恒的困惑和隐痛，标志着女作家张爱玲的清醒和冷静，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四、思想：无处安放的虚拟资本
现代婚姻观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情相悦，不排斥基于动物本能的一见钟情和视觉相吸。文明的发展又显示，人类及其社会生活并非以朝三暮四的平凡更迭为特质，而是在对过往历史进行概括总结中得以为续。换言之，理性与思想不仅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和动力，始于“身体相悦”的人类两性关系终究要上升到“以思想悦人”的理想高度，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说：“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科学与文明的常识是，身体的悦人，受制于时空，而思想能穿越时空呈现永恒的魅力。但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审视女性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界、不同的文化，曾呈现出惊人的一致：重身体，轻思想。当下流行世界各地的种种小姐选美大赛，将这个陈陈相袭的陋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而在中国这个古老的男权核心国度，身体（或曰形体）不仅成为男人考量女性的价值标准，还内化为女性自我审视的一种尺度。在现代科学文明之光普照的20世纪，“以思想悦人”对广大女性而言依旧遥不可及，身体（或曰形体）仍是男人乃至女人审视女性的唯一尺度，“思想”只是镜花水月。“思想何处安放”成了现代职业女性的又一现实难题。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地呈现了现代职业女性在自食其力、实现思想飞升之过程中遭遇的泥泞和尴尬。
《封锁》的象征意蕴曾被多层阐释，在笔者看来，它还是一个有关女性自我封锁的文本。女主角吴翠远的人生是现代职业女性思想无处安放的悲剧缩影。当年“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鼓励吴翠远用功读书，走职业女子的人生。吴翠远果然不负众望，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担任英语助教，“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实为不少人艳羡。然而吴翠远不快乐，她的家庭也不快乐，因为过了婚嫁年龄的吴翠远还没有结婚对象。显然，思想内涵的修炼并没给相貌平平的吴翠远增添更多嫁人的资本，相反岁月不饶人，“年轻”的“身体”资本早已“流失”。在通往婚姻的路途上，吴翠远还有多少竞争力？这使她的家人不仅忧心，而且后悔当初的“投资”失误。大学英语助教一职竟成了吴翠远和她家人思想上的一个禁忌，一个隐痛。在电车封锁的瞬间片刻，在与外界隔绝的狭小真空地带，吴翠远竟误入与一个已婚男人的调情，投入而专注，在此，富有喜剧色彩的传奇情节，直陈现代女性无处安放思想家园的焦灼和悲哀，直射女性的教养和内涵不过是现代社会男人们调节心绪的一贴药剂这一残酷事实。女性解放经济独立，喊了近三十年，而现实的常态下，谁欣赏一个女性的真学识和涵养？考量女性的标准依旧唯身体是问。吴翠远的人生遭际表明，现代女性生之难堪，不止无权的卑微，还有无根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迷茫。
五、结语
厚重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横亘于女性个体与社会舞台之中，而急剧动荡的现实、高压统治的威吓，犹如在与世隔绝的女性周边又增设一道“铁幕”，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女性生态的恶劣毋庸置疑；然而，在缝隙，在边地，在无数的社会震荡中，女性个体委屈而不失顽强地挺活过来，韧性（也是任性）地守住自己的方寸之地，印证了华夏女性传奇的生存历史和独特的思想智慧。张爱玲的华美创作，她创造的一个个“传奇”女性，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张爱玲是其中的“伟大者”，因为，她在探寻女性历史的苦难，更否定女性自身的积弱；揭示人性的阴暗，更张扬生存的自在和优美。时至今日，当下的女性，依然或困扰于家，或迷失于婚姻，或无知于自身，传统的复归携带着厚重的历史，不时变换姿态掣肘女性的成长，女性的未来之旅漫长而泥泞。是张爱玲的小说为她们揭开“铁幕”后的真实，促使她们了解过往，正视现实和自我，多少获得直面未来的勇气。可见女性读者尤喜张爱玲的文字，不无道理。
注释：
①于青.张爱玲传略[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431.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小江.家国女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常州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YN1045）。